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善博】可能世界如何存在？
人们常以两个有趣的词来描绘关于库恩思想的研究历程：从库恩传奇（Kuhn’s Legend）过渡到库恩遗产（Kuhn’s Legacy）。就其哲学遗产，库恩的范式方法论颇受青睐，就像马库姆所评述的，“不存在不受库恩范式影响的学科。”[1]但他的本体论理论却往往被看做是反对真理和实在论的典型反例而受到拒斥和批判。其结果是，人们误解了库恩，并且使库恩思想体系的完整性受损。为重新认识库恩在本体论上的学术贡献，本文着重就三个问题提出看法：一，如何解读库恩世界存在论题对传统观念的挑战；二，如何理解库恩的世界概念及其划分和关联；三，库恩后期在该论题上做出了哪些新探索，未来出路在哪里。
一、库恩论题对传统的挑战
让学界充分感受库恩思想的魅力和挑战性的是他阐述的世界存在论题（简称库恩论题）：不变的外在世界能够以不可通约的不同范式世界呈现出来。具体地，对该论题的解读可简单地表述如下：
（1）范式或学科基质（而非理论）是科学变化的基础单元，并承载了关于世界的某种构想。
（2）范式改变后的科学家“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尽管外在世界“没有改变”[2]。
（3）科学共同体的格式塔转换是“用以说明科学家世界转变的基本原型。”[3]
（4）不同范式的本体论不可通约，或者两种科学语言之间具有不可译性。
以上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当今科学哲学家关于库恩世界存在论题的一种公认解读。那么，库恩论题挑战了什么？通过这一论题，库恩试图挑战科学哲学传统中的两样东西：基础主义与真理对应论。
库恩把他过去的科学哲学称为“旧科学哲学”，具有基础主义的特征。这种传统不断变换后的幸存者是证明主义（justificationalism）和命题主义（propositionalism）：前者在结果上导致了“方法论的唯我论”，即对静态命题实体的评价结果往往由单一理性个体决定，科学变成单人游戏；而后者则形成奎因式的整体论，人们不能检验单一命题，而只能检验该命题所处的一种命题网络，但奎因的这种整体论忽视了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多余的整体论”。[4]
真理对应论，或称真理符合论，是依据科学的理论结构或语言结构与世界实在的基本结构之间是否匹配来评判该理论的真或假。在《结构》再版后记中，库恩提出了被当今科学哲学家视其抛弃真理对应论的两个论据：（1）形而上学的论据，一个理论与自然界中“真实在那儿”（really there）的东西之间匹配的观念不仅“是虚幻的”，而且陷入一个关于“真实”的悖论：何为真实之物？如果这种真实之物是一种完全脱离理论的纯存在，那么我们如何把一个理论与一个不可知的真实之物相比较或匹配？如果这种真实之物没有脱离理论，那么匹配就无法获得客观性，匹配的断言将失去意义。（2）历史论据，即从历史的角度，前后相继的科学理论在真理上并未表现出一贯的进步性。“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不怀疑，作为解迷工具而言，牛顿力学改进了亚里士多德力学，而爱因斯坦力学改进了牛顿力学。但我在它们的前后相继关系中看不出本体论发展的一贯方向。相反，在某些重要方面（虽非所有方面），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接近程度，要大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与牛顿理论的接近程度。”[5]真理对应论从根本上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境地，最终“必定与基础主义一起消亡。”[6]
库恩论题及对传统的挑战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响巨大。我们把这些回应归为如下两种：
一是传统终结论，库恩论题的提出几乎终结了过去科学哲学的所有主要论题，致使科学哲学传统发生根本性断裂。通过这一论题，库恩质疑或否定了“传统图景中的许多核心要素——绝对真理的概念、观察与理论的区分、理性选择的支配性以及科学哲学的规范性功能。”[7]按照哈金的说法，被库恩所终结的论题包括：实在论、累积主义、观察事实的基础性、在科学与非科学、观察与理论、发现与境与证明与境的二分、理论的演绎结构与检验、科学的统一性等。[8]多数科学哲学家（尤其科学实在论者）认为，真理、实在论及对应规则是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抛弃其中之一就意味抛弃其他任何一个。
终结论者不仅批评了不可通约性，同时也质疑了库恩“生活在一个不同世界里”（lived in a different world）的说法：“在哥白尼之后，天文学家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在发现氧气后，拉瓦锡是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9]，如何理解范式转换后科学家在一个不同的新世界里生活或工作？如何区分新世界与“没有随范式改变而改变”的世界？这被哈金称为“新世界问题”[10]。终结论对库恩论题的质疑，使得正面阐发库恩的本体论论题变得异常艰难。
二是传统延续论，伯德等少数科学哲学家近来提出不同于终结论的看法：过去人们曾把哥白尼看做是传统的革命者，而库恩把哥白尼解读为亚里士多德宇宙论者中的最后一位；有趣的是，库恩本人在科学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恰恰就像哥白尼那样，仍是其前人思想传统的延续，决非是断裂。[11]库恩论题包含了与弗莱克、图尔敏、维特根斯坦及汉森等前哲学家相近的概念或观点。
延续论者认为，把对应规则与实在论看作一回事或密不可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12]：一方面，对应规则没有衍涵实在论，如唯心论者的确坚持对应规则：一个陈述对应于由意识所决定的理念结构时为真，但他们不是实在论者。另一方面，实在论与最小限度的真理说明（命题P是真的，当且仅当P）相一致，无需对应规则。譬如，命题“质子比电子具有更大的质量”的真值可依据最小限度的真理理论得以说明，同时也包含了“一种不可观察的实体比另外一种不可观察的实体具有更大质量”的实在论论断。库恩的一些论断就属于这种最小限度的真值说明，包含实在论，但抛弃了对应规则。
延续论者的研究重心在于反驳终结论的理解模式，并没有像终结论者那样否定库恩论题本身，相反他们力图对库恩的世界概念作进一步的阐释。霍宁根－许纳认为，库恩的世界概念包含不变的自在世界与随我们的精神变化而变化的现象世界[13]；伯德又进一步指出，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不变的自然与可变的范式世界，而范式世界在解释上最终依赖于自然本身[14]。贾恩斯认为，库恩的世界包括了三个部分：通常世界、科学的范式世界及自在世界，其中通常世界在其构成对象上不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独立存在性，不能与自在世界混同，同时范式世界至少部分是被构想的世界。[15]
上述两种理解模式各有偏颇之处，譬如科学实在论、科学划界等论题并没有因库恩论题而终结，相反后来展示出巨大生命力；同时库恩论题也没有延续科学哲学传统的核心观念，他所坚持的仅是传统中的个别观点（如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波兰尼的意会知识）或支流性看法，如库恩的科学共同体延续了弗莱克的“思想群”，范式延续了“思想风格”，而弗莱克的这些概念是与当时主流观念严重背离的。不过，库恩理论的确形成了这样的临界点：核心观念发生重大转折的多种可能性在此显现出来。
总之，关于库恩论题的理解，无论终结论，还是延续论都一直停留在上述公认解读的层面上，至多对“不可通约性即不可译性”再作强调。但这种公认解读仅仅提供了关于库恩世界概念的简单化图景，并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库恩后期的新探索。为回应终结论者对库恩论题的诸多批评及其与延续论之间的争论，为进一步厘清库恩的本体论思想，需要我们重新解读库恩的世界存在论题。
二、四种世界的概念及其关联
库恩的世界概念是怎样的？这里本文提出库恩的四世界学说，即库恩的世界概念应包括自在世界、刺激物世界、感觉世界及范式世界。其中刺激物世界、感觉世界及范式世界归属于库恩在后期阐发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概念。见图示。
是刺激和感觉的最终根源，并与之有着因果性的关联。
与自然或自在世界不同，库恩的“可能世界”[18]是从概念上可接近的世界。概念上的可接近性（conceptual accessibility）意指通过某种语言或词汇系统加以规定的可能性，即语言的可规定性（stipulatability）。对可能世界的这种思考最终导致了库恩后期在世界存在论题上的语言学转向。
库恩把概念上的可接近性作为划分可能世界与非可能世界的标准。非可能世界包含了绝对的世界本体、自然或自在世界，包括迄今为止尚未进入人类刺激过程或感知领域的那些外在对象。因此，可能世界仅仅意指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里首先充满的不是刺激，而是我们感觉的对象”[19]，刺激物本身先于刺激过程，是外在对象进入可能世界的表现形态。外在对象一旦进入人们的刺激过程，就具有了从概念上接近的可能性，从语言上进行的规定将随之发生，如“摆动的石头”、“触及我们视网膜的光线”、“进入我们耳朵的声波”、“引发我们味觉的化学物质”等。因此，刺激物世界是可能世界的开端形式，也是“理论与自然的联结点（points of contact）”[20]。
马赫在抛弃物质与意识二分时，认为感觉既非物质也非精神，但却是这两者的基础。马赫后来的感觉概念渗透了更多的精神性因素，譬如不可观察性的实体概念（过去马赫曾持否定态度）。马赫的这些观念深深影响了库恩对感觉的理解。库恩认为，感觉材料构成了感觉世界，是联结刺激物世界与范式世界的必不可少的纽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渗透了认识者个体的一些不同特性，因为处理刺激的过程往往是认识者个体的事情，由认识者个体来实现。感觉材料的形成是对刺激物进行语言规定的前期结果。
范式世界被库恩表述为“科学家的世界”、范式转变后科学家的“新世界”等[21]。范式世界里的“居民”往往是一些由科学家提出的“理论实体”，如太阳、地球、电流、电子和场等[22]。理论实体的存在是通过分类术语及词汇系统的规定来实现的（相关论述见第三部分）。
库恩坚持，近三个世纪来西方哲学维持了错误的观念：感觉材料是一种“所予”(the given)。所予的称号如果有的话，应归属于刺激物本身，而不是感觉材料。同一刺激物可引起不同的感觉，不同的刺激物也可带来相同的感觉[23]。只有在同一个共同体中，其成员对同一刺激物所形成的感觉才是一致的，这需要通过“从刺激物到感觉的通道”[24] 来实现。不过，这种通道仅仅是意会的，没有明晰的规则或概括能用来表述它，但可通过教育来传递或通过范例（examplars）来习得。小约翰从遇见刺激物（鸟），到把刺激转变为感觉材料（天鹅），这是一个从实指性实例（ostensive instance）到获得概念（天鹅、鹅、鸭）结构的过程。从小约翰感受个别天鹅实例的刺激开始，通过父亲的反复纠正学会识别实例中相似性或相异性特征（包括嘴形、腿长、颈长、颈部曲线等），把对象进行相似性归类，逐渐形成天鹅概念。不过，这样的天鹅概念是日常的，“小约翰不是科学家，他学的也不是科学。”[25]
库恩把刺激物看做是形成感觉材料的重要来源的同时，有时又视其为是“高度理论性的和抽象性的”东西[26]，如“人们看不见”的光线、声波等。这并不矛盾，恰恰体现出语言的可规定性实现过程兼有具体与抽象、日常经验与理论双重属性，并且获得日常概念的方法“对更加抽象的科学也是根本性的” [27]，范例为这种联结提供了纽带或桥梁。
从感觉材料到范式的转化过程是一个从“看”到“看到”的过程。库恩把看（look at）与对象（objects，外在世界的成分）相联，即认识者看对象；把看到（see，see that）、看做（see as）与东西（things）相联，即认识者看到的或看做的是负载范式的东西。感觉材料形成的初始状态是认识者看对象过程的起点，后来渗透某些零散的观念。感知结束，解释开始，感知与解释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并且感知留给解释要完成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前的经验与训练的性质和数量。”[28]当解释完成时，不同的科学家所看到的东西因负载了不同的范式系统，而各不相同。“当看一张云室照片时，学生看到的是混乱而间断的线条，物理学家却看到了他所熟悉的亚核事件的记录。”“拉瓦锡看成氧气的东西，普里斯特列看到脱燃素空气，而其他人什么也没有看到。”“当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看摆动的石头时，前者看到的是受到限制的落体，而后者看到的却是单摆。”[29]从刺激物渗透零散的观念到负载范式，是一个语言规定性不断提升至理论性分类结构的过程。
三、理论实体及其存在方式
库恩后期摒弃过去世界存在论题的一些核心观念，包括格式塔转换、范式改变时所有成分同时变化等观点，开始从历史回归语言学。这与他前期以历史取代逻辑的初衷反差鲜明。
范式世界中理论实体如何存在？这一问题没有包含在关于库恩论题的公认解读中，但却是库恩后期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结构》中库恩曾把理论实体等同于“东西”（things），而在后期研究中理论实体是一个与指称性分类术语相关的概念。作为词汇系统的构成元素，分类术语（taxonomic terms）首先是以种类术语为标签的；其次，在同一层次上遵循指称上不可重叠的原则，不存在也是牛的马、也是银环的金环等[30]；第三，所体现出的指称期望是可投射的（projectible），用种类术语作出其指称对象所满足的概括，形成关于未来或未曾检验事件的期望。[31]
一些分类术语并不能直接地指涉对象，如力、速度、质量、惯性、温度等。而另外一些则具有直接的指涉对象，本文称之为“指称性分类术语”，该分类术语在库恩那里分为两种：（A）普通的指称性种类术语，如水、金、盐等，被运用于日常言说中，构成“普通概括”，需要有对照组来习得，如术语“液体”需要与气体、固体作对照来习得。（B）普遍的指称性种类术语，又称高层次理论指称性种类术语，如行星、电磁场、电子等，构成自然定律（如开普勒三定律）的“普遍概括”，无需对照组习得。
相应地，库恩把种类术语的指称期望分为普通期望和普遍期望：前者允许例外发生，是柔性的；后者不容许例外，是刚性的。普通期望对不重叠原则的要求较弱：只有同属一个对比组的种类术语，如男与女、猫与狗，其指称期望才禁止重叠；不属于同一对比组的指称期望可以重叠，如雄性和马；一词多义的普通种类术语，如共有同一名称“水”的水1与水2指称期望部分重叠和不相容，结果只有一种在语言共同体中生存下来。[32]对于普遍期望，其可投射性受到不重叠原则的严格限制。如“行星”虽然都出现在地心说和日心说中，但“恒星”的指称期望和指称对象在托勒密地心说与哥白尼日心说之间完全不相容；即便在重叠区域，如同样作为“行星”的月球从属于互不相容的宇宙定律。
按照库恩的观点，理论实体的可能世界以“词汇系统”（lexicon）来规定，其存在以词汇系统分类结构的形式展现出来。一个词汇系统是容纳语言共同体成员用来描述和分析可能世界的分类结构单元，体现语言共同体共有的基本意义和特性[33]；同时，词汇系统又表现为语言共同体的每个成员头脑中具有的“精神单元”（mental module）[34]，这些成员对相同种类术语的指称期望因人而异，呈一定程度的发散状态，但保持了同质的分类结构。正是这种同质结构限定了因指称期望的不同所做的各种尝试性探索，又把共同体成员结合为一个整体。[35]一个语言共同体的特征并非是其成员拥有一个完全等同的词汇系统，而在于他们词汇系统的分类结构相匹配或同质。
一种词汇系统分类学（lexical taxonomy）关涉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词汇系统与刺激物世界之间的关系，作为刺激物的对象如何从概念上被规定、划分和范畴化，如古希腊人把天空中的对象划分成恒星、行星及流星三种范畴，然后把不同的天体分别纳入其中；二是词汇系统的关系，一个语言共同体内部个体成员的词汇系统之间维持同质关系，而不同的语言共同体之间具有异质关系。在此意义上，库恩把词汇系统的分类结构称为语言的“概念图式”[36]。他认为，语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向外，关注世界；另一面向内，关注关于世界的反映。在语言共同体描述世界结构的范畴化过程中，其中每一种指称性分类术语都是一个词汇系统之网络上的结点，共同体成员将按照相应的范畴化标准来识别该结点术语所指称对象的身份[37]。相互联结的分类术语之间是相互界定的（interdefined）。一些分类术语联结在一起的同时，也与其它分类术语区分开来；以一些指称性分类术语来规定世界不同对象的同时，世界也被划分到不同的分类范畴之中。如小约翰和父亲在天鹅、鸭子、鹅的范畴与不同的现实对象之间分别建立相应的联结标准，寻找天鹅个体的相似性以及与鸭子、鹅的相异性，最终获得天鹅词汇系统的同质结构（该系统由普通分类术语构成）。总之，关于世界的分类范畴之间的连续性及相似性关系，形成了一些反映相同世界的词汇系统的“同质结构”。反过来，某种语言共同体内部成员的词汇系统在结构上的“同质性”（homology）保证了指称性分类术语对相同种类具有指称的相同性。
尽管词汇系统同质或匹配非常重要，但词汇系统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和竞争性促成了词汇系统的替代过程。“新的词汇系统开放了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不会通过使用旧词汇系统得到规定。”[38]科学革命的特征在于作为科学描述先决条件的一些分类术语发生变化，包括范畴化标准的调整、在预先存在的范畴中间对已知对象的分布方式的改变等。
四、词汇系统异隔的区分与超越：一种改进和补救
尽管对库恩的思想众说纷纭，“有一点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些思想产生于一种‘反实在论’的立场却是真实的。”[39]但近来人们关于实在论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变得更加包容。在库克拉（André Kukla）看来，如果一种理论合理地断定了某种实体（如对象存在、感觉材料、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等）的存在，那么这种理论就处于的实在论立场[40]。“库恩把相似关系看作对象本身固有的东西，无疑是把他的观点归入实在论立场的理由。”[41] 本文对库恩论题的重新解读表明，库恩具有多元实在论特征，如科学实在论、形而上学实在论等。
库恩不仅是实在论者，而且后期还阐明了他的内在主义的（internalist）真值理论：词汇系统内部的陈述具有真假状态（status of true/false），并且真假状态的判定“依赖于词汇系统”。但库恩对这种真值理论设定了两个禁区：一是词汇系统本身“无论如何不是那种可以为真或为假的事情”，因为词汇系统的“逻辑状态就像一般性词义那样，仅仅是一种约定。”[42]二是在一种词汇系统中可断定为真或假的陈述“在其它的词汇系统中就不具有那种真或假的状态，”[43]变成了非真非假。
库恩的真值理论与其分类学理论是结合在一起的。有学者坚持，库恩的共有的分类结构是两种竞争性科学语言或科学语言共同体之间有效交流或可能互译的必需条件[44]。这种对库恩分类学的解读有些偏差，在库恩那里，相似性关联、共有的分类结构（作为先决条件）仅仅适合于同一个语言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有效交流或互译，库恩从没有去论证跨语言共同体的有效交流及其可能性问题。库恩论题的最大困境恰恰就在于，他无法跨越两种不同的词汇系统之间的异隔（lexical divide），而不在于人们所谓的“反实在论立场”。一旦去跨越这种词汇系统异隔，结果会导致语言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中断，陈述处于非真非假的状态，或者所谓的“真值间隔”[45]。但令人遗憾的是，库恩并没有对异隔的界定、异隔如何形成和跨越等问题作深入探讨。下面本文通过克服这一困境来拓展库恩的理论实体存在论。
我认为，并非把任何两种词汇系统拼置在一起就可构成异隔，其形成是有条件的：
（A）两种词汇系统之间具有异质性（heterogeneity）。库恩曾论证，一个词汇系统结构的同质性保证了语言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充分交流，对不同语言共同体而言，异隔就会出现：共同体之内同质，之外异质。
我提出另一种标准：每一个词汇系统具有各自的核心语句，即包含着核心的指称性分类术语，并具有根本性或前提性意义的语句，当其核心语句之间相互矛盾或不一致时，两种词汇系统是异质的；若一致，则为同质。如燃素说与拉瓦锡氧化学说的核心指称性分类术语分别是“燃素”与“氧气”，其核心语句分别是“燃烧是物体释放燃素的过程”与“燃烧是物体结合氧气的过程”，显然这两个核心语句相互否定，因此燃素说与氧化学说是异质的关系。伽利略力学与牛顿力学的核心语句分别是“外加力是物体改变运动状态的原因”与“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原因”，二者完全一致，两种词汇系统是同质的。
（B）两种词汇系统是同域的，或具有相同的研究主题。譬如，亚里士多德力学与伽利略力学都研究惯性和落体运动；燃素说与氧化学说共同主题是，燃烧的本质是什么；18世纪光学中微粒说与波动说都研究光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光由什么构成等等。
（C）两种词汇系统的存活期是共时的或部分重叠的。每一词汇系统都历经自形成至流行的存活期。其中仅仅少数词汇系统之间具有相同的存活期，而有一些存活期是部分重叠或前后相继的。
依据上述条件，词汇系统异隔可区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一是实存异隔（real divide），两种词汇系统同时满足上述全部三个条件（异质、同域、共时或部分重叠）。这种异隔在科学中真实地形成和存在，如冲力说与抛物体运动说、燃素说与氧化学说、热质说和热动说、18世纪生物学中预成论和渐成论、光的微粒说和波动说、19世纪圣提雷尔的进化论与居维叶的灾变论、20世纪哥本哈根学派的统计理论与爱因斯坦的因果决定论等。
二是逻辑异隔，满足上述条件（A）和（B），未满足第三个条件（C）时的词汇系统异隔。这样的异隔仅有逻辑意义，是人们理论分析或构想的产物，如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与爱因斯坦物理学之异隔。
三是假象异隔，表面上满足第一个条件，不同域也不共时，并非真正的词汇系统异隔。譬如，拉普拉斯之妖与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是异质的：前者坚持宇宙所有质点的位置、质量、速度在过去和未来都由一个神灵尽收眼底的决定论，但后者坚持微观量子的位置和速度遵从测不准原理的非决定论。
如何跨越实存异隔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因两种词汇系统处于一种异质的竞争关系，所以往往以两种结果告终：或者一种词汇系统取代另一种，或者两种词汇系统合二为一。具体地说，可包含如下内容：
首先，两种词汇系统所共有的信息域或研究与境（包括一些共同的分类术语、共同的问题境况及观念等）为断定其各自核心术语指称的成败及核心语句的真假状态提供了相互检验的场所。譬如，托勒密地心说与哥白尼日心说，都使用相同的分类术语（恒星、行星、流星，本轮、均轮）、共同的星体名称（地球、太阳、月球、水星、金星、火星等）、共同的观点（天体都遵从同一的和圆形的自然运动、宇宙有限性、晶体空间的存在等）、共同的核心问题（何者为宇宙中心）等。由此，我们可实现词汇系统之间的可通约性，以及对不同词汇系统的选择，同时也呈现出了词汇系统存在的客观性。
其次，词汇系统L2替代L1表现为如下三种方式：
（A）依据共同的信息域，判定替代者L2的核心指称性种类术语在指称上获得成功，而被替代者L1的核心种类术语在指称上陷于失败或指称缺失，如燃素说的燃素、热质说的热质、以太说的以太等都出现指称失败或缺失，致使整个词汇系统崩溃和瓦解。
（B）在L1和L2的核心指称性种类术语在指称上皆获成功的情形下，依据共同的信息域，断定L1的核心语句失去真值，L2的核心语句保真。结果造成L1分类结构本身有严重缺陷，而L2分类结构的重新分布解决了这些问题。如托勒密学说的核心语句（太阳等行星围绕地球转）的失真结果使其分类结构暴露出严重缺陷：无法解释偏心等距点、无法解释内行星的本轮中心总处在日地连线上、本轮和均轮数（到哥白尼时代达80多个）无限增加的趋势。这些严重理论缺陷在哥白尼的词汇系统分类结构中全部消失，因为哥白尼学说的核心语句（地球等行星围绕太阳转）具有真值。
（C）L2 比L1更能满足最佳解释推理的要求。如关于DNA结构，克里克、沃森的双螺旋模型在与鲍林的三螺旋模型的竞争中之所以取胜的关键在于双螺旋模型与碱基配对原则互为最佳解释，尽管它们都是有待检验的理论假说。
最后，L1和L2各自的核心指称性分类术语在指称上都获得成功，同时它们各自的核心语句都具有真值，那么跨越的结果将是：L1和L2在核心语句上整合为一体。譬如，光的微粒说和波动说最终在光电效应的光量子解释中整合为一个核心语句：光具有波粒二象性。
五、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库恩论题的重新解读，我们得出结论：库恩的可能世界概念是有层次结构的，相互关联的。可能世界具有概念上的可接近性，词汇系统的分类结构实现了理论实体的语言规定性，并使陈述具有真假的真值状态。因此库恩研究的意义在于把世界知识的研究重心从过去的有效性和可能性分析进一步推进到实际层面的过程性论证。库恩不仅肯定了世界的存在，而且具有多元实在论的立场。本文对区分和跨越词汇系统实存异隔的理解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两种竞争性语言共同体双方交流的不可通约性困境，同时改进和补救库恩词汇系统理论，为库恩的实在论立场提供更深层的论据。
（本文的思考和成稿得益于过去数度美国访学期间与M. Bradie教授、P. Achinstein教授、S. Gimbel教授以及国内同仁胡新和教授就论文的相关概念、观点进行的交流和讨论，在此一并致谢。）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