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贵春】语境的边界及其意义

语境论作为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最有前途的研究方向，已经日益被人们所自觉地予以意识。然而，在这一研究中最鲜明也似乎最模糊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确定语境的边界问题。尤其是从方法论的视角讲，语境的洞察性（contextual sensitivity）显示了不同表征命题及其意义与不同使用语境之间的相关性，突出展现了语境洞察必然是与相关语境的给定边界分不开的；同时，这也正是语境的根本特征之一。因此，如何划分语境的边界，怎样认识语境边界确立的意义，就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试图从语境的语形边界、语义边界及语用边界的划分中，努力给出确立语境边界的可能性及其意义的合理性，从而为有效地把握语境分析方法提供一些有意义的视角和思路。

一、语境的语形边界

在当代科学哲学与语言哲学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中，无论是逻辑分析的形式化走向还是日常语言分析的自然化走向，都必然地在方法论层面上与语境化分析结合在一起。所以，在科学解释中，“把语境化看作是解释的一个方面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一个表征的语言学结构的表达，就是把语形与它的语词的初始意义的语义解释结合起来并且具体化了。”［1］ 这深刻地表明，一个表征的内容不仅仅是由它的语言学的结构决定的，而是语言学的结构与其符号表征的语境一起共同决定的。［1,p.77］ 可见，语形结构与符号表征的语境是一致的和统一的，不能离开这种统一去看待语境。这也就是说，语境离不开语形结构，语形结构表现了语境意义；所以，语境的语形边界恰恰是这种统一的结果。在这里，语形边界就是语境边界的表现形态，就是语境的语形洞察与结构洞察的统一。语境边界的确定，首先就在于语形边界的确定。特定的科学解释语境，绝不可能超越给定语言的语形边界，尤其是像数学、物理学这样的形式化的语境研究对象，它的语境必然存在着相关的逻辑语法或形式算法的语形边界的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有的哲学家认为“语法的范围”就是语境的边界。［2］

在数学和物理学中，求解任何一个难题都是给定边界条件下的难题。而给定了边界条件，就是给定了求解相关难题的语境。因此，给定条件下的解，就意味着给定语境下的意义。求一个给定条件下的解，就是探索给定语境下的意义，这完全是同一的。所以，在形式化的理论演算中，“数学语言学”（mathematical linguistics）的地位和意义就不言而喻了。特别是在现代计算机科学中，对语形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的结合，就鲜明地体现了语境分析方法与数学语言学的有机结合。因为，离开了特定的语境及其语形边界的约束，“数学语言学”的演算功能就失去了意义。反之，“数学语言学”的方法论功能的彰显，又会突出语境及其语形边界的重要性。所以，“数学语言学”是我们探求语境的语形边界的一个非常有效的视角。当然，一个科学理论的形式化的质量依赖于对初始假设的信念程度以及该系统数学演算的精巧程度。换句话说，在经验的理想假设与形式体系的精巧性之间的张力，决定了“数学语言学”的语境化的结构系统性。正是对语境及其语形边界的敏感性，造成了“数学语言学”对形式语法研究完备性的必然追求；同时，探索语境的语形边界之内的“意义集合”，成为“数学语言学”最关注的问题之一。［2, p.4-10］

倘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语境的语形边界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标准的形式化的理论就在于，它是在具有同一性的一阶谓词逻辑内进行形式化的。一阶逻辑的通常逻辑“工具”（apparatus）是被假设的，主要是覆盖要素和逻辑常项的同一集合的变元范围，特别是句子的联结词、普遍的存在量词以及同一性的符号。因此，有三种非逻辑的常项：谓词或关联符号、操作符号和个体常项。所以理论的表征，或者说理论语言符号的有限排列，被分成了术语和公式。同时，任何循环定义都是被给定的，最简单的术语就是变元或个体常项。在适当的结构中，通过将简单的术语与操作符号结合起来以构建新的术语。原子公式由单一谓词和适当的术语组成，分子公式即组合公式则是通过句子的关联词和量词，由原子公式构成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在一个具有标准形式化的理论中，我们必须首先起始于所构建的术语和公式的循环定义；其次，我们必须明确该理论的什么公式是被作为公理的。总而言之，适当的逻辑推理规则和逻辑公理是被假设的，这是理论构造的前提。［3］ 这个前提告诉我们，越是完备的公理化的理论体系，它的语境的语形边界就是越清晰的；它正是通过语形结构及其语形边界的构造，使其理论的公理化程度更加完备。所以，没有对一个理论的语境化的分析手段，不能把握它的语境的语形边界，要想对一个公理化系统进行科学解释和说明是完全不可能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任何理论命题都具有着双重特性。一方面，命题是一种根本逻辑类型的意思单元（units of sense），它由具有真值的句子所表达。另一方面，命题也是概念和思想的内容，诸如意向行为和表征态度等等。但是，这两个方面并不是逻辑地独立的。因此，每一个命题都是可能的言说语境中的一个句子的意思，同时也是具有意向行为的命题态度的内容。总之，这是一个语境中的两种语义值或两种语义趋向的不同；它们既有区别，又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存在着本质的统一性。这都是由这些命题的形式边界以及这些边界的交叉所决定的。因为，第一，命题具有着特定的构成结构，也是由相关的原子命题构成的。第二，命题构成的要素是意思（sense）而不是对象（object）。正像弗雷格指出的那样，如果不将对象列入意思并给定它们的特性，我们就不能指称对象。所以，命题逻辑的形式本体论性是实在论的而非唯名论的。第三，命题是结构有限的复杂意思。因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只能在言说语境中使用有限的句子。同样，也只能指称有限的对象和预测有限的对象特性。因而，命题作为句子的意思就成了具有有限命题构成的命题。第四，命题的集合是递归的。因为基本命题是最简单的命题，其他所有命题都是复杂的，它们通过改变原子命题或真值条件去进行命题演算，并得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就在于所有的命题都是语境化的，并且是给定了形式边界的。

进一步从当代“计算词汇语义学”（computational lexical semantics）的研究角度讲，任何语词的语义分析都离不开给定形式边界的语境分析。因为“计算词汇语义学”必须遵循这样几个原则：第一，必须建立一个清晰且完备的语义的形式化概念，因为这对于可能世界意义理论的特性化是必须的。这样才能满足对语词意义概念的抽象化，从而避免不相干语义的干扰。第二，词汇语义学必须探索比其他方式更为丰富的形式表征，以此来丰富语义构成的递归论（recursive theory），进一步完备语义形式化概念，从而在语义学中诉诸于不同层次的理论解释。第三，语词不仅仅是动词，它要求注重所有词语的语义属性及其本质特征。总之，对于当代“计算词汇语义学”来说，必须回答在什么语义表征层次上是必须的。在我们看来，人们必须在以下几个表征层次上把握语词的意义：①论证结构。对一个语词来说，这是预测论证的结构，它指明了如何将语形表达图景化的取向。②事件结构。对一个语词或一个短语来说，这是对特定事件类型的确证。③事物的特性结构（qualia structure）。这是由词汇术语定义的相关对象的本质属性，是由特定语境给定的。④遗传结构（inheritance structure）。它表明了一个语词是如何在词汇中与其他概念是完全相关的。［4］ 这四个结构在本质上构成了语义表征的不同层次为什么需要词汇语义学的计算理论的根由，表明了每一个层次作用于不同的语词意义的信息系统。但是，它从更深刻的意义告诉我们，正是形式体系本身约束了语义的表征范围，确立了语义使用的不同层次，从而也就规定了语义价值趋向所要求的表征界限，给定了相关语义分析所能实现的语境的形式边界。所以，一切语境都有着人类认识的局限所给定的形式边界，并且在这个界限内去发挥语义和语用的功能，是我们思考一切科学理论解释的前提。

二、语境的语义边界

在任何理论表征的科学解释中，在确定了语形边界的前提下，相关语境的内在的系统价值趋势，也就必然地规定了特定表征的语义边界。因为，只要超越了这一已规定的语义边界，也就超越了该相关语境本身，就会导致语境的更迭或“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论题了。所以，语义边界就是语境边界的意义规定，就是语境的语义洞察与价值洞察的统一。

我们之所以这样来看待语境的语义边界问题，是因为语义的构成性原则从本质上告诉我们，一个理论表征的意义就是其组成部分与构成这些部分的方法之间的意义函项。无论是在经验的基础上还是方法论的基础上，人们都试图用它来求解理论解释的难题。无论有着多少的论争，许多哲学家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着。所以，有人说，“通过函项的应用是统一意义的唯一方式”；有人认为，“复杂符号的意义是由它们的构成所系统地决定的”；有人指出，“通过构成性我们才能意识到整体的意义是其部分的意义的系统函项”；还有人讲，“构成性就在于存在着一种系统地从部分的意义导出整体的意义的方式。”［4，p.134］ 这些思想都从根本上表明，正是语义的构成性原则，规定了在特定语境下语义解释的张力范围，确立了语义解释的伸缩度，以及相关的语义解释的意向价值。更进一步地讲，也正是语义的构成性原则，实现了特定理论表征的语词和命题与相关指称对象和指称世界之间的内在关联。

但是，对语境的语义边界的研究，不能不受到后历史主义之后，科学哲学发展所带有的后现代性特征的影响。这种后现代性的特征，明显地表现在科学解释和科学说明的如下转变上：第一，从注重结构转向注重过程；第二，从注重部分转向注重整体；第三，从注重实验科学转向注重认知科学；第四，从注重构建转向注重网络模型；第五，从注重真理转向注重对最终探索的客观性的最大限度的描述。［5］ 这种后现代转向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更明确地突出了从对象客体到结构关系的转变，从而更突显了在科学解释中把握意义的语境基底以及语境的语义边界的必要性。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意义就是语境；因为正是这种方式，使各种事物适合于更大的整体。”［5, p.76］ 同时，一个特定的语境也就是一个相关的给定边界的语义解释的“单位”。所以，“语境意义就成为了这个新的语言学单位的约定意义”。［5，p.79］ 总之，这正是由科学共同体的后现代价值趋向所决定的；但是，它都从另一个层面上促进了我们在科学解释和科学说明中，更加自觉地强化语境的意识以及划分语义边界的功能及其重要性。

从另一个角度讲，注重语境的语义边界的研究，也同时受到了语义学研究本身的一个战略性转向的影响。这个战略转向的目的就在于，应对名称和自然种类术语的结合构建描述分析：①发现确定指称描述可以消解克里普克式的语义论证；②或者通过规范这些描述，或者通过坚持在同一语句中它们超越了模型算符的范围，去避免模型论证；③通过内在地处理可能世界与真值条件之间的语义关联的“二维语义学”的分析方法，去避免单纯认识论的论证，从而能够解释公认的后验必然性与先验偶然性的案例。［6］ 尽管这一战略转向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它推进了人们对语义学和语境论的研究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人们往往把“二维语义分析”看作是对自然语言系统的语义分析理论，但事实上它的作用远远超越了这个界限。由马丁·戴维斯（Martin Davies）和里奥德·哈姆伯斯坦（Lioyd Humberstone）提出的规范的（形式化的）二维模型，就对任何一种语言提供了精确的语义分析，即一个具有标准的必要算符、实际算符和新算符的命题演算的模型。它对特定语境下的可能状态的描述和语义分析，超越了自然主义的界限，并适用于典型的公理化的表征系统。［6，p.411］ 可以说，对自然语言解释和分析的形式化与对形式化规范语言解释的自然化，恰恰是科学哲学后现代转向中的一个必然特征；而这种一致性的前提就是在给定语义边界的条件下进行科学解释和说明。否则的话，没有确定的语义边界，这种一致性就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具体的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层面看，语境化的意义分析就是某种程度的“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它体现了研究对象存在的结构性以及强调和表征这一结构的原则性。比如，量子力学的形式体系，就是用它的形式表征给定了相关研究对象的语境结构及其物理意义的语境边界。简单地讲，任何一个框架，都可以作为核心框架、不同层级和边界的三者结构构成，来进行表征。比如：

F=In+1［In…［I2［I1［I0］］…］］

在这里，I0表征核心框架，F表示边界，其他由0到n的I值表征所有它们之间的层级。这一形式表征清晰地告诉我们，F这一边界表征了科学解释对象的主体语境结构的基本模型。［7］ 事实上，这也就是告诉人们语境是有边界的，并且由于语义边界的确定性，语境的边界同时也是相对的，因为它可能是整个研究对象中的结构的一部分。因此，对特定对象进行语境结构框架分析，就是在给定语义边界内进行意义分析。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这种框架分析是科学共同体之内的交流，因此它具有着强烈的主体间性，它是在表征一种给定语义边界内的主体间性的语境模型。［7，p.384］

事实上，在对量子力学的科学解释和说明中，这种语境论的模型思想在玻姆对量子力学的因果解释中就早已存在了。然而，贝尔在1964年提出的定理表明，非局域性是隐变量理论的一个必然特征，它再现了量子力学的统计预测。更重要的是，这迫使一些物理学家承认了隐变量理论的语境特征。所以，这种语境论的数学和物理学的确证就不能不被重新思考，而且对语境论在科学解释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获得了更深入的探究。更重要的是，由于物理直觉是构成语境论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而使得个体测量结果对语境的依赖性与测量统计结果的整体解释之间的比较成为可能。［8］ 这种比较的本质就在于，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的物理意义是在语义上有边界的和有条件的，是部分的和整体的统一。更进一步说，在对贝尔定理基础上的不断完善，物理学家们更清晰地看到了语境论的可能的数学特征涉及到了由算符所生成的代数结构，而这些算符表征了在希尔伯特空间中亚系统的观察对象，与在“EPR—玻姆”相关实验中被考虑的综合系统之间，存在着特有的关联性。［8，p.480］ 这实际上是从更高的层次上看到了量子力学形式体系所给定的物理意义，即语境解释的语义边界。在这里的物理直觉，实际上就是假定了语境论的一个条件可以被设定在个体测量结果的层面上。同时，语境论的物理意义是从语义上假定了局域的物理实在性与语境化的统一。所以，语境论的意义包括了观察对象的实在论及其物理意义的给定边界。因而，莱德海德（Redhead）在1987年将这种解释称其为“本体论的语境论”，即某种物理学的语境实在论。［8，p.486］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的是，统计结果不依赖于局域的个体测量语境，但并不是说它本身无语境，而是一种系统综合的统计语境，它超越了个体测量的局域语境，使语境在一个新的整体性的层面上获得了更高的实现。所以，量子力学的物理意义是在这两种不同层次的语境的统一中，给定了量子力学解释的语义边界。这种语境论的语义边界的存在及其意义，人们在对玻姆关于量子力学解释的因果理论的不断深入研究中，已越来越看的更加明晰。

三、语境的语用边界

当我们对任何研究对象进行语境分析的时候，都会发现科学的解释和相关的语境是联系在一起的。而科学解释恰恰是要揭示语境自身内在的以及不同语境之间的必然关联和功能，即在特定语境中科学语言使用的主体、要素、目标及其结构的关联。正是在这种语用的结构关联中，一个对象的意义及其表征系统被确定了。所以，语境是解释中的语境，解释是给定语境的解释，它们是在研究主体的语用过程和语用方式使用的展开过程中获得动态统一的。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讲，“语境化”是一种特定的科学解释的行为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意义。同时，又可在语用的过程中把语境建构与解释行为的意义统一起来。所以有人讲，语境是特定解释对象的“关联建构的集合”。［9］ 可见，语境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它需要解释；而解释也不是任意的，它需要语境的约束。这就是语境的语用边界所发挥的功能。在这个基点上讲，语用边界就是语境边界的使用范围，是语用洞察和背景洞察的统一。

不言而喻，语境的语用边界的意义就在于表明，任何一个语境都是在相关的时间、空间和确定形式范围内被动态地分析的。同时，也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分析的模型被建构的。所以，对语用边界的确定，是语境分析模型的方法论要求。在这里，语境的语形、语义和语用边界是一致的，语用给定了语形和语义的边界和趋向，而语形和语义则表征和显现了语用的价值和确定边界的目的要求。因为，这些是特定研究对象或分析对象的语用本质所规定了的，在语用的过程中，它们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一个科学命题及其理论的现实的语用方式及其求解难题的使用过程，就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语境的实现和完成，它确立了“语境的自主性原则”（context independence principle），从而也就决定了相关语境的语用边界。同时，在这个确定的语用范围内相关语境的价值趋向的实现，就是该语境的系统目标及其形式体系的实现，它从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结合上体现了“语境的一致性原则”（context unanimity principle）。而无论是“语境的自主性原则”还是“语境的一致性原则”，都是以特定语境的语用边界确定性为前提的。当然，也正是在这种语用边界的不断变化和更迭中，导致了科学解释的“再语境化”过程，形成了科学语境的相对确定性与普遍的连续性的统一。

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强调的问题是，一定要把语境的语用边界的相对性与各种相对主义形式之间的区别区分开来。有的哲学家就清楚地意识到，“依赖语境是一种有限的相对论，但从哲学的视角看，相对主义却是无边界的。”［9, p.7］ 这是一种非常理性并且客观的评价。这就是说，语境论的语用边界的确是具有相对性的，但是这种相对性绝对不等同于相对主义，它们之间具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语境论并不会将求解具体难题的相对的方法论分析无边界地扩张。反之，我们也无法想象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在求解特定难题的时候，它本身是无边界的，因为它只有在相对的语用边界内才是合理的和有效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境论作为相对性的一种形态从来没有远离过普遍性。”［9，p.7］ 因为语境论的相对性正是在普遍性的关联中，展示了自己在特定时空及条件下的相对性的可接受性。总而言之，语境的使用是有边界的，而这种语用边界的相对性与普遍性是统一的，而不是绝对对立的。事实上，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用论的思想，本质上就是一种相对的语境论的思想。在他看来，语言陈述的意义正是在有边界的使用中被相对地体现的；所以，语境论事实上包含了语言游戏及其特定的规则。正因为如此，语言的使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行为方式，并且是在具体的边界内相互关联的、丰富的和充满活力的。从这个语用学的角度看，特定对象的相对的语用边界就是与其相关的语境的边界，因此，我们永远不能将特定语境的语用边界的相对性与不断“再语境化”的普遍连续性割裂开来。

另外，在研究语境的语用边界的问题上，语用边界的确定之所以构成了相关语形和语义整体统一的舞台和基础，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就在于，在任何命题的具体使用中，命题态度都是必然地存在着的。而恰恰是命题态度体现了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意向，从而构建了相关语境的语形边界与语义边界的一致性，奠定了语境在给定语用边界的范围内所具有的价值意义和价值取向。福德之所以能在后现代性的意义上推动意向实在论的发展，就在于他始终坚持了构成性的心理表征的理念，因为只有根据这种表征，语言使用者才能在语用的操作中进行逻辑推理并将其形式化。而离开具体语用的心理语义的单纯形式推演，是毫无疑义的。只有在具有给定语用边界内的语义内容的表征，即具有实在对象指称和真值的命题表征，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表征。因此，命题态度的语义对象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计算的概念也内在地与诸如内涵、确证、逻辑结果等语义概念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给定的语用边界内，一种计算事实上就是表征的变换，但却从本质上展现了语义关联的结构性特征。［4, p.327］ 不难看出，通过命题态度所显示的心理意向是与形式结构的演算具有同一性的；同时，实在对象的物理特性通过语义的表征，融入了心理意向的表征形式及其演算，从而奠定了语用边界在语境结构中的结构性地位及其功能。正因为如此，特定对象语境的大小，即语境的语用边界的确定是由对象域的深度和广度所决定的；对象域有多大，语用的边界就有多大，它完全服从于在命题态度中所体现的语用语境的目标设定和价值要求。

当我们研究语境的语用边界的时候，同样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加强语意的语言行为”（illocutionary acts）所具有的加强语意的言说力量对语用边界的影响。对于在具体语境中的加强语意的行为来说，目前已经有了一些令人满意的规范语义学的基础。丹尼尔·范德维肯（Daniel Vanderveken）用证明论和模型论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形式化，并且使加强语义的言说逻辑能够形式化地表达历史的模态等等。从加强语意力量的表征来说，存在着两种意义：其一，在语境解释中一个句子的意义是由言说的可能语境集合到加强语意的语言行为集合的函项；其二，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句子的意义就是特指的加强语意的语言行为。但这二者是相关的，它表明加强语意的语言行为可以应用于任何语境中的命题表征，从而产出命题态度的显现度，使命题态度在语用中更加鲜明。与此同时，它也证明了命题态度所具有的语言使用的创造力，也使语用的边界更加清晰。当然，我们要看到正像加强语意的语言行为与不同的内涵相关联一样，在语境的深层结构中，句子也总是与不同的衍推（entailment）关联在一起。比如加强语意言说力量的衍推，真值条件的衍推，对满意度的加强语意的言说力量的衍推，以及成功的真值条件的衍推等等。在特定语境的有效边界内，这四种衍推关联总是内在地存在的，并使语境的语用边界实在化。因此，丹尼尔·范德维肯讲过这样一句名言，“将真正的加强语意的语言行为作为语境中对于句子的语义值来设定，语义学能够更好地来描述语言逻辑。”［4，p.731］ 而且，“一般语义学能够将所有的类型或句子的有效规则形式化。”［4，p.732］ 所以，当代逻辑和规范语义学才可能在给定的语境中，把加强语意的语言行为纳入理论推理的形式化系统之中。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告诉我们，使命题态度更加自然化的加强语意的言谈行为，体现了在给定语境中具有意向性的“理由”在形式体系中的真正本质，并且构成了可确定的“自然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自然逻辑”，就是鲜明的“语用逻辑”，它是形成语境结构，确定语境边界，给定语境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总之，就是一句话，正是这种“自然逻辑”的力量，从根本上决定了语境的语用边界，并且促进了人类科学认识的创造力。

四、结束语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高扬的关于语境论的研究，被人们称之为“语境化运动”（contextualising move）。这种“语境化运动”有着三个主要的发展趋向：第一，从广义上讲，语境化创造了一种“外在的语境”，给出了现象（语言）域和世界之间的指称关联；第二，语境化创造了一种“内在的语境”，它给出了语言中内在关联的意义，使逻辑语义的意义性更加鲜明；第三，语境化超越了符号和指称物之间的关联意义分析，而走向了符号使用者内在的心理意向状态分析，或称之为“心理语境”分析。［9, p.12-13］ 事实上，真正有前途的“语境化运动”的方向不能这样机械地进行分割，这些方向在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的语境基础上是一致的。所以，语境分析就是充分展示语义分析方法的意义分析，是意义理论的拓展和进步。“语境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寻找一个有前途的语义分析方法恰当运用的领域、范围或者边界。离开了这个边界，一切意义理论的谈论都只能是抽象的和不可言说的。而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一“语境化运动”的潮流中，探索语境分析方法的边界并给出它们内在的意义。

 

（原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