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凤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篇章——学习矛盾特殊性学说的体会
20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到中国，逐步为中国人民所熟悉，并且在与中国现实相结舍的过程中生根、开花、结果，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率领全国各族人民为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而奋斗过程中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80年光辉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台的80年，是在这种结台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和实现“理论性创造”的80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在实践中不断显示其强大威力的80年。回顾80年奋斗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人所积累的经验是多方面的，但归结到一条，最基本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
关于矛盾特殊性与矛盾特殊性学说。
所谓矛盾的特殊性，概而言之就是各种不同事物之间彼此相互区别的特殊的规定、特殊的本质。它是相对于矛盾普遍性而言，指的是矛盾的个性、差别性。而矛盾特殊性学说，则是通过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着力于特殊性的研究而引出的关于矛盾特殊性的思想、观点的概括．是系统化了的理论观点体系。矛盾特殊性，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都可遇到的。而对矛盾特殊性的自觉意识、对特殊性与普遍性相互关系的研究，揭示矛盾特殊性的丰富内涵及其意义，则是一种理论升华，是只有经由系统的科学研究方能做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台，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开辟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指导革命取得了胜利，并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其间有凯歌行进的年代．也伴随着曲折、失误和颠簸。众所周知，主要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内盛行过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这种倾向的基本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不顾中国国情，拒绝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而只知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和照搬外国的经验，结果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歧途。毛泽东其太无畏的革命胆略同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强调要研究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矛盾特殊性。他说：“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他强调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否则，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空洞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回顾历史，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总结实践经验而开拓前进，是毛泽东革命生涯和理论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在一系列著作中例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等著作中就系统论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得出了一系列的科学结论。而贯穿于其中的基本思想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着力于对矛盾特殊性的研究。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科学论断，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矛盾和中国特殊国情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在讲到战争问题时，他提示人们，要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更要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尤其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的思路非常明确，总是引导人们要注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他关于抗日战争既不是“亡国也不能速胜”、而是持久战、中国必胜的结论，以及关于战争进程几个阶段的预测，其惊人的准确性令中外人士为之叹服。而这又是他紧紧抓住中、日双方各自的几个基本特点及其对比的科学分析中所得出的逻辑结论。凡此，都表明毛泽东对矛盾特殊性的特别关注。把革命实践中的经验升华到哲学理论的高度，系统论述矛盾特殊性学说，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完成的。毛泽东所论述的矛盾特殊性学说，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概括地说．它包括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的思想，因此，要求在研究事物矛盾问题时．不仅要注意此一事物与其他事物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联结，而且要特别注意一事物内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联结；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各种不同的运动形式、不同的发展过程、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及矛盾的各个方面等等，其矛盾都是各个特殊的是矛盾特殊眭的不同表现形态：不同的矛盾和矛盾的不同方面在统一体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作用等等，都是矛盾力量不均衡性的表现，因此也属于矛盾特殊性范畴；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式加解决，以及矛盾斗争形式的多样性，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非一切形式、更非唯一形式等等，也是矛盾特殊性学说的内涵。毛泽东还论证了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和发展的无限性，在一定场合为普遍眭的东西在另一场合则为特殊性，反之亦然。这就不仅指明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转化的道理，而且说明了这种转化的原因。毛泽东强调，作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是矛盾特殊性。人们的认识秩序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他提示人们，要善于从矛盾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从个性中概括出共性，又要善于在一般、普遍的指导下去分析特殊性．去研究那些尚未研究或尚未深人研究过的事物或过程。《矛盾论》中在分析了矛盾的诸多问题特别是重点论述了矛盾特殊性问题之后，还归结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是哲学史上第一次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提到如此高度，指明了其何的道理在辩证法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显然，毛泽东所阐明的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的思想，特别是在每一事物内部都存在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联结的思想以及他所阐明的全部矛盾特殊学说，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贡献。《关于建国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这个评价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所论述的矛盾学说，特别是矛盾特殊学说的实际。1842年，马克思曾说：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哲学家“是自己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生活于20世纪，活动于我们这个东方大国的历史舞台上，他在理论上的一系列建树都是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紧密相联的，他在哲学上的贡献都是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升华。《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写作于上个世纪30年代，至今6O多年过去了，但其中所阐述的哲学思想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他所阐述的矛盾特殊学说，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他留给我国人民的“最精致、最珍贵”的一笔精神财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与创新精神。毛泽东同志在概括我国革命的经验时早就指出，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就是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同时，他在谈到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时还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台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0这个论断十分重要。它凝聚着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丰富经验，体现着在把一般的东西化为具体的东西时必须有创造性这一重要思想。历史早已证明，过去我们搞民主革命，正是由于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各个方面作出厂台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矛盾的特殊性，不只表现在同一过程的各个方面，而且表现在此一过程向彼一过程的推移和新过程的发展中，而创新精神则是发展进程所提出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这个问题集中地表现在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和探索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总结了我国多年来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在概括正反两个方面经验和考察现实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对于在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并且开始找到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太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个基本结论．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一基本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邓小平所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都是在研究新的矛盾特殊性基础上所作出的理论性锄造。邓小平从对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科学概括中，从我国人民所从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丰富多彩的现实实践中吸取营养，从总结裴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深思熟虑，继承前人而又突破陈规，坚持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同时又大胆地进行理论性创造，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在中国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新阶段。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不仅在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历经曲折和震荡的复杂形势下，维护了获国社会主义的已有成果，而且在新时期取得r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更重要的是为我国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展现了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光辉前程：邓小平理论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而邓小平理论由于反映了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发展的新的需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可贵品格，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对于这个“新阶段”，江泽民同志从四个方面怍了深刻有力的论述。其中包括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当今对代特征和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以及由于邓小平同志第一改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里，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理论”等等，都突出一个新字。这四个方面的“新蕴含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活的生命力和植根于实践的永不衰竭的创造精神。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局年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与集体智慧的伟大结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为我们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全党同志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在全面地创造性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键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开拓前进。这个评价不仅指明了邓小平理论的重大意义，而且说明了蕴吉在这一理论中的可贵的创新精神。事物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回顾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台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在这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以普遍性的东西为指导，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注重对矛盾特殊的研究。可以说，在把握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联结上注重对矛盾特殊性的研究，是实现“理论性创造”的基础一环。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键”是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不断地总结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开拓前进。这也是在提示我们：要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业全面推向前进。江泽民同志在上述讲话中还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十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斯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他强调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观点和自觉性。”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要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就必须进行改革，把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有关部分改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是它不断获得生机和活力的必要前提。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个论断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模式，而人们的任务是要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个论断很重要．它开阔了人们的思路，有助于人们在实践中对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的探寻。在以往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有一种观念影响不小。这就是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成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总以为这种生产关系一经建立之后便能自发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无须依现实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之进行诃节或变革了；即使要“变，也只能朝着更“大”更“公的方向变。这就封闭了人们的思路，放弃了对确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形式的探求。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先进性看死了，即固定在某种不变的模式之中了。对社会主义自我调节的能力也往往估计偏高了。而另一方面，又把资本主义也看得过死，总以为它既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那么它的死期即指日可待，似乎它已完全丧失了自我调节的能力。乃至于在否定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连它所创造的现代文明也一概加以否定把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有物而拒之门外。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把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能力估计低了。认识或估计上的这种一高一低的偏差，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也常常使我们陷于被动。笔者以为，这个历史经验值得反思。强国学者佩鲁在其《新发展观》中有这样一段话：“……人们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进步是一种‘带来幸运的必然性’和一种自我维持和积累的过程。经验则证明了恰恰相反的东西：进步取决于永不衰蝎的创造能力、严格而细致的管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正如不存在自我维持的增长一样，也不存在自我维持的进步。……没有任何一种经济或政治制度能自称有进步或振兴的专利权，或证明自己的法则能保证进步。”@我们说，社会主义较之于资本主义是更高的社会形态，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是不可混淆的=但社会主义本身也有个自我完善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发展生产力开辟了道路，但如果不能适时地加以调整和改革，使之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把某种模式固定化、凝固化．那么也就不能保证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我维持”的进步也是不存在的。只有坚持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在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中不断前进，才能使社会主义源源不断地获得生机和活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以为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就可以坐待其成，或者企望在“自我维持”中就能立于不败之地，那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根本有悖于历史辩证法的进程。按照辩证法，事物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近百年来实际生活变动之深刻和剧烈的程度，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不可逆的时光使万物更新．理论的生命力离不开它的自我更新和发展．而这种发展的最深刻的源泉在于实践，在于在实践中对新事物的敏感和捕捉，在于耐矛盾特殊性的研究，这也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必要途径。
关于矛盾特殊性与时代精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造世界中强大的社会功能，它的生机和活力，来自于同实际生活的密切聪系，来自于变革现实的实践，来自于正视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理论性剖造。毛泽东当年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论断，他所开辟的中国革命的道路，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科学分析，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论断，他所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都体现了一切扶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体现T-％克思主义辩证法正视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革命批判的本性。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虽然在科学体系上是一脉相承，但所面对的历史课题和时代背景又是不同的。今天，我们是在当代时代背景下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这又是在国际环境方面所面临的“实际”。时代在前进，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也必须与时俱进，把握时代发展的矛盾特殊性。邓小平同志在规划中国的未来发展时曾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他还明确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选到的目的=”我们探讨21世纪的哲学走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面向世界，立足于新的时代高度，联系于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的全局来思考我们面临的问题。哲学是讲世界观的，讲世界观而“脱离”世界是讲不通的；真正的哲学是要反映时代精神的，而落后于时代，信息不灵，则很难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到中国已经百年了。世纪回眸，百年沧桑。实际生活的变动是巨大的，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百年来迭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由蒸气时代经过电子时代、原子能时代，到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时代，整个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从内容到形式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历史进程中对生产力所能容纳的幅度及其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调整，它在战后所得到的发展与潜在的危机和固有矛盾；社会主义以社会制度的形式转变为现实及其所经历的严重曲折的发展，以及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等等。实际生活中的巨大变动比任何“本本”都更生动、更实际，更能启迪人们的思想，为人们思考已经到来的21世纪的诸多阔题时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太战的浩劫。战争的苦难在几代人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战后几十年冷战对峙的磨难，也使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期盼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尽管在今天的世界上，与这种时代潮流不协调的声音仍然存在，但那不是时代的主潮。归根到底，逆耳之音，不得人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尽管天下仍很不太平，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有时还根猖獗，但这不得人心．与世界最广大人民要求和平和发展的愿望背道而驰。
当今世界，实际生活的变动迅速而深刻。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知识与技术更新的周期大大缩短。都莫不如此。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在今天表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把握历史机遇的必要性，发展的紧迫性，时间和效率的重要性，以及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开拓进取精神，刨新精神，乃至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时代，由于世界的力量组台和利益分配所发生的新的深刻变化，历史的遗迹远未消除，冷战思维仍在纠缠着一些人的头脑。对立、冲突、斗争、僵持、不协调、非此郎彼、你死我活……这些概念仍有其现实土壤，但在另～方种种迹象表明，21世纪将会是发生更太变动的时期。现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生产和经济的发展更加趋向社会化和知识化。综合国力的竞争将在充满矛盾冲突和历史机遇的复杂进程中展开。在这种情况下，哲学要反映时代精神，服务于现实，就必须面对各种复杂的新现象进行多侧面的、综合的研究。研究它的正面效应，也研究它的负面效应，研究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可能的发展，等等。
只有靠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运用，才能确定这种合理性。一个国家的长远社会发展战略，生产力布局，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以及地区性、全球性社会经济合作的协调和构想等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被实际生活所一再证实，而且在现实实践中的表现是愈来愈明显了：马克思一百多年前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这个论断，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协调发展，已在更大的人群中取得共识。可持续发展，既是经济的、自然的，又是道德的、人文的。“不进则退”的历史潮流，等等，都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当代意识，也是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可以从过去中对未来作某些推断，但未来的一切又投有完全包含于过去之中面，统一、和谐、协调、稳定、合作、互利互惠、互补积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等等概念．在政治家的词典里出现的频率是更多了，这也反映了世界广大人民的心声和历史发展的时代潮流而使然。
立足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者对发展前途充满信心，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力量都立足于新世纪的高度无法故变的。那种关于共产主义“历史终结”的叫嚷只能遭到历史的嘲弄。反思历史，我们过去有过失之于思维在“绝对不能相容的两极对立
今天，当我们展望未来时，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台运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不仅是一种自然科学性质的技术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体现人们组织程度的社会过程。历史提示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对自然力的征服、利用及其台理性的界限的确定，不能不受人们自身社会结台水平的制约，不能不受制于人们对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及其后果的自觉意识出现的震荡和曲折，而一旦出现了突发事件或重大曲折，则又在对发展总趋势的判断上失去信心，等等。凡此，都是脱离生活实际落后于时代的。不摆脱这种思维模式的束缚，就难以洞观全局，驾驭历史，就不能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参与创造历史的活动．就不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高度和新视野。因此，全方位的注重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对现实重大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对发展理论包括不同发展道路的历史经验，各种发展模式的比较，不同发展观念的交叉和历史更替，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机遇，发展的代价和价值取向，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和实施条件，发展中人文因素的强化趋势等等发展观方面的研究，都可能是新世纪中具有深远影响的哲学课题。
（原载《学术研究》2001年1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