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继文】漫谈任继愈先生的治学之道

任继愈先生的学术一生，就其工作的单位言，可以分三个时期：在北京大学（前西南联大）哲学系任教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期，在国家图书馆（前北京图书馆）馆长期；就其学科的范围言，终身没有离开哲学，侧重点则在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和中国佛教史。他在这些学科领域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可以说前无古人，而他开启的方向，则前途无量。他结合自己的工作任务和学科研究，对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以及工具书的编綦也获得了卓越的成就，其主编的汉文《中华大藏经》和《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就是知名的代表。

我作为任先生的学生，和它交往有半个多世纪，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回忆，而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治学上一贯坚持而不随时动摇的理念。从旧中国大学走过来，在新中国成长为学术栋梁；从黑暗如盘、疾风骤雨，到春光明媚、马蹄得意，不论顺逆荣辱，他的爱国热情和对人民的责任心从未泯灭，这种热情和责任心渗透在他的教学和研究的字字句句中，体现为他治学的基本理念而一以贯之。

一

任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从哲学史进入佛学史，而后是二史并重开拓起来的。他师从的是汤用彤先生。汤先生的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早由商务印书馆于1938年在长沙出版；解放后，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据汤先生为1962年版作的《重印再版小记》中说，解放后重印，“当时我正患重病，赖任继愈同志在个别文字上作了修改并删去原跋，另作重印后记”。到1981年中华书局再次再版，上述之《跋》、《重印后记》与《重印再版小记》均保留了下来，其编辑部所作的《再版后记》中则特别提到“汤一介同志校改了旧版中的个别错字”。就是说，《重印后记》是任先生起草，得到汤先生认可，直到1981年再版经汤一介先生校改也没有变动。

那么，38年的《跋》写了些什么，为什么到55年再版汤先生要把它删去，另让任继愈起草《重印后记》？这原因得先看原文。原《跋》中说：

“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

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

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发挥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

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

糟粕而已。”

这段话指出，谈论“中国佛教史”有两个前提：佛法之作为“宗教”，必须有“同情之默应”，作为“哲学”必须具“心性之体会”；离开同情默应、心性体会，仅凭搜讨陈迹、文字考证，所获者只能是糟粕而不能得其真。但是，我们通读《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卷，汤先生着重的是“史”，搜讨的无非陈迹，所作的全是文字考证，以至把“莫须有之史实”还原为历史的真相，所以读者看到的是客观而信实，从中显出了“史”的变迁轨迹。这部著作经80多年而不衰，其价值就在这里。汤先生把自己的此作评之为不得其真的糟粕，当是相对于佛法之宗教和哲学的研究者与实践者的一种谦虚——特别像谭嗣同那样的维新志士、章太炎那样的革命评论家。用这些先人的作为贬斥佛教的历史考察，显然不妥，这可能是任先生主张删去原跋的原因。

说汤先生的这部著作是“史”，是因为它甚少涉及佛法之“宗教”和“哲学”领域。问题是，研究宗教情绪是否必须有同情心并与之默应，研究佛教哲学必须具备心性之体会，从而把同情和体会当作科学研究的条件？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和戏剧表演不同，它不可以参与主观感情的成分，而需要客观和理性。客观则要求摆脱主观成见，如实反映现实，达到规律性认识；理性则要求驱逐感情好恶，按逻辑思维，掌握历史的逻辑。这也就是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从事研究——“实事求是”。汤先生之所以删去原跋的原因，则可能与接受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有关。《重印后记》开头有这样的话：

“解放后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回头来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

为什么？

“我过去反对以盲目信仰的态度来研究佛教史，因为这样必然会看不清楚佛教思想的真相。但我在这一部书中把佛教史仅仅看作一种宗教思想的发展，而没有认识到佛教思想的发展和它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下，只有把宗教、神学的问题安放在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才可能正确理解它。”

这里讲的也是两个问题：第一，从西方宗教学理解，“信仰”无须乎“理性”的支持，拒绝探索、质疑和创新。“同情心”（与宗教情绪共鸣）和“心性体会”（宗教经验）与信仰之非理性接近，与科学之探索和创新精神则有相当的距离。汤先生首先表明他反对在佛教史研究上采取盲目信仰的态度，无疑含有自我批评的意思。信仰归信仰，研究是研究。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权利；学术研究则需要遵循科学规律。前者满足对宗教的主体需要，后者探究宗教的客体真相，二者是不容混淆的。第二，要想探究宗教的“真相”，正确地予以“理解”，就不能囿于宗教自身，单从思想到思想，从信仰到信仰，而应该把宗教、神学问题安置在当时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将它们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考察。此后，任先生一再强调，要用历史说明宗教，而不能用宗教说明历史，在这里已见端倪。

对宗教研究的新认识，《重印后记》明确说明，这是源于解放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发。在这新认识中突出的观点和方法，乃是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反映在《重印后记》和《重印再版小记》中汤先生与任先生的关系，使人亲切地感觉到师生间的平等交流、教学相长的情感；以及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人格魅力与学术胆识。这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而后也体现在任先生的教学过程。据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又新版本，把解放后“重印”的这三个《记》都删去了，倒是把1938年的《跋》恢复了，一下子退回70年，任先生的观点则越老越坚定，而且继续发展。

二

解放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追求，包括吕澂先生讲授印度和中国《佛学思想源流》、冯友兰先生《新编中国哲学史》等，都试图把唯物史观贯彻到自己的学术活动中。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具有共同的爱国主义情怀，目睹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使他们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折服于唯物史观，以至于终身不渝。其中任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与佛教史以及宗教学的研究最为成功，影响也最大，他的有关论文得到毛泽东主席“凤毛麟角”的评语，是名至实归。

毛主席当时能够见到的任先生有关佛教文章大约只有七篇，都收在他1963年出版的《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文集》中。但就这区区可数的几篇文章，却向学界显示出唯物史观一旦被用于学术研究可能产生的巨大效用：它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发现了一般人所不可能发现的领域和材料，提高了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与理解水平，从而给人以从迷雾中走出，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个人对佛教哲学之丰富的认识，以及佛教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之地位的认识，就是从这本书的论文中得到的。这本书也很快得到日本佛教学界的强烈反响。

日本开创了采用西方方法论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解放前中国人自己写过两种《中国佛教史》，即以日本人的相关著作为蓝本。及至任先生的《汉唐中国佛教思想史》一出，立即得到日本学者的响应。当时以擅长中国佛教史知名的学者是塚本善隆教授，他研读任先生的这本论著把书的纸张都翻摩破旧了，并到北京亲身与任先生讨论。1981年，任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出版，在日本佛学界再次引起重视，由中村元、镰田茂雄和本间昭之助等佛学名家与任先生联系，开展了为期10年的“中日佛教学术会议”（1985-1995），为两国大多数的有关学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这一交流至今还在继续。日本学者为什么会特别看中任先生的著作？原因也在于这些著作中体现着唯物史观所提供的新视角，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观点。1992年，《中国佛教史》的前三卷被译成日文的“定本”，译者在第一卷《后记》中这样说：此《史》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用史实说明，佛教传入中国有着传统的宗教思想和当时的文化思想的背景，而不是孤立发生的事件；二是指出，佛教经典是基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而被容纳的，所以对主要汉译佛经的内容作了详细的剖析，并从思想史上给以评价。译者认为，这些特点之所以能够被发现，是采用了唯物史观的结果，但是，这唯物史观并非通常那种机械论的运用。

任先生的宗教与佛教研究也得到海外学术界的认可。世界宗教研究所恢复工作以后出版的第一个研究成果，应该是1981年的《宗教词典》；后来1998年出版的《宗教大辞典》是这部词典的扩大，2002年出版的《佛教大辞典》是这部词典佛教部分的延伸。但就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来说，都比不上《宗教词典》——它第一次宣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把宗教作为一门学科一个词一个词地去认真探究、如实把握；它的客观性、准确性和明晰性，赢得社会——包括学术界、宗教界和需要宗教知识的多种行业地普遍承认和肯定，一直波及到当时仍处于隔绝状态的海峡对岸——台湾出版了盗版；台湾一个佛教团体编綦的佛教《大辞典》，将我们《宗教词典》中本来收入不多的教义词条，几乎全部收入其中，有的连词目和内容一字不改。

世界三大宗教的历史，是任先生建设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科的重要方面，这通过为高校系统策划和组织编写的《佛教史》、《伊斯兰教史》和《基督教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系列从1990年到2004年有两个出版社前后出版，迄今为止，还没有替代它们的读物出现。它们经历了学术的和市场的双重考验，那原因也在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以《佛教史》言，1995年台湾有家出版社买去了繁体四号字竖排的台湾出版权，它在书背的简介中说：

“本书把佛教作为一个整体，着重从佛教本身的历史发展上考察它在不同国家

和民族中的特点及发展状况，兼顾史实和教理、上层信仰和民间流布，内容力求简

明，立论力求稳妥，以期适合各个阶层的读者阅读”。

它肯定了我们不同于按国家或教派编写佛教史的独特方法。而尤为出版社看中此书之特色的，反映在出版社编辑部写的《在台湾出版说明》中，《佛教史》一书：

“以共产主义之‘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文中‘统治阶级’、‘起义’、‘资

产阶级’等词汇，与我国（注：指台湾当局）现行思想意识形态有所扞格；然此书

为研究佛教史学之重要参考书籍，且为学术著作，而非思想意识之宣传品。本社秉持

‘尊重学术自由’之原则，上开词汇悉予保留，用以维持此书原有之学术价值”。

尤其出乎意外的是，编辑部最后的一段话：

“共产主义者之‘历史唯物论’对于观察历史有其特殊的角度，固亦读者阅读

本书前应有所了解”。

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而折服了日本佛学界，又以佛教史的研究促进了出版界对“历史唯物论”的折服，这可以看作任先生学术生涯中独具的魅力。

三

任先生为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曾制定八字方针：积累资料，培养人才；目的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高质量的研究人才；实施的方法是以任务或课题带研究，以研究促学习；而原则是服务社会需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这方针、目的，方法、原则，也应该是任先生自己治学经验的概括，所以他都能垂范并贯彻在他日常的及其繁细的教学和研究中。我个人是把书当工具用的，有读的欲望，但并不善保管。一次开会，任先生坐到我的桌前，把我放在案头正在阅读的一卷《大正藏》拿到手里，我以为他在考察我看什么呢，没想到他却是去粘贴那残脱了的封皮，抚平已经翻卷了的内页，同时若无其事地照样发言。这对先生来说，是出于爱护书籍的习惯，对于我来说，则是难以磨灭的教育。

任先生教学生的第一步，是学习查寻资料，标点古文，白话翻译古文。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的基本功，也是硬功夫。第一手资料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根据和出发点，一旦资料出错或标点有误，那将全盘皆输，一无是处。任先生时常说，有时写篇论文并不难，因为你使用的资料中或有难解或不解之处可以规避，但标点和白话翻译却不行，它让你无法取巧，无处遮拦。掌握可靠而翔实的资料，加上准确的理解和正确的态度与方法，是治学之道，是成功之道，也是他个人做学问的经验，他自己就白话翻译并注释过《老子》和《肇论》。其所以能在《老子》研究中独成一家，在汉唐佛学研究中一鸣惊人，不在他有多大的天资，更多的是出自看似笨拙的扎实的基本功。

标点、白话翻译，目的都是为了准确理解，而把握相关名词概念的原始涵义，又是准确理解的关键。任先生的本科不是宗教，佛教名相不同于中国的哲学概念，由他领导和组建的群体更是“外行”了。大约在文革后期，任先生就在中关园他那个狭小的宿舍里翻阅《大智度论》，准备编写一部佛学词典。“文革”以后，世界宗教研究所百废待兴，任先生首先抓的就是编綦《宗教词典》，企图用编写词典的方式，带领大家探索世界宗教的真情实况，从历史到现状，从教义到信仰，逐字逐句地弄清它们的本意，以增加知识，摸准框架，确定方向，培养专家。任先生自己想编写的《佛学词典》，直到1990年代之初才得上马；又经十余年艰难经营，始于2002年底以《佛教大辞典》的书名出版——实际上，它还是以佛学思想和教派史实为主要内容的。

通过辞书的编写可以发现，字典辞书类图书，本属工具书，理应“价值中立”，但是要做到这点何其容易——尤其是宗教辞书。佛教表达教义的基本方法之一，是为一切法“分类”，给概念下“定义”。分类与定义自身就构成一种宗教—哲学体系；基督教等宗教也大致如此，它们各自有自己的专门术语和特别命题。作为理解这些宗教体系的“工具”，编写者不可能不按其原本教义进行释义；但若完全按其本义，则以经解经，失去了方便读者的“工具”作用，也难免宣教之嫌——而事实上，以宣教为宗旨的宗教辞书，也很难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具”。所以《佛教大辞典》规定的编写原则是：“言必有据，严禁抄袭；客观表述，不发议论”——“言必有据”，指所释词目必出经典依据；“客观表述”，指既避免背离原义，也要揭示原义的世俗含义。

搜集、整理和保存原始资料，可以说也是任先生毕其一生的事业。先是有《中华大藏经》的编綦，后有《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启动，中间又担任《中华大典》的学术委员会主任、《二十四史》重新标点委员会主任，以及组织整理《敦煌遗书》等。他在抢救中国文化遗产、搜集整理保存文化遗产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至今还在继续，还需要继续。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火烧阿房宫以来，毁灭前朝的文物遗迹，似乎成了一种传统，以至不珍惜、不维护、不保管自己的文化遗产，也成了一种习惯；这既令惭愧，更令人痛心。到了需要时，不得不向流往海外的去处寻觅，凡参与整理汉文《佛教大藏经》和《敦煌遗书》的学者，都会有深切地感触。在任先生的这类活动中，也体现出他与前辈和同行们立志中止这种毁灭和流失民族文化遗产的恶劣风气，让祖国的文化遗产重见天日，这不仅有学术意义，有助民族自豪感，也可以为当前建设先进的新文化作出贡献。

最后须要指出，任先生的学术思想是开放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性的。它不要求学生的研究成果完美无缺；如果要求完美无缺，或者永远不会产生成果，或者自我满足，永远不会有新的发展。他主张边学边干：研究就是学习过程，学习的阶段性总结就是研究成果。重要的是去发现问题，探索问题，不停止地前进创新。他本人从学研究，乐于倾听不同意见，包括我们学生的意见。他绝不拒绝批评，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他肯定接受，他认为自己是错误的，必定改正；当然，他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事涉原则，他必定坚持，以至提出反批评。他相信真理越辩越明。此即谓之学术自由：“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原载《学问人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