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唯物史观及其创新的“中国经验”
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社会呈现显著进步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研究都越来越重视“中国经验”。所谓中国经验，既指中国在实践经验方面的独特性，也指它在理论上的突破和建构意义。无疑，中华民族现代化历程的错综复杂、波澜壮阔，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由于紧密地关联并折射着整个人类的现代命运，其经验也有了超越地域的普世意义，它甚至对西方的一些社会科学理论也构成了挑战。从过去提出“中国问题”，到现今提出“中国经验”，再进而提出“中国理论”，构成了一个令人兴奋的理路。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和看待中国经验，尤其是它的特殊性、普遍性及其对于新的理论的建构作用呢？本文试从中国经验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关系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
如所周知，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其基本理念源自于西方古希腊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和近代启蒙运动，而其经验性内容，则是对19世纪欧洲社会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深刻概括。马克思以体现于现代工业和商品经济中的生产与交往实践为思维坐标，探测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性状，由此得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取决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结论。如列宁所说，马克思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就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的过程（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从生产发展的逻辑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建构出的唯物史观，不仅从纵向上说明了西方社会形态的嬗递，也得以从横向上发现东西方不同民族“普遍”的发展“规律”，无论这些民族有多么大的历史文化差异。正是根据这一“普适”的理论，并依据飞速发展和扩张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马克思进而揭示出现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命运，这就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走向资本所驱动并主导的世界历史；而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运动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正在为作为世界历史现象的“共产主义”的来临创造条件，人类解放的共同前景由此展示在世人面前。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并运用唯物史观时，既着重阐发了它的社会理论的内容，又重视它的哲学意义的发挥。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类区别于动物并且规定着自己生存性状的“生产”，就是将其作为人类总体性的生活创造活动看待的。这种态度超越了单纯的社会理论，体现出一种哲学的存在论视域；对于构成历史的“四个因素”和人类最初的“意识”与“语言”的论述，也大致是一种辩证的历史发生学的展开。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对他们理论的时空条件的限定和对过去所做的结论的修正，体现的都是“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这一原则正是他们对人类历史活动的现实性和批判性的自觉表达，因而也是对人们从其活动的主客观条件和境遇出发探索并实现自己活动可能性的要求。依据这一原则考察人类历史，我们才能在发现人类历史共通性的同时，把握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特点；在“眼光向下”地重视人类物质活动的基础性地位的同时，“眼光向上”地看到精神活动（及其符号形式）的主导性作用。这就是我们说的广义的唯物史观，它显然更多地属于哲学（因而也被等同于实践哲学）。对于唯物史观的上述两重性，我们一开始并无这个认识；而随着对它的深入理解所做出的广义与狭义（也可以说是普遍与特殊）的区分，恰恰紧密地联系着我们对纠缠于“中西古今”之争中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认识进程，紧密地联系着中华民族历史活动的自我突破、转换和扩展，因而也是中国经验的不断形成、修正和丰富。
就东方社会而言，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与之适应的历史文化条件，导致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产生。但是，虽然同属东方，中国、印度与俄国的亚洲部分却有很大的差异。自秦统一中国之后，在无数小农的家庭生产生活的基础上，形成了两千年不变的“超稳定”的儒家文化传统和中央集权，这个类似“大家长”的集权既适应了大一统帝国对内维护秩序和维护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需要（如治理大江大河），也能够较为有效地抵御外患。到明清之际，商贸活动虽然较为活跃，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和技术条件，统治者又总是通过重农抑商等措施严禁社会分化，因而“资本主义”即使“萌芽”也难以发展起来（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笔者倾向于黄仁宇的观点。[参见黄仁宇]）。然而，当西方近世文明以极不文明的方式撞开中华天朝的大门并持续地给予强烈的冲击和影响时，中华文明的传统秩序终于难以为继了。经验证明，正是随着西方文明的东渐，随着海外资本的涌入和民族资本的产生，中国社会才得以出现新的历史因素，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活动也因而具有了现代属性即启蒙性质。当时许多先进分子认定从“西方”才能寻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说明在他们眼里中西之间不仅“可比”，并且西方远比中国先进。出人预料的是，从可比的“器物”的变革出发，中国不得不一步步走向“制度”进而走向“观念”的变革，而这既表明“器物”不是孤立的东西，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它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自有其逻辑；也表明人们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制度特别是思想和价值观念更为内在，也更具范导性。我们知道，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才引起许多知识分子的兴趣，并开始被理解和接受。
可见，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关注和接受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包括“思想”和“历史”两方面。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并无产生唯物史观的土壤，虽然自先秦以来有不少人强调过生产、技术和物质生活的作用，但大体上是在肯定“孔孟常经”的基础上突出“事功”和“功利”的重要性，思想上并未突破历史宿命论和循环论的框架。只是随着中国发生“亘古未有之巨变”，原来被认为优越于西方的“道德、学问、制度、文章”严重失效，这才提醒人们向西方寻找能够解释这一历史巨变并帮助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理论。也因此，针对历史宿命与循环而主张“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反对迷信的“科学”和反对专制的“民主”，才被中国人普遍接受。以此为思想铺垫，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社会主义”思潮、“互助论”乃至“无政府”思想的影响，那些决心彻底改造中国的革命者才将目光投向坚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历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唯物史观，认定它才是真正具有理论优越性的先进理论（参见许纪霖主编，第369-454页）。事实上，正如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以俄国“十月革命”充当中介的，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理解，也首先是通过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观点的关注。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就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7页）显然，正在挣脱传统的中国人要真正理解作为西方工业社会自我批判的唯物史观，不能不经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而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思想认识极其曲折、长期陷入两极间摇摆的“怪圈”的情况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造成的“双重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自身的悖论性质，是关键性问题所在，这也是正确理解“中国经验”所要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
西方资本主义的“帝国扩张”对中国所起的作用是双重的、矛盾的，中国人的选择也往往处于两难之中。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认为：国际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一些重要部门，但它们也给中国制造了相当大的混乱和不景气。他通过考察中国长江三角洲城镇的兴衰，得出如下论断：公元1350年至1850年间长江三角洲的历史，与斯密和马克思的经典模式及其衍生的观点相反。因为这500年的商品化并未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的发展，而是使小农经济和家庭生产更趋完备了。这段历史表明，简单地把英国古典经验抽象而来的模式套用到中国的经历是不适当的。它提醒我们去注意因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而使人们忽略了的西方经验，注意对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发展的抵制因素，而不是这类组织形式的必然性。欧洲史学家已注意到英国与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区别。中国的例子则以放大了的形式清晰地显示了西欧迟发展地区的某些倾向。（参见黄宗智，第305-306页）如果联系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越来越“左”的取向和后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国家威权主导下对市场机制的引进，家庭式企业的普遍发展和达到一定规模之后的经营权的改变等等事态，那么，我们就更容易看清中国社会变迁的矛盾和特点，这就是：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呈现出各种相反的可能性，面临这些可能性，中华民族原有的差异和矛盾进一步扩大，造成整个民族的严重分化和冲突；而通过这些分化和冲突，人们逐步认识到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逻辑，逐步探索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市场化道路；随着整个社会自组织功能的加强，今天的中国已基本走出“极性思维”和“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状态，新的人文价值秩序正在形成。反观黄宗智的结论，他也并非要以“民族”性取代“时代”性，或从根本上取消“现代”与“传统”的区别，而是要破除僵硬的二元对立，给历史以多样性和富有弹性的 —— 也是更为真实和具体的 —— 解释。如果说上述事实对唯物史观的经典形态确实有很大突破的话，那么，它就确证了广义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功能。事实上，中国革命的逻辑也否定了在中西与古今之间非此即彼的思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之间的二元思维。毛泽东就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民族的形式与风格”。这种具体地看待和运用普遍理论的态度，缘自于中国现代历史活动本身极为丰富的矛盾辩证法。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麦克莱伦认为：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把欧洲、北美视为世界舞台的中心和未来革命的战场；而现在，这位思想家却明显地被第三世界的人民尊为导师；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曾设想共产主义革命发生在经济福利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这足以保证革命以后人民享有很大的政治自由，然而结果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那些资源的匮乏意味着政治自由是无法获取的奢侈品的国家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因此，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某些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就充当了群众参与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意识形态。（参见麦克莱伦）应当说，这种看法是颇有道理的：在一个经济落后政治专制的东方大国，要践行马克思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不可能采取西方的议会民主道路，而必须利用文化传统，发动民族大众，诉诸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而在取得政权之后还要借助国家权威推行生产的社会化。这就需要对传统的力量和民族主义有某种肯定。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处于“结合”即相互作用之中：如果说这种结合难以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种“误解”或“降低”的话，那么这种代价又是以对传统的“取精用宏”和对民族主义的“提升”作为补充的，而这种补充反转来又将为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新的更高的历史支点。这就是笔者称为“通过他者，确证自身”和“利用传统，重塑传统”的中国经验。这一经验并非只是“运用”和“变通”源于西方理论的经验，而是也提供着突破现有理论局限的普遍性视域，并给予创新。例如，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建制，所以中国人长期看重“和合”、“均等”而担心“分化”、“差异”，但限制分化和差异就意味着取消多样性和活力。所以中国终于通过改革开放承认了客观的差异，并引入市场机制使社会得以自发地分化与整合。在哲学上这就是肯定“主客二分”。但中国的经验同时表明，只有在包含差异的整体性视域中推动分化，才不至于使社会陷入分裂，使人与自然陷入对立，而可能达至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因而，“和而不同”是较“主客二分”更高并更具统摄性的理念。这种以“和而不同”主导的新的中国经验，对于当今许多世界性问题的解决，都有参考意义，也将为唯物史观注入差异性和多向性的维度，使其更符合现代人对平等与自由的双重要求。
前些年我们常说“在西方历时性的现象在中国却共时性地存在着”，言外之意中国的“共时态”是异常的、有问题的。如果取一种东西方外在对立而又完全西式的观点，那么中国的“共时态”的确异常；但如果超越东西方的分离，从全球多样统一的角度看问题，则这种现象于异常之中又显示着正常。这不仅在于中国内部的差异和不平衡不过是世界差异和不平衡的缩影，这些差异和不平衡之间可以对话、沟通与协调，因而西方也是局部性的并要对世界负责；而且从哲学上看，单纯的历时性只是一种抽象，历史不等于线性的时间之流，它是有结构的，这一结构就是历时与共时的统一及其相互转化。所以，我们既不能将历时性现象单一化、线性化，那样历时就变成了恶无限；也不能将共时性现象凝固化，而应当将其视为一个大历史过程的过渡环节。与马克思历史观颇有相通之处的沃勒斯坦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就不存在历时与共时的二分：他认为资本主义这个世界体系虽然发端于早期的欧洲，但按照其本性却要扩展并囊括整个世界，包括将中国纳入其中，并制造着不平等。而中国在被纳入这个系统之后，也完全有可能进入中心。因为“在这种体系内，在长远的历史时期中，从结构上看，优秀分子的循环出现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在一定时期中某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往往迟早要被另外一个国家取而代之”（沃勒斯坦，第464页）。当然，从资本主义的一元多样体系转换为一体多元的新世界体系，消除资本主义所加剧的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才是人类应当努力的方向。正是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价值。而当前的中国一方面积极地向海外投资、援助，一方面努力探索各领域、各地区之间乃至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合理分化又良性互动、和谐相处的关系，重建民族的也是现代的人文价值秩序，无疑将形成更具时代意义和见解独特的实践经验。
人类实践业已表明，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传统，东方人的经验和西方人的经验都有特殊性，它们又都在某种程度上表征着普遍性。普遍性只能存在于特殊事物之中，而特殊事物作为特定时空条件所规定的事物有其限定与局限，难以充分表达、体现人生宇宙的普遍永恒之道。特殊事物的空间局限性，需要各种特殊事物的互补来解决；特殊事物的时间局限性，则需要其革故鼎新、与时变异。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相形见绌于西方现代文化，根本上在于它的历史形式停滞、僵化了，不仅不能体现反而禁锢了中国文化活的精神和普遍价值。它与西方文化普世价值的对立，源自它与自身普遍性的对立！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的要害。因而，真正重视中国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不能取人为“保护”的办法，而只能让它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实现创造性的转换，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不同民族的生命活动既会在某些方面趋同，也会在另一些方面趋异；同异之间也是相对而言、相互转化的。中国人在现代化和文化复兴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与西方人的经验也必定有同有异，而随着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相互区分与转化，随着人类内部交往的扩大和应对共同问题的合作的发展，人们的经验将更多地会通并得以共享。因而，中国经验作为现代人类经验的重要组成，既有其独特性，又并非与其他民族的经验不相干；我们不可轻视它，但也不可盲目夸大，最需要给予的是合理的分析与提炼。
【参考文献】
黄仁宇，1997年：《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
1998年：《放宽历史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黄宗智，2000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
《列宁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麦克莱伦，2004年：《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沃勒斯坦，1998年：《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许纪霖主编，2000年：《20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卷，东方出版中心
（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9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