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宁】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当代思考
在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均发生广泛而深刻变革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功能，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和批判精神，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学术前沿问题，需要我们作出积极的思考和解答。
一、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与哲学大众化
哲学大众化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工作者在“文艺大众化”、“社会科学大众化”、“科学大众化”等口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文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可以大众化，那么，哲学是否也可以呢？艾思奇首先作了尝试。1932年，他开始在《中华日报》发表哲学短文。1934年，负责编辑《申报·读书问答》专栏后，接触到广大读者提出的许多哲学、社会、人生等方面的问题，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艾思奇和其他编辑一起，为读者解答疑难问题一千八百件，这为他撰写《大众哲学》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后来《读书问答》专栏从《申报》分出，成为由爱国人士李公仆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这为艾思奇提供了哲学大众化的阵地，他先后在《读书生活》发表了二十四篇哲学讲话，受到读者欢迎，并于1936年1月以《哲学讲话》为名结集出版。1936年6月印行第四版时，更名为《大众哲学》。
大众化是《大众哲学》的第一个特点。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明确指出，“哲学并不神秘”，“不是虚无缥缈的学问”，其“踪迹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找到”[1](P129、130)，从而把哲学由玄妙的殿堂引入实际生活，使哲学和大众接近，使大众知道日常生活中就有哲学，这在当时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这本为大众写的《大众哲学》，在大众中确实产生了广泛影响，解放前共印行三十二版，1979年又印行了三十五万册，仍旧销售一空。艾思奇在谈到《大众哲学》时说：“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知识的饥荒，却不敢妄想一定要到珍贵的大学生们的手里，因为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而是一块干烧的大饼。”[1](P283) 李公仆在《大众哲学》的序言中说：“这一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是大众的哲学，然而过去却没有一本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2](P1) 《大众哲学》是结合大众所关心的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范例。
通俗化是《大众哲学》的第二个特点。哲学的大众化，离不开哲学的通俗化。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结合大众熟悉的历史故事、身边的实际，深入浅出地阐明深刻的哲理，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大众中去，并比较快地为大众所掌握的重要方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扫以往哲学艰深玄奥的色彩，从每篇的题目到内容的表述，都十分注意通俗化。像“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牛角尖旅行记”、“卓别林和希特勒”、“天晓得”、“笑里藏刀”、“七十二变”等小标题，就别开生面，引人入胜，把深刻的哲理融化在生动的故事里，并用大众的语言表现出来，从而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易于为大众所了解和接受。
现实化是《大众哲学》的第三个特点。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是为了达至哲学的现实化。艾思奇指出：“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要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生活事实上的问题，要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才足以证明它是事实上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能担负起改革世界的任务，就必须与革命的实际行动结合，成为指导革命行动的观点。必须把握大众，成为物质的力量。”[1](P211、212) 《大众哲学》之所以能在大众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广泛影响，除了其大众化、通俗化的表现形式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大众最为关心的民族救亡图存问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首歌、一本书，在进步青年中影响最大。一首歌即《义勇军进行曲》，一本书即《大众哲学》。许多人就是看了《大众哲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赴延安参加革命。蒋介石曾叹息“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这足以证明《大众哲学》的影响是何等巨大。
二、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和功能所决定的。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3](P443)。毛泽东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与列宁的思想，强调通过哲学的普及与解放，把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他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他说：“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可以先看小册子、短篇文章，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的，然后再看那个几十万字一本的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4](P145) 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广大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教育，指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5](540—541) 毛泽东很重视辩证法的宣传，他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里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4](P413)
善于把哲学原理化为一系列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的重要贡献。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同一个东西。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方法论问题，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运用于具体实践，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如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个别与一般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解剖麻雀、以点带面、胸中有数、两条腿走路、抓两头带中间、弹钢琴、留有余地、多谋善断、波浪式前进，等等。这些方法已为广大干部群众所熟知，并且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辩证地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汲取了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从理论内容上进行了改造，他常常借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民间成语故事以及神话、寓言、谚语、俗语等来说明一些深刻的唯物辩证法道理，从而使毛泽东哲学思想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具有大众化的特点。
毛泽东的哲学文章和哲学谈话，具有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鲜明特点。他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深刻的哲学观点。如一分为二、实事求是、波浪式前进等，这是毛泽东哲学著作和哲学谈话具有魅力，使人感到亲切、自然的一个重要原因。哲学是研究最一般规律，具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的科学，而哲学著作在文字表达和体裁形式的大众化、通俗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与普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对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比较欣赏，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给当时在西安的叶剑英去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6](P80) 毛泽东对李达的《〈实践论〉解说》也很欣赏，1951年3月27日，他在给李达的信中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6](P407) 195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说：“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都能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6](P487) 1960年，毛泽东在给其办公室秘书林克的信中说：“冯契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1957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请你找一找。如找不到此书，则找别的青年人能够阅读的哲学书，要薄本小册子，不要大部头。”[6](P573) 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对哲学大众化是高度重视的。
三、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推动与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课题，也是哲学理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生活的哲学，一定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尤其要特别注意对传播方式的改进与创新，即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入耳入脑的大众化方式，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为大众所理解、接受和掌握。为此，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发展逻辑和规律，防止庸俗化。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还较落后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民众中却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这与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普及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过学习与普及，推动了人民大众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毋庸讳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失误和偏向。其中比较突出的是1958年兴起的“工农兵学哲学”，存在相当明显的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的毛病。
二是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防止经院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具有中国的特点；必须与时代发展同进步，紧扣时代的脉搏；必须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回答人民大众最关心的问题。而现在的一些哲学研究和哲学论文，一方面自我陶醉于纯粹“学术思辨”；一方面却是“自我放逐”，越来越经院化、小众化、边缘化。有的过分咬文嚼字，成了文字游戏；有的随意生造概念，不知其所云。文章写得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说穿了，就是“自我放逐”。一些问题看起来争论得很热闹，但只是在极小的圈子里进行，充其量不过是“沙龙里的风暴”，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也不可能发生什么作用和影响，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和批判精神格格不入。
三是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学术含量，防止低质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不是大呼隆，不是大数量，而是学术性与现实性、学术视角与现实关注的高度统一。这就尤其需要作艰苦的理论创新，防止低水平重复。但现在的课题、项目、工程很多，低水平重复的现象相当严重。因此，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学术含量和学术品位，是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大课题，也是关键所在，对此，必须保持高度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 艾思奇．哲学讲话[M].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
[3]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 毛泽东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原载《河北学刊》200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