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俊】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的思考
如何阐释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围绕“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及其革命变革”、“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走向”、“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等问题，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及其研究方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在研究范式方面，总体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单一的研究视野和单一的叙述方式，逐步形成了不同学术观点探索、争鸣的氛围和各种研究方式多样并存的局面。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也产生了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应当如何阐释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就是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这种状况深刻表明，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处在一个旧的范式已经式微而新的范式又尚未形成的时期。在这种情形下，探索和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就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
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这是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西方的“马克思学”或其它任何一种被称为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或理论成果，其实质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不少论者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解释，但是如果离开上述视角，我们将无法界定和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因为如此，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来看，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性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实际即近代中国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决定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根源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是中国革命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毛泽东也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5页)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和应用，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和多种思想理论的反复比较中进行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是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特别是需要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指导。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行动的指南，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并成长壮大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理论自觉。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历了许多变化，不少学者从哲学研究范式的高度进行考察，将其概括为三种主要范式：一是“教科书范式”，流行于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80年代，主要以前苏联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为概念框架、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宣传、解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所谓“后教科书范式”，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主要从反思、批判的视角，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这一研究范式抓住作为马克思哲学重要范畴的“实践”概念，在此基础上对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规律与人的历史活动、自由与必然等问题展开探讨，努力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三是所谓“学术化范式”，流行于90年代以后，主要从学科和学术的高度，通过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媒介，来理解、研究甚至“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研究范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观念和叙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境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真正形成了一种多样并存的局面。不过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学术化范式”不断受到质疑：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化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负面效应，淡化了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因此必须纠正这种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回到关注现实、关注“问题中的哲学”的正确途径上。（参见陈先达）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强调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完成它所肩负的理论使命，就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研究范式。
从上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的确立既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一种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理论自觉。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首先必须对哲学研究范式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进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第七届马克思哲学论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的总结报告指出：“尽管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研究者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问题，但是只是到了本世纪，尤其是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讨论才真正引起研究者广泛关注和自觉反思，而哲学研究的自觉反思往往是哲学研究新的起点。范式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视野、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的取舍，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性质、本真精神的理解和阐释，关系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的评价，关系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形成，因此，梳理、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变迁历史、现实样态、存在问题，展望其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对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作总体反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一问题上，大多数学者已经取得共识；但是对于什么是哲学研究范式，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以及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必要性、必然性等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甚至根本的分歧。”（柯锦华）
学界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问题上存在分歧，其主要原因在于对“范式”问题的理解不统一。“范式”作为一个重要范畴应当说起源于库恩。从库恩的观点来看，所谓“范式”是指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人们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成为该学科的一种共同的传统，规定了共同的发展方向。它是学术共同体中的研究者们自觉认同和共同持有的一套基本信念、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用库恩的话说，就是共同体成员们借以指导其研究活动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它“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库恩，第21、24-25页）由此可见，所谓“范式”决不是一种主观臆想或个人见解，它是学术研究共同体内一种共同的信念。
那么，如果按照上述对“范式”的解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的涵义呢？至少有以下一些方面需要注意：
首先，必须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套观念，不是僵死的体系，而是一个改变社会生活同时又受到社会生活改变的开放体系，因此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具有一种无法割断的联系。如果离开了时代，单纯追求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那将使它成为抽象的或空洞的理论，成为无意义的东西。尽管学界关于“现实性”与“学术性”的讨论已有很多，存在着一种将二者割裂甚至对立的倾向，但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现实性和学术性从来都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及其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恰恰体现在其现实性上。
其次，必须从方法论的高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所以它根本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理论或僵死的教条，而是问题的不断展开。这就说，关注现实中的问题并提供哲学的思考和解决，是它的重要特点之一。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作过精彩的说明。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所以，在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时，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三，必须坚持以中国问题为核心。“问题意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普遍关注的问题。从学术实践来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正在由偏重“词句”走向关注“问题”。当然，如何理解和把握所谓“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它的问题意识与其说关注的是永恒的、普世性的问题，不如说关注的是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运用哲学思维方式，准确判断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研究并回答“中国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及其目标，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的方向。
三
中国化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探讨。虽然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早已达到强烈共识，但学术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不少争论。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中国化，而在于如何中国化。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仅是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涉及许多不同层面问题的复杂系统。
首先，如何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不能单纯从理论的视角进行探讨，必须同时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汲取营养。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结晶的三大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当成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时重点关注的对象。从这三大理论成果的发生、发展、内容和效果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理论成果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观念，并且用这种精神和立场等深入研究和回答了中国的问题，从而把理论和现实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三大理论成果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可见，上述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性问题，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在为数不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其次，如何加强对话，从东西方哲学的横向联系中汲取营养？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上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也越来越深入。近年来，东西方哲学尤其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冲突与交融不断发展，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比较直接的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而言，开展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从哲学形态的整体上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理论来源和思维方式，以便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深入。
第三，如何对待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中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脱离传统文化，另一种是完全从传统文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可等同于中国传统化。其实，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是在当代实践基础上具有互补性的哲学，两者都可以对中国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方案。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要义和实质只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融合，才能真正成为中国化、大众化的东西，成为中国普通大众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人生指南。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价值取向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上的诉求，不如说是一种实践上的指向。因此，只有立足于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文化或精神文明发展，以及研究和解决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才能不断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新的实践，在创造性的运用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参考文献】
陈先达，2006年：《哲学中的问题和问题中的哲学》，载《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柯锦华，2007年：《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反思与前瞻》，载《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
库恩，2003年：《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4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选集》，1967年，人民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