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介厚：走上西方哲学的治学之途
詹文杰（以下简称詹）：
姚介厚（以下简称姚）：好的，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1940年4月，我出生在杭州。我的老家在余杭，是杭州的一个效县。我父亲毕业于两浙师范学校，在邮局工作，家庭条件一般。由于章太炎也是余杭人，我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章太炎发奋治学的故事，印象比较深。后来我知道章太炎在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中很在影响。抗战胜利后，我上了小学。我上的中学为杭州第一中学。它的前身是杭州高级中学，更早是两浙师范学校，是浙江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曾有很多名人在那里教书，如鲁迅、沈钧儒等。我在杭州一中读了六年书，包括初中和高中。当时我比较爱文学，古今中外的作品看了不少，高三读了点哲学方面的书中，觉得它兼容文理科知识，就有志趣学习哲学了。
1957年，我考进复旦大学哲学系，本科期间总共花了五年时间。第二学期就下乡劳动锻炼，搞普及哲学，在海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待了10个月。这期间我还给农中上过课。大学三年级上学期，我成了预备教师，同时也入了党，随后进上海市委党校的理论班学习了一年。这个理论班的老师有水平，使我对国内外大政方针有较了解，还读了不少马列经典著作，对苏联模式的哲学教育开始有所反思。复旦哲学系的课程设置比较齐全，包括哲学原理、逻辑学、美学、中外哲学史、自然辩证法，还有自然科学基础。学校规定，教授都必须到第一线给本科生开课。系主任胡曲园教授讲哲学原理，他也很强调哲学史，说哲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一定要学好哲学史才能学好原理。他的夫人陈硅如教授讲马列经典著作，逐句逐段地讲，很仔细。中国哲学史的老师是严北溟教授。全增嘏教授开设现代外国资产阶段哲学批判的课程，实际上是当时在国内较早系统地讲授现代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基础这门课也很吸引人，如有物理系、生物系的老教授给我们讲近代物理、遗传学。当时我学的外语是俄语，但没有放弃自学英语。
1962年本科毕业，我考取本系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读研期间，除了用半年去搞“四清”之外，其他时间的学习还是比较稳定的。我的导师是全增嘏先生，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全先生是清代学者全祖望的后人。他13岁进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后来去斯坦福大学念本科，然后在哈佛取得硕士学位。他做过复旦外文系的主任，后来调到哲学系，从事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教育。他培养研究生很认真，当作事业来看待，满腔热情地对待学生，为我们精心设计培养方案。我们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到他家去，上专业课与专业英语课。他的英语非常好，也很重视训练我们的专业英语，他经常拿英文原著指定其中一段让我们当场口译给他听，然后给予校正。他还让我们帮别人校对译文，通过这个方式来提高我们的专业英语。在课程方面，他要法度我们阅读重要哲学家的原著，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休谟、康德和黑格尔的原著。还有，他特别强调古希腊哲学、认为它对西方哲学来说是奠基性的环节，与后来的西方哲学有割不断的联系；如果不了解古希腊哲学，对后世哲学的研究也就不容易深入。在课程方面，古希腊哲学原著占的比重较商，我记得当时读了柏拉图中期和后期的著作，比如《蒂迈欧篇》，还有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一些篇章。除此之外，全先生对现代西方哲学也很关注，他是抓两头的，把古今贯通起来。他对罗索、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存在主义都有研究，发表过有深度、有见地的学术论文。总之，师从全老当研究生这向年，对我后来研究西方哲学影响较大，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研究生毕业后，我去教育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下乡到“五七”干校，在安徽凤阳待了一年半。我1971年冬从干校回到教育部，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80年。1980年9月份，我经申请被调到了中国社科院，这就“专业归队了”了。从那以后，我的后半生就跟社科院哲学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詹：这也可算“回归哲学”了。您到哲学所以后主要从事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姚：中国社科院在治学方面提供了相当优越的条件，而且总的来说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向。如果说我后来有点成绩的话，跟院、所的培养是分不开的。关于我在哲学所的工作，可以分四点来说。
第一，从1982年6月到1984年6月，我被派往美国做了两年的访问研究与进修。我当选择了耶鲁大学，因为耶鲁兼容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而且很重视古典哲学国。在美国，我的宗旨就是多学多了解，我的一个办法就是听各种课，这样也有利于提高自己的专业外语水平。
第二，我到哲学所以后以研究希腊哲学史为主，也兼顾当代欧美哲学的研究。1981年我和李凤鸣合写一本《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算是我重返科研的热身之作。那时，
第三，我在所里还做了较长时期的科研究管理工作。1985年夏天开始当哲学所科研处的处长，1988年开始做了十年副所长，后来还做过学术委员会主任。按我的理解，这实际上是为所里的科研做服务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科研工作，这就要求我必须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
第四，2000年底，我退休了，但是做科研的人，学术生命是可以不退休的。自此，时间比过去充裕了，可以继续深化古希腊哲学的研究。2003年，《希腊哲学史》的第三卷出版了。后来我又参与了多卷本《西方哲学史》的撰写工作，独立完成了其中的第二卷“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柏拉图〈国家篇〉导读》这本书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我还参与了中国社科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的课题，和李鹏程、杨深同志合作写了《西欧文明》。关于当代欧美哲学方面，我参与了撰写了一本中央党校的教材《当代世界思潮》，写了“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的主要部分。
以上这些，就是我来到中国社科院以后的主要工作。
詹：您在古希腊哲学研究方面下了很多的工夫，不仅参与了多卷本《希腊哲学史》前三卷的写作，还写了多卷本《西方哲学史》中第二卷，也就是“古希腊与罗马哲学”这部分。这两部著作各自有什么特点呢？
姚：《希腊哲学史》第一卷包括希腊哲学总论与早期希腊自然哲学，我主要写了公无前5世纪后半叶的哲学家，包括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拉底、小苏格拉底学派和柏拉图的哲学，其中苏格拉底和小苏格拉底学派的部分是我写的，我们认为柏拉图的早期著作体现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这样就把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写得比较丰满了。第三卷专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我负责第一编“逻辑和哲学”和第四编“实践哲学”中的第三部分“艺术哲学”。第四卷“晚期希腊哲学”尚未出版。这部著作对国内希腊哲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贡献。首先，它引入了许多第一手的材料，内容比较系统详致，资料丰富厚实；其次，它吸取、论评了国外的有关学术成果，将国外有关研究方法介绍进来了；第二，它在线索的梳理和一些见解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与新意，比如，我论述了国内学界尚未触及的希波克拉底，对所谓苏格拉底问题也有力求公正的评价，对亚里士多德奠立分析理性、对他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内在思想关联也有自己的看法。这部书获得了海内外学者的好评，成为国内希腊哲学研究与教学的重要参考书。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中的第二卷专门论述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我把它分为早期希腊哲学、希腊古典哲学和晚期希腊与罗马哲学三个阶段。一方在，我运用了写《希腊哲学史》时候的学术积累；另一方面，我把晚期希腊与罗马哲学的部分也写了，完成了一种断代研究。这本书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第一，强调以历史主义的视野，将希腊罗马哲学纳入希腊古典文明、希腊化文明与罗马文明等各个阶段文明的开阔历史背景中，考察它们形成与演变的社会历史根据和在文明进化中的历史作用。我完成了《西欧文明》的写作，就有了这个思路。第二，坚持从研究原著出发，并研读国内外的有关成果，力求掌握丰富、确实的史料，作出实事求是的考察与分析，做到论从史出。第三，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古希腊罗马哲学的论述，有引用与阐释。第四，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综合创新，既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又吸收发生学方法、分析学派方法、解释学方法、“我注六经”的古典学式研究方法和“六经注我”式的研究方法中的合理因素。另外，在这本书里，我对古希腊哲学的人物、流派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如何理解毕泰戈拉“数”本原的思想以及他与奥菲斯教的关系，如何看待、评价后期柏拉图的理念论，对晚期希腊与罗马哲学的一些流派、人物作出论评，等等。
詹：除了古希腊哲学，您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美国哲学，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姚：从历史上看，美国哲学生长在欧洲文化的边缘，真正具有本土特色的实用主义哲学在19世纪末叶才产生。20世纪以前，美国哲学在世界哲学舞台上的作用不是很大。但是，“二战”以后却不一样，美国哲学对当代科技成果有较多吸取和反思，对社会矛盾有灵敏反应，对外来哲学与文化也有较多吸收，涌现出了不少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和哲学学说。当代美国哲学的学派林林总总，呈现出多元性，当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峙的格局也有明显的表现。就哲学的基本态势而言，它有四个总体特点：第一，美国是当代分析哲学的一个大本营，分析哲学思潮包括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处于主导地位，但它已演变成为学说多样、很有分歧的后分析哲学。第二，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欧大陆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人文哲学在美国得到广为传播、研究，形成一些注入美国文化因素的新变。第三，实用主义曾被分析哲学挤出中心地位而局处一隅，但它作为体现美国特色的本土哲学精神，主要以渗透分析哲学和美国化的欧陆人文哲学的方式，表现出很强的复兴势头。第四，由于当代西方社会矛盾突出，美国哲学界注重研究社会伦理及相关的社会政治哲学，反思社会体制和道德价值体系问题，产生了一些颇有国际影响的学说。
1996年，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书，书名是《当代美国哲学》。它对“二战”以后当代美国哲学做了总体上的剖析，并就后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社会伦理学和社会哲学第四个方面，对18位当代美国哲学家作了评述。这只是梳理性的初步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表达了自己的一些心得见解，特别是论述美国本土实用主义和后分析哲学、现象学与存在哲学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交融的微妙关系，美国分析哲学与科学在互动中不断演进的思想关系与特色，当代美国社会伦理学与社会哲学中不同流派（如罗尔斯的正义论、诺齐克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论、麦金太尔的社群主义与德性论）的特点和政治倾向，等等。
詹：我知道您还对世界文明研究特别是西欧文明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您认为我们在理解和把握西欧文明的时候最值得注意的是哪些问题？
姚：“文明”问题事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和国际学术界正愈益关注的重大课题。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进展，文化与文明要素在国际关系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凸显出来。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基本特征。研究、了解世界各种文明的历史与现状、是把握“世界历史”的重要方面，对于我们树立“世界眼光”、观察世界格局、开展中外交往，以及通过借鉴外部文明的经验教训以利做好国内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工作，都有重要意义。西欧文明历经四千余年，是西方文明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主干部分，在世界文明的历史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它历史跨度大，覆盖地域广，众多地区与国家曾参与创造这种文明，内容相当丰富。
我和李鹏程、杨深三人合作写了《西欧文明》这本书，全书约95.8万字，分上、下两卷，除绪论外，按照各阶段性文明的历史演进依次论述西欧古典文明、西欧中世纪文明、西欧文艺复兴文明、西欧近代文明、西欧现代文明。我主要写了绪论和前面两个时期。我们注重从四方面来理解与把握西欧文明：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文明观探究西欧文明的本质与特征。这不同于西方学者们曾有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逆境生成说”、“文化决定论”、西欧中心论等文明观。我们认为：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西欧文明是西欧历史发展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精神文化交互作用、有机生成的综合形态。它的根本动因存在于西欧社会历史的内在构成和发展规律之中。第二，我们强调将西欧各阶段性文明作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精神文化的有机整体为剖析它们的总体特征，而又更着重于对各种精神文化的论述，展示它们的基本文化精神。第三，我们坚持以历史主义观点，既论评西欧文明对人类进步的重大贡献，也注重分析它存在复杂的社会与文化矛盾，总结历史教训，可起“史鉴垂训”的作用。第四，我们就一些国际学术界有研讨或争论的问题，包括对西欧阶段性文明的历史评价，哲学与科学、宗教等精神文化的理论问题，文明史与当今世界文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都提出自己的见解。特别是通过对西欧文明自身的许多正反面史实的研究。论评文明冲突不可取，强调不同文明在和谐交往、互相学习中不断丰富与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史的主流。这本书在传播西欧文明知识、推进文明问题研究方面有它的价值。此书出版后有一定影响，成为有关教学与研究的参考读物。
詹：关于古希腊哲学的意义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这门学问太古老了、所以在思想上是幼稚的、不发达的；另一种观点则刚好相反，它认为古希腊哲学是奠基性的东西，并不缺乏深刻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后来的西方哲学的发展道路。对此您如何评论？
姚：前一种观点有失偏颇，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希腊罗马哲学接触得不多，而且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在普及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到位，老的教材也写得比较简略。我们不必要“言必称希腊”，但是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对于后来西方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确起着深远影响，所以，对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有必要再认识。古希腊罗马哲学是西方哲学之源，奠立了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传统，历来是在各历史阶段激发西方文化活力的智慧火种。要理解“西学”即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的演进，总要回溯研究希腊罗马哲学。有些人并没有了解到希腊罗马哲学的发展本身上千年的历史，它奠定了西方整个哲学和文化传统的根基，其中的精髓就是它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
詹：谈到这，我想起一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人文精神和实践哲学，并且批评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说“过分”强调科学理性或分析理性。这个批评有多大的合理性？我们在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姚：实际上，西方哲学里面同时包含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认为西方重视科学中国偏重人文这样的简单划分是不妥当的。当代西方确实有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分歧和张力，但是从整个西方哲学史来看，它不单有分析理性的传统，也有实践哲学的人文精神，甚至分析理性也是贯穿到实践哲学里面去的。虽然早期希腊哲学以自然哲学为主，但这是由于知识进展的原因，早期希腊在人文社会知识方面的积累还不够，比如到了希罗多德的时期才出现了历史学。再说早期希腊哲学家，比如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这些人，他们也有人文方面的研究。在晚期希腊与罗马哲学中，伦理学更是哲学的中心主题。所以说，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在西方哲学中是相互结合的，而中国传统哲学也有自具特色的科学理性，不能说中国的传统偏向人文、西方的传统偏重科学。
我觉得中西两种哲学传统的一个差别在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多士德奠定了分析理性的传统。苏格拉底提倡的定义和归纳方法都是科学发展的起点，因为它们都是直接关系到三段论理的大前提，证明科学知识的起点。实际上并非西方不研究人文、伦理、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问题，而是注重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而中国传统哲学不是这样，无论是《论语》还是《孟子》，都没有像柏拉图对话篇那样进行论证和推理，而是运用一种理智的直观，结合辩证理性和实践理性，来解释范畴和一些古典文本的意义，这也许可被称为古代中国的一种古典解释学方法。
我讲过中国学者要用自己的学术视野来研究西方哲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强行从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一家出发来硬套西方哲学，或将古代中、西哲学家做机械的类比。老前辈们，像贺麟、
詹：您对国内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的现状有何看法，对青年学者有什么样的期望和建议？
姚：应当说，近三十年来，中国在希腊罗马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进入了系统论述、深化研究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一些希腊罗马哲学的古典原著和西方学者的有关研究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第二，对希腊罗马哲学展开了各种专人、专史与专题的研究，拓展了研究面，丰富了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的学术积累，其中不乏中国学者的独到见识。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展开了对希腊罗马哲学史的综合、系统的研究，出版了希腊罗马哲学断代史方面的著作，多有中国学者深入研究原著与西方研究成果所提炼的见人，标志着中国学术视野中的希腊罗马哲学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我们目前的研究现状和西方哲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要求相比，对照国外有关研究的幅度与深度，还有很大的差距和不足。史料和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还只是冰山一角；对一千一百余年的希腊罗马哲学研究还不全面、不平衡，对有些内容如晚期希腊与罗马哲学的研究还很薄弱；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主要哲学家的专门研究还需深入；希腊罗马哲学中的专史与专题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展；古代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还有待开展。关于比较古代中西哲学要用跨文化研究的视野去做，把中西古代哲学看成中西文明源头的有机构成部分去思考，这样就可以深化对中西两种不同文明传统的理解。同时也能看到它们的会通所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研究方法上要力求创新，要着力于以中国学者的视野，吸取、借鉴国外学者有研究方法与成果，形成自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与思路，提出自己的创见，参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与交往。我想，在以上这些方面，青年学者们大有可为。
詹：您一方面从事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参与了科研管理工作。可否分别谈谈在这两方面的体会？
姚：在治学方面，中国社科强调要有理论实际的优良学风，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这些总的要求对于做好科研工作是个重要的保证。治学上要踏实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不哗众取宠，不急功近利，要追求真理、不要追求名利。我所在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就有和谐的学术氛围与严谨治学的传统；前辈专家严谨治学的论著与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身。用之于自己学术研究，我有六点体会：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唯物主义观点，根据历史背景和资料对哲学家做实事求是的考察分析，进行客观合理的评价。第二，从原著的研究出发，掌握丰富的资料，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第三，力求较开阔地掌握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这样使自己有一个高的起点，并可汲取其中的合理思想养分，激活自己的思想，在独立思考中得出新见解。第四，贯通古今，古为今用。西方哲学史是前后继承与变革、交叠互为影响的有机思想整体，古今打通研究，更见其价值；研究西方哲学史和文明史并非同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现实无关，可吸取其合理文明成果、借鉴其经验教训，使之有益于中国现代化大业与和谐文化建设。第五，力求丰富专业知识结构，哲学史和其他学科知识密切关联，了解宗教史、伦理思想史、自然科学思想史等，对研究西方哲学史可开阔视野、活跃思路。第六。抓紧时间做学问，善于利用时间提高效率。珍惜时间能在学术生命上延年益寿。
关于科研管理工作方面的体会，我归结为一句话：一心本着服务精神，注重以学科建设为钢，做好科研业务的组织管理工作，使之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有利于哲学所为我国哲学事业作出贡献。学科建设是中心，其他的各项工作都要以此为目标来开展。这里面有三个层次：第一，抓好规划，五年一次的事业发展规划很重要，根据国家与学科发展需要，全所共同制定，达成共识，才有较大凝聚力。第二，有合理的学科发展的布局，各研究室分析国内外本学科的现状与前沿、生长点，同时也分析本室现状与优缺点，形成合理的学术研究配置。不可能面面俱到，但要着力于建立、发挥自身的重点优势。第三，科研课题组织管理、外事工作、青年学者的业务培训以及研究生的培养等具体工作，都围绕学科建设这个中心运转，才更见成效。
（原载《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录入编辑：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