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俊卿】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阐释结构

如何阐释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围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及其革命变革”、“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走向”、“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等问题，通过关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思考，学界在两个侧面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共时性的现实建构维度，建立起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相对合理和完整的阐释结构。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审视一下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就会发现，我们所分析的这一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相对合理和完整的阐释结构并没有导致预期的理论创新和理论突破，换言之，虽然新时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但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水平。其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在目前的研究中，构成基本阐释结构的纵横坐标系的四个坐标点，即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文本解读、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和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探索，还是彼此分立和松散排列的，并没有形成有机的运动整体，许多研究者常常喜欢固守这一阐释结构中的某一坐标点，而忽视甚至轻视其他坐标点的价值和意义。由此造成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阐释结构严重的内在破缺和脱节，至少有以下三点：

其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时性的阐释维度上，存在着“弘扬马克思学说当代价值”与“开展历史文本解读”之间的脱节。一方面，在目前的马克思文本解读中，一定程度存在着“为解读而解读”的现象，甚至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文本解读迷信”，把文本解读复杂化、晦涩化、神秘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在现实的一端，则存在着许多没有文本依据的似是而非的、外在附着式的、贴标签式的、表层类比式的“理论联系实际”。

其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共时性的现实建构维度上，存在着“本土问题”和“全球问题”、“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脱节，常常出现两批不同的理论研究者在各自相对独立地、分别地讨论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其结果，封闭地探讨中国问题、孤立地描述世界问题、绝对地用世界问题来剪裁中国问题、绝对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等片面现象在我们的研究中都不少见。

其三，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阐释结构中，最大的“破缺”是理论研究的深层的历史维度和文化维度的缺失。分别站在这一阐释结构纵横四个坐标点之上的不同理论研究者实际上大多都不同程度地被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研究范式所左右，都不同程度地忽视甚至抹杀生活世界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多元差异性，而落脚于抽象的、普遍的、宏大的理论结论和范畴，还没有真正向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转变。其结果，甚至连人、实践、现代性、生活世界这些重要的实践课题也往往被抽象化和普遍化为关于人、实践、现代性、生活世界的一般性理论范畴的思辨；“回归生活世界”实际上成为“回归生活世界范畴”。

为了使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这一相对合理和完整的阐释结构能够真正富有成效，真正克服其内在的“破缺”和“脱节”，需要我们的理论研究者对于这一阐释结构的自觉和持之以恒的坚持，需要我们自觉地推动这一阐释结构的自我完善，并在更多的维度上对之加以丰富。

第一，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阐释结构不同坐标点之间的内在的有机联系。其根本点在于：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我们任何人都不应当局限于上述阐释结构的某一坐标点，更不应当把某一坐标点孤立起来或绝对化，而应当学会在四个主要坐标点的相互关联中开展理论思考，学会使马克思经典思想的历史语境与马克思学说批判精神的现实关怀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相互关联中展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虽然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不可能在几个方面都能成为专家，但是至少要努力学会在这一阐释坐标系的内在有机联系中深化某一方面问题的研究。

第二，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层的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必须突破纯粹意识哲学和思辨理论哲学的研究范式，不再把哲学研究当做从古希腊或先秦到近现代的逻辑范畴体系的依此理论推演。在某种意义上，哲学研究应当把哲学思想史中这种所谓内在的、必然的逻辑线索“悬置”起来，而回到理论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求哲学研究者也去开展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经济学的统计分析或历史学的实证研究，而是希望建立起哲学和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同盟和有机联系，从中吸纳实践哲学所不可或缺的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应当进行具体的文本解读，而且应当进行具体的历史解读；不仅应当研究哲学史，更应当研究其他学科史。进而，我们不仅应当阅读宗教学说史，更应当阅读宗教史；不仅应当阅读文化学说史，更应当阅读文化史和文明史；不仅应当阅读伦理学说史，更应当阅读道德演化史；不仅应当阅读思想史，更应当阅读现实的历史，等等。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做，我们笔下的人、实践、国家、生活世界、现代性决不会是中世纪绘画中的灰色的抽象的人物，而会是文艺复兴时代绘画中的有血有肉、有理性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物。

（选自《哲学研究》2007年第1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