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定】怎样学哲学
关于学哲学,人们有种种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哲学很难学,因此不感兴趣;有人以为哲学极深奥,于是望而生畏;还有人说哲学离我们很远,便“不相与闻”。当然,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十年的动乱,也有的人从消极方面总结经验,觉得哲学离政治太近,学哲学很危险,弄得不好,又是方向路线错误等。
这些看法对吗?
应当说,每一种看法都反映出事物的某个侧面或者人们在认识中间的某个片断,从这方面说,不是没有缘由的,但是总的来看,都是片面的。
哲学是程度比较高的一门学问,这是事实,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的研究好似猫头鹰一样,当黄昏到来时,他才起飞。意思是当着一切思想材料都已齐备之后,才有条件作哲学概括。恩格斯也说过,离现实最远的两种意识形态,一是宗教,二是哲学,它们好象是悬在半空里一样。哲学这个东西,确实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研究的对象不是象物理、数学、生物、化学,或者是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这样一门一门的具体科学。它是总结了所有这些科学的成果,并把这许多门科学的总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也就是把这些具体科学的规律的研究提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研究。这样,人们就觉得它离现实很远了。举个例子说,比如“物质”这个概念,本来离生活很近,请问,人们每天吃的、穿的、用的、住的,有哪一样不是物质,又有谁能离开物质?但是,一翻开哲学书上讲物质,是人们从来不曾用过的一种说法。这个定义不是单靠人们感性经验能把握住的,而必须借助于抽象思维的能力。
原来,人们的思维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两种,这两种思维形式都是人们要经常运用的,缺一而不可。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互相交织的。哲学作为人类一种高级思维形式,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就产生了,并且不断地把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整个思维作为自己探索和研究的对象,哲学中所使用的若干概念、判断和推理形式,事实上也是人们经常要使用的,只是自觉或不自觉而已。
这里,我不妨讲讲我自己是怎样对哲学发生了兴趣的。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的初期,经历了中国政治制度最反动、最黑暗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之后不久诞生了,它象指路明灯一样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也照亮了我的出路。在党内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我又经受了党内多次斗争的教育,尤其是一九二七年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正好是王明以宗派主义把持党内生活的时候,多数党员不同意他搞的家长制统治,我也是如此。可是王明却偏偏以“唯我独革”的架势,以势压人,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给以处分。我因为家庭出身是工人,幸免被开除党籍,受了警告处分。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悲愤和思考,在脑子里产生了种种问号,觉得应该去寻求真理以解释现实生活里的种种疑团。从此,我就决心钻研哲学,希望从中能悟出一些解救人民痛苦和发展革命斗争的道理来。另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情况大家都清楚。要学习哲学总是为解答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求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尤其是当人们处于逆境时,这种要求更为强烈。不过有些人找到了正确答案,另一些人则只找到错误答案而已。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现在的青年人大概不会再遇到我前面所说的这类问题了,但是现实生活里的矛盾和斗争总还是不断出现的,人们对这些矛盾和斗争的看法也是千奇而百怪的。为什么有的青年人因厌世而自杀,有的青年又不信马列而相信“命”,动辄就去“求神拜佛”或“算卦”,还有些人异想天开地要离开社会主义大道而另辟新径,有的则干脆下决心不问政治,只想找个好爱人,建立一个好家庭,只此而足矣!这些情况的存在不是使学习哲学的意义降低了,而是更加提高了。难道我们青年和大学生们就不愿意在面对这种现实问题时寻求一个正确的答案吗?
有人也许会说,你所说的这些情况我全不存在,也许是这样。但是,每个人只要在世界上生活一天,都必须解决一个主客观关系问题。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自然界、社会乃至人的思维,都需要求得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然后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每个人都不能逃脱的,因此每个人也就应当或多或少地学点哲学。有些自然科学家已经是先例,他们在探索本学科的规律时,愈是深入,便愈是觉得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论作指导,否则,他就再也不能前进了。反之,如果有了一个科学方法,并用这种科学方法去改造客观世界,便好似如虎添翼,可以从中得到更多更深的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再拿思想解放运动来说,几乎是每一个人都很关心的。思想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尤其是在林彪、四人帮搞了近十年的思想专制之后。但是从哲学上说,任何的自由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和绝对的。思想解放也是这样。解放是对不解放而言,自由也是对专制而言。如果有人把思想解放看成是思想的绝对自由、自由放任,甚至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结果就无法得到对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变成与客观实际处处相冲突,反而变成不自由。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不断进行的,思想也就随之而不断解放。把某一个阶段的认识固定起来,认为是解放,而拒绝研究新的事物和新的情况,结果思想就陷于僵化,结果解放转化为不解放。这种情况,是司空见惯的,这说明哲学离我们很近。
现代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飞跃发展时期。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未来学、科学学等等新的学科领域不断出现。这些学科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无论哪一门新学科都同哲学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例如,一九四八年,美国数学家发表了《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一书,标志着控制论这门新学科的诞生。这种理论之所以提出,就是因为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引起了技术科学与生物科学这两类看来是截然不同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也标志着人类认识史和科学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就是说以分析为主进行确定性研究时期逐步进入到以整体性为主进行具体的、不确定性研究的时期。实际上许多中间性科学和边缘科学的诞生都表明人类认识方面发生的变化,没有正确的思维方法,是不可能正确理解的。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说过:“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90 页)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怎样学好哲学,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首先要有追求真理的政治热情,有坚韧不拔地探索真理的科学精神。很显然,一个热心于改革、希望对人类作出贡献的人,必然热情地去追求合理的思维方式,接受科学的理论。一个只顾自己,对周围冷漠、无动于衷的人,他不会有多少研究哲学的兴趣的。历史上无数哲学家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现实生活也证明了这一点。
哲学是一种高级的思维形式,学好哲学要有一定的生活经验的基础和文化基础。社会实践经验丰富的人和社会实践经验贫乏的人,对同一个哲学观点理解的深度是不一样的。黑格尔说过,同样一句格言,对于一个青年人和对于饱经风霜的老年人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对后者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更大的广袤性。这句话是深刻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孔子也说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果对这些话赋予新的含义,那就是说人们认识能力的发展一般说来,是和人的年龄的自然增长和阅历深浅相一致的,或者是说,成正比例的。年龄越大,懂事愈多,认识能力也就愈发展。当然,对每一个人来说,或早或晚,有些细微差别。
在哲学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承认认识有反复性。也就是“反思”。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所谓反思就是构成认识的一个特殊阶段。我们如果把它借用过来,就是要反复思考。人们为什么犯片面性,就是只见一点,不及其余。例如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一点上,最容易受到偶然性的打击,比如爱得过分,失去爱便觉得特别痛苦,有人过分激动,就容易失手伤人,也容易口出狂言,因为这时思想集中到了一点上。其实对一个常人来说,又何尝不如此。人们犯形而上学错误时,都是由于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见联系,不见差别,或只见斗争,不见统一等等。这个问题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要犯的毛病,当然并不是说,人们都是形而上学者。形而上学的毛病是把片断认识僵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为了避免这个毛病,就学着要反思。孟子说,“心之官则思”,这个思里应当包括反复思考。就是从这一面想想,过一会儿,再从另一面想一想,有的时候肯定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又加以否定,这种反复是认识过程中的必经的、正常的反复,并不是反复无常。人们运用自己的思想器官,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是极为有益的。当然,说到反复,也不是没有一个边,是有边的,这个边就是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符合或接近于相符合。
要学好哲学,还要了解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由于哲学道理是从各门具体科学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因此,学哲学的人最好也能懂得一两门具体科学。甚至涉猎的面要更广一些。马克思除了钻研经济理论以外,对数学也很感兴趣,对历史学,尤其是对法国史了如指掌。恩格思除了这些以外,对自然辩证法与军事学有特殊兴趣。这些广博知识大大有助于他们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最后,有一点需要特别说一下,就是哲学虽然是运用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来思考,但学哲学不是搞思维的游戏。如前所述,它对于人们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类自己有着十分现实而又深远的意义。正象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8页)因此,如果初学哲学者遇到一点困难,那是不足怪的,也是不应当退缩的。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这里用得着古人所说的“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在今天,经过十年浩劫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这个背着沉重的封建主义精神枷锁的包袱的民族,在拥有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者的社会里,我们多么需要有更多的人来掌握哲学这样的精神武器来解放我们的精神境界哪!在用四个现代化来医治我们的经济创伤时,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切崇洋的民族自卑感,一切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一切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偏激无知的调调,都不能对于振兴中华有所补益。而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的宇宙观才能是我们百战百胜的武器。
有志于哲学的青年同志们,努力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让哲学的思维启发你们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为振兴中华而做出贡献吧!
(原载《文史哲》1981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