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春宝】大陆学术界在新加坡儒家文化研究中的失误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新加坡的研究有渐趋升温之势，仅去年一年间就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宗教、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而基于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因而，多数研究成果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新加坡的儒家文化。笔者检视最近几年学术界对新加坡儒家文化的研究结果，发现其中不乏错误存在。为免以讹传讹，笔者将就自己所掌握的有关资料予以梳理、辨析，以期为研究者提供参考。
首先，就史实方面而言，存在着大量与事实不符的地方。
研究新加坡儒家文化的成果中，以单篇论文居多，专著十分稀少，有影响的大作更是凤毛麟角。王文钦著的《新加坡与儒家文化》［2］一书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然而该书中却有许多知识性的错误，如书中第100页提到清朝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关心海峡侨生，特为他们组织“天理协会”，为说明这一活动的成效，特别指出“后来领导尊孔运动的正是‘海外侨生’”。此说与事实之间存有很大差距，实际上，新马著名华人史学
在《新加坡与儒家文化》第107页，作者说林文庆、邱菽园“见到孙中山以后，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转变了立场，成了支持辛亥革命的先进分子”，更进一步说邱“因从事各种进步活动而家财耗尽的情况”，而这也与史实明显不符。且不说痴迷于改良运动的邱菽园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就连与孙中山过从甚密，曾受委担任孙机要秘书甚至一度出任卫生部长的林文庆，［5］虽不至于说“是个反革命者”，但迄今却始终“没有强有力的资料证明他积极支持革命派”，因为，对于一直“醉心于改良主义思想”的林文庆而言，他“始终认为革命不是善策”，而“认定温和渐进的改良方式是最佳途径，不得已时才用革命”。［6］因而，说他是个改良主义者似乎更加符合事实。至于说邱菽园是革命者，那就有些滑稽了，因为邱“始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为了使国家不必走向革命道路，……他始终不认同孙中山，二十多年来都是恶言相向”。即使“孙中山多次……有意拉拢他，他也不为所动”，不仅如此，邱菽园还屡屡将孙中山描绘得一无是处，批评“孙文所敛之侨资，半吞半用”，甚至公开说“孙文逆迹昭彰”，不惜称孙是卖国贼：“孙文本是旦家之魔，招召一夥逋犯流氓，存心害群，搅浑桶水。侵入吾侪南洋侨界，挑拨侨情，翼人眩于名实。厚私党而薄公家，交相待以成彼利。积年以来，喧宾夺主，因疏间亲……盖孙党者，卖国者也。”邱菽园在对孙中山极尽嘲弄嬉骂之余，甚至将孙与窃国大盗袁世凯“相提并论，（其）憎袁恶孙之心可想而知。”更重要的一点，“邱菽园反对孙中山，立场一贯。他可以跟康有为断交十年又复合，但对孙中山却始终抗拒。他在维新派的喉舌《天南新报》批评过孙中山，二十年后还在进步党的党报《振南报》唾骂孙中山。”［7］由此可见，将邱说成是支持革命的进步分子实在是有些荒唐离谱。至于说邱“因从事各种进步活动而家财耗尽的情况”，也与事实多有出入。邱家财耗尽的确是事实，他自1897年继承父亲近百万产业，但十年之后（1907年）即因投资失败而告破产。邱为支持康有为的维新活动确曾捐助巨款，但却不能因此说他是为各种进步活动而家财耗尽的。事实上，邱家财耗尽的主因在于他一介儒生不懂得经营，却又为人豪爽，为解朋友之难常一掷千金，甚至于寄情声色、挥霍放纵。故此康有为说他是“不为殖产之商，而为误身之儒”。［8］在此仅举一例以印证之，邱二十五岁生日时，曾大摆宴席，更包下新加坡所有妓院以招待宾客，凡妓女前来拜寿者皆赏银十元，一时之间，“粤妓……闽妓、星妓、日妓，云集荟萃，都向他‘叩首道贺’，以致‘群诧艳福’；仅仅受此一拜的赏金，一日之间，超过万元。”［9］由此可以窥见邱菽园生活糜烂之一斑。
在近年所发表的论文成果中，对新加坡儒家文化状况的错误说明很多时候令人啼笑皆非。如有的文章为说明新加坡政府重视和提倡儒家思想教育，就说“新加坡政府对华人进行道德教育时，在中学和大学里让学生学习《四书》。”［10］这样的话显然只能用来说明殖民地政府时期，尤其是战前的旧式私塾学堂。且不说新式的学校教育已不可能再度使用旧式课本，即便是在双语教育制度下，就连海外唯一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南洋大学都无法生存下去（其实后期的南大已然变成一所英语大学了），又如何能保证华文水平日益低落的学生看得懂艰深的《四书》、《五经》？
有些学者为强调和突出新加坡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推行的儒学文化运动的重要性，就极力夸大本是专为中学生编写的《儒家伦理》课本的作用。“《儒家伦理》的出版和使用，说明了儒家伦理思想在新加坡已经不仅仅是为华人所信奉的一种固有的意识形式，而且已是得到政府提倡、为大多数人所认肯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11］论者似乎全然不知，《儒家伦理》推出时所遭遇到的各种阻碍和质疑，反对者中既有来自异族的马来人，更有来自华族自身的受英文教育者和受华文教育者。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儒家伦理》推出之后，并没有如政治领导人所预期的那样受到华族学生的欢迎，李光耀曾错误地以为，华族学生多半应该会选修这一科目，他说：“
此外，国内学术界普遍存在着高估甚至歪曲李光耀在儒家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作用的现象。事实上，作为政治家的李光耀，在文化上并不完全认同中国文化，而如果反过来说，李光耀在文化上倾向于认同英国文化，那或许是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说法，只是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学者对李氏的误解，单从对其家庭出身和教育背景的说明上就可看出一斑，学者大都将李光耀看成是一个杰出的“华人”政治家，往往过分突出和强调其华人特质，而全然没有意识到，李光耀根本就不能算是纯粹的华人，而是华人和马来人的混血种后裔，属于海峡侨生第三代，是一个十足典型的峇峇，［14］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三分之二血统的华人而已。李氏本来只在华文小学接受过两三个月的短暂教育，然而，很多学者却主观认定他接受了两年、甚至是三年的华小教育，［15］认为“李光耀从小受华人家庭的教育，具有东方文化的根基”，［16］甚至说，“李光耀在6岁之时，就被送到由新加坡客家同乡会捐资创办的‘加东俊源华文小学’，进行传统的儒式教育，从6岁到9岁这三年里，所学习的内容就是毛笔字，背古诗，读《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千字文》等书，这三年的传统教育无疑在他的思想上打上深刻的儒家思想烙印，这对他以后的人生事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17］事实上，李光耀仅仅只在华小接受过两三个月的教育，而这对他来说，不啻是一段痛苦的回忆，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家跟父母讲英语，跟外祖父外祖母讲峇峇马来语，跟渔民子弟朋友讲马来语掺点福建话。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边。”于是，两三个月之后，他就恳求母亲让他转入英校，最终如愿以偿，进入了“一所政府小学，只用英语教学”。［18］小学毕业后，他进入殖民地政府主办的贵族学校——莱佛士书院就读，其后又升入莱佛士学院，而李光耀的大学生活是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校园里度过的。毫无疑问，李光耀接受的是全套的英文教育，对此他也从不讳言：“依我的看法，我是一个受英文教育的人”。［19］至于殖民地政府所主导的英文教育的目的，则是显而易见的，“殖民地政府将英国贵族学校的模式搬到新加坡来，并且在语文教学上特别注重教导文学，从而灌输热爱大英帝国的意识，以便控制人们的思想。”［20］其最终目的自然就是要培养学生对英国文化的认同意识。实际上，李氏在文化认同上是个倾向于英国文化的人，就如一位西方政治家所说的那样：“李光耀是个英吉利人，一个有中文名字的上层阶级的英吉利人。”［21］只是他长了一副华人的面孔而已。如果仅从李光耀从政后的只言片语上就认定他是儒家的忠实信徒，并进而倒果为因说他曾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东方文化的根基，恐怕与事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事实上，从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承历史来看，李光耀的作用与其说是建设性的，毋宁说是毁灭性的，正是李光耀主导下的华文教育政策，导致了作为儒家文化承载基础的华文教育体系的最终被瓦解。
至于对新加坡儒学传承历史上所出现的误解，那就更多了。如2004年出版的《儒学国际传播》［22］一书中，有专门章节用来说明“儒学传播新加坡”（第4章，第107~142页，共计35页的篇幅），在第113页，说1900年康有为来到新加坡后，“他在华人中四处活动，传播他的尊孔保皇维新思想，……在他的影响下，新加坡成立了‘中华孔教会’”。且不说“中华孔教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当是指今日“南洋孔教会”的前身、成立于1914年的“实得力孔教会”？若然，则康氏弟子陈焕章在此事件上的影响力显然要远远大
《儒学国际传播》还说，“新加坡还经常举行孔圣诞祭孔，有时还举办征文比赛。祀孔建筑首推1849年由福建富商陈金声（其实，陈是来自于马六甲的峇峇——笔者）创建的‘崇文阁’，1954年改建成现今的‘翠文（当为英字之误？——笔者）书院’。现在专题研究儒家思想的学会就有五个：圣教会、孔交辉、儒学会、儒学研究会和儒学学会。”［25］且不说翠英书院实际上是在1954年被关闭而不是改建（该书院自1854年创立至1954年关闭，延续了整一百年之久，实属难得！至于崇文阁，则被公认为是新加坡已知创办最早的华校），就算是南洋孔教会还能坚持越来越没有影响的孔圣诞祭孔活动，南洋孔教会2006年的“活动”，就是孔圣诞广告了。孔圣诞日（
除上述认知方面的错误外，很多学者显然都高估了新加坡在道德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虽然有些人能亲临新加坡做一番实地考察，但因时间短暂，往往也只能对新加坡进行走马观花式的访问，很多人就凭借着所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再加上符合逻辑的推理，必然就产生了超出现实的过高评价。如为了抬高儒家伦理课程的地位，盲顾现实地说政府于“1982年宣布把佛教知识、回教知识、圣经知识、锡克教知识同‘儒家伦理’一道，列为中学三四年级道德教育科目，表明了政府对维护传统价值观的重视。”［27］本只是赶搭了宗教课程顺风车的“儒家伦理”，摇身一变而成了道德教育的先遣者。即使如此，也仍旧无改儒家伦理被当做宗教课程的陪绑而招致最终被腰斩的命运。而在儒家伦理伴随着宗教课程被结束以后，学者们似乎仍然不能或不愿接受这样的结局，硬是坚持说什么“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复兴运动的偃旗息鼓，实际上它是这个文化再生运动发展的产物或必然结果。”［28］一些学者继而进一步发挥说，自“1982年起，新加坡政府在中学推行儒家课程，儒家思想和亚洲价值观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29］学者们甚至还想当然地指出了儒学在新加坡的传播方式，即“新加坡的儒学传播，先华人圈后整个国民，先民间后政府，一步步进入国家意识。”［30］他们之所以这么说，其原因似乎是因为“新加坡儒学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是：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正式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而《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是“基于儒学伦理课程的推及”。［31］上述说法实际上是有失公允的，虽然就儒家思想的观点来看，做出上面的推断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千万不要忘记了，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政府一直都对种族和语言文化问题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政府断然不会在政治上开玩笑，拿华人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硬要少数种族的马来和印度人接受，以作为全体国民的共同价值观。新加坡前总理、现任国务资政吴作栋在1990年的一个晚宴上，曾经对此有过明确的说明，他说：“我要强调一点，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因此，我们不能只拿华族的道德价值体系作为国家的价值体系。我们必须把马来族、印度族以及其他非华族人士的价值准则包括在内。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为新加坡各民族拟出一套共同价值体系。而这些核心价值是全体新加坡人所认同的。”［32］其实，对马来人来说，《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的内容何尝不是《可兰经》中所体现的价值观？不然又怎么可以称其为“共同价值观”呢？这一点诚如李光耀所说的那样：“请别忘记，这五大共同价值观，并不等于是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华人还必须依靠儒家思想、道家学说和中国民间传统价值观来相辅相成。马来人和印度人也必须分别依靠马来风俗习惯和回教，以及印度风俗习惯和兴都教来补足。”［33］就连近年来以“亚洲价值观”捍卫者而闻名于世的李光耀，也从来没有明确说过“亚洲价值观”就是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华人的价值观）。有的学者就更好笑了，仅凭着1988年时身为副总理的吴作栋的一句话：“儒家基本价值观应升华为国家意识”，就断言儒家文化已被尊为“国家意识”了，“儒家基本价值观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已渗透到新加坡社会的各个层面，在现代化实践中起着卓有成效的促进作用。”［34］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因为“在30年的建国实践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政府以儒家之道治国”的结果，［35］仅凭着想当然的推理就得出如此结论，实在令人哑然失笑。要知道，无论新加坡的政府领导人多么强调和重视华族的传统价值观，都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的，其目的无非是要培养统一的新加坡国民意识，从而提升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感，因而，政府领导人会不时提醒新加坡的华人：在发展中华文化和语言的同时，必须照顾到新加坡多元种族的背景，新加坡是处在以马来回教徒为主的东南亚大环境中。而新加坡的命运，紧密维系在东南亚。新加坡华人的政治立场，必须牢牢地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而不要忘记了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独立国家。［36］
其次，在资料的引用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错误。
在《新加坡与儒家文化》第257页，作者讲述了李光耀的一次巡视活动，竟然将时间、地点都弄错了。书中原文说“1987年春节前夕，李光耀总理到茂林桥巡视”。而经笔者查证，该次巡视活动的时间实为1981年，而地点则是宏茂桥，作者并没有说明有关证引的出处，但据笔者将书中第257~258页的内容与李光耀1981年的新春献词加以对照却发现，除了时间地点不符之外，其他的大段文字内容，倒是形同抄袭李光耀的新春献词。［37］类似上述的错误书中尚有许多，限于篇幅不便在此一一列举，至于书中的某些谬误，笔者宁肯相信乃是排版时的一时之误。
书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众多的错误，相信乃是因作者从事相关研究时资料欠缺所致，书中直接征引来自新加坡的文献资料极少，除了一再引用《李光耀40年政论选》之外（直接引用该书达五十二次之多），引用次多的是杜维明的《新加坡的挑战》（直接引用达9次），再就是偶尔引用一点儿《联合早报》的有关报道了，至于其他资料数据，因作者没有注明其来源，故笔者在此不好妄加评断。如此一来，又岂可能有对新加坡社会、历史、文化状况的全面了解？这一点还可从书中另一处引文中推断出来，在该书第242页，作者有段引文，开头说“根据新加坡前国家发展部部长
此外，纵观《新加坡与儒家文化》全书，可以明显感觉出，由于资料欠缺而导致了该书的另一不足之处，即在内容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衡。该书内容基本上只是涉及到当代新加坡的儒家文化状况，而对儒家文化在历史上的传承经过，明显地缺少描述，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于新马、堪称轰轰烈烈的“孔教复兴运动”，在全书三百余页的篇幅当中，竟然只占了短短不足三页的内容，显然这并不是因为作者的一时疏忽，而是因为文献资料不足使然。
最后，国内学者因资料缺乏，造成个别名词的翻译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如《新加坡与儒家文化》第100页提到左秉隆为海峡侨生组织了“天理协会”，此处“天理协会”一说似有不妥，很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该名称应是来自于英文名称“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的直译，而在新加坡，所有涉及该组织的资料均以“雄辩会”称之。左秉隆虽出身同文馆，但其传统文化根基雄厚，这一点单从其旧体诗集《勤勉堂诗钞》中就可看出，他断不至于将“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这一辩论性组织称之为“天理协会”的。
大陆学者们在研究新加坡儒家文化时，之所以会造成上述一系列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当然是因为新加坡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妨碍了学者们以客观、理性的眼光看待新加坡。正所谓一叶障目，新加坡以经济的崛起闻名于世，使得中国人在为新加坡这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欢呼的同时，也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自豪感，而正是这种带点儿盲目的自豪感，掩盖了横亘在两个国家之间实际上存在的种种差异，并进而诱使一些学者得出错误的结论，而误以为“儒学在新加坡的传播历史虽然只有二百年，但是，成效却举世瞩目”了。［38］
（原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