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崇荣】浅析土族民间文化中的多重宗教信仰

土族属古代东胡系统的民族, 土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起源于大兴安岭, 后南徙辽东为慕容鲜卑。后因慕容鲜卑中吐谷浑与慕容廆不和, 率部西迁, 由阴山到今甘肃临夏一带, 继而在今甘肃、青海境内氐羌故地建立政权。随着吐谷浑国的强盛、衰落、灭亡, 逐渐吸收融合周围民族, 在明代演变成土族。土族民间文化不仅绚丽多彩、异彩纷呈, 而且给人一种兼容并蓄、包罗万象之感。这种特殊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不仅是承袭其先祖文化的结果, 而且也是土族形成过程中与羌、汉、藏、蒙古等民族相融合的结果。一

土族民间文化中多重宗教信仰(包括萨满教、藏传佛教、道教、苯教等) 相互揉杂在一起, 常在同一宗教场合请不同宗教人员做佛事活动。在土族的建筑、节日、生活习俗上也表现为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基础上, 吸收周边民族文化, 博采众长以丰富自身。

萨满教信仰在慕容鲜卑时早已盛行,“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 先大人有健名者, 亦同祠以牛羊, 祠毕皆烧之。” [1]这些宗教信仰至今对土族仍有影响, 如土族最崇拜上天, 在正月初一送神迎神仪式中首先祷告的是“阗格儿”即“天”, 其次才是众神、祖神。土族群众认为万物都有生日, 如太阳的生日在农历三月十九日, 此日向太阳祭祀。在日食月蚀时, 人们认为是太阳神、月亮神受到恶魔侵害, 众人登上屋顶敲击金属物, 或大声吆喝, 为太阳神和月亮神助威驱赶恶魔。

道教信仰是在唐中叶之后, 东支吐谷浑人在河东地区开始信奉, 于辽金之际带回故土[2]。到明初, 随着汉族大量涌入土族地区, 加之地方统治上层大力扶植道教, 促使土族民间广泛信仰道教。据《西镇志》载, 明宣德十年(1435 年) 李英在西宁建广福观、设道纪司;《西宁府志》也记载土族地区有道观玉皇阁。

佛教在吐谷浑慕利延统治时开始流行于统治者上层。《高僧传》载, 僧人慧览云游西域, 回程途经河南国(吐谷浑) , 慕利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闻, 遣使并资财, 今于蜀(益州) 立左军寺”, 并由慧览留寺主持;《梁书·河南王传》载,“慕利延死, 从弟拾寅立……国内有佛法”, 至伏连筹袭位后, 于天监十三年(514年)“袭于益州立九层佛寺, 诏许焉”; 大同六年(540年) 夸吕遣南梁“求释迦像并经论十四条, 敕付像并《制旨涅槃》、《般若》、《金光明讲疏》一百三卷”。由此看出, 从慕利延后期起汉传佛教已逐渐盛行吐谷浑。

唐代以后, 被吐蕃统治的吐谷浑逐渐接受了苯教、藏传佛教。元朝, 曾盛极一时的藏传佛教萨迦派首先传入土族地区, 并在今互助地区修建了一座萨迦派小寺院, 即佑宁寺的前身。公元十五世纪格鲁派传入土族地区, 先后修建灵藏寺、弘化寺、喀底卡寺等。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 建郭隆寺(清雍正时赐名“佐宁寺”) , 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 后建化严寺、甘禅寺、金刚寺等大小寺院四十余座。土族中间也出现了许多大德高僧, 如二世、三世章嘉活佛, 三世土观活佛等。二

土族先人信奉的宗教的演变与土族文化的构成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文化内容包含两方面: 既有地域变迁、民族融合、贸易往来形成的民间文化, 也有随着政权更迭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形成的非民间文化。在现今的土族社会生活中, 后者的遗迹很难勾勒, 而民间文化则基本以民间形式继续存在。

(一) 婚姻文化。土族婚礼延续时间长、仪式繁琐复杂, 整个仪式过程中透露出大量先祖文化的遗俗,渗杂着几种宗教因素。当土族男女到一定年龄, 家长便留意缔婚, 有的请村里阴阳先生预卜婚姻所在的方位。当确定对象之后先要向对方讨“八字”, 并由阴阳先生为之合婚。如相合便相亲, 双方同意后就送彩礼定亲。由此看出, 土族定亲过程中汉族道教文化色彩较浓。但是其中仍然蕴藏着承袭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内容: 第一, 纳彩娶亲仪式。土族婚俗中, 从认亲、定亲到完婚, 男方家都要送彩礼。娶亲时, 娶亲者必须要趁黑夜将新娘娶回男家, 而且男方娶亲者一路上尽量不动声响、不照灯笼。这种习俗起源于土族先祖吐谷浑人的婚俗, 史书记载吐谷浑人“婚礼富家厚纳聘, 贫者窃妻去”。互助等地区娶亲时, 迎亲者与新郎还要赶一只叫“央立”的白母羊, 象征纯洁、财富,亦有为新娘赎身之意。此习俗为古代羌族遗俗[3]。第二, 哭嫁和“骂婆家”习俗。当娶亲人来到女方家门时便被阿姑们挡在门口戏谑一番, 娶亲人好不容易进入堂屋喝茶之际窗外传来阿姑们“骂娶亲人”和“骂婆家”的歌声, 一直唱到娶亲人将腰包里的零钱和针掏完分给阿姑们。此外新娘在摆嫁妆、上马前都要唱哭嫁歌。这些都是掠夺婚的习俗。第三,“留阿阳”仪式。“阿阳”是时运财运、富贵吉祥等综合象征,“留阿阳”意思是说新娘不要把家里“阿阳”带走。其做法是: 新娘上马前由其父亲手擎“扬达尔”(护佑神箭) ,一面在姑娘头顶挥舞, 一面叫着新娘的名字, 以示留下“阿阳”; 新娘答应后, 他立即回到堂屋, 然后又出来到新娘前挥箭叫名字。如此反复三次。此仪式虽然透出强烈的功利性, 但这与吐谷浑历史上阿柴临终时折箭遗教和旧时土族供奉神箭有着密切的联系。第四, 跨火堆仪式。新娘被迎至新郎家门时先燃起一堆大火, 将新娘从火堆上抬过避煞, 然后让新娘坐盛有五谷和一币的“金斗银升”。新娘跨火堆是萨满教的文化内容, 坐“金斗银升”显然含有农业文化的意味。第五, 拜神仪式。娶亲晚上女方要请“纳信”(娶亲人) 分别给东、西、南、北、中五方神以及门神、灶神跪拜, 举行婚礼时主持人指挥新人向天地、神祗、父母尊长等磕头行礼, 新娘入洞房前还要拜灶神、供宝瓶。这些都是信仰道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反映。总之, 婚俗中的宗教因素极其庞杂, 很多方面以先祖遗俗、道教与萨满教相融并济, 婚礼的隆重神圣在三者的相辅相成中体现, 同时略带一些藏传佛教色彩。其中既有萨满教的自然崇拜因素, 也有汉民族多子多财的农业文化色彩。诸种宗教观念相互吸收, 汇集在婚俗中, 呈现出多文化积淀混融的风格。

(二) 节日集会文化。1.春节。是土族一年中最为隆重盛大的节日, 节期一般从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活动内容与青海地区汉族过节基本相同, 不同的是在敬奉灶神和门神之前先要在院中煨桑祭天, 向神佛磕头, 初一早上还要到村庙里烧香祈福。青海同仁吴屯一些土族, 除夕晚上贴春联时采用藏文写, 所贴门神多为格萨尔王像。甘肃卓尼县勺哇土族, 初一先去勺哇寺为家中或亲戚中出家修行的喇嘛拜年, 初二才开始给亲友拜年。正月十四, 互助等地区土族在佑宁寺和当地寺院参加观经会和晒佛节, 届时人们身着法衣到寺院磕长头、点酥油灯、布施、转经、煨桑、观看喇嘛跳神舞。十五日是晒佛节, 佑宁寺喇嘛将香巴大佛像由大经堂前檐前一直挂到台阶地上,信徒们纷纷磕头膜拜、烧香上供, 喇嘛整天诵经不停。晚, 每户在家门口燃放草火若干堆, 放进盐粒让其爆响, 家中老少从火上跳过, 以求避邪除秽保平安。2. 鸡蛋会。是青海互助、大通等土族的传统庙会,一般为农历三月初三、三月十九或四月初八。庙会之日, 土族群众携带大量鸡蛋到当地寺庙赴会, 给龙王轿神、九天玄女娘轿神等献牲, 并请来“波”(即苯波)诵读经文、跳神舞, 为人畜消灾除祸, 保佑年景丰获。赴会者食用鸡蛋及敲击作戏, 留之蛋壳层积寺中, 认为这样可以免除冰雹之灾。3.纳顿节。青海民和土族的传统节日, 该日村民们为庆丰收谢神恩集合于村庙前, 将地方神和二郎神抬至会场上方, 焚香点烛,敬献果品。届时举行请喇嘛念经、设天杆祭天、到祖坟祭奠、请法拉跳神舞消灾求福等多种宗教活动。此外, 还过中秋节、端午节、腊八节、清明节等, 大体与当地汉族节日习俗相同。总之, 从这些节日文化特色可看出土族受佛道文化影响较深, 但随所处的地区不同, 受周边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 显出地域性特点。由于青海互助、黄南、甘肃卓尼等土族与藏族杂居, 节日文化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较深; 青海民和三川及大通县土族则与汉族毗邻, 相应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此外, 民和三川下马家土族由于其先祖是回族, 清明节上坟时保持不敬猪头的传统。青海黄南同仁土族在六月会上与当地汉藏族一样祭祀众多的神灵, 互助等地庙会中请“波”诵经跳神, 这是区域文化受苯教影响在节日里的反映。土族信仰本族原有的宗教信仰萨满教, 又信仰藏传佛教、苯教、汉传佛教和道教, 还深受汉族儒家文化影响。多重宗教信仰、多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造成土族群众多层面的文化心理, 也表现出土放宗教信仰上的兼容性和强烈的功利性。

(三) 居住文化。土族一般依山傍水、聚族而居、自成村落, 修庄廓时一般要请法师或阴阳先生看风水、择宅基, 选吉日开工。庄廓为正方形四合院落, 四周由土墙围绕, 围墙四角顶上立白石, 大门门檐顶上多置土狮以镇邪祛灾。大门门梁和堂屋主梁上都包有八卦和太极图形的绸布。庭院中央设中宫(下埋宝瓶等许多神物)、砌转槽, 对准正房一侧修煨桑炉并竖嘛呢杆, 土语叫“达日加克”。上房多用来供神, 中堂摆一对大红面柜或一张八仙桌, 桌上置佛龛或活佛照片, 中壁多为财神之位或福禄寿三星图, 厨房的锅灶上方要置灶神之位。另外, 一些地区土族在建造“庄廓”的过程中还要举行“合龙口”、“安中宫”、“启财门”、“踩财”等形式, 这显然是受到当地文化影响较深, 其中好多习俗是汉族道教文化的内容。置卵石是羌人的遗俗, 设兽是古鲜卑瑞兽遗迹, 在同一方位供佛像和财神表现出佛道融合、一切求吉的心态, 立嘛呢旗杆显然是受藏传佛教影响的标志。

(四) 丧葬文化。土族丧俗因地而异, 青海互助地区的土族除对死亡的小孩实行天葬外, 一般实行火葬; 民和地区的土族除对非常死亡、产妇和夭折的小孩行火葬外, 都实行土葬; 大通、甘肃天祝一带的土族都实行土葬, 一般都在三天至七天内送葬, 举行葬礼尽可能请喇嘛念“指路经”。实行火葬的地区, 人死以后先脱去衣服使成蹲状, 上穿斗蓬式“布日拉”、下围布裙, 然后入殓在木制的灵轿内。火葬时送灵轿到村外火葬, 将死者面向西方火化, 火化得越快越好,表示死者毫无牵挂。一般在火化后的第三天将骨灰装进木匣或瓷罐内, 埋在临时选定墓地, 第二年清明节再埋于祖坟墓地。土葬地区, 人死后, 要为亡人净身穿寿衣, 两袖口各装7 个小面饼(俗为打狗饼) , 用白麻扎住袖口。灵位前要点长明灯。村里的本家得知死讯后即串连众人到死者家中吊丧, 并派人向外家报丧。外家前来吊丧时, 守丧的孝子们手拈香炷在门前跪拜迎接。外家人烧过纸钱还要察看亡人是否正常死亡, 若有死因不明等原因, 提出推迟出丧, 交官家处理。吊丧完毕, 另请房间款待, 孝子抬孝布, 请外家人开孝布。出殡前一天晚上, 在庭院里搭架台, 佛道两教的喇嘛道士高声各诵其经超度亡灵。出殡时全村各家门口燃一堆火, 以免亡灵游弋。葬后, 众人回到家里时在门口放一盆水、一把刀, 入门先洗手后燃一堆火, 以禁阴灵入内。逢亡者的“头七”到“七七”(土语叫“多郎”) 乃至周年都要请喇嘛念经超度。百天之内孝子不能参加娱乐活动、不串亲、不刮脸, 以示哀悼。每年清明节都要上坟烧纸祭奠祖先。在整个丧葬过程中, 佛教色彩较浓, 死者的来世命运掌握在喇嘛僧人诵经超度上。其次, 亡者对生者护佑增福要靠道教阴阳或法师做一系列的工作, 如选坟地、测日子等; 给亡人袖中装打狗饼, 亡灵前点长明灯, 造阴宅、戴孝, 也都是汉族道教文化的内容。其三, 出殡前后一系列做法都体现出萨满教的遗迹。此外, 喇嘛教奉火为圣洁之神, 只有活佛、上层喇嘛或部落头人才能享用火葬, 而俗人火葬认为是污神, 不行火葬。由此可见喇嘛教并没有真正占据土族整个葬礼。外家开孝布是母权社会制度的遗俗在土族丧葬文化中的反映, 丧礼中外家人地位极高, 外家不到, 孝子无法出丧、戴孝。这与儒家文化恰恰相悖。这都是多种文化内容的揉杂, 也表明土族文化的杂乱无章。信奉不同宗教的人有不同的祭坛和祭祀方法, 可土族因复杂的族体演变、频繁的地域变迁以及多种宗教的信奉, 导致了现在这种丧葬文化的局面。三

土族神话故事同样反映着民间文化的多重宗教因素, 其中最能体现多种不同宗教文化相融合的作品是《混沌周末歌》。它由《起唱》、《混沌》、《开天辟地》、《人类的起源》、《周末》五部分组成, 大意如下:从无天无地的混沌中孕育了石卵, 石卵八百年后生盘古, 盘古拿开天钻和辟地斧开天辟地, 形成三十二天, 中间还差黄金天; 女娲娘娘割下金蛤蟆的舌头补了一层黄金天, 补齐了三十三天界; 伏羲女娲兄妹通婚留下了人烟; 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创立了儒、释、道三教。歌中对万物的产生和儒释道的形成基本用道家学说解释, 如《周末》一节中的“老子一气化三清, 三清化作为三后皇, 三皇指示留三教, 三教总是儒释道。”在此处, 道教思想贯穿始终。在整个歌中,“一元”、“三十三天”、“乾坤定仪”、“三清”、“八卦”、“金木水火土”等概念象一条线把整首诗串联起来,由此可明显看出道教的重要位置, 也反映出土族宗教生活发生大转变的历史缩影。又如, 在《素布乌拉》、《除蟒古斯》、《货郎歌》等神话传说中, 石山、河水、喜鹊、青蛙、剪子等充满生命和灵性, 不仅被赋予人的品格, 而且具有神的神性。这些都体现出土族先民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

从二郎神传说可以看出道教与佛教两种宗教情绪由对抗到融合。故事内容讲土族三川地区过去十年九旱, 农业难得有好收成, 请文家寺的喇嘛背着《甘珠儿经》转山诵经求雨, 没有效果。后有人从四川请来二郎像, 对其修建寺庙虔诚供养, 结果那一年风调雨顺。从此人们更加信奉二郎神。二郎神是道教的代表神之一, 他的“灵验”曾使道教在土族地区地位高过佛教。一种宗教传入时, 总要贬低另外一种宗教高度神圣性, 以便削弱取代原有宗教的统治, 以上这则传说正是这种历史上常有现象的曲折体现。后来在庙会上请喇嘛念经, 说明佛道两教的妥协。这一方面迎合了民间的口味, 一方面调和了佛教与传统间的矛盾。对普通民众而言, 佛教高深的中观学说、唯识学说之类是难以理解的, 他们所关心的是风调雨顺, 每年有个好的收成。佛教大师们为使佛教能在民间立足, 对地方的、民间的宗教加以改造或作出一点妥协, 从而形成了一种互相共存关系。土族神话传说故事反映了土族群众的原始情绪, 也折射出其宗教生活发生变化的历史缩影。

四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土族民间文化中的多重宗教信仰主要表现在以萨满教为“底层”, 与道教、苯教相融汇, 形成了以道教为内容和形式的混合性宗教; 并同时信仰佛教, 与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并存。这些交错相织的宗教因素构成了土族民间文化的丰富多采、兼容并蓄及包罗万象的特色。究其原因: 萨满教、苯教都是原始宗教, 其信仰有很多相似之处;道教本身就是在我国原始巫术和秦汉以来神仙方士的基础上形成, 可以说是民间多种宗教信仰的糅和体, 因而很容易为土族所接受, 与其信仰的萨满教相结合; 佛教传入土族地区时间虽早, 但在黄教未取得统治地位以前对土族社会的影响远不如前者。但不管道教的传入还是佛教的盛行都是建立在土族原有宗教信仰萨满教基础之上, 不论是佛教中的如来佛还是道教中的元始天尊都大不过“阗格尔”。土族民间文化中的多重宗教信仰并存、相互融合, 适应了土族群众不同层次宗教心理需要; 土族群众的需求有着不同层次心理需求, 每一种宗教的信仰都有其一定的空间。如葬俗中, 希望死者及早进入极乐世界,则请喇嘛诵经超度; 为了避免死魂灵扰乱生者、保佑生者兴旺发达, 则请阴阳道士进行诵经、选坟、择日。土族一切求吉的功利心态要求其在不同场合下邀请不同的神职人员举行不同的宗教仪式。

从土族宗教信仰设施“鄂博”和“苏克斗”可以看出多种宗教信仰系列组合: 其一, 它们的修建由喇嘛或阴阳先生负责皆可, 说明藏传佛教和汉传道教都被容纳; 其二,“鄂博”所用的柳枝、白石和弓箭都是萨满教的遗存; 其三, 它们的地基下起巫术作用的羊毛、杂粮、海龙、狼头等东西则是萨满教、汉族民间宗教和道教惯用的驱邪避鬼的降物的混合; 其四, 立在上层的嘛呢杆是喇嘛教的工具[4]。

虽然以上论述并不意味着土族民间文化成果都是宗教的体现, 这些宗教因素也并没有构成土族民间文化的内在实质, 它只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土族民间文化中的高层结构和核心内容, 但多重宗教信仰对土族民间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 首先,宗教是以信仰为心理基础的文化, 多重宗教信仰的形成、发展使土族这一族体中形成一种由宗教信仰所制约的心理定势, 同时土族这一族体的价值观也因这一定势影响而变得稳定化, 而这一切又构成一种特定的民族气质和民族文化。其二, 宗教结构的包容性决定了宗教对文化的渗透、影响的广泛性。宗教各种要素的内在规定和外向辐射必将程度不同地涉及哲学、文学、语言、民俗等。总之, 土族民间文化中多重宗教因素导致开明宽容的民族性格, 因此土族人装满神灵的脑子也很容易接受科学知识、容纳外族文化。

 

（原载《青海社会科学》2002年5月。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