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羽佳 孙伟平】“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探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一种世界性哲学，又是一种民族性哲学。当一种世界性的哲学具体落实到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时，它必须与该民族的文化传统（包括哲学思想）相结合，与该民族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与该民族的民族文化和现实需要相适应的民族化形态。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各种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朝鲜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使之与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融会贯通，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一理论背景与问题域

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然而在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却一直存在争议。对此持肯定意见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涉及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确有普遍性，但普遍性只有在被特殊化后才是真正的普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当今中国人民的存在方式，必然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所谓“中国化”，其实质不外乎针对中国目前必须从哲学理论高度加以回答的问题，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富有创造性的灵活运用，使之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以富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得到丰富和发展。同时，对此问题也有人表示怀疑甚至否定。持反对意见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19世纪的“时代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许多理论观点都已经过时，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未必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被证明是放之四海颠扑不破的真理，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依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寻找答案，一切所谓结合现时代中国实际的新发展，几乎都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第一种观点可称之为“过时论”，第二种观点可称之为“教条主义”。

针对“过时论”的观点，有学者指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当年成为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是由于时代的选择、国情的需要，那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样是时代的选择、国情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排斥西方思想中一切有益的成份，而且还必须有条件地吸收和借鉴它们；但是，绝不能毫无改造地全盘接受，人云亦云。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利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理论解读、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象非常流行。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当时或后来各种西方哲学流派的诘难与挑战，正是在与西方哲学家们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才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并显示出非凡的理论生机与活力。因此，不加批判地用西方哲学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难免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

针对“教条主义”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教条主义的特点是用理论剪裁现实，这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开放性、批判性、否定性的辩证学说，它着眼于现实生活的需要，是人们“行动的指南”，需要将其运用于各国具体的实践，并随着各国具体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予以深化和完善。教条主义违反思想学说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一意孤行地用理论役使现实，在某些时候或许具有非常忠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表，其实质则不折不扣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品格与精神。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在与其他学说的思想交锋中占据上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它所着力解答的是“以什么为理论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宏观背景和历史使命。实践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毕生以“改变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传入中国，就显示出优越于其他中西思想学说的理论品质和实践品格，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理论导向和思想保证。当代中国正发生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深刻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许多全新的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探究和阐明当代中国人民面临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前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指导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过程中，确证自己的真理性，确证自己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一直是同步进行的同一个过程。有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在20世纪出现的两次现代化辩论：一次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一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天。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着双重任务：其一是变革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其二是变革文化传统。如何借助西方先进的现代文化更新自己的传统文化？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当时的文化选择是马克思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辩论则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产物。从计划经济走向全面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从经济到政治、意识形态发生的一场深刻而全面的变革，这场变革猛烈地冲击着人们既有的观念、意识和心理。这场辩论的主题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文明和意识形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上述历史考察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间的联系，它证明，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承担中国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使命。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理解为一场独特的启蒙运动。所谓启蒙运动，原是新生资产阶级壮大发展中的思想解放运动，旨在培养具有理性精神的独立的个人，实质上则是为市场经济、工业文明的发展，为社会走向现代化奠定基础，扫清道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思想启蒙也就成为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必经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中国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人的地位和价值得到高度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问题面貌一新。中国社会的变化让人联想到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在中国，科学理性精神的培育与传播，人的主体性以及以人为本观念的形成，事实上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对中国人的思想启蒙，或者说是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启蒙运动。

基于上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的基本理解，探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论域就有了比较宏观的研究框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问题域，有学者指出，首先，是市场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建设市场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后发”优势，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吸取其经验和教训，扬长避短，把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导向健康的轨道。因此，如何克服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物化社会关系对人的奴役，进而把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乃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其次，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经济是社会系统的“骨骼基础”，经济生活领域的变革势必导致社会系统的其他领域，即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转型。而且，所有转型归根到底都是与经济生活的变更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据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法制现代化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由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再次，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深刻转型相适应，文化生活领域也会产生剧烈的动荡，因而铸就理想支柱、营造人文语境的文化建设，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应该说，“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问题的论域十分宽泛而复杂，以上所述仅仅只是其中一些层面的问题。这里最为实质性的是要进入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分析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形成的哲学观念和思想，以达到哲学学科层次、符合哲学学科规范的“中国特色”的方式加以表达。

二理论思路与方法检讨

关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总体思路和方法论原则，有学者认为，首先要有鲜明的当代意识，有鸟瞰世界全局的眼光。其次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简单化、线性化，要看到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外来思潮和中国传统思想相互碰撞、相互激荡、相互斗争而又相互吸取的过程。再次，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时，要放宽视域，不仅要看到体现在著作中的理论成果，还要看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情操、行为方式等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实际影响，看到它对重铸中华民族精神的实际作用。此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史的研究，对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的研究，也应该予以关注。

具体地检讨，目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理路：

（1）从认识论的角度切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它具体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其成果是什么，同时有哪些不能契合的地方，应该如何将两者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等等。

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其理论宗旨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使之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路径的理论目标具有合理性，只是在具体的深化过程中却会遇到非常之大的困难。

首先，这种“结合”的“主体”不明晰。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都看做是现成的既定之物，然后根据各自的相关内容进行理论上的“嫁接”。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其他哲学理论的本质特征，就在于经典作家并没有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自己观点的文本，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发展，包括中国化过程，变得十分复杂。同时，中国哲学本身也是模糊、含混、复杂的，因而这种“结合”在最初的概念界定上就显得十分困难。

其次，这种“结合”的理论背景不一致。每一种哲学的产生都有自身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指归。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产生都有自身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语境，都有其理论需要和现实针对性。中国传统哲学侧重于人的内在心性修养和外在教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则着眼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何在两种不同的理论中找到对话的基础既困难又重要。事实上，任何“对话”或“结合”都需要双方具有共同或相似的知识背景、兴趣指向和问题意识，具有发自内心的真诚需求，并且彼此平等尊重、心平气和、耐心宽容。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对话才能产生思想的撞击和交锋，产生良好的互动效果。

最后，这种“结合”在一定意义上摒除了当下中国的具体实践。事实上，中国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不仅是一个哲学形态转变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在实践中展开、实现的。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与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实践过程是同步的、一致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凸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如果仅仅从非时间性的抽象概念层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对接”，就等于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意义。

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甚至如何深度、有机结合都不过分，都值得鼓励和期待；然而，且不说机械的“结合”、简单的相加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使是“深度、有机结合”，也只是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只是漫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历史进程，而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创立。换言之，新形态的创立不仅仅只是结合的问题，仅仅结合是不够的。仅仅结合还是“两张皮”，而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整体”。

（2）从社会实践观的角度切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各个国家、民族的实际情况，需要顺应历史条件和实践任务的变化，与时俱进，不断转变自己的理论形态，保持崭新的理论姿态和旺盛的实践活力。

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关键在于立足现时代，通过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创造性过程，包括“深度、有机结合”的过程，在中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创造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

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研究中国化问题的合理性在于：首先，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看，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批判和革命的学说，作为被压迫者追求现实解放的思想武器，在中国救亡图存、渴求解放和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传入中国的。这种西方土壤中产生的异质性思想一经传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不仅成为一种学术旨趣或文化策略，而且必然成为与改造中国的现实实践内在相关的理论选择。其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历程使人们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阶级力量、阶级结构都很特殊的国家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是不够的。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的指导下，制定切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最后，从中国当下的实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核心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当代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现象并没有囊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视野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依靠当代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对时代的问题做出自己的理论回答。研究问题，解决矛盾，绝不意味着简单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现成答案，绝不能机械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已有观点和方法，而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该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精神，强调它的具体论断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完善。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诉求，更是一种实践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将不仅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而且还会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过程，又是一个现实的“变革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因而要特别注重对中国实际问题的理性思考，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的结合点。只有这样，才能找准明确的“靶的”，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找出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和办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升为理论，通过理论的指导逐步将中国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三现实困境与出路所在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头，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状，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重大意义。以往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的论述已经颇为丰富，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临的困难、“瓶颈”，以及解决困难的方式却研究不够。这极大地制约了研究的深入。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在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缺乏科学的态度，从而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过程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中，人们很少进行扎实的社会调查，很多理论只是逻辑的推理，缺乏具有实际针对性和事实根据，造成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泛滥。另一方面，是社会理想的失落。社会理想的失落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动摇了，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大肆蔓延。这瓦解了人们的社会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困境。

也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困境概括为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事实与问题的分离。目前中国化研究缺乏从事实中提炼出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能力，只见事实不见问题，更遑论解决问题了。第二，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内在性分离。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中立性，远离现实，远离群众，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一种“书斋式的学问”。第三，在与自由主义等的论战中软弱无力。自由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归功于西方的自由主义，如市场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等，对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回应相当虚弱。第四，在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将历史碎片化，是对唯物史观的挑战。

不同学者对困境的把握差异甚殊，这里难以尽述。针对困境，学者们主要从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改变了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传统格局，市民社会在逐渐发育，国家事务越来越侧重于公共事物的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公民社会的基本理念正深入人心。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断增强，他们对于传统的那种灌输式教育越来越表现出反感和拒斥，只接受自己理性认同的那些观念和能使人心悦诚服的理论。过去那种简单灌输式的宣传模式和教育模式再也难以有效地继续下去了。中国社会的这种深刻转型需要深刻的理论设计和理论指导，这种新形势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出了崭新的课题，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为此，必须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增强马克思主义解决具体现实问题的能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永葆青春和活力。

具体说来，今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可以从如下进路同时展开：

第一，坚持文本解读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的理路。从文本出发和从现实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条相辅相成的路径。从文本出发，意味着回到马克思的原著，通过对原著的精读和深研，从中寻找马克思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从现实出发，意味着立足于时代，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带着对现实问题的关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发掘其中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资源。这实际上是一个“返本开新”的过程。唯有“返本”，才能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才能在“开新”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现时代的各种实际问题，而不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向。唯有“开新”，才能在现时代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的理解，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满足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提出的理论上的需要，永葆青春活力；才能使“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扎根中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之间融会贯通的理路。中国20世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与发展历程表明了一种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互融通的基本过程：首先是思想传入阶段，任何思想传统最初都要直接地“拿来”，即翻译和介绍。其次是理论融合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在重释马克思主义时必然渗透本民族文化的原有视域和对外来思想的理解，而值得提及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中国文化的重构,可能会造成“变形”或“失真”。最后是个性形成阶段，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今后应该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中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建构具有历史文化深度，真正融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并在当代世界哲学中独树一帜的个性化哲学体系。

第三，坚持体系建构与具体理论创新相结合的研究理路。所谓体系建构，指的是对一种理论的总体架构，它表明一个理论的核心精神与主要内容，并表明理论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系建构一旦完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成为理论的基础。这种基础性的理论貌似抽象，离现实较远，但在认识世界、认识规律上却不可或缺，并且深刻地反映着具体，包含着具体，反映着时代，体现着时代精神，也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提供着基础和生长点。而理论创新则有所不同，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实践，总有一些现象、问题是原有的理论体系所不能说明、不能解释的，这就需要人们拓展原有的思考视角，打破既定的思维方式，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架，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然而，体系建构与理论创新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恰恰相反，体系建构也是一个历史性过程，需要不断地吸取最新的理论成果，将之融入原有的体系，保持体系的活力；而理论创新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往往依附于某种理论体系，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制于某种理论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来说，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需要平台，两者相互依赖、互为补充，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建构与具体理论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中心，着力解决现实中出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哲学问题。有学者指出，对于目前中国的实践主要应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使命在于，立足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科学地预测共产主义的未来。他们的预测总体上被证明是科学的和正确的。今天人们则需要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状况，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应该说，邓小平已经给予了初步揭示，但还有待于从哲学上加以系统化和深化。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与发展趋势问题。要从哲学上对应该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小康的和谐社会等问题给予解释。其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深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关系研究，找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生态和谐”发展的基本规律，突破当前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问题。其四，人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内在规律性研究。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商品和资本拜物教，如何处理科学技术给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其五，社会主义如何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发展壮大的战略课题。主要研究如何既保持、发展社会主义，又和资本主义社会和平相处、广泛交流这一重大历史问题。

最后，创建出来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深刻内涵，应该用如下评判标准加以衡量：其一，是否真正把握和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其二，是否真正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是否真正进入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对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是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三，是否运用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语言表达方式，是否与中国人习惯的思维方式相契合，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在“说汉语”？如果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和建设性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国化，“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有了充分的事实根据。

（原载《中国哲学年鉴2007》，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