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威尔特恩】另类胡塞尔——胡塞尔现象学的“标准化”和“非标准化”的解读（续）

9.问题三，胡塞尔悬置了标引性(indication)——如今我们称它为标示性(indexicality)(37)。这是胡塞尔把符号的表达性维度分离出来，并且赋予优先地位，强化意义与指称之间的对立、甚至意识与世界之间的对立的必要步骤。既然表述行为这种现象为《逻辑研究》提供了可以通达主体性的本性的地点，胡塞尔就必然被导向关于思想(mind)的再当下化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任何对世界的实际的因果关联的思考，均被专门排除在精神行为的本质特性和它们的内容之外。胡塞尔的方法论的唯我论，就是这一思路的对应物。但是这一双重排除（从指示性中排除表达，从任何同“不可能由概念性的在当下化组成的世界”打交道的模式中排除意向性意识）是他自己的体系所不能承担的。正如后来胡塞尔意识到的，如果符号不能完全摆脱它们的指示性束缚，那么不仅我们的概念体系将会被只能追索而不能获得的“盈余”所纠缠，而且符号也会同一个衍变物、一个相异性、一个不同的存在秩序发生关系，而这个存在秩序却不能通过“赋予意义的”行为的说明来把握。不管它是文本的相异性（德里达）、是敏感性的不同维度（德莱弗斯）还是主体之间的共同体（托伊尼森、图根哈特、瓦登费尔茨），由于胡塞尔局限于表达的领域，这种局限性必然将上述各种剩余从所有领域中排除出去，只把自己局限在现象的领域，即，由自我和它的意向构造的各个领域。但是难道胡塞尔自己的视域观念不要求我们超越这些限制吗？

他们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间关系的理解的共享，加强了以上这种收敛为三方面九要点的关于胡塞尔的一般性的处理。由于他们把胡塞尔的现象学限定在那种被我们称之为笛卡尔式的表述中，所以，这种标准的解释就只能发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差距。有分析哲学倾向的解释者发现的是他们有意借用的胡塞尔的具体原理；解构主义作家对胡塞尔几乎无所借用，他们的趋势是转向《存在与时间》(38)，然后进一步超越胡塞尔思路的方法论上的不充分性。德莱弗斯告诉我们，海德格尔“迫使”胡塞尔面对这个事实，即“存在着另外的与对象‘相遇’的方式：不是将对象作为感知对象或述谓的对象而相与它们发生关联”(39)。当德莱弗斯提出，德里达赞成弗勒斯达尔对胡塞尔意向相关项(Noema)理论的解释，(40)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看到解构主义的胡塞尔解读和分析哲学倾向的解读之间的互补关系，而且还意味着，我们应当认识到，对德莱弗斯和德里达来说，转向海德格尔是超越胡塞尔现象学的关键。其结果是，人们既忽视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之间的深刻的一致性，也忽视了他们各自现象学内容中的真正差异(41)。

虽然社会批判理论并不迷恋海德格尔，(42)但是引人注意的是，他们也接受了以上所勾画的对胡塞尔流行的表述。至少阿多尔诺和阿佩尔是如此。这两位思想家都承认，胡塞尔思想有所谓早期和晚期之分，不过胡塞尔的整个纲领被看作不过是先验问题的笛卡尔式的彻底化，并且，胡塞尔最终同一种站不住脚的关于前历史的、或者一个前语言的纯粹意识理论结下不解之缘。请允许我简短地就这个问题多说两句，因为这些思想家用手里拿着他们自己的更大的体系性方法来同胡塞尔交手。

阿多尔诺把胡塞尔放在黑格尔的对立面，因为黑格尔根本质疑，会有什么不可怀疑的、确定的绝对开端作为思想的出发点。阿多尔诺还进一步提出，胡塞尔代表着一种反动的哲学力量：

与黑格尔形成鲜明的对照，胡塞尔一直固执地坚持终结(the end)，在他的繁复交织的和全面的介绍现象学的醒目标题之下，一直固执地坚持那充作哲学的绝对基础的笛卡尔主义，把它当作有效理念。(43)

胡塞尔对辩证法和中介观念的强烈反对和拒绝，最终导致“把思想阻隔于在思考的中途”(44)。和那些把胡塞尔的最终立场确定为笛卡尔式的人们一样，在总体上，阿多尔诺十分典型地忽视了胡塞尔的后期作品和特别是未出版的材料。《笛卡尔式的沉思》被当作胡塞尔方法的最终表述。阿多尔诺告诉我们：“我的分析限制在胡塞尔自己出版的、并因此具有真正的现象学著作之特权的作品之上，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之上，存在论得以复兴。这些作品优先于后期文本；在后期文本中，胡塞尔的现象学背叛了自身，回归到经过烦琐精细地修正的新康德主义……所有的前现象学著作均被忽略……包括遗著在内。”(45)

重要的是，胡塞尔的后期著作《危机》出版于阿多尔诺论胡塞尔的主要著作问世两年前、但是在他的大部分文稿已经写成的数年之后。阿多尔诺一次也没有引用过《危机》。当然像《第一哲学》和《被动综合分析》这样的关键文本，他当时还看不到。

阿佩尔则坚信，早期胡塞尔有一个彻底的柏拉图式的意义概念。理想性意义是“超时间的恒星天空”。阿佩尔将理想性意义放在“历史语言之流中实现的意义”(46)的对立面。阿佩尔发现，胡塞尔把被独白式地特征化了的意义加以强调，认为它超过主体间性的话语的重要性：

由于他的概念，胡塞尔不能承认的恰恰是意义内容中的变化，为了反对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相对主义，他坚持保护意义的同一性，把意义的同一性作为一切主体际间性上有效的命题之真理的基础。(47)

阿佩尔的确认识到早期和晚期胡塞尔的差异，但是他并不清楚这个差别是什么。在阿佩尔那里，我们的确很少看到类似胡塞尔陷入“先验问题的笛卡尔式的彻底化”之中的说法，但是他认为，胡塞尔“方法论的唯我论”使现象学自己同关于科学的逻辑中新实证主义的研究站在一起。(48)在阿佩尔的分析中，胡塞尔相信，“我能够意谓(meinen)的每一事物都只是在我的意识中的”；(49)这样，胡塞尔的立场是阿佩尔的立场的对立物：阿佩尔把优先性作为先验领域的主体际间性的语言共同体，把语言共同体作为分析进程的出发点。甚至“只在我的意识中”这一概念，就已经预设了“公共的语言游戏”，我们就已经被赶到独白的意识的界限之外，去寻找分析的真正的基础。阿佩尔全力强调他的观点，使得这一点十分明了：

结果……看起来是，对意向性的作用和效果(Leistungen)的反思性的论证或者批判都是不可能的。显然，人们不能像胡塞尔所希望的那样，通过反思“纯粹意识的意向性作用和效果”而步入语言的背后。意向性的能力自身先天地以语言的“内在形式”或“深层语法”为条件，意向性能力对它们使用是“习得的”　（维特根斯坦）：通过学习表指行为的规则，理解世界的规则、包括自我理解的规则的使用而“习得”的。对语言游戏的客观的结构性的分析，或者对更具包容性的各种符号和理解的系统的客观的结构性分析，替代了对其自身的反思理解和通过类比而对他者的反思理解。(50)

不过，哈贝马斯关于胡塞尔有更精细、更复杂的研究。的确，在早期著作中，他批判胡塞尔，认为，胡塞尔对自己的构造理论的局限性的理解是不充分的。(51)但是，在对后期著作有了更好的掌握之后，哈贝马斯能够超出笛卡尔纲领的约束去思考胡塞尔。实际上，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中明显地接受了胡塞尔的先天相关性的观念。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可以被解释为一部对“意向性活动(Noetic)”的分析。它将主体性观念从意识分离出来，将胡塞尔的作用和效果(Leistung)概念转换成一种关于言语行为的理论；该书第二卷引入了关于世界的观念，作为交往互动行为的相关物，这样就给出了一个对世界的“意向相关项(Noematic)”式说明。正是语言互动行为和世界的相关性，构成了交往行为的先验领域。(52)

当然，上述三大哲学倾向在现象学的解读中共同分享这一关于胡塞尔的标准图像，不应当模糊了这些不同探究之间在兴趣上的重要差别。尽管他们从某些理论原则和理念出发，都贬低下述看法：方法论的唯我论将为哲学的整体提供一个全适的方法，但是有分析哲学评论者仍然认为，胡塞尔具体的理论对诸多当前分析哲学的认识论和认知科学中研究的问题，具有重要性和参考性，并常常用胡塞尔来纠正他们的某些不足。与此同时，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许多胡塞尔后期文本，凡是同这幅关于胡塞尔的方法的标准描述相冲突的，都视为是边缘性的和缺乏一致性的表现，尽管没有一位分析哲学倾向的评论家有兴趣去讨论，后期著作中的这类方法是否有效，没人乐意在其中去发现其他可能的途径。解构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对胡塞尔的探索，使其理论和方法保持紧密关联，视二者为一个整体，以便将它们（与分析哲学一起）置入资源已经耗尽的传统中。胡塞尔的后期文本，至多不过是一些不能让人信服的、不连贯的痕迹，它向我们指明，胡塞尔超越他自己框架的路径。这样，大多数有分析哲学倾向的评论者想要吸收的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恰恰成为了后现代的和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工作想要解构的东西，或者想要置入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之中的东西，也就是说，既不“拒绝”也不“反对”，而是通过探究意向性理论话语的局限性，为它划定界限。诸位评论家尽管具有如此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完全不同的兴趣，甚至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是，所有这些人们仍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相当一致的关于胡塞尔的“解读”。或者至少他们解读的结果是如此，以至于我们可以谈论一幅关于胡塞尔的纲领的标准图像。

被我称之为“标准图像”的胡塞尔解读，都是从一些对胡塞尔思想的包括较早的研究著作中抽取出来的，尤其包括前面提到的法国的列维纳斯、贝尔格和利科的著作，但很不幸的是，也有少量的是从德国的E·芬克(53)和O·贝克尔(54)的研究中抽取出来的；但是作为“标准图像”获得当前的这种形式，并真正被建立起来，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间。除了少数例外，这幅“标准图像”仍然继续决定着近来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框架。尤其是在这些不同的研究中，涉及胡塞尔称之为动态发生现象学的时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们要么根本没提及动态发生现象学，比如在达米特研究（不过在其他各方面看这是关于胡塞尔的极富洞见的工作）中就是如此；(55)要么动态发生现象学被当作是一个事后的解说：也许是对被胡塞尔的先验方法错过的、或者被边缘化的领域加以挽回的努力的结果；要么就是将动态发生现象学限制于对隐含意义的解释，这样动态发生现象学就成了被胡塞尔称作“构造分析”的工作，正如在斯托科尔(Stoecker)的研究(56)中所解读的那样，并且按此而对它进行整合。科克尔曼斯(Kockelmans)在他的专门致力于胡塞尔方法的广博研究中，甚至也只给动态发生现象学以很少篇幅。(57)在更近的著作中，只有贝尔(David Bell)(58)看到了动态发生现象学的重要性，但是当他力图将动态发生现象学置入《观念Ⅰ》的纲领的关联之中时，烽烟四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四、对胡塞尔的深入解读

对胡塞尔的深入解读意味着，要通过分析胡塞尔对自己现象学研究计划的无休止的重新表述，全方位的理解胡塞尔的方法。由于我们打算穿透对胡塞尔的各种理论的浅层阅读，深入到各种理论背后的内在逻辑、内部动机和各自的意向性结构中去，这就使我们的任务变得更为复杂。而且，如果让我们自己被拖入汗牛充栋、差异繁复的胡塞尔研究文献的辨析中，我担心，在这荆棘丛生的小路上，我们的工作就会变得步履缓慢，永远也看不到研究对象的全貌。本文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某些部分或者某些特殊领域进行重构；我们是要力图对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进行整体的把握。这项工作公开对抗“标准化描述”，与其大相径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不是完全忽视整体把握，就是用他们的“标准化描述”取代整体把握。我们这里所反对的并不是胡塞尔研究中的“具体细致”的工作风格，我们反对的是这些解读的共有的理论框架；我们不是反对那些花毯的某个具体细部，而是反对整个花毯。如果更进一步，就一般解释的具体工作过程来讲的话，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并不是对整体花毯的局部分解，而是不能同意他们把某一部分的具体分析，当作整个花毯的基础构图。这种混淆导致的结果就是，不理解这些局部、细部是如何能联系在一起，如何构成一幅整体的图画的。抽出某几根彩线，以此代替五彩纷纭的图案，这完全是不公正的做法。我们的重构则是试图一步一步地来重新编制整个花毯，希望能够发现它的力量、它的构图、它的深度、甚至包括发现它的尚未完成的那个体系。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还可以提出第三点，来说明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不仅要通过重构的严格性，恢复胡塞尔的本来面目，还要通过对通常所说的先验现象学的内容的重要拓展，指出它持久的活力，以此来恢复哲学的正确形象。在我看来，“标准化描述”顶多给我们一个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视野的删节本。

我们研究的目的不是反驳对胡塞尔的标准化描述，而是提供另外一种胡塞尔的形象。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把整个胡塞尔思想作为一整幅作品来把握。这是一项难以置信的艰巨任务。因为胡塞尔是一位十分复杂的思想家，又是一位多产的思想家。我们的解读只能是提纲挈领的。只是为了处理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更宏观、更基本的问题时，我们才涉及一些十分具体的特殊问题。这些工作并不是要表明，胡塞尔改变了他的理论的特殊的视角，扩大了他的时间观念，或者改变了他对明证性的看法，等等。因为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个别具体的结论和具体原理，而是整个体系的构建原则。我们的策略是要证明，胡塞尔对其方法的笛卡尔式的表述，只是第一次的表述，而不是最终的表述；而且，当胡塞尔在成体系的理论中，把现象学的“静态”分析同现象学的“动态生成”分析区分开的时候，胡塞尔已经走出了“笛卡尔式表述”的领域之外。“静态”现象学和“动态生成”现象学的区分，为我们提供了胡塞尔的方法论的“另外”一个来源。无论是胡塞尔继承者还是他的批判者，都未触及到这个方面。我们正在处理的是胡塞尔的描述策略，或说明策略，并用它来理解胡塞尔进入现象学分析的众多不同的途径。我确信，关于这静态分析和动态生成分析之间的对立是非常基本的，由此，使我们有可能深化其方法；这一深化使我们得以回到关于“发出点”的问题的讨论(59)。

同时，这也是一种哲学的解读：它关注的是先验现象学的研究方案的能量与繁育能力(viability)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捕捉到胡塞尔方法的适用范围和它的“射程”(60)，我们也就可以开始看到其中的断裂和张力(61)。我们还试图到胡塞尔大量的工作手稿以及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无休止地工作产生的书稿中，去发现胡塞尔如何变成了他的“另外”一个自己的。

这样的研究的目的，是从范围和局限性两个方面，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加以总结，将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它们特殊的力量，重新激活它的某些部分。这不仅仅是对胡塞尔的解读的争论。因为，我希望是，通过对胡塞尔方法的适当的重构，能够为我们提供一条指导线索，让它引导我们走出我们面临的某些不确定性。随着动态生成方法的提出，以及随着借此成体系的现象学的形成，并且随着他思想中最重要“诸视域(horizons)”这一观念的引入，胡塞尔就成为第一位直接面对“诸上下文或者语境(contexts)”问题的先验哲学家。在使用“诸上下文或者语境(contexts)”这个概念重新对世界观念作了结构调整之后，在重新拣选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这一问题上的关系之后，我们将有可能转入研究这个观念对意义理论所能产生的结果(62)。

值得庆幸的是，对于胡塞尔已发表的著作和未发表的资料，在许多关键问题上，许多思想家曾经从多方面做过研究，并对被我称之为胡塞尔的“标准化描述”发起过挑战和批判。第一个在方法论问题上提出全新洞见、为我们研究开拓了基地的是L·兰德格里博(Ludwig Landgrebe)的文章《胡塞尔对笛卡尔主义的背离》。(63)这篇章最初于1962年发表，它是对胡塞尔的《第一哲学》一书的十分翔实的分析。《第一哲学》收入了胡塞尔于1923年至1924年所做的关于论方法的基本问题的一系列演讲。在兰德格里博的文章之后，相继有许多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发表。他们分别从胡塞尔晚期文本的视野出发，探讨了胡塞尔思想的某些方面。比如Klaus Held关于时间性的研究，(64)Elmar Holenstein关于联想的著作，(65)Paul Janssen和David Carr对历史的总结，(66)Vasquez Hoyos对目的论的考查，(67)Guido de Almeida感知理论的讨论(68)等等。John Drummond就胡塞尔的“意向性”观念提出了重要问题，通过这一问题而提出了他的基础主义的纲领和研究计划。(69)Robert Sokolowski也对胡塞尔的方法问题的不同侧面给出过十分清晰的分析，比如他对本质直观的分析，对本质变换的分析，对方法论上的唯我论的作用的分析，尽管这一研究并没有把讨论的焦点放在动态生成分析本身。这些研究内容丰富，改进了被胡塞尔视为其思想之核心的那些内容。(70)但是这些成果均被“标准化描述”的支持者置于不顾。

然而，上面提到的这些思想家只就同他们研究的问题相关的方面，处理、讨论了胡塞尔的方法论问题。就我所知，自从兰德格里博的文章发表以来，只有4项充满洞见的研究是超出了“标准化描述”的局限，直接讨论了方法问题。但是其中三项研究都是导论性的，比较全面的只有AntonioAguirre的工作。(71)导论性的工作是由David Carr提供的，(72)而较新的导论工作是Klaus Held做出的，(72)最新的文献是Ruldolf Bernet, Iso Kern以及Eduard Marbach的工作。(74)其中的每项工作都十分清晰明了。我的《另类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视野》是英语世界中第一部专门重构胡塞尔方法之整体的专著，所以，我对问题的处理与上述各位学者均不相同。我在该书中强调了胡塞尔的方法的系统性，论证了构成性分析与动态生成分析的区别，对胡塞尔的分析的一致性提出了挑战。在我的著作杀青之际，一本新的、重要的、真正具有开拓新基础的著作刚刚问世，这就是Anthory Steinbock清晰的研究：这本著作可以看作我的分析的补充。该书工作的出发点与我的专著的第一部分的结果相重合。(75)另外需要指出的还有Iso Kern的许多重要的历史性的研究(76)，以及Karl Schuhmann的材料异常翔实、十分有帮助的年表(77)——我在专著中经常将二者配合使用。他们的工作使我们有可能准确的追述1910年至1936年之间胡塞尔手稿中的思想发展线索。Dorion Cairn与胡塞尔的讨论，对胡塞尔1931年和1932年思想的研究特别有用。(78)最后还有Eugen Fink对《笛卡尔沉思》一书的加工工作，以及Rondld Bruzina对Fink和胡塞尔之间关系的杰出研究，在胡塞尔整体研究计划的整理问题上提供了重要证据。(79)

五、深入解读的文本依据

当然，任何对胡塞尔的解读，我们都应该把公开出版的著作放在中心地位。但是同时，我们又得像胡塞尔本人评估这些公开出版的著作那样来评价它们。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假如只用胡塞尔本人发表的著作的话，我们会在解读胡塞尔的道路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假如我们只把《逻辑研究》(1900-1901)(80)，《大观念（Ⅰ）》(1913)(81)，《形式与先验逻辑》(1929)(82)作为胡塞尔的发表的基本著作的话，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在它们之间（特别是在最后两部著作之间）间隔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其中的每一部著作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现象学“导论”；每个“导论”都把对主体的一般性结构的特征刻画当作自己的基本目的，但都是将主体理解为“逻辑理性”。(83)从这一点出发，当胡塞尔把这些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基本框架称作“静态现象学”时，我们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但是，认真研究过胡塞尔的全部工作后，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公开发表的作品的背后（经常是在这些研究的过程中，特别是后面那两个著作的胡塞尔工作手稿里），胡塞尔对“动态生成”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1905年与1910年之间关于空间与时间的涉及范围广泛的讲座是他的动态生成分析的前期准备工作。(84)这些讲稿写于《大观念（Ⅰ）》发表之前。《大观念（Ⅰ）》发表之后，1918年到1920年，他又写下两份手稿，作为对上述讲课稿的补充和深化。(85)现在被收集在《被动综合的分析》一书中的1918至1926年间写作的讲课稿和研究手稿也能表明这一点。他第一次对感知的动态生成性和逻辑生成论的连续的工作手稿，原来是准备放在《形式与先验逻辑》中的准备性考察部分的，(86)但胡塞尔认为，这些研究内容是大家公认的想法，所以，将它们排除在该著作之外。最后该书便集中于它的逻辑结构的分析工作。只是在附录中，他才转回到动态生成方面的内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1925年胡塞尔做的关于《第一哲学》的讲演，其中涉及对方法论的广泛反思。有意思的是，胡塞尔从来没有出版他的《笛卡尔沉思》一书的德文版。(87)胡塞尔一直在对该书的德文稿进行广泛、全面的修改，但最终未能完成，被置于一旁，最后他把进一步加工的工作交给Fink去做，(88)以便自己集中时间加工他的另外的研究手稿。这里所说的另外的手稿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危机》一书。所以，不管有多少困难，也不管有多复杂，只要我们希望占领胡塞尔现象学的全部领域，我们必须深入到这些手稿中去。

胡塞尔把上述他的那三个本文全都称之为“导论”，其中的缘故是三个很长的故事。《大观念（Ⅰ）》是在紧张而仓促的工作中完成的，前后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89)他把该书作为晋升教职的垫脚石。1921年在给罗曼·英嘎登的信中，胡塞尔说，他很惋惜，英嘎登来弗赖堡太早了，(90)英嘎登如果晚一些时候来，就可以参加他“四个学期的紧凑讲课了，那样你就对我的全部视野有了更全面了解。的确，我的工作有了长足进展，尽管我没有抛弃《大观念（Ⅰ）》，（只是其中许多具体的分析，远远低于我手稿的水平），但是我在体系方面的工作有了更大的进展，在所有原则性问题上都更加完善了。”(91)

他这里提及的这一时期讲授的课程时，他指的很显然是关于先验逻辑的课程。首先是1920/21年冬季学期的讲稿，后来部分发表于《被动综合分析》一书中，这个文本对于我们的方法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92)无论如何，胡塞尔本人的这些评论以及其他引文(93)，足以警醒我们，任何胡塞尔的分析解释者企图只依靠《大观念（一）》来得出关于胡塞尔方法的最终论断，都是不正确的做法。

顺便还要谈一谈1928年发表的《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它的情况也与之相似。这是德里达把胡塞尔的哲学批判为“当下哲学”的文本依据。这是一本讨论具体原理的著作，并不直接关涉方法论问题，而且这也是一个较早期的文本。它几乎完全是从1905年到1910年的讲课稿中抽取出来编辑而成的。1917年由Edith Stein编辑成为一个独立文本，1926年又经海德格尔之手而成定本(94)，Bernet就这个文本编辑的困难做了杰出的考据工作。他的工作向我们指出：1.该书在第一部分中，过去使用的Urimpression（原始印象）这一概念，在1910年的文本中已经被改正过来，而且，后者已经超越了发表的文本，应该把1910年的文本加入到发表的文本中去。2.这个关于时间性的文本的表述经历了从1893年到1917年的发展，有一个十分明确地发展过程；但是在已发表的文本并没有任何反映。(95)胡塞尔准备交付出版的著名的“贝尔瑙(Bernau)手稿”也是论时间性的。这是胡塞尔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成果，该手稿今天已经出版，见Husserliana XX卷。最后，胡塞尔对于海德格尔的编辑工作以及他写的导论十分不满。Cairn根据他同胡塞尔的个人谈话，报告说，胡塞尔对该编辑工作的态度是：

已发表的文本很难看出早期讲演录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再加上发表时用了海德格尔的很不充分的导论，这是使胡塞尔对该书出版十分不满的主要原因。(96)

胡塞尔对于他的时间讲演录以现在这个样子出版，感到十分遗憾。假如Fink还在任他的助手的话，他们将合作加工后期的时间讲演录。(97)

《形式与先验逻辑》一书(1929)是胡塞尔在2--3个月内完成的。1928年11月或12月开始动手，1929年的就已经完稿。(98)也许由于他急于准备我们今天称之为“巴黎手稿”的工作（这是1929年2月23日和25日在巴黎的Sorbonne做的两次报告），使他未能像平时那样，回头再次审读、修订《形式与先验逻辑》一书，便一直按交付出版。而按照以前胡塞尔的习惯，在未经认真修订之前，他从来不会交出复印的。但是，还有一种更好的解释：这是一个胡塞尔更满意的导论，而且，他使用的一些观念（比如批判、兴趣、主观际间性等概念）是他成熟思想的核心概念。但是令人惊奇的事实是，分析家、解释家、批判理论家对此书很少予以关注。

另外一种看待胡塞尔本人发表的作品的视角是，把它们看作胡塞尔持续不断的工作的许多片断。它们或者是有幸被收集在一起，加以修饰，在胡塞尔对它们重新构想之前，交给出版社；或者他决定把它们看作导论，因此对它们感到满足。如果真是这种情况，我们就无法在已发表的著作和未发表的手稿之间划一条固定的界限，尽管我们想要特别关注的是不同手稿的各种不同的质量。

1929年的巴黎的讲演就没有《形式与先验逻辑》那么幸运了，尽管胡塞尔决定出版它，准备了一个有高度扩展和多处修改的稿本，交人去译成法文，该文本1931年以《笛卡尔式的沉思》(Méditations cartésiennes)为题问世，但他很快就对该版本感到不满，开始了新稿的写作。但是《笛卡尔式的沉思》从来没有获准用德文出版。(99)也就是说，被称之为《笛卡尔式的沉思》的文本是胡塞尔决定不予发表的稿本，尽管他从未犹豫过，建议初学者去读法文版《笛卡尔式的沉思》。

胡塞尔本人对手稿的评估是强调他手稿的重要性的更强有力的根据。从《大观念（Ⅰ）》（1913年）到《形式与先验逻辑》之间相距16年。这16年是胡塞尔最多产的时期。在这时期他写作量之巨大，让人难以置信。但所有这些创造性成果，都只是以手稿的形式保留下来。这个时期的文本中最重要的是其中那些细心加工过的讲稿：就它们消耗过的胡塞尔超常的精力和宝贵的时间来看，一点不亚于已发表的著作，有的时候甚至更多。如果不注意这些文本，就是忽略了胡塞尔研究工作的最富创造的成果。当然，这个时期也是一个最令人沮丧的时期。胡塞尔反反复复地草拟出版计划，但是这些计划都被他所看到的新问题所破坏。胡塞尔的精力被新问题所吸引：已经写了上百页的手稿被置于一旁。看来只有《形式与先验逻辑》（1929年）是一气呵成、直接出版的著作。加上兰德格里博从胡塞尔无数份讨论逻辑学问题的手稿中快速编辑而成、最后于1938年出版《经验与判断》一书。只有这两本著作打破了这个怪圈。但它们的出版均在胡塞尔从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之后。后来，1931年在给AlexanderPfaender的信中，胡塞尔谈到这些极端困难的年代时写到：

从1912年秋天开始，我着手修订我的《大观念（Ⅱ）、　（Ⅲ）》的初稿。尝试中，很快就发现了不足，于是便形成了各种新的问题视域，这些视域开放在那里，它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具体的样式。我开始被新的、具有高度理论性的研究所吸引，（人格现象学；高阶的人格性现象学；文化的现象学；一般的人类—周围世界的现象学；关于“同情”先验现象学；先验主体际间性的理论；先验感觉论：把世界纯粹作为经验的、时间的、个体化的世界之关于世界的现象学；关于被动性之构成成果的理论，即联想现象学；逻各斯现象学；“形而上学”的现象学问题，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一直贯穿着整个弗赖堡时期（1916-1928年）。这个时期充满了紧张的劳作；手稿堆积如山，很少得到进一步整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顾虑也不断增长：如今我这个年纪，不知还能否完成我所面临的所有这些任务，以便得出结论。充满激情的工作，不断给我机会，让我重新审视，让我重新消沉。最后，留下来的是一种普遍的、消沉的基本情绪，一种危险的自信的失落。(100)

毫无疑问，他的严格标准，他的永无休止的探索，同他是在异常陌生的领域中不断开拓新途径的先驱这一点密切相关。陌生领域和新途径这二者使得胡塞尔不断对他的工作成果重新进行表述，迫使他不断回到新的开端。他生活于其中，在其中痛苦挣扎。胡塞尔1922年，当对已成体系的现象学进行加工时，给那托普的信中这一点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比你的处境更糟，因为我的绝大部分工作都被淹没在我大量的手稿中。我无力完成我的工作，对此我几乎感到绝望。我很晚才（一部分是到今天才）达到全面、成体系的思想（虽然这种成体系的思想是以前的具体研究所要求的），但是现在（成体系的思想）要求我对以前的工作做全面地加工。一切都处于重新结晶的阶段。我就是竭尽人力之所能，也只能是为我身后的遗著工作而已。(101)

在“标准化”的胡塞尔解释中，人们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在完全忽略手稿的情况下，能否对胡塞尔方法做出恰如其分的评论。1931年胡塞尔给Adolphe Grimme的信中的说法，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最终的答案：“确实，我的确认为，我一生的绝大部分的最重要的工作，仍然躺在我的手稿中，难以加工处理，因为它们太过庞大。”(102)

但在最近十几年内，　《胡塞尔全集》又有几卷出版，使得1918-1930年间这个成果丰厚的时期的重要文本可供利用。但是对我们的分析特别重要、使我们可以确定胡塞尔这段时间手稿地位的书信分10卷出版了(103)，我们将在重构胡塞尔起源分析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这些信中的信息，使之符合胡塞尔对计划中的“成体系的现象学”的理解。在认识到手稿重要性的学者中，有些倾向于认为，胡塞尔的静态分析和动态生成分析的区别，反映的是早期胡塞尔与晚期胡塞尔思想之间的对立。毫无疑问，在胡塞尔的第一批著作中，动态生成分析的思想并未清楚地得到表达。但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做出这类区分的蛛丝马迹，尽管十分不完整、经常十分含混。但就像我们已经指出了的，在20世纪20年代动态生成才明显的提出，但是当胡塞尔谈及这些观点的时候，总会提及更早些时候的工作。比如在《大观念（Ⅰ）》中，胡塞尔之所以完全排除任何时间性问题，并不是因为胡塞尔的这类研究尚不存在，而是因为，他的静态方法是对问题做共时性的、结构性的处理，所以是建立在将任何时间性机制的思考都悬置起来的基础之上。在我的著作中，我们将把早期著作中的这种区别和对时间问题的排除，理解为动态生成研究的看守者。我们认为，这些早期著作是胡塞尔已经开始草拟动态生成方法的基地。在早期，他已经勾画了这类研究的草图，然后加以扩大；到20年代全面展开。我们认为，不应该把后期的新文本中的研究工作同早期工作对立起来，实际上，这些后期工作在不断发生转变过程中，开辟着新的深度，尽管如此，它们仍然都是以胡塞尔已发表著作的工作为基础、为领域，而且还是对早期工作的支持。

在我们对胡塞尔的深度解读中，理解胡塞尔的思想发展不是按照时序上的发展，而是按照逻辑上、体系上的发展。(104)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从他的方法的发展的系统性上，来理解他思想的历时发展。我们做的这种探查工作，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简单地把重要的文本分析罗列在一起是无济于事的。正如达米特所指出的：“概念的历史充满了发展，不可以依靠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来完成。”(105)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应具有胡塞尔后期自己开始考虑的“深度测度誌(depth history)”的形式。这个方法要求我们一层层的将胡塞尔的综述拨离开，显示其中不同的层次。胡塞尔在讲到自己如何将自己的思想编制在一起时，他经常喜欢使用的形象化说法是，不同层次的沉积(stratifiction)。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层次(strata)熔在一起，或者混合在一块，就像大多数的地质地层一样：早期地层常常隆起，或暴露而出，成了表层，成了基原层。有时候我们能发现很长的一个片断，如果它们被分离的十分清楚，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但是这一切都由于下述的情况而变得复杂：胡塞尔思想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反向沉积过程，不是从早期出发向上，沉淀建立后期的层次，而是从“上部”、从晚期出发，“向下”，渗透式的重新构建较早期的层次的过程。所以我们从事的重建活动不是向上建筑起来(Aufbauen)，从一个不变的基础出发，逐步构建一个稳稳站于基础之上的安全的高大建筑。我们进行的是拆解(Abbauen)的工作：有秩序地去披露在下面托着基础本身的那些层次，也可以说，去寻找基础得以成立的基底。如果依据我们的建议从事这项工作，那么动态生成现象学的引入就不是对静态工作框架的拒斥，也不是一种企图把原来编织物的碎片重新拼凑成篇的拼缀工作，而是对胡塞尔的“导论性的”静态分析立于其上的真正基础进行系统地、深入的分析工作。如果我们是正确的话，我们发现的是，一个分析哲学的胡塞尔解释者在根本没有看到的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领域时，就会在胡塞尔的先验分析中发现的某些解构主义者认为不可能存在的深度。我们将发现一种方法：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对它的范围和生命力有些理解而已。我们的这种努力的大部分成果收集在我《另类胡塞尔》一书中。（续完）

（原载《世界哲学》2008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