【方文】原道之路——学习陈元晖先生著作的的一点体会

有限的肉体终会消逝，但智慧之树常青。在半个多世纪不倦追索过程中，陈元晖先生(1913—1995)自觉地实践作为学者的人文理想，以其文章道德为表率，超越了有限的生命，而融入奔腾不竭的智慧之流。

一、先生学术个性的形塑：渊博的“杂家”

陈元晖先生，中国现代心理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1]。先生出生成长于现代中国社会动荡最为剧烈的历史情境中。抗击诸多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以拯救民族危亡，争取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以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及富强，构成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总体脉络。因此，先生作为学者，与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其他中国学者具有共同的特征：个人的生活史与激烈变剧的中国社会结构及社会形势的动荡历史交相互动。有理由认为这批学者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中一个独特的但被知识社会学研究忽视的群体，宏大的社会环境运动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烙上深刻的印迹，他们每个人都必须自觉不自觉地在民族救亡及党派争斗之间进行痛苦的理智抉择。其结果，这批学者可以纳入三类范畴：同情或支持国民党的学者；同情或支持共产党的学者；对党派斗争失望而终于放弃政治选择的“遁世学者”——即使是后者，他也必须在民族救亡面前表征自己的民族气节。

对于政治选择，在和平环境下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能采纳更为客观的甚至不带有价值判断色彩的观照方式。但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每种选择都是一种郑重的承诺，它蕴含着崇高的使命及献身精神。先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郑重地选择了人生的方向，开始了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的生活道路。1936年，先生以福建省高中会考状元身份进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心理系。先生刻苦攻读，博览群学，认同真理，1938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1939年先生担任了中央大学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并被推举为中央大学学生会会长。先生非凡的才智及组织能力开始展现出来。但在做完毕业论文“知觉单元形成之条件”，准备毕业前夕，由于学生复兴社告密，组织通知先生紧急撤退。先生于翌日即取道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换上军装，以文书身份奔赴延安，从而开始了革命的职业生涯。但先生始终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位学者，热衷教育事业，立志以科学真理唤醒民众，求民族之振兴，国家之富强。在延安，先生任《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研究员；解放后，先生先后在东北两所大学任教育系主任，亲办实验小学及实验中学，尝试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为中国教育开辟一条路。1954年，先生进京参加筹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并任研究员，专注于教育科学理论的研究；64年又转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进所后受命两次参加四清；接着是十年文革，研究工作受挫。但先生在逆境中仍奋力读书，酝酿写作计划。1982离休后，先生先后指导过三届三名博士研究生，现在知名的理论社会学家苏国勋先生就是先生的开门弟子。先生还热心社会活动，长时间参加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教育学会的领导工作，尤其十年动乱之后，先生为中国教育学会的恢复和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的创建更是不遗余力。

政治上的郑重选择使先生走了“红色学者”的道路，但学者心智成熟的塑造更多的是个体人格发展的结果。我们因此可以发现社会背景与个体人格之间深刻的互动过程。先生在大学时代，虽主修心理学，但选修了康德哲学、佛教哲学、英语、德语及俄语等多门课程，成绩优秀；其中由李证钢先生主授的《佛教哲学》，先生曾获满分。这些都表明了一个才资非凡的青年学子广博的求知兴趣及学习能力。

从上述先生的个人生活史中，我们可以追踪几条重要的史实：会考状元，广泛的学习领域，参加共产党、多所教育机构及哲学研究机构的任职经历，积极的社会活动，这些对于理解先生学术个性的形塑具有重要的启示。可以说，先生超越了诸多学科之间的界限，从心理学背景进入教育学，由教育学而进入哲学，最终融会贯通，终成渊博的“杂家”(先生自谦语)，在三个领域中都留下丰厚的遗产。

二、先生的知识谱系发生：自我教育

先生没有获得过任何学位，甚至连大学文凭也没有拿到。非凡的才智及不竭的求知欲让先生走上了卓有成效的自我教育之路，自我教育是先生全部学术品格生长的基点。自我教育之于先生，其重要性在几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先生治学没有门墙之见、宗派之争。随着兴趣的引导及不断自我超越的渴望的推动，先生终身都在广泛地吸纳各门学科的营养，博采众家之长。在进入古稀之年，先生还在不断地研究系统论、混沌论、突变论等，尝试将这些方法注入教育学及心理学的研究中。

第二，先生酷爱书籍，尊重其所蕴含的智慧活动。先生并不是藏书家，但家中到处堆满了书，几乎构成一个小型图书馆。先生读书总留下阅读的时间，每有心得便随手摘记下来，这已成为先生的习惯。进入耄耋之年，先生考虑到身后之事，曾多方联络，拟将自己的藏书同另两位知名扭授的藏书集中起来，创办一所私人图书馆。先生一生受惠于书者良多，也愿以他唯一的遗产——一屋藏书再惠后人。惜此创举尚未实现，先生竟一病不起，溘然长逝。先生终身的乐趣在于读书，可以说书籍和空气一样陪伴先生一生。

第三，先生自己好学，对好学的后辈也总是予以宽厚的帮助及指点，没有任何学阀之气。我在撰写博士论文过程中，有些观点与先生相左，先生总是宽厚地教导我不要有任何顾虑，用自己的思路把道理讲清，帮我建立起理智上的信心及勇气。

在先生借助自我教育而建立起的知识谱系中，我们可以采用发生学的方法，勾勒出三类重要因子。最先进入先生心智结构的应是国学。尽管先生进的是新式学堂，没有念过私塾，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知识及修养是通过濡化过程而内化的。五四运动后“德先生”及“赛先生”的引进实质上使西洋文化与传统文化处于共生的氛围中。因此中国传统典籍仍为先生所熟悉，构成先生以后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二个进入先生知识谱系的是唯物辩证法。现在我们无法确切地重构先生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的心态，也无法确知是其理论逻辑的力量，还是革命色彩吸引了先生。但结果是先生郑重地加入了共产党，并且辩证法作为理论思维的准则浸透在先生的所有著作中。

先生于1939年在中央大学选修了方东美先生主授的康德哲学。于是，另一种视界、另一种智慧传统在先生面前展现了。如果说辩证唯物论在先生心智中注入了辩证分析的因子，那么康德的批判哲学则使先生洞悉了经验论及独断论的缺陷。批判理性的深刻性使先生终身都在和经验论做理智上的斗争。

思想史的任何研究都带有武断的性质。重构一个学者的理智发展往往有削足适履之虞。因此上述讨论是尝试性的，它远远不能代替对先生著作的细致研究。

三、先生的教育学及哲学思想举要

教育学是先生一生研究的重点，用力最多，论著亦最为丰富。主要代表作有《实用主义教育学批判》(1956)，《教学法原理》(1957)，《中国古代书院制度~(1981)，《中国现代教育史》(1981)，以及长篇论文《中国教育学七十年》(1991)。此外还有一系列重要的专题论文[以上论文著作均收入《陈元晖文集》上卷及中卷][2]。

对先生来说，“教育学不是记问之学，而是使人聪明之学”[参见《文集》上卷，第479页]。先生毕生关心的主题就是如何提升教育学这门“使人聪明之学”的学科发展水平，从而有助于传统精华的传承，文化新质的创造及民众素养的提高。先生是从三个方面来完成这个宏大任务的。第一，对西方教育思潮尤其是影响最为巨大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进行评价，揭露其经验主义的缺陷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教育的虚伪性。先生还细致分析了种种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影响的现代中国教育运动，如晏阳初先生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平民教育运动”、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运动”以及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运动”的历史意义及局限[参见《中国现代教育史》，《文集》上卷；《实用主义教育学批判》，《文集》中卷]。文中虽然有时带有那个时代特有意识形态的印记，但透过这层迷雾，先生对实用主义教育观的两大法宝“从做中学”以及“儿童中心”的批判在今天仍有警世的意义。

第二，挖掘中国古代丰富的教育遗产。《中国古代书院制度》是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开拓工作。而《孔子教育思想研究》的系列论文[参见《文集》上卷]以及先生生前没有来得及写完的“《学记》的教育思想研究”使先生意识到中国古代丰富的教育遗产在构建“新教育学”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努力吸收借鉴其它学科的观念及方法，以丰富教育学自身的营养。先生呼吁教育学者不应坐井观天，应向心理学、思维科学、系统论等学科学习，以超越目前教育学的危机[参看《文集》上卷]。

在《中国教育学七十年》这篇长达七万字的论文[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5期，双月刊]中，先生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教育学七十年的历程进行了一次冷静而客观的整体检讨。先生认为从唯理论到经验论，从苏联教育学的引进及传播到文革后西方教育思潮的引进，中国教育学实质上变成了国外种种思潮及概念的试验场，丧失了自身应该固有的品格。先生告诫教育学者应从自足的梦中醒来，意识到自身的危机及责任，为构建能“出口”的“新教育学”而努力。先生这篇长文被认为是教育学今后良好发展的新起点。

先生对于教育理论的整体思考所秉承的思想武器是用辩证法来反对教条主义及形而上学，用批判理性来反对经验论及独断论。因为，对先生来说，哲学和教育学并不是两个不同的行当，它们是“同行”。先生认为教育学如果不同哲学结合，就会丧失理论基础，而缺乏理

论基础的学科就不成其为科学。先生推崇巴尔扎克所说的“要象莫里哀那样，先成为深刻的哲学家，再写喜剧”，主张“要先成为深刻的哲学家再写教育学”[《文集》上卷，序言，第3页]。因此先生研究哲学是想“为教育学寻找一朵彩云，把它托上天去”(同上，第4页)。

先生的哲学研究重点在于对西方种种经验主义思潮如马赫主义、实证主义及实用主义进行学理上的批判。这种批判一方面运用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所采用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又浸透着康德的批判理性精神。先生对康德哲学兴趣颇浓，研究精心，1981年曾作为特邀学者参加西德美茵市第五届国际康德哲学大会，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1982年先生构思已久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著《论康德的时空观》也终于问世。

中国丰富的哲学遗产也构成先生关注的另一焦点。其代表作《论王国维》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评价了王国维的学术思想，分析了王国维自杀的内在原因，推动了王国维研究的发展。

四、行政管理的心理学思想

心理学在先生的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先生接受的是规范的心理学训练，但先生的工作环境缺乏实验室这一类实证研究条件，因此先生在心理学方面著作最少。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先生忽视心理学。在先生的知识体系中，作为整体的心理科学和哲学构成教育学赖以健康发展的两大支柱，心理学每一次进步都会给教育学以新的启示。可以把先生的心理学研究分成三类。第一，有关心理学的方法学，著有《心理学的方法学》(1960)一文；第二，有关西方心理学思想的评价及其在中国心理学重建中的地位问题，代表作有《论冯特》(1979)，以及论文《皮亚杰论儿童的逻辑思维》(1960)；第三，有关社会心理学的问题，著有论文《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学》(1964)，《论濡化》(1990)，(以上论著均收入《文集》下卷)。

必须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才能认识和理解先生心理学著作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1958年，中国心理学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大论争。随着论争的继续，学术争论蜕变为意识形态的争斗，其结果，作为科学的心理学在文革期间从中国学术舞台上消失。这场论争的主题是如何评价所谓的阶级分析法在心理学方法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如何评价西方资产阶级心理学遗产。由于当时极左的政治气候，一些心理学工作者极力主张人类心理隶属于阶级意识，因此所有“科学”的方法如实验法、数学法应一概摒弃，唯一可采用的只有阶级法；而西方心理学是资产阶级学者借以美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其流毒应彻底清除。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先生以一个正直学者的勇气发表长文《心理学的方法学》(1960)。先生虽然严历批评了西方某些心理学家如勒温、赫尔有把实验法及数学法变成方法游戏的危险，但先生更为严正地肯定实验法及数学法乃是科学心理家赖以健康发展的有力工具。先生策略性地重申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法——在当时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心理学研究法，正是冯特所开创的实验传统中的一种。人类共同的心理规律的存在使先生明确地指出阶级分析法在心理学方法体系中的狭隘性及武断性。随后，先生在1963年又发表长文《皮亚杰论儿童的逻辑思维》，公正地评价了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对于儿童心理学的卓越贡献，以及皮亚杰把数理逻辑移植到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这篇论文也是我国心理学家研究皮亚杰的最早文献之一。在阶级分析成为正统观念，主宰心理学界的思想及研究的时候，先生微弱的但理智而公正的声音在疯狂的年代里严正地表达了一个学者的学术勇气及学术尊严。

1979年，在心理学诞生100周年之际，先生出版了文革后我国心理学界第一本专著《论冯特》。在这本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著作中，先生概要回顾了西方心理学诸多流派的嬗变，公正地评价了哲学上的马赫主义者冯特在科学的心理学历史中的地位，并把冯特的生理学方法，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法及皮亚杰的数理逻辑法作为心理学百年历程中三次重大的突破。先生的这本著作可以看成是中国心理学界思想解放运动的良好起点。教条主义及独断论的迷雾，渐渐消失了，真理之光逐渐恢复了原有的灿烂，中国心理学踏上了复兴之路。

随着心理学及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地位的恢复，社会心理学的重建工作亦被提上议事日程。先生和吴江霖先生、林传鼎先生、沈德灿先生等著名学者一道为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的建立及其学术刊物《社会心理研究》的出版亦作出了重要贡献。先生被推举为首届中国社会

心理学会会长及杂志主编，之后被聘为名誉会长及名誉主编。

在学会的组织工作之外，先生还在理论研究方面进行诸多探索。先生在《论濡化》这篇重要论文中，呼吁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应该汲取多学科的营养，努力尝试把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及方法借用过来，以丰富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品格。先生还主张挖掘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冯特的《民族心理学》中所蕴含的社会心理学遗产。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结语

现在我们还很难度量先生持久的理论贡献和深刻影响。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真实的影响和应该具有的影响——这一点与中国学界的学风密切相关。中国学界缺乏应有的学术积累的经验及热情已经引发更多学人的批评及关注。中国学者可以“自然地向西方学者、向苏联学者学习”，甚至一本三流的西方或苏联的教科书竟可以变成我们学界几代人的“圣经”或营养之源，而自身民族具有优秀品格的精深著作很少能引发更多学子抛开功利目的去研究、吸收及继承。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也正在改变。我有理由坚信，随着中国学界自身学术个性及自尊的确立，学术规范化的建构，先生所秉承的智慧求索之道，以及蕴含在先生著作中超时代的睿智，以及先生的道德风范，会发生愈来愈有益的影响[3]。

全面公正地研究评价先生的精神遗产是我所不能及的，也不是拙文所能涵盖的。拙文只是学习性的体会。惟愿拙文的粗陋、错误甚至无知能受先生在天之灵的谅解，也惟愿这种粗陋能引发更多的研究和批判热情。

最后请允许能借用诗人公木先生为先生撰写的挽诗，缅怀先生，作为拙文的结语：

生得其所久，死而不亡寿，薪厌火也传，光前复耀后。

 

 

(原载《学问人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