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友军】霍克海默社会批判理论的形成及其困境
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历史上，霍克海默起到了重要的开创和奠基作用。20世纪30年代，他为社会批判理论制订了纲领，规定了方向。不论是在德国或西欧，还是在二战流亡美国期间，在20世纪30到60年代之间，社会批判理论始终都保持了霍克海默制定的原初纲领和方向，鲜明地展示着原初的理论特色和思考维度。“批判理论代表一种新马克思主义方向的声望，主要奠基于霍克海默在30年代的文章中对批判理论的阐述之上。”[1]随着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哈贝马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社会批判理论应该超越意识哲学范式而促成语言学转向，近年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霍耐特 教授的著作表明，社会批判理论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有广阔的发展余地。这些都促使我们对霍克海默社会批判理论的形成问题进行新的认识，以便对其理论发展有一个深入的把握。这是理解和把握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重要视角和方面。
一、霍克海默与卢卡奇、柯尔施
目前，学界一般都认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史上，从卢卡奇到柯尔施，到葛兰西，再到霍克海默以及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应该具有理论渊源和承启关系。其实，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考直接承续着卢卡奇和柯尔施，而霍克海默也无疑受到了卢卡奇和柯尔施的直接影响。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草创之初，研究所主要负责人韦尔组织的第一件事就是1923年夏季在图宾根的伊尔梅瑙举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作周”。会议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柯尔施尚未出版的手稿《马克思主义和哲学》[2]，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早期著名成员维特夫认为，虽然柯尔施并未成为研究所的正式成员，但他确实参加研究所的讨论并偶尔为其出版物写评论。在研究所初创期，柯尔施是一个重要人物[3]，而卢卡奇的影响则更大。“如果没有卢卡奇的著作，西方变异的马克思主义所写的许多著作就不会统一起来。无论作者本人后来对《历史与阶级意识》如何，但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本开山著作，如本雅明所承认的。阿多诺在后来许多关于卢卡奇的文章中也认为他的批评基调具有普遍意义，即第一个认真研究异化这一重要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无论此后的岁月中他们如何因异议而分离——他们是真诚的——研究所和卢卡奇都是在一个共同的传统中讨论着相似的问题。” [4]此论颇有见地。对于霍克海默来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都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最有影响的著作。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被发现，其人道主义倾向引发了重新焕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的希望，使霍克海默及社会研究所的年轻思想家们相当兴奋。正是在此基础上，霍克海默开创了以人道主义批判维度为主旨的社会批判理论即法兰克福学派。
卢卡奇、柯尔施的研究针对的对象都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实证化、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霍克海默的起点与这些批判是相同的，而且其批判方向也是一致的。这主要表现在，霍克海默也是沿着卢卡奇的社会历史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柯尔施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高扬的理论方向前进的。霍克海默将这种批判和反思大大推进了。霍克海默并没有仅仅满足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本身，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非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理论样态，而是传统理论的普遍表现。传统理论是以笛卡尔的方法论为基础的、西方引以为豪的正统理性理论，其中特别是数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整个笛卡尔哲学就是数学思想的普遍化。传统理论的实质就是非反思的科学化的知识性理论。传统理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实证化、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真正理论背景和根源。由此，霍克海默已不仅仅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思和反拨，而是转入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和对批判理论的建构上来。在1937年写作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首次提出“批判理论”的概念。“批判理论”是霍克海默力图与传统理论彻底决裂的理论方向和建构目标，“批判理论”的实质就是社会历史性的反思理论。
与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相较，霍克海默显示了更为深入和气魄宏大的理论思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霍克海默处于更晚近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更为深刻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前提。
一方面，卢卡奇、柯尔施所面对的现实，主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受挫和低潮以及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和教条化，而霍克海默所面对的现实，主要是德国的法西斯纳粹主义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一体化，霍克海默将这种现实表现称为“独裁国家”。因而，与前两者相比，霍克海默所面对的现实视域更为宽阔和深刻。正如他所说的：“在这种条件下，用自由世界的概念本身去判断自由世界，对这个世界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然而又坚决地捍卫它的理想……就成为每一个有思想的人的权利和义务。” [5]霍克海默在追问因何出现了“独裁国家”时，给予的时代性诊断是传统理论的观念根源，“独裁国家”正是非反思的传统理论的现实典型；因此霍克海默为此出具的时代医治方案是反思的社会批判理论。
另一方面，卢卡奇、柯尔施一般都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等的德国古典哲学为理论背景和反思资源，对在受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理论主导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拨。他们的理论路径主要是通过提示或重提马克思哲学的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根源，通过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批判并反拨“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教条化、实证化和意识形态化而导致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倒退和封闭，从而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开放性。而霍克海默与之相比，其理论背景和理论视野也明显更为开阔。霍克海默不仅立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而且受到现当代哲学大潮的影响，其中包括与叔本华、柏格森、尼采、胡塞尔、弗洛伊德的理论交锋以及与逻辑实证主义的争辩和对话等，溶入了批判传统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的主题之中。但是，霍克海默的理论与其他批判传统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思潮或理论学说又有所不同，例如，叔本华等是以非理性反传统哲学的理性统治，逻辑实证主义是以实证经验反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而霍克海默理论的鲜明特点和努力方向是探求建立不同于传统哲学知识性理论的批判性理论。
二、霍克海默社会批判理论的困境
法兰克福学派一向强调理性，但是，霍克海默所开创的社会批判理论并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批判哲学。原因在于，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拒斥传统理性哲学的现代哲学，其批判指向正是理性对于人的压抑。因此 ，霍克海默所强调的理性，仅仅是指理性的反思功能和批判精神，霍克海默所开创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可能是一种以理性为终极原则的社会批判的理性哲学。
对霍克海默来说，理性不是社会批判理论的终极原则，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的前提是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自由和平等。自由的意义主要在于内在性的自主，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不受外在化的、异化的压抑和束缚。平等也是指基于自主之上的，人与人之间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享有同等的权利。自由和平等作为伦理原则，是社会批判理论的真正前提和批判准则，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质是人道主义的伦理批判。佐尔坦·塔尔在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评价说：“霍克海默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总想把它改造成为一个公正的和更为人道的社会” [6]，“它是从伦理观点对传统理论的批判。” [7]“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各种批判理论中一以贯之的唯一的东西是对西方文明前景的人道主义关心。” [8]
然而，自由和平等作为前提和批判准则，一方面，是社会批判理论道义上的伦理批判必须首先悬设的道义假设和价值前提，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批判理论对传统理性哲学的拒斥，这种道义假设和价值前提又不能通过理性深入检审的方式，以传统的理论方式构建起来。因而，自由和平等作为前提和批判准则，其意义总是含糊和晦暗的。马丁·杰伊在其《法兰克福学派史》中说过，“辩证法在批评各种冒充为真理的体系时是壮观的，但要清楚地指出自己的假设和价值时，它就不怎么雄辩了”。 [9]其实这构成了霍克海默社会批判理论的根本悖论和困境。
这并非是由于霍克海默的忽略或大意，也并非由于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的理论能力问题，而是由于任何这样的“假设”和“前提”一旦明确或明晰起来，总是无法避免其强烈拒斥的传统理论的形而上学预设，这显然有悖于其批判理论的主旨和精神，而它们自身又变成传统理论了。社会批判理论在面临最基本的存在论课题时会变得踌躇起来，不得不或多或少地保持在反思的含混和天真中。社会批判理论的这一基本薄弱点，是不能修复和无法克服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这一根本悖论和困境决定了社会批判理论缺失基本的道义前提和价值准则，因而，社会批判理论虽然可以表现得足够激烈，也可以在对西方文明的反省中，表现得相当彻底，但它终归是不充分的，而是有待完成的。
进言之，缺失基本的道义前提和价值准则，导致了社会批判理论只能在与各类现实的结合点上寻找生长点。其中包括，其一，社会批判理论表现为对现当代社会的各种具体的现实批判，例如对科学、艺术、宗教、家庭等的具体现实批判；其二，社会批判理论只能在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具体学科的结合中拓展自身。对具体现实的批判和对社会做综合性跨学科研究，是社会批判理论可引以为豪的理论特色，并由此使社会批判理论成为公认的“社会哲学”或“文化批判理论”。但是同时，也可以说，这也是植根于其理论缺陷的无奈结果。“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的批评家证明，这一理论并不代表科学的社会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传统的），它仅仅是一种社会哲学或文化批判。而且，与其说有一种批判理论，倒不如说有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赫伯特·马尔库塞各自的批判理论；甚至可以说有霍克海默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和60年代的批判理论。” [10]其理论的内在一致性和整体力量受到损害。
三、早期社会批判理论遭遇困境的原因
早期社会批判理论遭遇困境其实并非偶然，而是直接根源于传统理性哲学范式的衰竭。传统理性哲学以近代笛卡尔、康德等为代表，强调理性对于理解和掌握世界具有优先性。霍克海默等现代哲学理论家拒斥传统理论，而不再相信理性的终极合法性。但是，没有理性检审的规范是不可理解的，所以“他们陷入了一种批判的绝境。” [11]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批判理论纲领的失败实属必然，因为其依赖的意识哲学范式已经枯竭。” [12]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现代哲学在拒斥传统理性哲学后所陷入的普遍的困惑。社会批判理论拒斥理性哲学后，其伦理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宗教和美学资源。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在反理性哲学的伦理批判中，其浓厚的伦理色彩更多地是依赖于犹太教的精神观念资源。“直到晚年，霍克海默还一再表述‘对完全是另一种东西的渴求’……先知般的勇气，救赎的热情，深深潜藏的乌托邦冲动，绝望了的希望，如果据此而认为批判理论的历险是20世纪的一种准宗教行动，也许并不为过。”[13]反思和批判由“理性”退变为“感受”和宗教情怀。因此，在完整的人道主义伦理批判意义上，社会批判理论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批判话语，发泄人道主义的不满和谴责。而在这个方面，社会批判理论的独特方式和理路是回到社会历史整体，通过证明既有社会现实在社会历史整体中的片面性和暂时性，质疑和批判其合理性。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反思方式是社会批判理论提供的独特的人道主义批判维度。
从根本上看，以霍克海默开启社会批判理论为基础，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方位文化批判历程正式拉开帷幕。包括意识革命、心理革命、文化革命、本能革命、需要革命、日常生活革命、交往革命等等在内的种种批判性设想和努力，表达了对一个时代的关切和焦虑。而这些关切和焦虑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范围的良知声音，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整和自我维护。究其原因，社会批判理论的根本理论困境决定了它只能在与各类现实的结合点上寻求生长点，其伦理批判实质与现实批判方式及内容的结合一般都会流于外在的简单结合，导致明显的乌托邦和实证化倾向。而乌托邦和实证化其实是相互抵触的，两者之间的抵触使其批判被现实和对象消磨掉了，批判的结果成为某种妥协，逐渐沦落了批判的本意，丧失了批判的潜能。但是早期批判理论影响很大，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为基础对第一代代表人物进行改造的批判理论，基本上是一种改良的理论，比如在不触动现有制度和市场经济机制的条件下，在社会、文化等生活世界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良。即使最近霍耐特为代表的新一代法兰克福研究所的学者们提出的承认理论，大概也很难摆脱这种改良的特征。
【注释】
[1][6][7][8][10] 罗伯特·戈尔曼主编：《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第195页；第194页；第195页；第196页；第196页。
[2][3][4][9][13]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9~10页；第19页；第201页；第76页；《中译本序言》第6页。
[5] 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序言》第5页。
[11][12] Jurgen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1,Polity Press, 1984, p.380；p.386.
（原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