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穆勒评注》是过渡到《手稿》的中介

显而易见，赫斯的哲学历史观点主要是对古典经济学描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理论提升和概括。比之费尔巴哈，的确有了很重要的进展。但这里存在两个致命错误：一是交往（实际上是商品经济的现代交换）被置于生产之上，他没有意识到这种“交往”是生产的结果。这一交往决定论是在古典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第二层级上的倒退。二是他更无法意识到，这种交往只是物质生产的一定条件下的产物，即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生产的特定历史结果。以费尔巴哈的类哲学去提升经济学，必然是从同样抽象的交往（交换）出发。由此他更接近重商主义而不是斯密和李嘉图。当然，赫斯这里的观点的实质，包括他所标举的生产力、交往的共同活动等规定，在隐性逻辑上是非科学的。但我还要指出，比之于赫斯，此时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远没有达及这种深度。

必须指出，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关系）虽然加上了“社会的”定语，但这却真是一种抽象的规定性。与不久之后写下的《手稿》中的劳动本质相比，可以说同样是抽象人本主义的东西。因为，这种所谓的真正的社会关系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东西，而是一种理论化的价值悬设。这与后来马克思在1846年所指认的那种基于物质生产条件的现实的解放可能性是根本不同的。也因此，马克思这时是无法看清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实中这一复杂的客观物化和颠倒了的社会关系的。于是，经济现实中客观颠倒的社会关系被理论地指认为异化：“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

马克思这时是从主体需要这个规定来定位劳动本真意义的，这与后来《手稿》第一笔记本中从对象化生产去定位劳动有着重要的异质性。马克思这里从谋生劳动引出劳动异化。这包括了四层异化关系：第一，“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和偶然联系”；第二，“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和偶然联系”；第三，外在的社会需要成为劳动者异己性的强制；第四，劳动者的生命活动异化为手段性谋生活动。很显然，与《手稿》第一笔记本中劳动异化的四重逻辑层面相比，这种分析还是十分粗糙和不精确的。但这毕竟是一种更深逻辑建构的开始。

还需要说明的是由前苏联学者挑起的一种争论，即认为在《手稿》中，马克思是在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进程中，一边读书一边写下这一手稿文本的。也就是说，《巴黎笔记》是与《手稿》穿插交错进行的。他们的具体假设是，马克思先是写下萨伊和斯密的笔记，然后开始写作手稿的第一笔记本；随后，马克思又回过头去读书，再做麦克库洛赫、普雷沃和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笔记，最后完成手稿的第二、第三笔记本。甚至李嘉图和穆勒的笔记也是在全部手稿完成之后才又回去读书撰写的。这种假设在文献考证、马克思的直接指认和这一文本的内在逻辑三方面均没有可靠的依据。这种推断的唯一根据是第一笔记本中只是引述了萨伊和斯密，而全部手稿中也几乎没有摘录李嘉图和穆勒的东西。这种假设把马克思描述成一个在理论研究上不负责任的学者，只读了两本经济学论著便开始对经济学指手画脚，再看几页书又去发一通议论，这从来不是马克思的治学态度。

我认为前苏联学者的这种“理论创造”实为一种不必要的标新立异。更主要的是，以马克思内在的理论逻辑进程来看，这种编排不仅没有深化我们的研究，反而带来了许多文本解读中的混乱。我固然承认《巴黎笔记》与《手稿》是在同一时段中完成的同体文本，但绝对不赞成前苏联、东欧学者上述那种将文本碎片化的做法。所以，我在本书中没有采用这种观点，且仍然将《手稿》作为一个独立文本来对待。遗憾的是，MEGA2版的编者也无批判地同意了前苏联学者的这种假设。

现在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马克思为什么要从对象化入手？在不久前的《穆勒摘要》中，马克思是从货币异化出发的，这明显有着赫斯的影响。只是在那一文本的最后，马克思意识到这一点，即交换中形成的人与人的类关系的异化是以生产为基础的。人们不只是交换思想，而首先要交换产品，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结果。从分析货币（交换）异化到分析劳动对象化（生产）异化，这正是马克思超越赫斯的地方。这也是前苏联学者将《穆勒摘要》（货币异化论）硬说成是在《手稿》之后那种奇谈怪论根本站不住脚的地方。

（选自《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