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乾】论子思学派之《诗》学

一、孔门《诗》教与子思学派

《缁衣》、《中庸》、《表记》、《坊记》、《五行》这几篇文献，应该是《子思子》一书最起码具备的内容；换言之，把它们视为子思学派的作品，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即使是同一学派的作品，也要兼顾古书单篇流传的惯例及编者的作用。[1]所以，首先需要考虑它们在文体或论说方式上的异同。

《缁衣》、《表记》、《坊记》皆以“子言之”或“子曰”的形式行文，是语录体的文献；[2]《中庸》与《五行》则是论说体的文献，但《中庸》也有“子曰”的内容，而《五行》没有。如此看来，有没有“子曰”的形式，五篇文献不尽相同。但是，五篇文献的共同特点是引《诗》和用《诗》，或用传统的说法是“赋诗”。“赋诗”也包括赋予所引之诗以新的意义，所谓“端章取义”。[3]竹简《五行》虽然没有出现“诗曰”或“诗云”的字眼，但是其引《诗》之频繁也是和其他几篇文献相一致的。如此看来，“可以言诗者”，在子贡、子夏之后，当属子思。

事实上，前人对于子思学派之《诗》教已有申说。如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七有言：

孔庭之教曰《诗》、《礼》。子思曰：“夫子之教 ，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荀子·劝学》亦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经》谓《诗》、《书》）

其卷五引朱子、子思之言，解释《礼记·学记》“大学正业”之说：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朱子曰：“古者唯习《诗》、《书》、《礼》、《乐》。如《易》则掌于太卜，《春秋》则掌于史官，学者兼通之，不是正业。”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

清人黄以周辑成《子思子》，以揭示孟子的思想由来：

举子思所述“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及所明“仁义为利”之说，谓其传授之大恉。是深信博文约礼之经学，为行义之正轨，而求孟子学孔圣之师承，以子思为枢轴。暮年多疾，因曰：“加我数年，《子思子辑解》成，斯无憾！”（《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

子思之言，今见于《孔丛子·杂训》：

子上杂所习，请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训焉，学必由圣，所以致其材也，厉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又何请？”

由此可见，“《诗》、《书》传家”，乃是孔门家风。不仅如此，“《诗》教为先”，乃是古代教育制度的通例。《礼记·经解》、《庄子·天子》皆以《诗》为六经之首，这也是先秦知识人所共同具有的知识结构。只不过，孔子及其后学对于《诗》、《书》之教更加自觉，更加着力。

二、毛诗训诂传与子思学派

子思学派之“《诗》教”内容十分丰富，学界固有忽视。然而，“《诗》教”能否成为“《诗》学”，这是有待论证的问题。三国以来，流行两种早期的《诗》学传承系统：

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授赵小人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徐整之说，《经典释文·序录》引）

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李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经典释文·序录》引为“一曰”）

两个谱系之中共同的人物为子夏、大毛公。换言之，《诗故训传》成书于战国末期，最晚是秦汉之际，殆无异议。[4]陆玑《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卷下则交待了从先秦乃至两汉以来的《诗经》学传授系统

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鲁身，[5]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振牟子，振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故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以其所传，故名其诗曰“毛诗”。苌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新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时九江谢曼卿亦善毛《诗》，乃为其训。东海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得《风》、《雅》之旨，世祖以为议郎。济南徐廵师事宏，亦以儒显。其后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传》，郑作《毛诗笺》，然鲁、齐、韩诗三氏，皆立博士，惟毛《诗》不立博士耳。

可见，《经典释文·序录》所引“一曰”，即为陆玑之说。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批评陆玑把“曾申”误为“申公”，《四库提要》亦据以为陆玑之失。实乃王应麟及四库馆臣读书不细，冤枉了陆玑。因为陆玑是在讲述“鲁诗”的传授谱系时，提到了“申公”：

申公培，鲁人。少事齐人浮丘伯受《诗》，为楚王太子戊傅，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申公媿之，归鲁，以《诗经》为训，以敎无传疑，是为鲁诗。于是兰陵王臧代，赵绾，皆从申公受学。[6]

陆玑此说，实本《史记》及《汉书》所记申公之事迹，而非杜撰。齐《诗》、韩《诗》、鲁《诗》皆兴盛一时，而毛《诗》后来居上，如《毛诗正义》所言，是由于《诗故训传》。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毛公《诗故训传》已因《中庸》引《诗》而反过来引用《中庸》注《诗》。《中庸》言君子之道，引《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其下文曰：“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出自《大雅·旱麓》，《毛传》曰：“言上下察也”。《正义》指出：“《中庸》引此二句，乃云‘言上下察’，故《传》依用之，言能化及飞潜，令上下得所，使之明察也。”由此可见，《中庸》一书，迟至战国末期，已有相当影响，受到当时经学家的重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子思学派的其他作品亦被《毛传》所称引。

《小雅·四牡》：“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毛传》曰：“谂，念也。父兼尊亲之道。母至亲而尊不至。”《表记》曰：“母亲而不尊。”《正义》解释了《毛传》称引《表记》的理由：

称此者，解再言“将母”。意以父虽至亲，犹兼至尊，则恩不至，故《表记》曰：“父尊而不亲。”母以尊少则恩意偏多，故再言之。

既然《尔雅》、《孝经》、《表记》已经是大毛公《诗故训传》直接引用的资源，则此三书成于先秦可多一些旁证。就《表记》而言，还有其他思想可能为《诗故训传》所吸取。

《小雅·雨无正》：“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毛传》曰：“哿，可也。可矣，世所谓能言也。巧言从俗，如水转流。”《正义》进一步解释：

人虽正直，性有巧拙。《表记》云：“辞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

而在《坊记》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直接为《毛传》所引用的语句。《坊记》云：“家无二主。”《周颂·载芟》：“侯主侯伯”，《毛传》：“主，家长也。” 《坊记》云：“制国不过千乘。”《鲁颂·閟宫》：“公车千乘”，《毛传》：“大国之赋千乘”。

以上是关于《毛诗故训传》受子思学派直接影响的论证。[7]而子思学派自身的《诗》学，也并非无迹可寻。如《中庸》引《诗》并释之：

《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此处两个“盖曰”，清楚地表明，子思学派并非仅仅援引《诗》句，而是对特定诗句有集中解读。“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出自《周颂·维天之命》，《毛传》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孟仲子在前文所引的《诗》学谱系中已有一席之地。更值得注意的是，《毛诗正义》引赵歧及郑玄之说，均以为孟仲子是子思弟子：

《孟子》云，齐王以孟子辞病，使人问。医来，孟仲子对。赵岐云：“孟仲子，孟子从昆弟，学于孟子者也。”

《谱》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盖与孟轲共事子思，后学于孟轲，著书论《诗》，毛氏取以为说。”

《谱》云“子思论《诗》，‘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传虽引仲子之言，而文无“不似”之义，盖取其所说，而不从其读，故王肃述毛，亦为“不已”，与郑同也。

根据郑玄的《诗谱》，孟仲子从子思、孟子为学，有专门的《诗》学著作。[8]《鲁颂·閟宫》毛传又引孟仲子曰：“是禖宫也。” “是禖宫也”，显然也是专门解释“閟宫”之词。由此可见，孟仲子之《诗》学有章可循，子思学派之《诗》学可见一斑。

钱穆先生曾力辩，孔子之门，“无六经之学”。其《孔门传经辨》以为传世的先秦时期传《易》、传《书》的谱系交接不可靠，《诗》学的传承也是一样：[9]

盖《周易》本不与《诗》、《书》同类，故秦人焚书不之及。而汉初之传授独广，故乃最先有孔门传统之说。及汉武立五经博士，而《毛诗》犹晚出，故亦详其传受，以自引重。

钱先生所言“《毛诗》犹晚出”，应该是指《毛诗》晚立于学官。至于《毛诗》成型的时间，又会早于《毛传》成型的时期，至少是在战国后期。另外，即使传《诗》学的谱系不够周延，也不能否认其中的人物和《诗》学有关系。更何况，郭店楚简之中六经并称并不鲜见，钱先生的判断可能需要重新检讨。[10]但是，钱穆先生的质疑还是值得注意，后世所排列的传承系统难以排除“递相增益”，或“层累”的因素。同时，也有可能造成信息遗漏的情况，使得《诗》学的传统简单化。即使从现有的资料，从子思学派引《诗》、论诗的专门性来看，孔门《诗》教及《诗》学，七十子之后，以子思学派为盛。王博以为《中庸》和《五行》只引《诗经》，且《五行》对所引《诗》句亦有说解，而不仅仅是引以为据，说明它们是《诗》学系统的文献。[11]这是有启发性的。

此处还有一个疑问需要澄清，即《毛传》有没有可能出自小毛公之手；换言之，《毛传》之成书是不是汉初以后。根据《史记》和《汉书》〈儒林传〉的明确记载，《诗故训传》均是大毛公作于家，而传于小毛公，小毛公时其家学被河间献王命名为“毛诗”。同时，郑玄的《诗谱》也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坚实的证据：

又问曰：“《小雅》之臣何以独无刺厉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之诗是也。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

关于“汉兴之初，师移其第”，《正义》有详细解说：

《诗》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汉兴始移者，若孔子所移，当显而示义，不应改厉为幽。此既厉王之诗，录而序焉，而处不依次，明为序之后乃移之，故云“汉兴之初”也。《十月之交》笺云：“《故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则所云师者，即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汉兴，传《诗》者众矣。独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故训，无缘辄得移改也。毛既作《故训》，刊定先后，事必由之，故独云毛公也。

“汉兴之初”，是毛公“移其篇第”的时间，则《诗故训传》成书于更早甚明。故而，《诗故训传》所称引之书，均可视为出于先秦。这一点，对于澄清人们关于《礼记》各篇成书年代的误解，有关键性的意义；对于我们认识子思学派的《诗》学，也有莫大帮助。

从子思学派之引《诗》，可以看出其学风来源及不同作品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结合其他文献，则可以发现子思学派有独立的《诗》学，并影响到了《毛诗故训传》。至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和子思学派之间的关系，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12]下文先具体分析子思学派如何引《诗》的问题。

三、子思学派所引《诗》篇及原诗主题[13]

《中庸》所引《诗》（14篇）

风（2篇）

《豳风·伐柯》，美周公也。

《卫风·硕人》，闵庄姜也。

或《郑风·丰》，刺乱也。

雅（8篇）

《小雅·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大雅·旱麓》，受祖也。

〈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

〈假乐〉，嘉成王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皇矣〉，美周也。

颂（4篇）

《周颂·维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振鹭〉，二王之后来助祭也。

〈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

《商颂·烈祖》，祀中宗也。

《缁衣》所引《诗》（17篇，23篇次）

风（4篇）

《郑风·缁衣》，美武公也。

《曹风·鸤鸠》（2次），刺不壹也。

《周南》〈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

雅（13篇）

《小雅·巷伯》，刺幽王也。

〈节南山〉（2次），家父刺幽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无常也。

〈鹿鸣〉，燕群臣嘉宾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明〉，大夫悔仕于乱世也。

〈巧言〉，刺幽王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大雅·板》，凡伯刺厉王也。

〈抑〉（4次），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

〈文王〉（2次），文王受命作周也。

〈既醉〉，大平也。

〈下武〉，继文也。

《表记》所引《诗》（16篇，17篇次）

风（4篇）

《曹风·候人》，刺近小人也。

〈蜉蝣〉，刺奢也。

《鄘风·鹑之奔奔》，刺卫宣姜也。

《邶风·谷风》，刺幽王也。

雅（12篇）

《小雅·车辖》，大夫刺幽王也。

〈何人斯〉，苏公刺暴公也。

〈小明〉，大夫悔仕于乱世也。

〈隰桑〉，刺幽王也。

〈巧言〉，刺幽王也。

《大雅·抑》（2次），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

〈文王有声〉，继伐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旱麓〉，受祖也。

〈生民〉，尊祖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

《坊记》所引《诗》（13篇，15篇次）

风（5篇）

《邶风·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

〈谷风〉，刺幽王也。

《豳风·伐柯》，美周公也。

《齐风·南山》，刺襄公也。

《卫风·氓》，刺时也。

雅（7篇）

《小雅·角弓》（2次），父兄刺幽王也。

〈楚茨〉，刺幽王也。

〈大田〉，刺幽王也。

《大雅·桑柔》，芮伯刺厉王也。

〈板〉，凡伯刺厉王也。

〈文王有声〉，继伐也。

〈既醉〉（2次），大平也。

逸《诗》（1篇）

《五行》所引《诗》（6篇）

风（3篇）

《召南·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

或《小雅·出车》，劳还率也。

《曹风·鸤鸠》，刺不壹也。

《邶风·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

雅（2篇）

《大雅·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

颂（1篇）

《商颂·长发》，大禘也。

从以上列举的分析来看，子思学派五篇作品引《诗》达75次之多，足以说明《诗》学是子思学派丰厚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五篇作品引《诗》的范围集中于《风》和《雅》之中，而以《雅》居多，另有《颂》的部分和逸诗。所引之诗的主题，有美、刺、闵、告（祭）等，又以美（文王、武王）、刺（幽王、厉王）居多，原诗主题和子思学派的上下文语境有何关系，留待下文讨论。另外，比对其他先秦文献引《诗》的范围，或可以为相关文献的断代提供参考。[14]

就引《诗》的频率而言，《五行》之外，其余各篇都在10次以上。但《五行》篇所引之《曹风·鸤鸠》在《缁衣》中被两次引用，《邶风·燕燕》亦被《坊记》引用，《大雅·文王》，又被《中庸》和《缁衣》（2次）引用，《大雅·大明》则又被《表记》引用。同一诗篇被不同篇章所引用的情况还包括《坊记》和《缁衣》均引用《大雅·既醉》；《表记》和《坊记》均引用《大雅·文王有声》及《邶风·谷风》；《缁衣》和《坊记》均引用《大雅·板》；《中庸》、《坊记》均引用《豳风·伐柯》；《缁衣》和《表记》均引用《小雅·小明》及〈巧言〉；《中庸》和《缁衣》均引用《大雅·旱麓》及《小雅·正月》；《中庸》、《表记》均引用《大雅·烝民》；特别是《中庸》、《表记》、《缁衣》均引用《大雅·抑》，《表记》、《缁衣》还不止一次。由此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我们所讨论的子思学派的五篇作品，任何两篇之间都引用了同一诗篇，这说明五篇作品之间有其内在的“关节点”。进一步考察其引用诗句的内容和方法，则可以发现各篇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或异或同，均可以找到讨论的基础，而不至于简单比附。

四、子思学派引《诗》之体例

先秦思想文献引用《诗经》的格式和体例，已经引起学者的重视。[15]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比较系统的讨论。就子思学派而言，一方面从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其《诗》学的内容和特征，另一方面，也可以探究其思想内容及表达方式。子思学派的引《诗》可初步归纳为以下数端。

其一、无标示引《诗》

未见君子，忧心不能惙惙；既见君子，心不能悦。“亦既见之，亦既觏之，我心则〔悦〕”，此之谓〔也〕。（《五行》）

其二、有标示引《诗》

（1）“《诗》云”；

《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中庸》）

（2）“《诗》曰”；

《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中庸》）

（3）“大雅（夏）曰”、“小雅（夏）曰”或“国风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