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问题意识的更新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从来就是当代中国理论界的晴雨表一样，1978年以来中国理论界的深刻变化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高度上俯瞰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过的历程时，油然而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慨。如果说，在1978年，中国的理论工作者们还在孜孜不倦地争论“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究竟有没有阶级性”这类常识性的问题，那么，在2008年，只要我们检索一下国内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杂志的目录，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整个问题意识都被更新了。也就是说，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不再满足于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而是努力在国际理论研究的大背景中确立起自己的问题意识和问题体系。
一、问题意识更新的动力要素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整个局面之所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与这个时段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分不开的。
就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产生有力影响的是以下四大历史事件。一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清算了“四人帮”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政治思想路线上的根本转折不仅使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向和问题意识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二是1989年以来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众所周知，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解体不仅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引起了连锁反应，也迫使每一个有责任心的理论工作者思索如下的问题：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三是国外一系列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如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放神学等，极大地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传统主题，如阶级斗争。四是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以及后来发生的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人们对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做出新的反思，也促使人们结合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问题体系做出新的修正。
就理论背景而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以下四大理论事件：一是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尽管这一大讨论涉及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的常识问题，但其在破除“两个凡是”的唯心主义观念、解放全民族思想方面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事实上，也正是通过这场大讨论，中国共产党恢复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二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国内掀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刚刚打开国门的理论界迫切希望了解，西方国家中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如何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如何评论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态势、如何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毋庸讳言，以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击力是巨大的。目前，理论界的兴趣已扩大至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三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步出现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热潮，尤其是萨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弗洛伊德、哈贝马斯、德里达、福柯、维特根斯坦、罗尔斯等人的思想在中国理论界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与此相应的是，在正统的阐释者们的视野中，辩证法是哲学的唯一的方法论，而现在，一系列新的哲学流派和哲学方法，如现象学方法、分析哲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精神分析方法、诠释学方法、存在主义方法、解构主义方法等，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人们开始从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视角出发来反思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四是对苏联、东欧和中国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批判性反思。长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借鉴了苏联教科书模式，特别是《联共（布）党简明教程》四章二节的基本思路，而随着马克思生前的一系列手稿的发现和发表，随着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这一教科书模式的基本思路早已千疮百孔，到了从根本上进行改写的时候了。
由此可见，正是上面列举的各种要素，促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问题意识上的全面更新。
二、问题意识更新的根本路径
30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们思索的核心问题是：从何种根本性的路径出发，超越正统的阐释者们的阐释框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和问题体系做出新的说明。
由于人们对正统的阐释者们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种种意识形态式的、主观任意的、偶然的因素不满，因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原教旨主义”的思想倾向，而这种思想倾向选择的根本路径，通过下面这个耳熟能详的口号——“回到马克思”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个口号本身并没有什么创意，因为从哲学史上看，早已出现过类似的口号，如“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等等。假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进行深入的考察，就会发现，每次发生理论上的重大争论时，总会出现“回到马克思”这样的口号。
然而，从当代诠释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回到马克思”的路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第一，“回到马克思”的理论预设是，存在着一个未经任何阐释者“污染”过的“原初的马克思”，应该把“原初的马克思”与“被某种阐释污染或覆盖的马克思”区别开来。尽管这一理论预设的前景是吸引人的，但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当我们从理解和解释的视域出发来谈论马克思时，“原初的马克思”的含义只能是马克思生前未发表或发表过的文本，而要维护这种“原初性”，马克思的文本就只能处于沉默的、未被任何其他人阅读或阐释的孤立状态中。一旦有人把它作为理解的对象加以阅读和阐释，它的原初性就消失在这一对象化的过程中，因为它的沉默的、孤立的状态被破坏了，阅读和阐释主体已经把自己的理解的前结构和前见覆盖到它的身上。事实上，任何人都无法回到“原初的马克思”那里，而只能回到“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那里。
第二，“马克思”这个用语的含义是不明晰的，因为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史上，存在着“青年马克思”阶段和“成年马克思”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差别是巨大的。比如，对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来说，“回到马克思”，意味着回到青年马克思那里去，特别是回到青年马克思的代表作《巴黎手稿》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观点上去。可是，对阿尔都塞来说，“回到马克思”，却意味着回到成年马克思那里去，尤其是回到成年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那里去，因为在他看来，成年马克思的基本立场是“反人道主义的”。由此可见，对于未思索过“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思想差异的人来说，“回到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内涵明晰的用语。
第三，当代人是否可能把自己作为当代人的理解的前结构和前见悬搁起来，返回到原初的马克思那里。我们认为，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当代人所拥有的这种当代性正是通过其特殊的理解的前结构和前见表现出来的，舍弃这种当代性，当代人也就失去了自己理解一切对象的根基，从而成了与任何历史时代无关的“漂浮的能指”，成了莎士比亚笔下的“空的豌豆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把“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的含义仅仅理解为认真阅读马克思的原著，那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要把它作为一个严格的理论用语，或理解为一种新思潮的标志，显然是不妥当的。正如海德格尔在批评马堡学派时所说的：“既然复兴康德开始变得过时，人们现在试图代之以复兴黑格尔。这种复兴甚至以此自得：它保持并偏好对过往之尊崇和敬慕。但归根到底它是过往所能遭受的最大不敬，因为它竟将后者贬低为时尚之工具和仆役。”[1]那么，究竟什么是通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问题意识更新的根本路径呢？我们认为，这一路径是在认真地思索并接受当代诠释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显现出来的。既然当代人的诠释活动是当代人生存在世的样态，所以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悬搁自己的理解的前结构和前见，而应该通过批判的反省来修正自己的理解的前结构和前见，并自觉地把这种修正过的理解的前结构和前见带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的阅读、理解和阐释中。
因此，合理的口号不应该是“回到马克思”，而应该是“重新理解马克思”。这句话蕴含着以下三个理论预设：第一，虽然马克思已经逝世一百多年了，但他的思想在当代社会中仍然拥有实质性的意义，因而当代人从当代语境出发重新理解马克思是必要的；第二，“重新理解马克思”的重心在“重新理解”上，而“重新理解”的主体则是当代人。当代人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作为自己“重新理解”的对象，并不是出于对马克思的抽象的崇拜，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来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理解和阐释从来不是为了复兴过去，而是为了铸造未来；第三，“重新理解马克思”也包含着在新发现的马克思的遗著、手稿、书信和其他可靠材料的基础上，对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和他的一切重要的追随者之间的理论关系的重新梳理和探索。
总之，“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主旨既不是回过头去“追恋埃及的肉锅”，也不是以盲从的心态去修复历史上的马克思的蜡像，而是要从当代人生存境遇中的最重大、最紧迫的理论问题入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中去接受启迪，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继承下来，并予以实质性的推进。正如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我们首先必须在过往所把握的问题的实事内涵中有所推进，这不是为了呆在那里不动且以现代的玩意儿文饰它，而是为了推动把握到的问题。我们既不想复兴亚里士多德的也不想复兴中世纪的本体论，既不想复兴康德也不想复兴黑格尔，而只想使自己摆脱在一种轻浮时尚下与下一种轻浮之间不断飘荡的这个当代的一切便宜套话。”[2]
值得注意的是，要使“重新理解马克思”真正成为可能，就一定要超越正统的阐释者们的阐释框架，而这一阐释框架已经通过哲学教科书成为人们心中不可动摇的常识。在这一正统的阐释框架中，必须加以超越的是以下四个教条：
其一，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解读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这种定见的失误在于，它忽略了马克思晚年对非欧社会所进行的人类学研究，从而把马克思变成了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实际上，晚年马克思甚至停止了《资本论》的写作，而致力于对俄国土地制度、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斯拉夫公社、印度农村公社等非欧社会的研究。这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主义而不是欧洲中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还有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对英、法、德、俄、美等国家的人类学理论的研究，而这种研究通常是以非欧社会作为对象的。
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分割为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这种划分方法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性，把它与传统哲学简单地等同起来了。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性在于它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哲学，即从经济学的视角入手，对哲学问题做出了全新的说明。比如，当马克思谈论“物质”时，他指称的真正对象是物质在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中的特殊样态——商品；当马克思谈论“实践”时，他首先指称的是作为经济活动的生产劳动；当马克思谈论“异化”时，他首先指称的是经济领域中的“异化劳动”等等。为什么正统的阐释者们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来不指涉“价值”问题？因为价值首先就是一个经济概念。一旦正统的阐释者们把“哲学”和“经济学”分离开来，也就永远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因此，必须打破“三分法”这一教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经济哲学，从而为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铺平道路。
其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割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前者研究自然，后者研究社会，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二元化”了。其实，早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人类学的自然”或“人化自然”的概念，并明确地告诉我们：“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3]。由此可见，并不需要分离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自然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正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其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近代化，即从近代西方哲学的视角出发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是从属于当代西方哲学的，而且是当代西方哲学的奠基性理论之一。正是在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框架的引导下，正统的阐释者们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为认识论和方法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划时代的革命作用首先体现在本体论的维度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作为核心概念的“实践”的含义首先要从本体论，而不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上去加以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近代化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所谓“两个归结”，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归结为德国古典哲学，再把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归结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假如说后一个“归结”是把德国古典哲学的内涵简单化，那么前一个“归结”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贫乏化。事实上，马克思以批判的眼光考察了整个人类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人类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显而易见，只有超越了上述四方面的教条，重新理解马克思、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更新才成为可能。于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正统的阐释者们所提供的问题体系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三、新的问题体系的形成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新的问题意识形成了新的问题体系。这个新的问题体系与正统的阐释者们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展现出来的老的问题体系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3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主要是在领悟并揭示这些差别。这些差别主要体现为如下的问题：
第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革命作用。由于深受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框架的影响，正统的阐释者们拒绝谈论本体论，只着眼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视角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作用，从而把这种作用大大地减小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主张，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划时代的革命贡献体现在本体论上。众所周知，哲学实质上就是本体论，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学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社会存在本体论（卢卡奇语）。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划时代的革命作用首先体现在对人类思想基础，尤其是社会存在问题的重新阐释上。只有确立社会本体论视野，才能对这一革命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发展中激起的回应做出合理的评价。
第二，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尽管正统的阐释者们拒绝使用“本体论”这个术语，试图用“世界观”概念取而代之。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我们知道，在哲学研究上，不谈论本体论并不等于可以回避本体论。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陈述都蕴含着“本体论承诺”（蒯因语）。虽然正统的阐释者们竭力拒斥本体论概念，但他们却把传统的本体论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形式——物质本体论偷运进来，用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打开正统的阐释者们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第一章的标题通常是“世界统一于物质”。在这里，耳熟能详的观点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是有规律的，时间、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方式，等等。这些关于物质的观点叙述的正是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物质本体论的主要内涵。其实，青年马克思就已开始批判这种物质本体论，因为它坚持的是一种抽象的物质观，即把物质与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历史背景分离开来。成年马克思从不侈谈抽象的物质概念，他关注的是物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具体样态——商品，并通过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展示出其物质观的革命实践功能。许多新的阐释成果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表现为实践本体论，因为实际上马克思也把自己称为“实践唯物主义者”。在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处于基础层面上的是生存实践活动，即生产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人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首先就要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蕴含着两方面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更重视的是后一方面的关系。在分析资本主义土地制度的形成原因时，他曾经写道：“一切关系都是由社会决定的，不是由自然决定的”[4]。因而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实质上就是卢卡奇所说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一方面，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另一方面，任何实践活动都无例外地是社会活动，因为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人就是社会存在物。其实，通过对“社会存在”概念的深入分析，不难发现，社会存在的本质含义乃是社会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5]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进一步把社会存在本体论解读为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就是通过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生产关系的革命，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新的社会条件。
第三，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我们发现，正统的阐释者们坚持的认识论乃是抽象的认识论，因为这种认识论与社会历史是相互脱离的。人所共知，认识论被置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框架内，而以自然作为研究对象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以社会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相互分离的。简言之，正统的阐释者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中叙述的认识论是外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因而停留在传统的、抽象认识论的水准上。尽管他们在认识论中也谈论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社会性和认识内容的社会性，甚至还谈论真理的阶级性，可是，人的认识活动与其社会生存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仍然未被揭示出来。事实上，在任何一个认识过程开始之前，认识者已有自己理解的前结构和前见，而这种理解的前结构和前见正是认识者在被社会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受教育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所以，不应该说，人如何把社会性输入到自己的认识内容中去，而应该说，认识活动本质上就是社会活动，因为全部认识活动都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起来的理解的前结构和前见的基础上展开的。于是，在正统的阐释者们那里处于抽象状态的认识论，在新的阐释者们那里转化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人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接受意识形态教化的过程，而在马克思看来，“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6]。于是，意识形态批判就成了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抽象的认识论研究转化为具体的意识形态批判，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这方面的典范性作品。意识形态批判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
第四，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同认识论一样，辩证法也被置于辩证唯物主义的领域内，从而也与历史唯物主义领域相脱离。如前所述，辩证唯物主义是以自然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辩证法实际上成了“自然辩证法”，而自然辩证法又是以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抽象的自然界（或物质）作为载体的。所以，与认识论的命运一样，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被抽象化了。辩证法不但变成了思辨性的概念游戏，甚至也蜕变成诡辩。许多新的研究结论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辩证法不是抽象的“自然辩证法”，而是具体的“社会历史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以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作为载体的，它包含着劳动辩证法、人化自然辩证法和社会形态辩证法。社会历史辩证法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
第五，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理论。如前所述，由于正统的阐释者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经济哲学，因而他们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几乎从来不涉及价值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理论逐渐上升为研究的热点，然而，新的阐释者们大多误解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把马克思所批判的阿·瓦格纳的价值观错误地理解为马克思本人的价值观。如果说，阿·瓦格纳是从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物的自然属性）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上来理解价值，即把价值理解为人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那么，马克思则是从交换价值（作为商品的物的社会属性）的意义出发去理解价值的，因而把价值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事实上，也只有在马克思价值观的地平线上，自由、平等、民主、公正这些真正的价值观念才能开启出来，并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大的理论问题。
第六，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重心。在正统的阐释者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而辩证唯物主义是以自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因此，他们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重心是自然界，是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借用康德的术语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思辨哲学。事实上，正统的阐释者们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重点。正如马克思自己告诉我们的：“……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7]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重心是社会历史，是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创造作用和革命作用，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借用康德的术语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实践哲学。所以，新的阐释者们都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法哲学等维度进行探索。
第七，如何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正统的阐释者们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结合的意义上来解答这个问题的，即使触及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阶段，他们仍然沿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导性观念。新的阐释者们则注重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发展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意味着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那就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健全和发展民主政治，为把中国社会建设成为一个全面小康的社会而奋斗。
从上面列举的七个方面可以看出，3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格局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确立起新的问题体系，而这一新的问题体系无论是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内容上看，都大大地超越了正统的阐释者们建立起来的问题体系。这也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四、未来研究的新生长点
只要对1978年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状况进行全面考察，就会发现，虽然这一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阻碍其深入发展的因素：
其一，思想不够解放，研究存在禁区。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问题，本来是个十分自然的问题。试想，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还有青年期和成年期的差异，何况他与恩格斯是两个人。但一讨论“差异”，有人就上纲说：“差异就是对立”，使讨论无法进行下去。其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文本的翻译还相对滞后。一方面，还有不少重要的文本没有被翻译出来；另一方面，即使是翻译过来的文本，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亟需加以纠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一句话，德文原文如下：Mit einem Worte: Ihr Koennt die Philosophie nicht aufheben, ohne sie zu verwirklichen.[8]中央编译局的译文如下：“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9]在这里，aufheben这个德语动词竟然被译为“消灭”。于是，理论界有不少人撰文探讨马克思如何“消灭哲学”。其实，在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马克思那里，aufheben无疑应该被译为“扬弃”，其含义是既有抛弃又有保留。众所周知，在黑格尔著作中，aufheben是一个基本术语，黑格尔多次阐释过其含义，而精通黑格尔哲学的马克思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纠正了翻译上的问题，所谓“消灭哲学”也就成了一个伪问题。其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本概念，如“实践”、“劳动”、“异化”、“物质”、“价值”、“资本”、“时空”、“自由”、“生产力”、“辩证法”、“主体性”、“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哲学基本问题”等概念的内涵缺乏深入的分析和含义上的澄清。由于这方面研究的匮乏，致使相当一部分研究论著停留在低水平重复中。其四，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著作的翻译还不成系统，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前沿信息还了解得不多，也很难就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创造性的对话。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加以克服。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历程的反思，我们认为，以下问题将成为未来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实践哲学转向。如前所述，正统的阐释者们主要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出发去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而今天新的阐释者们重视的是从人与人关系的视角出发去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今后的研究焦点会更多地会聚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领域中。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随着以英国哲学家柯亨（G.A.Cohen）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兴起，运用语言分析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进行认真的解读，以厘清其基本概念的含义，将成为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三，从经济哲学的视角出发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一重构将沿着“物（商品）—价值—时间—自由”的思路来进行，从而完全取代正统的阐释者们确立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第四，晚年马克思关于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将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课题，从而对非欧社会，特别是东方社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指导思想。
第五，从本体论的视角出发来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今后研究中的一个主导性方向，这一研究方向也会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合到西方哲学史，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中。
第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维度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的关注，这种普遍的关注正在催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的诞生和发展，而这一哲学将把生态文明、女权运动、文明的冲突、地区文化的差异等作为自己研究的主题。
第七，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教训，今后将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项根本性的工作，借着这一重要的途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贡献出一系列的原创性论著，并努力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舞台演奏“第一小提琴”。
【注释】
[1][2]马丁·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第131页；第13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22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234页；第44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20页；第48页。
[8]Marx Engels Werke, Band 1, Berlin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页。
（原载《中国哲学年鉴2008》。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