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箑父】中国传统哲学概观（一个论纲）

一、“早熟儿童”的哲学智慧

“早熟的儿童”（以及“粗野的儿童”、“正常的儿童”），乃马克思揭示人类童年不同类型的用语，可用以说明中国古代文明途径的特殊性，即指中国的古代，区别于希腊罗马，在铁器未发明、商业未发展、血缘氏族关系未瓦解的条件下，由父权家长制蜕化为宗族奴隶制而进入了文明时代。

文明途径的特殊性，制约着哲学智慧的产生和发展的特点：

（一）源于宗法沉淀，力求“明天人之际”。

天，作为自然和社会压迫力量的象征，无论是主宰之天，义理之天，或是自然之天，始终是哲学加工的重要对象，历代展开了天与人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一系列论争。在先秦，荀况总其成；在汉唐，刘禹锡总其成；在宋明，王夫之总其成，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心。

（二）基于维新道路，特重“通古今之变”。

“人惟求旧，器非求旧维新”，氏族内部分化，公仆变为主人，保有公社外壳而演化为国家机器。这样的维新道路，使社会矛盾复杂化，历史长期处于新旧杂陈、方生未死之中，迫使思想家重视社会矛盾运动，突出研究否泰、剥复、因革、变化、和同、一两等范畴，形成了历史辩证法的优秀传统。

（三）立足伦理本位，注意“穷性命之原”。

宗法制下的宗族本位，普遍地重视人伦关系的调节与和谐；而人伦关系复杂，既有互尽义务的关系，又有单向服从的关系，因而要求每个人尽其在己，把伦理规范的实践内化为道德自觉。在哲学上展开了人性善恶、道德规范、人格理想以及“心性”关系、“性命”关系、“性情”关系、“理欲”关系等的认真讨论，涉及人的本质、人性的异化及异化的扬弃等问题。就总的倾向说，儒家维护异化的现实，道家反抗现实的异化，佛家在幻想中超越一切异化，但全都在探讨“性命之原”。

以上特点，集中表现为哲学的人本化、伦理化，既是传统优势，又具严重的局限。

二、传统哲学的历史发展

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包容性与绵延性，各家都力求包容异己，“容、乃公，公，乃大”；“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物论可齐，并行不悖。

先秦诸子，互为采获。秦禁私学，汉黜百家，实际上私学流行、百家不废。佛学为代表印度文化传入，朝野欢迎，译介消化，融入传统。

因而，哲人之多，文献之富，学脉相承，多维互动，从未中断，举世无双。

关于传统哲学发展的几个螺旋：

（一）从远古到秦统一，第一个螺旋，乃中国哲学的奠基时期。

周秦之际的社会变革，促使思想大解放，出现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现存史料考索，确乎不下百家，孕育了后世各种哲思的胚芽。

就思维的逻辑进程言，从哲学的产生，经过春秋时期“天人”、“常变”、“和同”、“一两”等范畴的初步展开，《老子》一书作了小结；老、孔、墨各派分立，再经过战国百家争鸣，哲学认识在矛盾中反复加深，稷下道家提出“精气说”与“静因之道”，孟、庄分别继承而又超越之，惠施合同异，公孙龙离坚白，庄周齐是非，后期墨家辨知行，荀况在理论上作了批判总结，成为先秦哲学螺旋发展的逻辑终点。

（二）从秦汉到唐末，第二个螺旋，乃中国哲学的拓展时期。

除西汉经学、魏晋玄学中复杂的思想矛盾之外，这一时期大规模地引进佛教哲学，大大拓展了中国的哲学思辨，完成了第一次消化外来文化的艰巨任务。

就思想进程而言，两汉儒道互黜，魏晋儒道兼综，南北朝隋唐儒、道、佛三家鼎立，趋向融合，旨在为政治伦理异化的特权统治辩护，所谓“三纲可求于天”，“名教本之自然”，“富贵贫贱取决于神秘因果”，是为一以贯之的正宗思想；与之相对立，则有王充、杨泉、鲍敬言、范缜等对神权及特权的批判，直至柳宗元、刘禹锡总其成，达到汉唐哲学螺旋发展的逻辑终点。

（三）宋至明清之际，第三个螺旋，乃中国哲学的成熟阶段。

宋初儒学复兴，融合佛、道，归本易、庸，由周敦颐启其端，形成新的哲学形态（道学），分化发展为“气本论”（张载、王廷相等）、“理本论”（程颐、朱熹等）、“心本论”（陆九渊、王守仁等），各有建树而互相龃龉。王安石立新学，三苏创蜀学，陈亮、叶适别倡事功之学，郑樵、马端临更独辟文化史研究新风，又都有批评道学的倾向。

宋明哲学，通过“理气”、“心物”、“性命”、“理欲”、“知行”、“一两”……诸范畴展开矛盾运动，自有其思想的逻辑进程，由论“气”而论“理”，由论“理”而论“心”，又由心学的分化而进到自我否定，终于在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中，由王夫之的总结性批判，扬弃程、朱、陆、王，复归张载，而达到宋明哲学螺旋发展的逻辑终点。

（四）鸦片战争至今，可说是第四个螺旋，乃中国哲学的转变时期。

面对着批判继承优秀遗产、引进消化西方文化的繁难任务，近代中国的哲学矛盾运动，在中西、古今、新旧的文化论争中蓬勃展开，至今还未完结。就中西文化的同异而论，似已经历了晚清时期的浮浅认同，到“五四”时期的笼统辨异，再到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察异观同、求其会通而形成一系列新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诸形态初步成型；而《新民主主义论》的文化战略思想，更对晚清以来的长期文化论争从方法论上作了历史总结。通过系统总结，才能真正树立起文化主体思想，从而才有可能真正提出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上吞吐百家，综合创造，以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宏伟任务。

以上略举的三个特点，四大螺旋，代代相续，不会中断，这就必然提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历史接合问题。

三、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问题的思考

何谓“文化”？定义繁多，可以约化为两字，即“人化”。

《易·贲卦·彖辞》：“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均指“自然的人化”。

文化有广狭义，广义文化可分三层次：表层的器物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乃文化的狭义，专指人类实践中的精神创造活动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心理、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人伦观念、审美情趣等。

人类的精神文化创造经过系统化而形成社会意识的诸形态，如政治、法律、伦理、民俗、文艺、科学、宗教、哲学等；哲学是诸意识形态的理论结晶，对文化各层次都起着世界观、方法论的主导作用。

文化是哲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哲学一旦形成就成为文化的活的灵魂。

文化作为一个系统，表层日变，中层易改，深层则具有一定的惰性。一个文化系统中的哲学灵魂及其传统，在文化代谢发展中，既有其历史稳固性，往往起着重大的制约作用。因而，面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和建设任务，有必要认真清理中国传统哲学及其发展的轨迹和趋势。

中国的现代化，绝非欧风美雨的“冲击反应”，而有其根本的内在的历史根芽或活水源头。只有树立起“以我为主”的文化主体意识，才能善于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及其最新成果，并使之在中国文化思想土壤中生根。故必须认真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问题。

科学的思维必须排除来自两极的干扰。

简言之，1.通过文化史的考察，可以肯定，从17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已准备了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历史根据，涌现出中国式的启蒙思潮代表。2.这一启蒙思潮虽经18世纪的历史洄流，仍以掩埋不了的光芒在19世纪后半叶的变法维新、排满革命的运动中显示了它的活力，事实上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和活水源头。3.从万历到五四，中国启蒙道路的坎坷，中国近代的难产，使人们迫于救亡图存的政治形势，忙于日新月异的西学引进，未能也来不及去清理、总结自己民族的启蒙遗产，也未能认真探索中国思想启蒙的特殊道路；长期陷入中西对立、体用割裂的思维模式之中，未能找到传统文化中真能滋生现代意识的活水源头，未能正确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这是历史留下的教训。

反思历史，吸取教训，提高自觉，避免洄流，定能把我们民族融合中西以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事业推向前进。(萧箑父（1924 —），男，四川成都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0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