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武】“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如何继承？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关系，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在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著名论题时，已作了经典性的说明。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2]^]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相结合问题，把这种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孔子与孙中山都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因而“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思想传统，也可以看作是以中国哲学传统为其内核的。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今天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只是在对这一思想把握和理解的重心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如果说，在毛泽东提出这一思想时着重解决的是要不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问题；那么，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今天则着重解决的是如何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问题。

然而，在如何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长期以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思想传统的一种象征和代表；而这种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思想传统，则往往被理解为主要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因此，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主要是总结和承继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但笔者以为，这种理解实际上缩小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内涵和意义。毛泽东所讲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不仅是指由孔子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而且包括了由孙中山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因此，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实应当包括总结和承继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和现代传统。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相结合，而且还要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相承续。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做好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工作，解决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相结合问题，而这些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一、“孔夫子”与“孙中山”的含义

 

为什么说毛泽东讲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包括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和现代传统呢？这种理解，实是毛泽东在提出这一思想时原本就蕴含于其中的，并不是后人在对这一思想作过度诠释附加上去的。他在这里所说的“孔夫子”与“孙中山”，实际上即意味着中国文化与中国思想的两种传统。

在毛泽东的语言中，“孔夫子”一词实际上具有多种的含义，有时实指历史上的儒家学派开创者孔子，有时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的代表性称谓。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启者，儒学以后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些都是毛泽东从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学习中、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所亲身体验到的。因此，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孔子，在他的思想与话语中，又往往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代表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的“孔夫子”，即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在这里，毛泽东所强调的是要总结和承继由孔子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而不是要给这一总结和承继工作提出一个历史时间的上限，认为只有从孔子开始的文化遗产和思想遗产才需要加以总结和承继。在毛泽东的文献中，有关“孔夫子”的这类表述还不少。例如，1939年，毛泽东在向延安青年讲话中谈到：“从前我读书的时候，没有你们现在这样好的条件。起初读的是孔子的书，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一套。”^[[3]^]这里的“孔子的书”，实际上是泛指儒家典籍；具体到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实指他读过的从《三字经》、《百家姓》到《论语》、《左传》等儒学入门书。又如，1964年，毛泽东在回顾自己少年和青年时代所受教育时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4]^]，这里的“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指的是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教育。直到1975年，毛泽东还谈到：“我学孔夫子、资产阶级的东西十三年”^[[5]^]，很显然，这里的“孔夫子”还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的“孙中山”，在这里可以说兼具两层含义：一是指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二是指孙中山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新传统。第一层含义是基本的。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著名论题，提出总结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是以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开展全民抗日战争为具体历史背景的，因此中国革命先行者、主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孙中山无疑成为了国共两党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旗帜。对于孙中山遗产中值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总结和承继的内容，毛泽东在1938年3月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的讲演中已作过十分明确的说明。他指出：“孙先生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纪念孙先生，如果不是奉行故事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三项：第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第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第三，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我以为这三项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6]^]几个月后，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说的继承孙中山的遗产，显然应当在这一意义上来理解。孙中山的这些遗产，当然是“孔夫子”、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所不能涵盖的。所以毛泽东在谈到继承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传统时，强调要总结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的遗产”。这样一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的“孙中山”，从第一层含义中又转化出第二层含义，成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代表者。

正是这样，在作《论新阶段》报告后不久的1939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孔夫子主义”与“孙中山主义”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在他那里，除了具体指孔子思想与孙中山思想外，又可以说代表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两种传统。对于“孔夫子主义”，他说：“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不是一下子从学堂里学到的。……他是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他的孔夫子主义的。”^[[7]^]对于“孙中山主义”，他是接着“从前我读书的时候，没有你们现在这样好的条件。起初读的是孔子的书，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一套”说的：“到后来进了洋学堂，受到一些资产阶级的教育。在学校里虽也听说过一点孙中山、马克思的话，但是真正的孙中山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出了学校门才学到的。”^[[8]^]关于“孙中山主义”的形成，他作过很生动的说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开始只是一民主义，后来有了二民主义，最后他到欧洲去跑了一次，看见欧洲发生了社会问题，工人要打倒资本家等等情形，他又想了一个民生主义出来，这样才集合成为三民主义的。”^[[9]^]从这些讲话中，可以清楚看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孙中山主义”与“孔夫子主义”不同，不属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而是与马克思主义一样，是向西方学习来的。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是在作《论新阶段》报告后几个月讲的，因此可以看作是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含义的补充说明。1941年，艾思奇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谈到孙中山时，强调：“中山先生的基本精神，是近代的，科学的”；“中山先生的思想基本上是从旧封建社会的壳中脱出（虽然也还残有未能完全脱出的痕迹）而走向近代社会的方向”^[[10]^]，实是对毛泽东这一理解的进一步说明。

对于孙中山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毛泽东在1949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作了更为明确表达。他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11]^]在这里，他把从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到孙中山，看作是一个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的新传统形成和开展过程。这个新传统，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

在毛泽东看来，“孔夫子”与“孙中山”虽然意味不同，但其间存在着历史的联系，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东西。这种历史的联系，这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自古及今的延续与发展。在这个延续与发展中，有变化，有改进，还有传统的更新。“孔夫子”与“孙中山”，一个代表了“历史的中国”，一个开启了“今天的中国”，但“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他所讲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其实正体现了这一历史的联系。

由此看来，毛泽东所讲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包括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和现代传统。因此，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当包括总结和承继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和现代传统。只讲继承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而不讲继承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不是毛泽东的本意，也非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思想传统应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态度。

 

二、两种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既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包括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两种传统，那么，就必须看到，这两种传统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并不是相同的。这一点，是在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时首先需要认识和把握的。但长期以来，由于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被理解为主要是总结和承继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因此这一点往往被忽视了。

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所给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就作为其内核的中国哲学传统论，笔者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之路》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探索过程，既包括思想内容上的吸引，又包括思维方式上的沟通，还包括哲学体系上的重构。这一探索过程，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哲学传统的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是通过这种双重理解的深化而推进的。”[12]在这篇文章中，笔者认为李大钊、毛泽东、冯契可以说是这一探索过程中三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体现和代表着这种双重理解的逐渐深化，体现和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推进，考察他们各自的哲学创造，可以真切感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之路。其中，李大钊由“民彝史观”走向唯物史观，体现和代表了两者间思想内容上的吸引；毛泽东由深受重实际、重实践的湖湘学风的熏陶感染到自觉创立“实践论”，体现和代表了两者间思维方式上的沟通；冯契由狭义认识论走向广义认识论而创立“智慧说”，则体现和代表了通过吸取中国哲学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构。但如果对这种多样性加以进一步的归纳和概括，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方面，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具有巨大的历史惰性力和影响力，并不随着“历史的中国”成为过去而失去对“今天的中国”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离开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思想传统而生活、思考、实践，这些传统往往于有意无意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个方面，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中一些合理内容，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发掘、阐释和活用，被赋予新的生命活力和现代价值，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并进而转化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在这方面，孔子所开启的儒家学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当然有更多的东西会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重视，予以发掘、阐释和活用。正是这样，毛泽东以“孔夫子”作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代表者。

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毕竟来自于、分属于西方和东方两大不同的文化系统，有着各自的思想来源、发生背景与开展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中生发出来的，而是通过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化运动经不同途径传播到中国来的，是先进中国人作为救国救民真理而加以接纳的。这一点，毛泽东在提出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前后，有过明确的说明。他在1937年所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中国化必须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时就指出：“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然而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他在1939年提出“孔夫子主义”与“孙中山主义”两个概念，说明这两个主义有不同的思想来源、发生背景与开展历史，强调“孙中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在“孔子的书”中就已经有的东西。因此，认肯“孔夫子”，重视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进行发掘、阐释、活用，尽管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重大，但也有其限制性，这就是并不能最终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在传统上的内在联系，并不能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接续上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传统，从而最终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要解决这一难题，仅仅在“孔夫子”上下功夫显然是不行的。这就需要重视与“孔夫子”不同的“孙中山”，即重视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固然是从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中转化出来的，但又是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不相同的新传统。这种新传统，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历史大变局和中西古今文化大交流中形成的。一个方面，古代传统的一些重要内容，如经世致用、公羊三世、民本主义、忧患意识，促使身处内忧外患中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另一方面，西方近现代文化与思想，从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纷纷传入中国，使中国人获得了自己本土文化和思想中没有过的新东西。这就促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也促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由古代传统向现代传统的更新。毛泽东在1939讲“孙中山主义”的形成，在1949年讲从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到孙中山的新传统的形成，都揭示了这一点。特别是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一方面承继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精华，另一方面又吸取了西方近现代的政治思想成果，包括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果，从而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继承者和更新者。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连续数日作了重要演讲，首次向中国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指出：“有德国麦克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13]^]这里的“麦克司”是当时马克思的中译名。孙中山在这里已看到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意义，认为马克思由此为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使社会主义运动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旗帜，而不再是一种仅凭对资本主义的义愤而掀起的反抗运动。他又认为，在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中最有影响者，一为亨利·乔治所主张的土地公有，一为马克思所主张的资本公有。“社会主义家则莫不主张亨、麦二氏之学说，而为多数工人谋其生存之幸福也。”^[[14]^]他真诚地相信，吸取亨利·乔治和马克思两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可以达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所主张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目的。基于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孙中山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真正出路，进而对社会主义表示了热情的向往，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提出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他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予言至此，极抱乐观。”^[[15]^]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最后他到欧洲去跑了一次，看见欧洲发生了社会问题，工人要打倒资本家等等情形，他又想了一个民生主义出来，这样才集合成为三民主义的。”因此，通过“孙中山”，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中获得自己的最初的生长点，开始进入到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传统中来。只有继承“孙中山”，只有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找到自己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开花结果的根据，最终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在传统上的内在联系，最终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接续上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传统，从而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由此可见，“孔夫子”与“孙中山”，由之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两种传统，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都很重要，但意义并不相同。只有了解和把握这种意义的不同，才能真正懂得毛泽东为什么强调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真正懂得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

 

三、如何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既然包含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两种传统，而这两种传统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是不相同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加以继承呢？

在这里，首先有一个意义层次的区分问题。根据上述的分析，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实际上有两个意义层次：一个层次是从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从古及今的开展中，发现和吸取那些合理的思想资源，发现和吸取那些在现时代仍然有价值有意义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活东西，通过发掘、阐释、活用，使之转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有机内容，从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性格和中国特色；另一个层次则是从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从古及今的开展中，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在传统上的内在联系，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接续上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传统，从而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前一个层次，涉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全部内容，包括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两个传统；后一个层次，主要涉及由“孙中山”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这两个意义层次，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都是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长期以来对这两个意义层次的重视程度和解决程度，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对于第一个意义层次，可以说自毛泽东提出总结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就已受到了多方的重视，得到了反复的探讨，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在今天，这种总结和承继工作，已经不再只是局限于学术领域、思想领域，而且扩展到现实政治领域，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我们党明确地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其庄严地写入自己的近期纲领，就是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例子。“小康”二字，首先出自《诗·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一语，在这里是小安之意，并无深解。以后《礼记·礼运》把“小康”概念与“大同”概念联系起来，用来表达儒家所设想的两种社会状态，从而使“小康”概念开始具有了深刻的哲学含义，与“大同”概念关联在一起，成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一介儒生投身改革运动的康有为，又把“大同”与“小康”两个概念与公羊三世说、进化论结合起来，形成他用以指导改革运动的历史哲学和政治理想，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就是要使中国经过变法实现“小康”之世，继之还要进一步向前发展，逐渐实现“大同”理想境界，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复活了传统儒家的这两个概念。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把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二步界定为达到“小康”，这就使得儒家的“小康”概念，由一种古代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观念而成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阶段性的科学目标。正是以邓小平这种对“小康”的阐释与活用为基础，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近期目标，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新的要求。这就使“小康”概念在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意义后，在现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重新复活。在这里，最直接地体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从思想资源上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和承继，并把这一总结和承继工作由学术领域、思想领域扩展到现实政治领域。

对于第二个意义层次，则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更未得到充分的深入的研究。这里的原因不止一端。除对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内涵和意义作了缩小理解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那时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有限，构成不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严峻挑战，即使没有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在传统上的内在联系，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也不会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的主流地位。但是，最近十多年来，由于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再度兴起，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16]^]，这一问题变得严峻起来。文化保守主义面对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巨大影响，从保持守护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出发，认为只有来自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东西，才有资格成为中国思想世界的主流；一种外来的思潮，即使曾对中国思想世界乃至对中国人现实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即使曾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思想传统进行发掘、阐释、活用，那是远远不够资格成为中国思想世界的主流的。这就把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尖锐地提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面前；使得建立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在传统上的内在联系，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当务之急。而同时，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也因为不同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在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背景下，被视为“反传统”、“激进主义”的产物，遭到种种否定性的批判。以致今天的一些人认为，只有否定和抛弃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重新回到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才是未来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发展的正道。因此，对于“孙中山”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在今天尤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态度加以总结和承继。这一工作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需要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进行认真的清理和阐释，对这一传统的形成、开展、脉络及其合理性作出历史主义的说明；另一方面，需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这一传统的历史联系进行认真的清理和阐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予以历史主义的解决。

这两个意义层次相比较，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在今天可以说更有意义，更需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做好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工作，才能解决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相结合问题，从而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21世纪中国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