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崇温：咬定青山不放松
吴波（以下简称吴）：
徐崇温（以下简称徐）：这20多年来我的学术研究兴趣和重点有过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起，我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总论部分写过三本书：《西方马克思主义》（获中国社会科院第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西方马克思义主理论研究》（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在流派理论研究方面，我主要写了《法兰克福学派述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等著作。1991年访问英国回国后，我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的课题任务，写了《民主社会义评析》一书。之后，我的研究重点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一方面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写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江流一起主编并撰写了《当代社会主义的苦干问题——国际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另一方面，是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2004年出版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一书。
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
吴：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因为在当下的重新泛起了理论界的注意，但关于这一思潮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存在着诸多模糊认识。您对于这一思潮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民主社会主义评析》一书和发表了许多相关论文。想请您就此谈一谈。
徐：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工党），是西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粗和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西方国家中的中左翼政治力量，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他们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名称。
19世纪中叶，在西方工人运动中进行活动和发挥影响的，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还有其他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什么是社会民主派？社会主义派是小资产阶段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指出，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极，而是为了缓和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其实质始终是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变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由于他们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
一方面，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出现的特殊形势要求工人政党在革命尚未提上日程的时候，要慢慢地训练人民群众，在日常斗争中善于妥协，既不回避选举，也不放弃议会斗争，这种形势使得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迅速流行起来；但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工作运动中的广泛传播，又使得这些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也接受了共产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情况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概念的态度作了一些调整，暂时容忍了它。
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创建的第二国际，其所属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在纲领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经济理论、阶段斗争理论、国家学说和革命理论为根据的，它们都是党纲党章中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把通过阶级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中就详尽地表述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如此，第二国际在其前期（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活动中，还清除和清算了无政府主义，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制定了一些有关工作运动的方针政策，使工作阶段的群众性组织和党组织都随着工作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增大。
吴：那么，社会民主党是何时演变为社会改良主义政党的呢？
徐：发生在19世纪末。由于第二国际是在运动向横的方向发展的和平时期进行活动的，再加上第二国际所属各党忽视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就使它日益滋长和发展起来，特别是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所属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加紧进行改良主义活动，在1896年7月~8月于伦敦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上，使社会民主党这个称呼所包含的内容发生了一次再变化：它虽然重申了“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持目标，但却把为夺取政权所应采取的措施归结为一系列有关普选权的要求。而随着伯恩施坦义的出现，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更把社会民主主义解释成一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段专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和平与合法的议会道路来使资本主义进化为社会主义的东西，把社会民主党变成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搞社会改良的党。
1896年10月以后，伯恩施坦就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一系列文章，鼓吹修正主义观点。1899年，他又出版了把其修正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反对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并宣称，社会主义有胜利不取决于内在的经济必然性，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使资本主义有了适应能力，经济危机已经可以防止甚至根本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趋于尖锐而是趋于缓和，随着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中间阶级的人数愈来愈多，社会关系的尖锐化没有按《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是不可能的；政治自由、民主、普选制已经使阶级斗争的基础日趋消灭，随着工人的数量和知识的增长，普选权可以成为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而阶段专政则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已经过时，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变革，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能实现；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应当归结为创造条件去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转变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即通过改良使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与此相适应，社会民主党应当改变性质，成为一个力求以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伯恩施坦的这些主张虽遭到过党内左派的强烈批评和抵制，但也在党内外和国际工运中引起相当广泛的共鸣，法、德，英、意、比各国党内的不少领袖和工会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改良主义倾向。1910年前后，伯恩施坦主义更成为第二国际属多数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思想。
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
吴：您能否把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徐：可以。不外乎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第一，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道德抗议，否认其历史必然性。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联系，而是一种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旨在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实现人和人之间的超阶级团结。
第二，以自由、公正、相助为基本价值，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社会民主党人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实现和完成，是以实际民主化为手段争取人类解放的运动，这是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和融解在资产阶级民主之中。然而，要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里实现社会主义，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
第三，以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消灭私有制。“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项争取和捍卫自由和公正，又在自由和公正中接受检验的持久任务，而这个任务的实现，并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关系时，他们就以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去取代其战前纲领中规定的消灭私有制，强调不应把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本身看成是目的，强调它本身并不是医治社会弊病人特效药。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党国际的代表大会宣言中，所有制问题已不再提及。
第四，用共同参与的经济民主来补充议会民主。社会民主党认为，与财产享有资格纯属形式上的改变（如废除私有制）相比较，经济中的决策权真正民主化才是真正重要的，因为这种经济民主关系到民主不只是作为一种国家政体，而且也作为包括职业生活在内的社会各领域的生活形式来加以贯彻实现的问题，关系到对议会民主作必要补充的问题，因为只有与共同参与制相结合的议会民主，才是解决民主机制发挥作用问题的最佳办法，因而经济民主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第五，普遍主张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把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极其重要的方面，认为应把它看作是确保全体公民积极参加为社会服务的项目的必要基础，是争取自决和自我实现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表示决心消除贫困，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保障人人都有权得到像样的收入。
吴：英国的“第三条道路”是指英国工党领袖、首相布莱尔和其精神导师社会学家吉登斯所倡导的，主张在“老左派”即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右派”即新自由主义之外走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20世纪70～80年代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医治了西方经济“滞胀”现象的新自由主义，在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以安然、世通为代表的企业丑闻的强烈冲击下，被证明其鼓吹的金融系统的完全自由化、完全解除管制、放松限制等政策是行不通的，它所鼓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宣告失败，形势的发展要求重新确立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但在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再回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那种国家干预已不可能，实践在呼唤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英国的“第三条道路”正是适应这样的需要而产生的。它认为“老左派”的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过分强调国家干预的作用，“新右派”的新自由主义又太强调绝对自由市场，各有偏颇，必须扬长避短，要在经济全求化的条件下，在调整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关系中取得新的平衡。
英国的“第三条道路”以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自诩，宣称它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的政治目标，却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其具体主张，一是在政治下打破左右两分法，抛弃阶段政治，追求跨阶级的支持，主张个人自由依赖于集体资源，认为好政府是自由发展和扩展的必要支持。二是在经济上创建新的混合经济，它不是在国有私有之间取得平衡，而是在管制和解除管制之间取得平衡。它的基本原则是：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负责的企业是尊重雇员、顾客和股权人的企业，政府要通过自由激励和控制手段来创造一种风险共担的企业文化。三是分解国家权力，把权力向下转移到地方和地区，向上交给跨国机构，政府不再以国家边界为活动范围，而把世界政府治理问题提上日程，同时要培养与平民社会中的组织进行积极合作的伙伴关系。四是建立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在一个世界主义的世界中为民族国家寻找一个新的位置。五是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重点是使消极福利变为积极福利，使个人和其他构同国家一样对福利的实现和创造作出贡献。
吴：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究竟何在？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今天特别有澄清的必要。
徐：当下这种社会思潮在国内确有一定的市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地表现在三个方在，即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不同态度和观点上面。
一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上。科学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在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客观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过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之，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却由19世纪70~90年代的信奉马克思主义，变以19世纪90年代以后在实践在抛弃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纲领上仍以马克思主义自诩；再变为在“二战”以后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
二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上。科学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发表，一再重申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又根据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客观事实，从列宁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强调社会主义要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反之，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却以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自居，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框框里，即使成了执政党、参政党，也仅限于为资产阶级管理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争取使之更加“民主化”、“人道化”而已。
三是在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上，科学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亿万人民的实践与探索，不断深化着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如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199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01年，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2006年，又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反之，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还把社会主义当作目标时，就把它融解于和归结为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的资产阶级民主之中，如社会党国际18大的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说：“民主和人权不仅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政治手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目的（建立发主的经济和民主的社会）的根本实质。”而在苏东剧变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更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制度、目标，从而要求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把社会主义视为通过现存资本主义的不断调整实现平等、互助的价值，对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从而把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选项中排除出去，而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无可取代。
吴：目前学术界在社会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使用上极为混乱。我了解到您最近对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了历史考察，对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过澄清。
徐：社会民主主义是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从建党时开始使用的思想体系名称，但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思想内容：最初它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体系，其特征是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巴黎公社以后到1896年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使得那些自称为社会民主党的人也接受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使得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在这一时期交叉重叠起起来；19世纪末，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跟着伯恩施坦把社会民主主义解释成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生平与合法的议会道路来使资本主义进化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再度对立起来。
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其成立宣言《法兰克福声明》中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其目的在于凸显它是“民主”社会主义，以区别于共产党人的“专政”社会主义。然而，这也说明了在此前，虽然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自己同共产党人之间，在是否能用民主、和平的方法去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极其尖锐的原则分歧，但大体上说来，两者在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目标上还是基本一致的。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再颠倒成社会民主主义。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帮助促成东欧剧变以后，原指望自己在东欧会有巨大的发展，在实际上却只是鼓舞和助长了极右翼势力的发展，并使人们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招牌也提出了质疑，使他们在西欧也开始逐渐失势。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一词似乎把选民推向了保守派的怀抱，这使他们觉得，为在回避在苏东剧变中已被资产阶级妖魔化了的“社会主义”对自己的牵连，必须把民主社会主义再颠倒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这意味着同现实社会主义相比较，它并不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在苏东剧变以前，西方的地民主党人认为只有这民主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自由、民主和人权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政治手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本实质；而在苏东剧变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又进而认为，不应再把新时代的社会主义视为制度、视为目标，从而要求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应把社会主义视为通过现存社会的不断调整实现平等与互助的价值；不应再追求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应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进程；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对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
所以，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以后又再颠倒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表明他们离科学社会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对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评析
吴：基于马克思义的立场，您如何评价社会民主党的实践？
徐：社会改良主义的基本功能和充当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革命无产阶级相反，它主张成为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对此，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袖直言不讳，如在
应当说，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其执政或参与执政的过程中也曾取得一些政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了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政策主张，而且在其执政实践中，确实为改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作出过一些成绩，推动了人权从公民权利到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发展，其中包括劳动、休闲、儿童保护、家庭维持补助金、平等教育机会、失业保险、社会保障等方面。据一些社会学家比较分析，和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右派政党政府相比，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地方和时候，用于社会需要的国家拨款要多一些，社会保障和保健的质量要好。二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还推进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代。然而，由于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推行的终究是一条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的路线，因而在把资本主义改变成为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就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
吴：看来，社会民主主义是不可能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的。
徐：对此，社会党国际经过反复之后中也不得不予以承认。在1951年成立社会党国际时，与会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被英国工党政府在“二战”后实际的国有化政策和福利制度所取得的成就所迷惑，曾误以为他们的这种改良主义已经把英国的资本主义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因而在会议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中说，“在某些国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所以在那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罪恶正在消逝，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在社会议力量强大的地方，都已经采取了重要步骤，以期创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然而，过了32年以后，当社会党国际重新审视它所面对的客观现实时，却不得不从根本上修改自己的说话，承认他们搞的局部改良，并没有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在社会党国际十六大通过的《阿尔布费拉宣言》中说：“曾经有把资本主义已经得到改造的令人欣喜的幻觉，有过经济将无止境增长的田园诗……那时是将五六十年代的经验过分普遍化了，而今天则是一片混乱。
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活动无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为世界上具有种意识形态色彩的有识之士所公认的：如苏联的不同政见分子麦德维杰夫人在英国出版持《列宁主义和西方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虽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对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还是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过程中至今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日本学者冈崎三郎在《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一文中说，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政府“在推进产业和金融机关的国有化，建立社会保障制方面做出很多实际成绩，但同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消灭阶级对立的目标相比，相差太远，英国、法国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南斯拉夫理论家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改良主义之所以在这个问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的原因在于，“它使马克思主义认为绝对不应绝对化的实践绝对化了”，它“逐渐适应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民主条件，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即使已掌了权，也在很大程度上只在旧秩序范围内活动”；南斯拉夫国务活动家格尔列契科夫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一书中说，“社会民主党的战略过于长期地把精力”放在探索“在对资本主义不作实际改变或废除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用来改善自己同胞的物质状况”上，这种战略“之所以出现危机，就是由于它长期排斥社会主义的因素而耗尽了自己的有机活力，并在漫长的时间里丧失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素质”；意大利的佩
吴：从您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评析中，我可以感受到您对学术研究的态度和立场。最后，您能否对我们如何走好学术研究这种路提一些意见？
徐：应该说，与我们年轻时相比，你们做学问有有利的一面，从党和国有的前途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走出一条人类创造文明的新路，社会主义总会超过资本主义。从个人前途命运来说，伟大时代、伟大实践需要出一批学术大家，也有条件造就出一批学术大师。不利的条件是，这个时代人的趋利倾向越来越严重。当年我们没有什么诱惑，现在各种诱惑越来越多。所以要沉下心来，下决心、有毅力克服浮躁情绪，甘坐冷板凳，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负时代的召唤。另外最好能够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只要坚持努力下去，一定会大有前途。
（原载《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录入编辑：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