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

本文认为,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必须高度重视民族文化,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途径,为推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灵魂,它的实现途径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予以吸收和重新阐发,研究“三大理论成果”蕴涵的哲学思想,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

三大理论成果当今中国哲学不可能离开两大实践背景,这就是:方兴未艾的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全球性和民族性的矛盾将是贯穿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之路中的一个基本矛盾。

当今世界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发展,正在“创造流动的空间、电子空间、没有中心的空间、可以渗透疆界和世界的空间”。特别是信息技术和全球媒介的发展,使文化传播突破了传统的领土疆域,制造着一种越来越一致的全球文化。而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弱势民族的边缘化倾向。尽管我们不同意“文化全球化”这样的说法,但是,经济全球化和媒介全球化与领土的联系确实明显断裂,民族文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正越来越成为一种严重的问题。在当代中国,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而有所增强,同时又遭到新的重大挑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必然要承认并促使人们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多样化,进而社会文化必然呈现多元化和差异性趋势。

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高度重视民族文化,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途径,为推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灵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脱离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它首先是“中国的”,是“中华民族的”的哲学,即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根的哲学。

1·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予以吸收和新的阐发。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既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是这个社会统治阶层的思想工具。同时,它还是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制约专制王权的理论资源,也是普通民众的道德原则。它不仅是这个社会的哲学、政治、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文学艺术、社会心理以及民风民俗等有相当强劲、持久的渗透。古典儒学中那些强化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的“天命”理论与“三纲”伦理,已不适合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需要而理所当然地要被扬弃、淘汰。但儒学价值观系统中的一些基本观念,诸如仁爱、人本、太和、和谐、中庸、诚信等等,是经历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不但没有过时,还具有普世性,如能正确引导,并赋予其时代精神,不但将产生强大无比的精神力量和持久不竭的文化源泉,也可以使其在当代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实际作用。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传统的儒家学者都有“为天地立心”和“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和人生理想。这种情怀和理想在精神上把人引向宇宙的心灵化,并产生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生命感受和精神境界。《中庸》有所谓“参赞化育”的说法。“参赞”指人在天地自然中的参与作用与调节作用,“化育”指自然万物本身的变化与发育。通过人的“参赞”作用,让自然万物按照天道、物理自己“化育”,人类和自然界自然会建立一种协调关系,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态系统自然会形成一种优化平衡的状态。这种生态理想以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为基础,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它的基本观念具有恒久的普遍的意义,至今仍能给我们提供极有价值的启示。

在处理群体、社会乃至国家关系方面,儒家主张“仁者爱人”,以“和为贵”作为价值导向和处世原则,奉行中庸之道,讲求“和而不同”,求大同、存小异,反对因过度竞争和恶性对立与对抗而导致两败俱伤或者一方吃掉另一方。在当代,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与信息一体化,世界文明的发展呈现出交流、对话、互渗、融合的大趋势;同时,所谓“文明冲突论”也甚嚣尘上。儒家“和而不同”与“立己立人”的观念和“协和万邦”、“天下和平”的理想目标,对于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和实现世界和平,显然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

在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方面,儒家主张二者是一种健康的互动关系。儒家从“仁者爱人”的思想基点出发,把人类视为群体,从同类共处来看人际关系,以“人我和合”、道德和谐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又具体展开为忠、恕、诚、信等许多方面。忠、恕分别从正面和反面对“仁者爱人”加以引伸和发挥,“忠”是一种为人着想的正直之心和成人之美的精神,“恕”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将心比心和宽以待人的精神。诚信分别从内在和外在说明交际中的真实无妄或诚实无欺。其目的就是在道德观念的基础上,使上下左右的人我之间实现心理上的互相沟通、思想上的互相理解、感情上的互相体谅,从而建立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

儒家文化中所蕴涵的上述诸多优秀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包括佛家、道家等在内的传统文化中的合理资源都应当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2·研究“三大理论成果”蕴涵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历史性飞跃的“三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创造性成果。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绝不应该无视和撇开这“三大理论成果”,而是应予以深入研究,进一步总结和概括“三大理论成果”中存在和隐含的哲学思想,提升为哲学话语。

首先,毛泽东思想不仅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为基础,而且毛泽东的许多其他著作和他的革命实践中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如《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等著作。毛泽东思想所创立的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中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思想创造,是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立足中国文化之根,正确反映中国实际和指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之路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其中的关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主张,不但在政治上探索着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解放之路”,而且也探索着中华民族精神世界、意义世界秩序的重建,这对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加强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宝贵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都体现了很强的民族特色,它主张批判地吸收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它吸取了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树立了道德人格的楷模,展现了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继承性。毛泽东思想对于民族性的强调,既是当时战争状态下民意的体现,也是以文化来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而对于科学理性精神(主客观相统一)的追求则延续了启蒙的精神。而“大众”则意味着民主意识。因而,只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依据。为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思想为何具有无穷的思想魅力,为何成为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精神支柱之一。

邓小平虽然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但邓小平理论对于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统一的强调,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关于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的思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关于“台阶式”和以重点带动全局的社会发展战略思想等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的独创性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同样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人民群众利益”的进一步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新阐发,更加凸现了价值和价值观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的阐发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推进;关于建设先进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创新;关于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则是对人类现代化文明发展模式的新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新发展。“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放眼世界文明潮流,重视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中国实践”,创造着“中国经验”,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模式”推向前进。

3·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

近来一些国际人士提出并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进行了正面肯定。我认为,国际人士所提出的问题和探讨是有意义的,但尚不够深刻,不够切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更未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提炼。在我看来,“中国发展模式”简要地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或者通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把外域的优秀文明成果与中国的国情、实际结合起来,高度注重理论、方案与现实可能性和实践操作性的有机统一。放眼中外历史,这的确是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为什么取得巨大成功,党的十六大总结了“十条基本经验”,非常精辟、“到位”。以下我主要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和经验。

(1)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发展和所处环境的实际出发,不照搬任何外国发展的模式,不迷信任何既有的理论教条,不断进行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高度重视理论创新,逐渐形成符合中国实际、指导中国成功发展的正确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结果。

(2)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坚持和运用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的基本观点的结果。

(3)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幸福、国家的富强和文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这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使执政和发展得到最伟大力量———人民群众的支持,使发展有了强大的支撑和源源不竭的活力。

(4)坚持把握发展的“度”的原则,走渐进式改革发展道路。在“培育”、丰富事物的新质的过程中实现事物的跃迁和发展;坚持“稳态发展”、“渐进发展”,即在把握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推进事物的发展,而不是无视或忽略事物矛盾的另一面,搞“断裂式发展”,“突变式发展”。这就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5)坚持协调发展。一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维护事物的“系统质”。“发展”　是基础和根本,“改革”是动力和手段,“稳定”　　是前提和目标。三者要兼顾,否则现代化大船就会出现“缺口”;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的协调发展;三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四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总起来讲,就是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关于这一点,经过20多年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我们已有清醒的认识和新的理论升华。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中国传统哲学中“和”的思想、“中庸”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6)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既是中国历史经验的运用,也符合中国的实际,又创造性地运用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原理。这既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国发展模式”取得巨大成效的一条主要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已经明确,但是这一道路及据此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架构还需要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继续给予学理上的挖掘和“合法性论证”,同时对在实践中所出现的大量新问题、新矛盾要做出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回答,从而指导新的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充分研究中国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