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申】置身学术深流的学者
任继愈（1916.4.15—2009.7.11），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1978年以来，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他一生勤奋治学，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他提倡沉潜笃实的学风，主张在学术上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凤毛麟角”；他撰写与主编的多种著作多次再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其中《中国哲学史》四卷本长期作为大学教材，获国家教育部特等奖；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总体认识和定位，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理论贡献，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为了民族的文化振兴，他以整理传统文化资料为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先后组织领导乃至亲自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多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他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获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国家图书奖荣誉奖；他还致力于推动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创办了《世界宗教研究》、《科学与无神论》等杂志，在提倡学术研究、宣传科学世界观、弘扬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李申】置身学术深流的学者
先生的青少年时代，是个满目疮痍、遍地烽火的时代。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先到湖南，后到云南。先生选择步行，从长沙走到昆明。农村的破败和农民的贫困，促使先生以沉重的心情选择了中国哲学这个专业。他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文化，而应是活着的文化。但是需要清理，不能以回到孔子为目标。全国解放以后，先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一条清理中国传统文化最有效、最正确的思想道路。在那一代学者中间，先生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最优秀的代表，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教材，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数十年间，一版再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新中国学人。
先生认为，哲学史是人类的认识史，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而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的过程。文化大革命甫结束，先生就开始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力求真实地再现中华民族认识发展的进程。在准备这部著作的时候，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个新的、划时代的发现，那就是：中国古代不是无宗教国家，儒教就是我们的国教。而作出这个发现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是他对于宗教学的研究。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二千年的历史，但是在先生步入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时代，佛教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基本上是两个不相干的领域。然而先生认为，佛教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清理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包括对佛教思想的清理。1955年至1962年，先生陆续发表《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论文，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又陆续增补，不断再版。该论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分析中国佛教思想，其视界的广阔，分析的深入，不仅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也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该论集不仅开创了中国佛教研究的新方向，也开辟了中国一般宗教学研究的新方向，而先生也因此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奠基者。
由
宗教学研究使先生看到，梁启超、陈独秀以来学术界普遍相信的“儒教不是宗教”的说法是错误的。1978年年底，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先生提出了“儒教是教说” 。1979年春，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先生又重申儒教是教说。指出中华民族不是个无宗教的民族，中国文化也不是无宗教的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西亚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等世界其它民族的古代文化一样，同样是一种宗教文化。先生陆续发表了《儒家和儒教》、《论儒教的形成》、《儒教的再评价》、《朱熹与宗教》等一系列论文，论述儒教的性质和教义、发生和发展，阐明儒教的神灵系统和组织结构，完成了“儒教是教说”的理论创造。
儒教是教说的提出，不仅关系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总体认识和定位，关系着应该如何清理这份丰富遗产，也关系着宗教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民族，在自然发展的情况下，可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成为一个无宗教的民族？是不是只有像基督教那样的信仰模式和结构状况才是宗教？
儒教是教说在中国学术界造成了巨大的震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学术界全部是反对的声音，先生坚持着他的主张；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支持者不超过5个人，先生仍然坚持着他的学术主张。随着宗教学研究的深入，近十年来，学术界逐步理解了儒教是教说，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儒教是教说。以儒教是教说为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理和继承将会有一个新的角度，新的面貌。
宗教学研究在我国，是个重要的学术领域，也是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文化大革命中，先生作为全国唯一的宗教研究机构的创办者和负责人，也被排斥于研究所领导事务之外，正常的学术研究无法进行。作为极左思潮的一部分，当时有人提出要消灭宗教。许多宗教设施被拆毁，宗教人士被迫还俗。先生清楚地知道这是在“为神效劳”，但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这种为神效劳的后果，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很快显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有神论有人讲，无神论无人讲”的状况，甚至许多学者也以远离“无神论”三个字为高，然而先生仍然坚持着他的学术立场。一有机会，他就告诫学术界从事宗教研究的学者以及相关人士：学术界的宗教学研究者不可相信宗教。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世界宗教研究所先后成立了“中国宗教学学会”和“中国无神论学会”，先生同时兼任两个学会的会长（理事长）。如今中国宗教学学会已经更名“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也已经换了数届，但中国无神论学会的理事长仍由先生担任。在先生的推动下，创办了建国以来唯一一份以宣传无神论为目的的《科学无神论》杂志，出版了一系列宣传科学无神论的著作。中国无神论学会在宣传科学世界观、健全民族精神、抵制形形色色的鬼神迷信方面，正发挥着自己可能起到的作用。
多年的深入研究使先生看到，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当前的学者们在哲学方面不可能有大的建树。为以后的文化高潮作资料方面的准备，应该成为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内目前健在学者的工作重点。为此，他在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期间，提出了“准备资料、培养人才”的八字方针。这些年来，他更是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为后人准备资料的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先是组织人力，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编纂、出版了一亿余字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如今又开始编纂预计2.6亿字的《中华大藏经下编（汉文部分）》。同时他还主编规模达150卷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担任规模达7-8亿字的《中华大典》的总主编。为了编纂这些资料性书籍，他中断了自己原来的许多研究计划。在《中华大典》的编纂中，他还亲自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如今《哲学典》已经编纂完毕，正式出版；《宗教典》已经启动，预计4-5年完成。
运用马克思主义清理中国古代哲学，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提出儒教是教说，主持大规模的资料准备工作，每一方面的成就都足以使先生成为一流学者，然而这几方面加在一起，也没有使先生就此止步。目前，他正以九十余岁高龄在第一线主持着《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下编（汉文部分）》等大型的资料整理工程。
先生为学严谨，为人高尚。数十年为学的经历，使他形成一条规范：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说自己没有想通的话；数十年人生途程中的风雨，使他坚持一个原则：在无法讲话的时候可以不讲，但决不乱讲。他把传统贤人的清高转化为新时代的清廉和简朴，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无论做人还是为学，他都是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不是随风摇摆的花草。他属于中国学术发展之河的深流，不属于表面飞溅的浪花和光怪陆离的泡沫。中国学术的独立和发展，中华民族的自强和振兴，需要这样的人，需要这样的学者。
（原载《中国文化报》
任继愈的学术贡献
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他最初相信儒家。解放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正确总结中华民族的这份遗产。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七十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魏晋”阶段，由于该时期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他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而他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毛泽东评价他的研究是“凤毛麟角”。因为他在佛教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1964年，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他在继《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儒教是教说提出之后，十多年中，几乎无一人响应，但是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学术观点。这些年来，儒教是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赞同。
（《光明日报》
(原载《学问人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