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乐源】哲学的生命力

 

历史是一面镜子。

翻开《文史哲》创刊号，首先映入眼帘的两篇打头文章，一篇是社论：《〈实践论〉——思想方法的最高准则》，另一篇是：《学习〈实践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体会》。这不仅表明，哲学在《文史哲》“三分天下”中有其重要地位，而且也表明编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办刊的指导思想，认为《实践论》是“我们开辟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和最高准则”。这是《文史哲》办刊的正确方针和光荣传统。从《文史哲》1951年至1958年各期发表的哲学文章看，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哲学的各个方面：有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学习马列、毛泽东哲学著作的；有评述中国和外国哲学发展史的；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具体科学问题和实际问题的；也有不同学术观点争论和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错误观点的，等等。通过重新学习这些文章，我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哲学的生命力在哪里，哲学怎样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发挥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现将几点想法写在下面，以求教于哲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

一、哲学要为时代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

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这是50年代《文史哲》刊出的哲学论文的最大特色。《文史哲》不仅以大量篇幅连载了华岗同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该书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还发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和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和科学性、概述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方面的文章，这是当时社会实践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广大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欢呼解放，拥护党、拥护马列主义，但对马列主义还不熟悉。因此，迫切要求学习马列主义及其哲学，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清除头脑中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建立起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用以指导自己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由于有的放矢，有针对性，这些哲学论文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正如山东大学“辩证唯物论”学习总结中所指出的：通过学习，“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学习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论与形而上学及机械论的观点，认识了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宇宙观的先进性与革命性；初步运用了辩证唯物观点，大家都肯定了相信了辩证唯物主义，是现代一切先进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指导思想；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改进业务，提高教学质量和工作质量；获得了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知识为今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打下基础。”由此可见，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否适应和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现在看来，《文史哲》刊出的这些哲学论文，是适应特定时期要求的产物，因而都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

历史前进了40年。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摆在了全党干部面前。许多新干部科学文化素质较好，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欠缺。一些老干部虽有一定理论基础，但有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就是历史赋予各级干部的一项政治性任务。由此可见，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是否适应时代的需要。只要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为人们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就能够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斗争中发挥其巨大作用，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这是哲学最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即使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也是如此。那种“经济繁荣，哲学贫困”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经济繁荣无疑是哲学繁荣的物质基础，经济繁荣将导致哲学繁荣。同样地，哲学繁荣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繁荣。经济、哲学都繁荣，这是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标志。

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要比办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时代呼唤哲学，也推动着哲学的发展。我们党已经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社会实践永远是哲学生命力之源泉，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实践，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宝藏。这就需要去挖掘、提炼、概括和升华。在中国生活的哲学家，必须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有作为的哲学家，应眼光向着实际，以极大的热情，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积极地投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认真做调查研究，付出艰苦的劳动，进行创造性地理论思维，在撰写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矛盾论、实践论方面，做出自己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二、哲学要在争鸣、论辩、探讨中发展

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展开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这是《文史哲》办刊的又一优良传统。就哲学问题来说，50年代的《文史哲》，有关于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一定适合生产力规律、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等方面的争辩文章。从这些文章看，有的是名家之间的论争，有的是无名者向权威人士的挑战，也有的是中外学者之间的探讨。这些争辩文章的特点，是同志式的各抒己见，是平等的商讨，是为了真理的追求，哲学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指出：“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⑵百家争鸣也是哲学发展的动力，是哲学强大生命力的内在根源。因为，真理愈辩愈明。各种不同见解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哲学只有在不同学术观点争辩中，才能更深刻地揭示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真正步入真理的殿堂。通过争辩，正确的观点得到更深入地阐发，论据更充分，内容更充实，真理性更鲜明。通过争辩，博采众家之长，舍众家之短，把众家带有真理性的颗粒，铸造成一颗真理的宝石。古希腊的哲人们，就很懂这个道理。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各派论争之风盛行， 他们把论证或分析命题中的矛盾，以及谈话中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以求得真理的方法，叫做辩证法。争辩中求真理，争辩中发展真理。就以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来说，经过几十年的争辩，大多数同志取得一个共识，既承认道德的阶级性，又承认道德的继承性，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以阶级性否认继承性或以继承性否认阶级性，都是错误的。应该说，这更接近于历史和现实的客观情况，更接近真理。

我们说真理愈辩愈明，争辩促进科学和真理的发展，还在于真理不能定于某些权威学者，也不能以多数人的意见为转移。历史和现实的实践表明，只有那些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藐视“权威”、敢于创新，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人，只有那些面向现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坚韧不拔、不怕困难、具有严谨科学态度的人，只有那些努力学习、具有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能在科学和哲学上有新的突破，才能在认识自然和认识社会方面，提出新的见解，发现和发展真理。真理的发展过程往往是这样：首先发现真理的往往是具有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的少数先进分子，而后才逐步为多数人所接受。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但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⑶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我国汉朝的赵充国，他关于在西北屯田的正确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之一、二，只是到后来，才逐步为多数人所接受。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关于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是真理。但在相当长一个时间内，并没有为多数人接受，反而受到了两次围攻和批判。只是到了1979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其彻底平反，他的新人口论，才为大家所公认。由此可见，真理是不能以人、也不能以多数人少数人来定夺的。一种学说是否是真理，就在于是否符合客观事实。为此，在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应提倡不同意见的争论，应特别重视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一些新见解，这些见解可能是不完善的，甚至有错误的方面，但它往往含有真理的成分。在同志式的争辩中，会显示其真理的特性，从而促进真理的发展。

近十多年来，我国哲学界就许多哲学理论问题展开了论争，学术气氛相当活跃。这是好事，它预示着哲学有新的发展。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就一定会促进哲学的进一步繁荣。

三、哲学的党性原则要与科学的批判精神相结合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这是《文史哲》办刊的又一特色。50年代的《文史哲》，就发表了多篇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文章，不仅剖析了胡适的政治思想，而且从哲学的高度，批判了胡适的实用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⑷批判胡适的这些文章，鲜明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战斗风格和它的生命活力。

毛泽东同志指出：“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⑸无疑，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在斗争中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在这里要把握以下两个极为重要的思想。第一，在世界和中国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情况下，阶级斗争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中，还是相当尖锐和复杂的。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剥削阶级就会去占领。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剥削阶级世界观，没有任何可以调和的余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在同剥削阶级世界观作斗争中，才能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阵地。如果听任剥削阶级世界观泛滥，无产阶级思想的阵地就会缩小、削弱。坚持批判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存在之必须和生命活力之所在。那种妄图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调和哲学领域中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绝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斗争中发展，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中，为了彻底驳斥那些错误的东西，必然要正面阐述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方面的理论观点，使之更加具体，更加深入，更加全面，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斗争中发展的理论依据。从实践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是在斗争中发展的。这包括两方面的情况：一是某些重要的哲学思想，是在和论敌斗争中，得以阐述的。例如，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就是在批判马赫主义及其在俄国的追随者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斗争中，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真理论，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提出了“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并深刻地论述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二是在和论敌的斗争中，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方面的内容，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反杜林论》一书，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恩格斯在和杜林的论战中，全面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了自己的结构体系。这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这样，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采取同这一对象的科学内容即同杜林著作的科学内容极不相称的详尽程度。但是另外还有两种情况可以作为这一详尽程度的理由，一方面，它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各种极其不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地发挥我对争论问题的见解，这些问题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的或实践的意义。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⑹

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剥削阶级世界观，批判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散布的种种谬论，诸如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过时论、真理多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精英政治”论等。如果在这些谬论面前沉默，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失去了战斗活力；如果容忍这些谬论泛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丧失阵地。

鉴于历史的教训，对错误东西的批判，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说理态度。对错误的东西要全面研究，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压人。这样才能批判得深透，才能真正批倒错误的东西，肃清其流毒。另外还要坚持两点论。例如，对于个人主义的批判，既要肯定其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历史进步性，又要剖析其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反动作用。那种主观武断、斩头去尾、无限上纲的批判方法，无损于错误的东西，只能表明批判者的无能。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要求去做：“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⑺这段话，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和科学的批判精神，必须统一和结合起来。

四、哲学的发展要集古今中外哲学成果之精华

批判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哲学遗产和成果，这是哲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内在逻辑。50年代的《文史哲》在这方面也作了一定的努力。对外国哲学有所涉及，对中国古代哲学，如先秦阴阳五行说，中国奴隶制萌芽时期的天道观等，都作了系统分析。特别是对中国古代一些著名哲学家，诸如孔子、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王充、王弼等的哲学思想，都作了全面介绍，并给予了比较客观的历史评价。现在重读这些文章，还能从中得到某些启迪。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而产生的，它是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的直接继承。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的简单相加，而是批判地吸取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辩证法，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对待人类以往的文化成果的方法是扬弃，即批判地继承，既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由此可见，批判继承优秀的哲学遗产和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重要条件。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分析和对待古今中外的哲学遗产和成果。

对待中国几千年的哲学遗产，我们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既反对全盘肯定的国粹主义，也反对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对古代哲学中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我们无疑要挖掘，要肯定，要继承，而对那些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我们要予以否定。我认为，在浩瀚的民族哲学遗产中，精华多于糟粕，精华的东西占主导方面。中国哲学的伦理道德色彩很浓。就以道德来说，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遗产就很丰富，诸如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强调领导层的道德修养，自强不息的人生哲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民族气节，优良的职业道德传统，多层次的道德规范和范畴，丰富的道德修养方法等，都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使之发扬光大。这不仅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学说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世界文明也是一个贡献。

前几年一度泛滥的对待民族文化（自然包括哲学）的虚无主义思潮，原因是极为复杂的。除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之外，有不少人是数典忘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无知，也有不少人评价历史的方法不对，主观武断，以偏概全，缺乏历史主义和辩证分析。因此，要正确对待民族文化（包括哲学）遗产，必须起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好好学习。要坐下来，下点苦功夫，硬功夫。要真正了解、懂得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总体，这是正确评价民族文化的前提条件。第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分析和评价民族文化，力戒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从而得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这是评价民族文化的基本功，如果缺乏这种基本功，就谈不上对民族文化的科学评价。第三，要坚持历史主义方法。不能以现代人的标准要求古人，也不能把古人装扮成现代人。对民族文化，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看其产生发展的条件，分析其社会作用，才能作出客观的正确的评价。

和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相联系，前几年也出现了全盘西化的崇洋媚外思潮，这是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现的一个小插曲。这在哲学方面也有表现，例如萨特热、弗洛伊德热，等等。中共中央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我们应该吸取外国哲学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也包括萨特、弗洛伊德哲学中有价值的因素。但是，正象对待民族文化遗产一样，对外国哲学也要进行辩证分析。不要认为新名词就意味着新学问，新学派就是新科学，外国哲学中有真理的颗粒，但也不乏反科学的谬论。全盘西化，是形而上学。对外国哲学，我们要认真读一读，并进行全面分析，区分糟粕和精华，去糟粕，取精华，这是应有的科学态度。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哲学遗产和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立足点。

五、哲学家要与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相结合，指导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并从各门具体科学中吸取营养，这也是哲学生命力之所在。《文史哲》也注意了这方面的研究。发表在1954年第3期上的《巴甫洛夫学说的哲学基础》一文， 对此作了有益的探讨。文章既指出了巴甫洛夫学说所以能够成为先进科学，是巴甫洛夫及其学生长期从事科学实验和研究的成果，同时也是得力于辩证唯物论指导的成果，又指出：“巴甫洛夫关于条件反射的理论，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论及真理论的最深刻而又多方面的自然科学基础。巴甫洛夫不朽功绩在于，他不仅确定了人及高级动物反映现实的生理机构，而且破天荒第一次具体指出了，人类在意识中所特有的反映客观现实方式的实质。”巴甫洛夫学说是“辩证唯物论的自然科学基础和有力支柱”。

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这里主要指自然科学，从来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以至脱离哲学谈自然科学，或脱离自然科学谈哲学，都不可能说得完全明白。一方面，自然科学家需要哲学思维，离不开哲学思维，总要受一定哲学的支配。因为任何自然科学家的研究都离不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最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⑻而哲学作为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历史知识的概括，则需要以自然科学为依据，从自然科学知识中抽象出一般的共同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离开了自然科学，哲学就成为空洞的玄学。另一方面哲学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科学，受自然科学的深刻制约和影响，以至恩格斯说：“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⑼这一论断，是对哲学发展史的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就是这一论断的历史验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不仅有其深刻的社会的阶级的根源，有其理论来源，而且有其深刻的自然科学前提。这主要是指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它巨大进步，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⑽这也就是说，这三大发现表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运动和变化的，都是按辩证法规律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建立在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上。

今天，我们处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时代。以微电子学、生物遗传工程、航天技术等为基本内容的科技革命，已成为世界性的大潮。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疑对现代科技革命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向前发展，应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研究和探讨现代科技革命提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给以哲学上的概括和升华。这是发展哲学的最好契机。诸如：相对论的时空理论、天文学的宇宙观念、天体物理学中的有限无限、基本粒子的对立统一、巨大加速器上的实验特点、计算机语言中的思维逻辑等等，都是自然科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进行正确的哲学概括。为此，作为哲学工作者，应多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使自己在现代科技革命大潮中，有发言权，有“概括”能力，而且要虚心向自然科学家学习，拜自然科学家为师，与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为共同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并肩奋进。69年前，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篇著名论文中，曾经向战斗唯物主义者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战斗唯物主义为了完成应当进行的工作，除了同那些不是共产党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以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他们倾向于唯物主义、敢于捍卫和宣传唯物主义、反对盛行于所谓‘有教养社会’的唯心主义和怀疑论的时髦的哲学倾向。”⑾列宁的这一思想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应当结成联盟，必须结成联盟，也完全可以结成联盟。这既是繁荣科学的需要，也是发展哲学的需要。发展自然科学，无疑主要靠自然科学家，但也要哲学家助一臂之力。同样地，发展哲学，无疑主要靠哲学家，但也要自然科学家鼎力相助。这种联盟，除了哲学家、自然科学家自觉地相互合作交流，还希望有关组织和领导，能起“搭桥”作用，促成这种联盟，巩固这种联盟。

综上可见，哲学的生命力，主要在于回答当代中国和世界革命及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给以哲学上的升华，为人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哲学要在同志式的、平等的、和谐的争鸣、论辩和探讨中，求得深入、丰富和发展。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锐利的战斗风格和科学的批判方法的结合，也是哲学的本质和生命力的体现。批判继承古今中外一切哲学遗产和成果中的精华，也是哲学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哲学家要和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共同概括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求自然科学的繁荣和哲学的发展。当然，制约哲学生命力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还可以举出一些。本文所列举的几个方面，也不是孤立的、平列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这几个方面对哲学的制约是同时的，其作用有大有小、有主有次，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详析。只要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去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将会更加显示其强大的、蓬勃的生命活力，充分发挥其“伟大的认识工具”的作用。

愿《文史哲》继承和发扬优良的办刊传统，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和新的贡献。

（原载《文史哲》1991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