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心川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印度学家和宗教学者，他对我国印度哲学与中国宗教学研究具有推动之功。与之交往过的人，都为他的宽广胸怀和热心助人，以及广博知识而发出由衷赞叹！
一
当前我国的学者群里，八十岁以上的老学者中，当过兵，扛过枪，跨过江，打过仗的人，已经不多矣。而像黄心川先生这样既有过上述的经历，又坚持信仰不悔，终生热爱学术的著名学者更属凤毛麟角。
1928年，黄心川先生出生在江苏常熟的一个商人家庭，兄弟妹妹六人，行二。祖籍扬州，那里曾经是江南地区最热闹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城市。大运河从这里流过，每年出发前往清廷北平的船队络绎不绝，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也在这里停留。扬州黄家是当地大户，曾因办有“积善堂”留名于世。他的家族经营、出版的中国古典史籍，在北京图书馆中还有保存。黄先生祖上是嫡出，他的爷爷在分家以后，渡江来到江南水乡常熟。常熟是我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曾经出过不少著名文人高僧。光绪皇帝老师翁同稣就是常熟人，他对光绪维新变法的思想曾经予以很大影响，受到守旧派痛恨，变法活动失败后，慈禧太后将他逼回老家。
富庶的鱼米之乡也不是一块安定地方，黄先生的爷爷在一次过江收债时，被强盗撕票，命丧长江。这时他父亲还没有出生，成为一名遗腹子。奶奶在痛失丈夫之后，独自撑起家里大业，将父亲抚养成人，娶亲成家。父亲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人，受过中国文化的薰陶，书法写得很好，又有思想，愿意接受新潮流；喜欢读书著文，爱与文人墨客、高僧交往。但是为了生计，只能继承家业，开设一座现代化的碾米厂和经营粮行生意。常熟城边有一个新公园，是文人雅士聚会喝茶聊天的地方，父亲没有生意的时候就到公园与文友相聚，呤诗酬唱，议论时政。有时也带着儿子一起去，使黄先生从小感受到江南文人士大夫气质，立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向。父亲喜爱收藏，用做生意赚来的钱收藏历代名家书法绘画，当时家里有宋代黄庭坚和清代乾隆皇帝等人的书法。有时父亲也会带着儿子到城外兴福寺去拜谒寺院的住持，谈佛论道，住持持松法师专门为父亲书写诗轴。母亲是一位善良的家庭妇女，一生全部用来操持家务和相夫教子。母亲信佛虔诚，能将五千字的《金刚经》整部背出。初一十五必到寺里烧香，平常在家吃长素。所有这些都对正在成长的黄先生产生过深深影响。
父亲将一生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指望他能够从事文化事业，以此光耀门庭。黄先生5岁就被父亲送到私塾受启蒙教育，从背《三字经》开始，继而学习《论语》《左传》等中国古籍。及长，又被送到国立小学念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常熟被日本军队占领。这时刚进常熟一中初中部的黄先生目睹日本军队对中国人烧杀掠抢，又在学校因为不想学日语而受到日本老师暴打，饱尝做亡国奴的痛苦。他在中学读书时，协助中共地下党创办过一份反日、反蒋的刊物——《啸》，使他受到了革命的教育，以后一直和几个地下党员有联系。抗战胜利之后，黄先生考进了美国教会创办的大学——“之江大学”文学院，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哲学、文学知识，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这时内战又起，美国势力干涉中国，国民党政府腐败至极，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黄先生不满国民党统治，参加地下党所领导的一系列反饥饿、反内战、反美抗日等革命活动，遭到国民党迫害。他毅然奔赴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队伍，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参与了淮海、渡江等战役。他带兵打仗，培训干部，为革命胜利接收城市做准备工作。1949年4月23日，黄先生随着部队在江阴顺利渡过长江，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
革命胜利以后，黄先生先后担任过苏南行署司法处、江苏高级法院审判员，省政府机要秘书等职，曾经受命前往国民党苏州监狱接收人事档案。朝鲜战争爆发，中央急需懂英语的干部，黄先生被抽调到中央组织部，派往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部作到参谋，主要从事英文翻译工作。不幸在朝鲜第五次战役中负伤，成为一名荣誉残废军人。伤愈转业后，受中央监察部派遣，担任鞍山钢铁公司特派国家监察员。1956年，中国仿照前苏联教育模式，招收副博士研究生，激发黄先生昔日愿望，通过考试，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走上另外一条学术之路。
二
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时正是全国院校实力最强的时候。解放初期政府实行了院系调整，将全国知名哲学教授都集中到北京大学。在中国哲学方面，有冯有兰、熊十力等名家，在西方哲学方面有任华、贺麟等名教授，在东方哲学方面有朱谦之、汤用彤等著名学者，名家荟萃，使黄先生受益非浅。他从任华先生学习希腊哲学。任先生是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回来的高才生，在他的指导下，黄先生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哲学史知识。以后，黄先生又跟随汤用彤先生学习佛教与印度哲学，从师朱谦之先生学习东方哲学。几年的研究生学习，使他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也学到了如何做人。他提前毕业之后留在系里工作，担任过系秘书、讲师。在东方哲学教研室工作，他与老一辈的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人们向他打听那些著名学者事迹，他都能够娓娓道来。哲学系当时的那些事，都装在了他的脑子里，很多人劝他写成书，给后人留下历史。
1964年，毛泽东主席有感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因宗教研究的缺失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太大，倡议成立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术部门。于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东方哲学教研室被整体迁移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建成当代中国第一个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先生作为组建者之一，亲自参与了宗教所的建设。他风尘仆仆地到全国各地招毕业生，筹建图书馆、研究室。宗教研究所调入的第一个人、第一个分配来的大学生、第一本辞典、第一本书、第一个培养的研究生，无不浸润着黄先生的心血。1980年后，黄先生担任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副所长，主抓科研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宗教研究所出版了不少重要的成果，在学术界确立了声誉。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组建南亚研究所。黄先生因在南亚研究方面影响卓著，担任南亚研究所副所长，负责筹建工作。当时南亚研究所设在北京大学校内，黄先生家在市内，每天来往不方便，他就住在北大，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在他的操持下，南亚所集中了全国在这方面的学术精英，并且培养了一批研究生，使我国的南亚研究在短期内突飞猛进，并在世界学术界产生了影响。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根据形势需要，成立亚洲太平洋研究所，黄先生担任所长，再次受命组建亚太所。这时他已经超过退休年龄，按有关规定不应该再次接受新的工作，但是院里没有这方面合适的人才，只好再次请他出来工作。新成立的亚太所在他的领导下，很快进入常规工作，声名鹊起，先后与世界各地研究机构与同行建立密切联系，在国内的研究中执牛耳，成为这方面研究的权威机构。
从1964年到2005年离休，黄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41年，其中参与了三个研究所的组建工作，很好地完成了上级交付的任务，把我国的学术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为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做出了应有贡献。社科院是人才荟萃之地，但是既能做研究又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的人不多，黄先生是其中之一。他组建了三个有影响的研究所，这种经历在整个社科院里也属稀有，也给他带来了殊誉。现在黄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三
黄心川先生学问广博，在学术界里众人皆知。他的学问中最有影响的是印度哲学研究。他出版《印度哲学史》和《印度近现代哲学 》（商务印书馆1989年），这两本书实为“印度哲学通史”，但是由于当时出版者考虑到经济效益，而做了两本分别独立的著作。
黄先生的英语非常好。当年英文考试卷子，不仅句子通顺、修辞规范、而且书法流利漂亮，以致于阅卷老师发出“这名考生是不是外国人”的疑问。这都得益于他当时在教会大学念书。黄先生曾经说过，在教会大学里念书，所有的讲课，乃至食堂贴出的通告都是英文，你不懂英文就无法在学校呆下去。刚进校时，做作业也吃过不少苦头，曾经因为英文作业语法有错误，被外国老师在作业上面划了三十八个红圈。
由于教学任务的需要，黄先生被分配去讲授印度哲学课。印度是历史悠久的国家，曾经与中国有2000余年的宗教文化交流史。中国人一直把印度看作西天佛国，从印度取来了数千卷佛教经典，佛教也随之传入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宗教文化大国，印度的哲学、宗教思想非常丰富。传入中国的印度梵文佛经里保存不少印度哲学、宗教的史料。由于佛教在中国影响很大，古代中国人主要关注点在佛教，对印度其它哲学、宗教的关心，明显不够。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中国学者也在研究印度哲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这些研究成果要么是翻译欧美或日本人著作，要么是写得非常简略，特别是对中国古籍中保存的大量史料，还没有系统地整理与研究，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汤用彤先生是我国研究佛教史大家。他在印度哲学家方面做了一些基础性研究工作，撰写了《印度哲学史略》与《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等书。黄先生拜汤先生为师，跟从他学习佛教与印度哲学，由此进入了印度哲学研究之门。
黄先生撰写的《印度哲学史》，是当前世界印度哲学研究方面的一本有特色的著作。从这本书里，可以看见黄先生通晓东西方学问的特点。他认为，搞外国哲学研究，要注意突出中国特色，要以中国人的独特研究为视角。以印度哲学为例，百年来外国人已经写出不少有名的印度哲学研究著作，其中不乏世界哲学界大家扛鼎之作。但是在这些著作中，独独缺少利用中国资料的研究。印度与中国有长达2000年的宗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的史籍中又记载了大量印度历史、哲学与宗教的资料，所以，利用中国的资料来研究印度哲学，不仅能代表中国学术研究特色，也能够为中国学术界在世界上争取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取得话语权。特别是可以挖掘出一些印度失传的或者被印度正统派歧视的唯物论或反对派的思想。例如印度唯物主义的顺世派在印度已被统治阶级的正统派彻底毁灭，但在中国保存的印度资料中有八十多处被提及。在他撰写的印度哲学研究文章中，就充分利用了中国的资料，并且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既介绍中国资料，又把这些资料与印度资料做了比较研究。印度由于气候炎热，不易保存历史资料，而且由于印度宗教正统派——印度教的绝对统治，使各种纷杂的哲学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而中国的史学界注重历史资料的保存，通过分析中国保存的资料，可以帮助鉴别印度资料的年代与可靠性，这些特色都在《印度哲学史》里反映出来。黄先生的印度哲学研究成果，很多都被译成英文，发表以后受到各国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当前世界印度哲学研究的一个代表性成果。印度学者纷纷发表书评，称赞这些成果打开了学者眼界，使印度思想文化遗产得到发扬。在印度学术文化圈里，黄心川的名字是众人皆知的。曾经有国内学者上网查询英文印度哲学研究成果，在中国学者栏目里，主要记录的就是黄先生名字。正因他对世界印度哲学研究有过重要贡献，在印度获得荣誉，被世界学者选为国际印度哲学研究协会执行会员、国际梵文研究协会顾问，聘为印度罗摩克里希那一辨喜国际研究运动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印度龙树大学荣誉教授等。
此外，黄先生还应邀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外国哲学部分，主编《南亚大词典》（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参与编写《宗教辞典》（副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宗教大辞典》（副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等多部辞典。他编辞典，不像一些名家只挂名不干活，而是除了修改各位作者的原稿之外，还动身撰写一些难度较大的辞条，像有关南亚与阿拉伯等地的哲学与宗教的大辞条都是他亲自动手写出的，这些辞条，至今还无人再做修改。黄先生独立的著作有19种，编译的有8种，发表的论文有140余篇。他的著作目前有英、日、越南文等多种文字译本，如英文版的《讲演集》 （龙树大学，1992年），日文版的《东方哲学的现代意义》（日本农文协出版社，1993年）；越南文版的《世界十大宗教》（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1999年）等。
四
1956年以后，我国在政治上实行极“左”的政策，宗教被打成迷信，成为批判的对象。当时全国佛教界诸山长老在佛学院都集中在中国佛学院学习。黄先生受国家宗教局委托，在佛学院讲印度哲学和佛教。北京大学哲学系朱谦之先生是我国学术界的著名“百科全书”式人物，黄先生一边讲课，一边向朱先生学习，系统地学习东方哲学课程，他过去在中学时学习的日语也被派上用场。他还利用英文与俄文特长，翻译一些哲学名著。如美国实在论的经典著作《新实在论》，《印度著名的近代哲学家辨喜文摘》等。
1964年，黄先生调入世界宗教研究所之后，随之进入宗教的领域，宗教研究成为黄先生后半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刚成立的宗教研究所，下设伊斯兰与佛教研究室、基督教与天主教研究室等学术机构，黄先生是伊佛室主任。那时宗教研究在我国刚刚开展，又囿于特有的政治环境，研究工作主要是搜集资料，出版剪报，此外就是配合形势写一些报告。根据国家需要，黄先生接受研究藏传佛教与沙俄的关系的任务，撰写了《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将沙俄政府怎样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作了具体的阐述。此书现在仍然是在这方面内容最为详细的一本书。
1978年，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学术界迎来了春天。黄先生也与全国人民一道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党和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一批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被平反。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宗教知识，黄先生组织学者编写了《世界三大宗教》（三联书店，1979年）一书。此书是我国几十年最早出版的一本介绍宗教知识的著作，一时洛阳纸贵，到处抢着购买。该书在宣传普及宗教知识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后来成为研究宗教的学者都受到此书启蒙。不久，黄先生又主编了《世界十大宗教》（东方出版社，1988年），此书对世界最重要的十种宗教作了详细的介绍，像印度教、摩尼教等都是在我国第一次介绍出来，对读者了解国外的宗教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该书被译成越南文，部分章节被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当时国家准备编撰百科全书，黄先生受大百科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在该书的前言中，黄先生提出了“宗教是文化”的观点，这个提法后来被著名诗人、作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接受，至今仍然对中国的宗教研究与宗教文化的宣传有重要影响。
学者是思想家，是智者，但是很多学者对宣传学术、普及学术知识却无能为力，他们撰写的学术著作只能供一些专家阅读。一名优秀的学者不仅能够撰写高深的学术著作，而且还能够写作普及知识的著作，在我国这样的学者实在不多。宗教在我国因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人们不再谈论宗教，对宗教的知识非常陌生。黄先生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领头撰写了第一本介绍宗教知识的著作，看似小事，但影响却很大，它对我国恢复宗教信仰、全面落实自由政策推动做出了贡献，同时也让国人了解到正确的把握宗教知识。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以宗教为特色的文化交流，一直不断。多年来，黄先生十分关注这个领域，认为研究宗教要了解这方面的史实。中国的宗教不仅受惠于像印度、波斯和罗马以及阿拉伯诸国的宗教文化；同时中国的宗教也对周边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朝鲜和越南等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因此他在研究我国的宗教同时，不断地收集资料，最终撰成《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隋唐佛教论文集》，陕西三秦出版社，1990年）一文。该文依据各种中国史籍，详细考证出隋唐时期来华的新罗僧侣有117人。这个数字比韩国学者李能和统计的64人、日本学者统计的66人多了近一倍，得到中、韩、日三国学者的好评。我国学者也认为：“（此文）表明国内佛学研究者在反省中正逐渐摆脱空泛的学风，转向具体、深刻、更富有特色的道路。”现在此文已被译为韩文与英文。1994年12月18日，“第四届国际佛教学术奖颁奖仪式” 在北京举行，黄先生获得了这项世界佛教学界的大奖。“国际佛教学术奖”是韩国大韩传统佛教研究院在第二次大战韩国获得独立后建立的，专门奖励研究韩国传统佛教的历史和现状、整理出版有关亚洲佛教的经典和著作有过贡献的学者。在黄先生获奖之前，此项奖只颁发过三次，得奖学者有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镰田茂雄，日本大学名誉教授、松冈文库馆长古田绍钦博士，韩国延世大学名誉教授闵泳圭，黄先生是第四人。参与评奖的评委都是国际佛学界著名学者。到目前为止，这也是我国学者在世界佛教研究中获得的唯一次奖项。
黄先生认为，作为人类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宗教的研究，是一种很复杂的学问，要成为有成就的研究者，必须要有全面的眼光。以印度佛教为例，从整个印度的哲学宗教历史来看，佛教在印度只是一个宗教派别，其在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曾经与其它哲学宗教派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不了解印度哲学宗教的背景，就不可能知道印度佛教的理论思想之源，也不能正确介绍它的思想特点。这就像研究伊斯兰教必须了解基督教和犹太教，以及波斯宗教一样。同样，研究中国的佛教，也要了解儒道二家的知识，特别是到了宋代以后，“三教合一”已经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佛道二家的思想离不开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黄先生晚年致力于东方哲学与思想的研究，将目光投向了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三教融合现象研究，撰写了《“三教合一”在我国发展的过程、特点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哲学研究》1998年年第８期，有日文、越南文译稿），此文比较系统地对“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周边国家的流传与影响做了介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还主编了五卷本的《东方哲学家评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现代东方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这些著作出版，弥补了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将中国的东方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现在我国东方学的研究出现方兴未艾的趋势，但是始作俑者却是黄先生为首的一批甘于寂寞的中国学者，他们用自己的学识，为我国的东方学研究作了应有的铺垫。
五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做人，立言立人是知识分子的美德。黄先生待人热情，奖掖后学是有口皆碑的。做学问的人最看重的是书。他家里的藏书多，特别是有关印度哲学的专业书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许多年青人慕名而来，谈到学问时他会将家里的书拿出来展示，详细地向你介绍每本书的内容，其结果是书被借走了，成就了他人。有时也会碰到不还书的人，至今还有几百本书没有收回。有的一借就是多少年，甚至有的人已经过世了，此书也无法收回了。黄先生虽然看重书，但只要对国家和学问有用，他也会在所不惜地捐出去。1994年，韩国学术界为了奖励黄先生对中韩佛学交流作出的贡献，特别向黄先生赠送了一套高丽版的《祖堂集》。此书是唐代中国僧人写的佛教灯史著作，在中国和日本已经没有了。上个世纪日本学者在韩国海印寺发现经板，由于经板年代过久，已经不能再刷。这次送给黄先生的《祖堂集》就是最后刷版的十部之一。送书的韩国学者特别强调此书以后不会再有了，言下之意请他一定要妥善保存。但是黄先生并没有将这套珍贵的古籍放在家里，而是将它捐给了北京图书馆，认为放在那里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同时也会让更多的人受惠。十年后，黄先生偶然在潘家园旧书摊上看到北京某出版社出版了这套书，价格近乎于天价，让人产生莫名的滋味。本是用来为学者提供使用的，却被出版社用来变成牟利的工具，不亦悲乎。感到欣慰的是，出版社至少重印了此书，有更多的学者可以利用。
黄先生与老师朱谦之先生有莫逆之交。长达几十年交往，他们之间无话不谈，亦师亦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文革”期间朱先生患病，黄先生送他到医院，背上背下，不辞辛劳。当时朱先生是“反动学术权威”，医院不给输血，黄先生到处联系朱先生的好友，希望能够让朱先生得到更好的治疗。朱先生以治中外文化交流史见长，用毕生精力撰写了《中国哲学对西方思想影响》一书，由于当时处在极“左”的政治形势下，此书一直没有机会得到出版。1972年，朱先生行将离世，他拉着黄先生的手，将最放不下心的两件事情托附给黄先生，一是《中国哲学对西方思想影响》一书未能出版，二是朱先生没有儿女，夫人何绛云女士无人照顾。黄先生对朱先生的托附一直放在心上，改革开放以后，朱先生的《中国哲学对西方思想影响》一书终于出版，此后《朱谦之文集》十卷本也得以出版，朱先生一生的成果最终被保存下来。其夫人也一直得到黄先生家人的照顾，现在已经一百零一岁了，身体健朗。2008年，年过八十的黄先生专程前往广西看望师母，其情亦真，其景感人。
唐代高僧玄奘是举世闻名的佛学家、哲学家、旅行家、翻译家、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和文化名人。他的事迹在中国、东亚乃至世界各地都在传诵。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曾称他为民族的“脊梁”，梁启超称誉他为“千古一人”。1995年，中国玄奘研帘中心成立，鉴于黄先生在研究印度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有关方面聘请黄先生做主任。此后十余年间，黄先生一直为宣传玄奘，推动玄奘研究事业，耗费无数的心血。他撰写文章，组织召开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玄奘事业在他的推动下，取得了成果，扩大了影响。2007年是“中印文化友好年”，中央电视台专门做了宣传玄奘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节目，玄奘精神再次得到发扬。
六
日月如梭，转瞬间黄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已经五十余年了。从部队战士到下放官员，再到学者，黄先生走过的道路实为当代知识分子中最典型的写照。黄先生走的人生历程，是当代中国老一辈革命者报效祖国，投身时代潮流的必然之路。现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日日增新，顺应时代潮流，强国强民依然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黄先生认为做学问要扎扎实实，但更重要的还要做好人。做人是第一位的，既使做不了第一流的学问家，但能做好一个人，也是成功的。他给自己撰了一个座右铭：
学为时用，德以养人。行藏适止，吐味幽深。不倨不谄，戒急戒燥。精厉晨昏，穷年。博而见约，深而浅出。去留无意，宠辱不惊。有教无类，甘为人梯。
现在，黄先生已经离休了。离退休是人生的一个必经的阶段，但并不等于就此完结。黄先生说，安排生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路是人走出来的。对老年人来说，心理的承受比生理的承受更为重要，过份沉溺于过去，整天生活于回忆之中，对过去学术上所取得的成果缅怀欣赏，并非可取。安排好生活，跟上时代的步伐和知识更新，这才是老有所用。一个人生命力的衰退、倦意的增加，恐惧死亡，是因为不能跳出自我的圈子所致。当你把自己超出个人之外，溶于国家社会和宇宙生命之中，在我国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在研究的领域中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你的面前就会又出现了宽广的大道。（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审）
(原载《学问人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