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德华】拜上帝教 中西文化畸形结合的产物
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思想理论武器, 而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 它又是近代中西文化结合的先驱。对此结合, 史学界从太平天国对西方宗教的利用、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本质差别、拜上帝教的中国化特征等许多方面作过比较深入的探讨, 但对拜上帝教在结合中西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严重的畸形性, 似尚未予以足够的注意。在笔者看来, 要正确理解拜上帝教的独特性质、作用和结局等, 充分认识此种畸形性是很有必要的。
所谓畸形性, 就是非正常性。严格说来, 由于中国近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 中西文化交流虽然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却不具备正常交流的客观条件, 因此, 在整个交流的过程中, 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中西文化畸形结合的现象。但比较而言, 拜上帝教的畸形性显得尤为集中突出, 以致成为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怪状”的典型。
一、在拜上帝教中, 中西文化的结合极为混杂
拜上帝教源于西方基督教。从这一宗教源头来考察, 拜上帝教所接触到的内容其实并不繁杂。作为基督教文本的著作只有数种, 即梁发所撰的《劝世良言》, 《旧约》和《新约》圣经, 传教士麦都思的《天理要论》(此著经节录后与圣经一道被刻入太平天国“旨准颁行诏书”) , 以及洪秀全1847 年在广州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可能读到的罗自己编注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耶稣圣书》、《真理之教》、《问答俗话》等基督教小册子。[1]这些著作不论精粗深浅, 它们所传播的基督教基本教义是保持一致的, 其所体现的宗教精神和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也是没有差异的。它们提供给拜上帝教的, 是一种自成体系、比较单纯的西方宗教。
然而, 洪秀全等人虽然接纳了基督教, 却并未像基督教徒那样对基督教采取始终虔诚信奉、潜心钻研其精义的态度, 接纳外来的宗教是为了创建自己的宗教。在拜上帝教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 为了理解、证明、传布来自中国之外的陌生的宗教教理教义, 更重要的是, 为了使单纯的基督教符合自己多种多样的需要, 他们在基督教义中掺入, 或者说在基督教义之外附加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料,这些资料十分庞杂, 大约言之, 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带有宗教性的名词概念。如用来印证上帝自古以来就作为独一真神而存在, 记载于中国历史典籍《诗经》、《尚书》中的帝、上帝、皇上帝、天、皇天、神天等称谓, 用来代表与上帝为敌的邪神魔鬼的阎罗妖、东海龙妖、菩萨和神仙偶像, 以及邪教、堪舆、卜、筮、祝、命、相、聃、佛、尼、女巫等事物。[2]此外, 还有用作太平天国诸王神性封衔的风师、云师、雨师、雷师、电师等称号及用以泛指神异力量的天兵天将等说法。在这些名词概念中, 见于古籍的帝、天等词尽管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某些时期曾具有至上神的意义, 但从未成为像基督教耶和华这样的代表独一真神的专有名词, 中国的祭天拜帝与基督教的敬奉上帝在内涵上相差甚远; 拜上帝教反对信邪教、拜偶像与基督教是一致的, 但它所指斥的有形无形、天上人间的魔鬼与基督教所赋予的魔鬼的意义又很不相符。至于将风云雨雷电等天象比附人事, 更是与基督教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念。可见, 即使在宗教这同一个层面, 中西文化的结合也是很不吻合的。
另一类是世俗性的思想文化观念。这一类资料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其涉及面非常广泛。其中既有自古以来, 中国人所崇尚和追求的以“唐、虞三代之世” 、尧舜禹稷汤武之行、孔子大同之道为代表的美好社会理想, 又有对现实社会中“世道乖漓,人心浇薄, 所爱所憎, 一出于私……相陵相夺相斗相杀而沦胥以亡”等黑暗现象的谴责和对“公平正直之世……强不犯弱, 众不暴寡, 智不诈愚, 勇不苦怯之世”的呼唤; [3]既有对代表统治者利益的中国传统纲常观念和秩序的坚决维护, 规定天王掌握对臣民的赏罚乃至生死予夺大权, [4] “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 , [5]又有对下层人民基本生活愿望的鲜明反映, 主张“有田有耕, 有饭同食, 有衣同穿, 有钱同使, 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饱暖” , [6]祈求“有衣有食, 无灾无难, 今世见平安, 升天见永福” 、“灾病速退, 身体复安” 、“家中吉庆, 万事胜意”等等; [7]既有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肯定, 主张“非礼四勿” 、孝敬父母、知命安贫、积善除恶、严男女之别等等, 又有对各种违背道德规范的“不正”之行, 如淫乱、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及赌博、吸洋烟等的批判;既有对奋勇杀敌、起义成功后尽享荣华富贵的封许和夸耀, 所谓“脱尽凡情顶高天, 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 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 各做忠臣劳马汗” , [8]所谓“出则服御显扬, 侍从罗列, 乃马者有人, 打扇者有人, 前呼后拥, 威风排场, 可谓盖世” , [9]又有对违犯太平天国各项纪律规矩的严厉惩罚, 如犯第七天条(不许淫邪) 者“一经查出, 立即严拿斩首示众, 决无宽赦” , [10]又如告诫“手不顾主该斩手, 头不顾主该斩头” , “看尔想试云中雪, 天情道理不识得; 看尔想试五马分, 因何大胆自作孽” , [11]等等。这些现实观念与基督教教义并非毫无相通之处, 毋宁说, 有些方面的内容正好是彼此契合的, 最显著的事例就是摩西十诫与中国某些传统道德观念的一致。但总的说来, 西方基督教义与中国世俗性思想文化观念是两大互相独立的文化体系, 基本宗旨和根本精神的重大差异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内在地融合在一起。何况就是上述中国世俗性思想文化观念本身, 也是博采旁收, 良莠不齐, 无法形成有机的文化统一体。
然而以上所有这些中西文化资料, 却都在拜上帝教的名目下极为混杂地结合在一起。其结果, 就使拜上帝教显露出一副非西非中、亦西亦中, 非真非幻、亦真亦幻, 非雅非俗、亦雅亦俗的模糊面貌; 它既不同于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 又十分依赖于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 而自身缺少严谨、清晰、确定的趋向和思路。在这种混杂的情形之下,中西文化的互补是以互损作为代价的: 传统文化因洋教的混杂而与中国人拉开了距离, 基督教因中国传统文化的混杂而令西方人感到困惑; 宗教的精神往往使现实世界显得虚幻, 而现实的诉求又反过来使宗教教义变得庸俗不堪。这种混杂性, 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缺乏独立的利益追求, 无力创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的表征。
二、拜上帝教在结合中西文化的过程中, 在很大程度上既对基督教有依赖性而又扭曲了基督教的宗教精神, 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继承性而又窒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拜上帝教从创立到形成庞杂的体系, 都离不开基督教, 基督教给了它一整套现成的可资借用的名词术语、思想观念、成熟的教义乃至巧妙编造的宗教神话故事。如果说, 农民起义的发动与宗教工具的运用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的话, 那么基督教就显然比中国历史上曾被运用过的五斗米教、道教、白莲教等等更具宗教的神性魅力, 对达到起义领导者的目的具有更显著的效用。(此处应说明的是, 洪秀全拜上帝之初并非是为着发动农民起义,不少学者已论证了这一点。) 假如没有基督教作为一种文本的、基本信仰的依据, 拜上帝教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立足点。就此而言, 洪秀全等人对基督教是下过一番很大的研究功夫, 并且颇有领悟的。但是, 基督教本身具有宗教的纯粹性, 它在本质上是神学而不是人学, 关心人的心灵归宿更胜过关心人的现实处境, 不论其简约的宗教观念(如上帝、耶稣、天堂、地狱等) 还是其玄妙深奥的宗教教理(如三位一体、降身赎罪等) , 都不是为解答现实社会问题而设计, 而是为其神学目的服务的, 尽管不能说基督教的神性世界与世俗的人性世界完全没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很显然, 它对于洪秀全等人的实际需要来说, 是不能直接适用的。为了使基督教更好地为己所用, 洪秀全等人在混杂中西文化的同时,还对基督教教义作了多方“改造”。
这种“改造”最突出的表现是拜上帝教对上帝的形体化。上帝的观念既是基督教也是拜上帝教最重要的观念之一。但是拜上帝教一方面接受了基督教关于上帝的基本教义, 对上帝的永恒存在、创造之功和绝对权能等作了很多通俗的宣传, 但另一方面, 它又不愿意事实上也不可能信守上帝只是无形的灵性存在的教旨, 执意要将上帝形体化。这一形体化的“改造”主要是通过“异梦”与“下凡”两种方式而实现的。
“异梦”是将上帝在天上形体化。早在创立拜上帝教之初, 洪秀全就把他于1837 年生重病期间所做的“异梦”当作证明白己与上帝之间具有父子关系、君权授受关系等种种神秘关系的最有力最确凿的证据。此后, “异梦”的内容广为传播, 肆意编造渲染, 出现多个大同小异的版本, 成为拜上帝教不可或缺的一项根本信义。洪氏“异梦”的产生、流行有多方面的原因和作用, 这里不作评价, 仅指出“异梦”中的上帝是怎样形体化的。在《太平天日》版的“异梦”中, 上帝的形象被描述为“头戴高边帽, 身穿黑龙袍, 满口金须, 拖在腹尚, 像貌最魁梧, 身体最高大, 坐状最严肃, 衣袍最端正,两手覆在膝尚” , 两脚八字排开。[12]在其他版本中,上帝之形也大略如此。除了金须拖腹较为罕见外,完全就是一副人间威严老者的样子。上帝除了有人的形体外, 也像凡人一样, 有妻有子有媳, 有喜怒哀乐的情感, 所用语言也与凡间并无二致。这种仅仅存在于梦中的上帝在天之形, 本来是一种无法印证的个人虚幻的体验, 但当它一旦与造神的宗教教义和信神的民众心理融汇结合在一起, 就仿佛变成了一种不言自明、不容置疑的实迹。
“下凡”则是将上帝在地上形体化。这就是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被天父上帝附体下凡和西王萧朝贵被天兄耶稣附体下凡(本文只论天父下凡) 。所谓“下凡”也如同“异梦”一样, 在发生之初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发生之后, 由于它的显著的现实功用性(其实还有拜上帝组织内部的权力争夺和配置等原因, 此处不论) , 因而被拜上帝教所认可, 在东王被害之前, 除了“异梦”之外, 它几乎成了上帝发布意旨的惟一渠道。我们至今仍不能确切地知道东王下凡之前作为一名凡人与他下凡之中作为上帝的现身在表情和形体动作上有何具体的不同, 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来源于民间“降僮”巫术的下凡行为, 在临场表演时一定会有某种特异的表征。而这种表征, 由于它被赋予的极为威严的意义及被频繁地使用, 就使下凡之时的东王俨然具有了一副人间上帝的形象。洪秀全有时甚至直截了当地就将东王等同于上帝的人间化身。有次当东王并非下凡而对众官讲了一通须以平和的态度对待下属、不要动辄斥骂的为官之道后, 洪即对众官降旨道:“尔为官者, 须知尔东王所言, 即是天父所言也,尔等皆当欣遵。”众官则皆答曰“遵旨” 。[13]东王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上帝。
不论天上还是地上, 对于拜上帝教来说, 一个有形的上帝毫无疑问要比无形的上帝更为有利有用。如果说, “异梦”通过上帝的天上形体化而减少了上帝的陌生感、增加了上帝的可信度的话, 那么, “下凡”则通过上帝的地上形体化而收束了上帝的虚幻性、扩大了上帝的威慑力。这是一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既可在天上大逞神威又可在凡间大行权能的上帝, 是拜上帝教所真正需要的上帝。然而这种形体化的“改造”对于基督教的上帝来说,却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扭曲。此外, 在关于魔鬼、天堂、救赎等基本观念的阐释上, 拜上帝教也都完全按照自身的需要, 对基督教教义作了许多扭曲性的改变, 其宗旨精神与基督教都是甚相背离的。正因如此, 尽管拜上帝教在形式上与基督教有不少共同的语言, 甚至运用政权的力量将拜上帝的活动、仪式搞得比西方国家还更为普遍而隆重, 但其教义却始终得不到西方传教士的认可。既要依赖于基督教, 又不能不改造基督教, 而这种改造, 又只能以扭曲的方式进行, 这是拜上帝教无法摆脱的一种文化困境。
拜上帝教既离不开基督教, 更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 它的源头来自基督教, 它的根却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 它不是纯粹的宗教, 而是为人们现实利益要求服务的宗教。因此, 如前所述, 中国传统文化资料是拜上帝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诸多方面的观念, 在拜上帝教中都有程度不一的继承。然而, 拜上帝教在继承这些思想文化观念的时候, 却未能使之沿着独立的、积极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 而是将其束缚于宗教的大框架之内, 一切以上帝的名义、视上帝的好恶(实际上也就是洪秀全等人的好恶) 而决定其取舍, 与宗教的教义相混合、相调适, 这无异于给本质上属于人文的、入世的中国传统文化戴上了一副沉重的宗教枷锁。拜上帝教对待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的态度颇能典型地说明这种情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学占有主导的地位, 对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洪秀全等人在拜上帝之前, 长期所受的也主要是儒学的熏陶, 拜上帝之后所采用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料, 其实大部分来自儒学。他们虽然直接引用孔孟等人的原话不多, 但源于孔孟等人的思想文化观念却比比皆是。可是, 儒学的祖师爷孔子重人道, 远鬼神, 当然也就不拜上帝, 这是拜上帝教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 他们在天界和凡间都对孔子及儒学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惩处。在洪秀全的“异梦”中, 孔子被指斥为“教人之书多错” , 是妖魔作怪的根由,被捆绑起来押至上帝之前, “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 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 再三讨饶, 鞭挞甚多, 孔丘哀求不已, 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 准他在天享福, 永不准他下凡。” [14]洪秀全并没有指出孔子究竟错在哪里, 也未讲清他到底有何功劳可以补过, 等于是含含糊糊地给了孔子一顿痛打。这虽然只是象征性的惩处, 但却鲜明地表示了上帝必须统制一切, 顺上帝者昌, 逆上帝者亡的态度。太平天国一建立, 天京就掀起了一场反孔运动, 捣毁孔庙, 焚烧儒家书, 宣布凡读孔孟及诸子百家书者都立斩。由于东王杨秀清借天父之名对此表示反对, 认为“孔、孟之书不必废, 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 , 极端的反孔毁儒举动才改为待删改后始准阅读的政策。[15]
在这种狂热的宗教情绪的影响之下和浓厚的宗教气氛包围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生存发展的空间是极为狭窄的, 其人文精神的进一步弘扬也是不可能的。一些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思想文化观念, 如大同之世, 如公平正直无私, 如人人饱暖太平, 如自主自尊等等, 我们在太平天国文献中能见其点点闪光, 却未能见其连缀成片、聚集为炬而驱散宗教的迷雾。相反,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带有落后性、消极性的东西却因宗教压倒理智, 而每每恶性膨胀,流变为不可理喻的、对人性的压抑甚为严苛的规条。[16]
三、拜上帝教对中西文化结合采取的是极为功利主义的态度, 将文化完全屈从于现实的乃至私利的需要
早在拜上帝教创立之初, 洪秀全研读《劝世良言》时就表现出明显的功利态度, 认为此书是特为其个人而作的天赐之著, 每每将书中的词句与其个人的声名联系起来, 如将“声闻全世”解为“秀全的世界” , 将“全然公义”解为“秀全是公义比黄金更可羡慕”等等。[17]这种比附当时应该说有助于洪秀全坚定走上通过拜上帝而救世的道路, 更多地带有正义性, 而还未显现其危害性。
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动和发展, 拜上帝教的功利性有了很大的扩张。这种功利性一方面有反映起义农民愿望和利益的意义, 如宣传拜上帝之人都是上帝子女, [18]宣传“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 天下人人不受私, 物物归上主, 则主有所运用, 天下大家处处平匀, 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等等, [19]把下层民众最为关心的温饱、免灾除病、老幼不愁生计等问题都当成上帝赐恩关怀的要事。但另一方面, 拜上帝教又是极力维护以洪秀全为首的统治集团的利益的。拜上帝教反复把洪秀全说成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胞弟, 由上帝亲命下凡为天下万国真主, 而洪秀全之子幼主洪天贵福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上帝之孙, 被宣布为耶稣和洪秀全的共同继承人。太平天国其他领导人, 也曾被纳入上帝小家庭的体系, 冯云山称为上帝三子, 杨秀清称为四子, 萧朝贵为帝婿, 韦昌辉、石达开为第六、七子。[20]世袭制和特权制通过与上帝虚拟的血缘关系而神圣化了。为了在太平天国领导人中实行多妻制, 洪秀全以上帝的名义宣布“妻子数目应是多个” , 规定“东王西王各十一妻, 自南王至豫王等各六妻, 高级官员三妻,中级官员二妻, 低级官员以及其余人等各一妻。自高而低, 依级递减, 上多下少, 切莫妒忌。”[21]为了使等级制秩序一目了然, 太平天国印制了从天王到诸王各就其位的《朝天朝主图》。[22]越到太平天国后期, 拜上帝教功利性的另一方面表现得越为突出,一味宣扬“爷哥朕幼”同坐江山、洪氏王朝永享天福的诏令越发越多, 私利性日渐完全压倒了公利性。
在这种功利主义立场的支配下, 拜上帝教对待文化的态度越来越随心所欲, 文化的规范性、理智性在拜上帝教中逐渐变得越来越少, 以致最后荡然无存。洪秀全后期对基督教经典《旧约》、《新约》所作的极为实用主义的修改和批解颇能反映这一点。据
上述畸形性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乃至拜上帝教创立者个人的原因, 限于篇幅, 不能详论。从其结果看, 拜上帝教由于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旧式农民起义的需要, 因而得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的人群之中成为令人敬畏的、具有很大鼓舞激励作用的精神武器, 而基于物质利益冲突和客观历史条件成熟发动的农民起义的一度勃兴,亦对拜上帝教的重大作用提供了某种显著的证明。然而, 畸形结合的方式注定了拜上帝教这种文化的怪胎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这不仅是指将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混杂、异变的拜上帝教终究不能给农民起义以正确的指导, 反而随着客观历史进程的演变会从精神上麻痹和毒害起义者的意识, 成为农民起义终于失败的重要原因, 而且意味着拜上帝教在中西文化两个领域都不可能有何积极的作为, 既不能为基督教的流布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也不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开拓前进的道路, 更未能通过中西结合而创造出超越以往的新的思想文化。因此, 当太平天国起义一失败, 拜上帝教就随之销声匿迹,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不见其流风余响,是毫不奇怪的。
(原载《学术研究》2002年8月。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