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传今】五四运动：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
五四运动（以下也简称“五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时刻，五四运动发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时代强音，最为深切地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随着这一历程的不断展开和深入，中国逐渐走上一条摆脱西方列强压迫的自立自强的发展道路，中国历史因此真正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具有了广泛而深刻的世界意义。五四运动作为一个伟大的开端，决定了中国发展的基本趋向和命运。五四运动作为反抗压迫、民族自立自强的一个象征，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博大精深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精神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奋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及其影响构成了一幅现代中国的历史图景和精神图景，它是现代中国的“活的历史”。但是，在这一“活的历史”的背后或暗处，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却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上个世纪80—9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从那时以来，在思想史、历史学、文学等诸多的研究领域，“反思五四”、“重评五四”的思潮悄然兴起，并达到高峰；直到90周年之际，还有不少人和出版物把五四运动看作“一个仍被争议的话题”。这种“反思”或“重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五四”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历史遗产的处理；第二，“五四”对中西关系、特别是中西文化关系的处理；第三，“五四”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或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取舍。从问题的展开来看，这些“反思”或“重评”并非历史的凭吊，而是出于现实的激情；除了“学术理念”上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不同之外，更深层次上隐含着的是政治诉求的歧异，并因此成为“五四”时期思想斗争的一种延续。历史再一次打破了“纯学术”的梦幻，同时把如何认识中国、如何选择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认真清理近年来围绕“五四”评价的思想分歧，对于继承“五四”传统、发扬“五四”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重评五四”思潮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所谓恢复“五四”真相的问题。有一种强烈的意见认为，过去那种以某种观念（实际指的是某种政治观念或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研究，遮蔽了历史，使人无法认识五四运动的原貌，以至于“这个在我们的记忆中概念大于真相的历史事件，越发显得扑朔迷离，陷入重重迷雾之中”。因此，这种意见主张，“特别需要一种越过概念和观念，从现象出发、从事实出发的历史叙事”，需要“知道它在当时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五四”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能够回到历史的现场”。靠什么才能回到历史的现场呢？依靠历史档案。尽管他们也知道，“不能说有了历史档案就能够回到历史现场”，而且“也不能保证，历史档案中所记载的全部是历史的真相。有许多东西在第一时间由当事人叙述时，就已经被遮掩，被歪曲，被偷梁换柱、改头换面，被重新剪接过了”。但是，他们坚信，“这并不影响档案记载的真实性……这里所谓‘真实性’，是指这些档案文献确实是当时留存下来的，即使已经被遮掩，被歪曲，被偷梁换柱、改头换面，被重新剪接过，也并不减少它的历史价值，因为叙述的同时，把立场、态度、心理活动，以及社会历史背景也都毫无遗漏地记录在案了”。
其实，这种研究观念和研究方式并不是新发现，一些美国学者早就这么做了。1969年春天，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就五四运动50周年搞过一次聚会，会议论文以《五四运动的反省》为题结集出版。本杰明·史华慈在该书的“导言”中就提出过这种主张：他在对“五四”对现代中国的重要性 ——“被视为全部现代中国历史的中枢”表示“奇怪”的同时，还提示了中国大陆的马列主义观念对于正确认识五四运动存在着的“影响”。微拉·施瓦支在《重评五四运动：在民族主义和启蒙运动之间》中认为，“目的论曾一再地歪曲五四的历史”（《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 —— 西方学者论五四》，第71页），并坚信，“现在是超越这种为了不同目的而描述历史的时候了”（同上，第71页）。
在美国学者的心目中，五四运动是什么样的呢？施瓦支说：“重新估价五四运动的历史……人们正在对文化启蒙尚未完成的遗产提出新的问题，而在这方面，以前只允许人们探究政治革命的历史。简言之，五四运动第一次成为一个历史事件。它被放回到过去当中，被允许在不必涉及某些更伟大、更磅礴、更壮丽的事件的条件下暂时停留在过去。五四运动也许最终会还原其本来面目，即它是一小群试图唤醒自己的知识分子进行的一场断断续续的、含混的运动。”（同上，第73页）而“把五四运动的神秘外衣剥去，承认它是一小群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运动，就有使之成为一个的确微不足道的事件的危险。用约瑟夫·列文森的话来说，失去神秘色彩的五四运动，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纯粹的历史事件，与现在的价值、信仰和理想毫无联系。就五四运动而言，这种可能性不大会成为现实，尽管这种可能性是按照客观历史来研究某一个事件的必然结果。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五四运动’，也许会变得不那么富有戏剧性，不太吸引人”。（同上，第75-76页）
十分显然，这些美国学者的所作所为带有某种强烈的政治色彩，与蒋介石等人的论调不无相通之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五四运动是民族精神的隐患，“赤祸”的根源。蒋介石1943年发表《中国之命运》说：“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1949年国民党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后，更深恨五四运动导致了“赤祸滔天”，此时以“毒素思想”称“五四”。彭明说：“有一位五四运动当年的参与者后在台湾政界任职的官员，在回忆与评议‘五四’的文章中曾说：‘大陆赤祸蔓延，政府播迁台湾，五四运动为其种因，应负绝大责任。’这是从完全否定‘五四’的角度讲的，但它也从反面说明了‘五四’的深远影响。”（彭明）。但是，他们把那套政治话语成功地转换为学术话语，在消解“五四”的马克思主义因素的同时，“学术地”削弱了五四运动的内含。他们用一种“藉文化思想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林毓生语）放宽历史的视界，把“五四”作为近代以来文化变革中的一个事件，混淆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两个思想倾向和参加者都不相同的运动（参见德利克《五四运动中的意识和组织：五四思想史新探》，见《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 —— 西方学者论五四》），以抽象思想的抽象联系，削弱或消解“五四”作为伟大开端的意义。史华慈说：“近年来许多推进到五四前三十年的研究著作，正如弗斯夫人所指出的，现在以使人明瞭五四时代许多大胆的思想，早在1919年以前就在中国出现了。我本人和其他人认为，在许多方面，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王国维事实上是突破性的一代，他们是真正的价值转型者和来自西方的新思想的肩负者。”（同上，第3页）因此，史华慈认为：“无论怎样，我们发现当我们从前此三十年的角度来审视五四时，它不再像一座从平川上突兀拔起的山峰，而只像是一脉连绵丛山中的一座更高的山峦。”（同上，第5页）在这个问题上，表面看来，有的学者稍有不同，其强调“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并认为“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可以直接间接地被看作是这个运动的结果”（周策纵，第16页），但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抽象思想的窠臼。
20年后，这套话语在中国知识界成了一种强势话语，但其在历史知识的广泛性和历史学的基本训练方面要远为逊色。在上述美国观念的强劲影响或主导下，国内的五四运动研究角度多向、领域拓宽、边缘问题凸显，并像微拉·施瓦支所赞赏和期待的那样，原先“被编史工作者排斥在突出英雄人物之外的次要人物、地点和主题的大量证据，现在正在被用来再现五四运动的真实情况”（《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 —— 西方学者论五四》，第74页）。大浪淘沙、飞沫四溅，五四运动时的先驱者（包括“未直接参加者”）大多被“学术地”重新颁发了身份证；关于“五四”的评价在许多情况下成为研究者的一种情感宣泄或内心独白；“五四”成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寻常事件，成了“用自由原则反对传统的权威主义”、“启蒙运动代表的新文化”、“人的觉醒”、“人的重新塑造”、“理性主义”、“个性解放”、“开放容忍”、“批判精神”、“从古典和谐思维转到近代对立思维”、“从文化上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文化启蒙”、“变革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等形形色色的符号。真正的历史消失的地方，乃是观念论开始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林毓生遂把五四运动“想象”为一个浪漫的启蒙时代：它的基本动力来自情感的激越，充沛的情感跃动支持着简单的信心。这个时代的信息正是迟疑、困惑，即对每个问题的繁复性质的冷静观审的反面 —— 这就是浪漫。这个时代的自我觉醒：从理性的观点出发，自己主动地要求掌握历史巨轮的运转 —— 这就是启蒙。“五四”就是这样一个内部蕴含很大矛盾的浪漫启蒙运动。（参见林毓生）林毓生的观点在中国学界产引发了强烈的兴趣和共鸣。然而，这种浪漫的想象终究也只能是一些想象。在这样的研究中，五四运动成了一块各种观念自生自灭的茅草地，观念的杂草吞噬了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的苦难、忧患、抗争以及集所有这些为一体的悲壮与崇高，化作一段模糊不清的记忆，尘封在学者超然理智的一片苍白之中。
这种历史的脱衣舞，一层一层地脱掉理论的外衣，把统一的历史肢解为单个的事件，用一些随意挑出的片面的材料恢复所谓历史真实，其结果只能得到一些杂乱无章的感性材料，根本无法理解真正的历史及其意义。这种历史的虚无主义恰恰取消了历史本身。列宁曾深刻地批判过它的缺陷：“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
“反思五四”、“重评五四”反映出一个重大问题，即：是从观念出发解释观念和历史，还是从实践出发解释观念和历史？这是历史观的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本性的问题。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时候，《哲学研究》曾经十分严肃地提出过这个问题，并得到许多学者的响应和重申。然而，20年过去了，这一问题不仅仍然没有解决，甚至还在各类相关研究中变得更加尖锐。五四运动作为波及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一次全面的变革，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时代原因，它的任务、性质和意义也是历史和时代所规定的，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考察一个理论，不仅要考察这个理论本身，更重要的是还要考察它的前提。离开了社会历史实践这样一个前提，淹没在感性材料中，既不能对“五四”作出科学的评价，也不可能理解它。任何事件，无论它们多么生动，只有当它们具有事变的性质时，也就是只有当它们处在统一的过程中时，才能进入历史。同样，一个观念，比如所谓“五四”的“个体自由”，也只有在“五四”的时代主题和任务以及历史进程中才能得到理解。关于五四运动的“观念史”的研究已经出现，有人还预言它将大有可为，然而，观念或“观念史”，正如罗素所说的那样，“乃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罗素，第5页）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9页）
要真正地把握“五四”、理解“五四”，不仅要客观地把握历史材料，还必须客观地理解这些材料。如何才能理解这些历史材料？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原则。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这就是说，只有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把历史现象的个别性、独特性与历史的进程和规律统一起来，把历史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才能真正把握和理解历史。
以批判的态度反思、重审历史虽然重要，但它必须以实践为前提。只有这样，这种反思和批判才是思想和社会进步的条件。反思和批判必须学会尊重历史。一个不知道尊重和珍惜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不成熟的民族，也是一个懦弱的民族。尊重和珍惜自己的历史，并非聊发思古之幽情，亦非沉湎于隔日黄花；它是指向未来的，是为了“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7页）。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同志在主持中央领导集体学习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胡锦涛）这是“反思五四”、“重评五四”时一个必须重视的内容，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二、警惕现代性的陷阱
“反思五四”、“重评五四”思潮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五四”与现代中国的问题。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已从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革命的角度阐明了这一问题。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9页）在大多数关于中国现代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中，这也不是一个问题，而只是在对于“五四”的“反思”和“重评”中它才成了一个问题。在五四运动70周年时，知识界出版了一套《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可以说鲜明地提出了这一问题。这套丛书的“总序”指出：“发生于7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震烁古今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转折点。它不仅凝聚着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风云，而且牵动着中国现代历史进行的神经。70年岁月流逝，五四早已事过境迁，但五四所揭示的历史主题 —— 传统与变革，迄今仍是迈向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苦苦求索的时代主题。时下现代化变革所引发的文化反思，骤然缩短了五四与现代中国的时距，使五四历史和文化意蕴日渐凸显出来。在历史经历了巨大的曲折之后，我们终于发现，传统仍是历史向前迈进的沉重包袱，民主和科学仍是我们时代的启蒙主题。这一切不无悲剧意味地告诉我们，无论在情感上是否愿意接受，我们都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从现代化意义上讲，我们仍然与70年前的五四同处一个时代。五四是孕育了文化巨变的时代，但由于其历史文化环境的严峻和变革主体思想的局限，终使其难以完成这一文化嬗变。五四的变革精神，透露出中国再生的无限生机；而五四的变革极限，又预示着中国现代化的步履艰难。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文化变革还须从重新认识五四开始。这种重新认识，既是对五四启蒙事业的继承，又是对五四时代局限的超越。只有在继承和超越五四的基础上，中国文化才能实现重建和复兴。因而，在伟大的启蒙时代逝去大半个世纪而中国步入变革和复兴历史的年头的今天，反省和重估五四的文化价值，就显然不单纯是书斋里的学术，而是一个极富时代感的理论课题。”（《五四与现代中国：五四新论》，第1页）丛书“总序”继续说：“……丛书宗旨不在于简单地凭吊历史，如其名所示，在于以现代中国的宏阔历史视野重新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省察五四的历史文化意蕴，而寻觅中国文化转型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途径。”（同上，第1-2页）
这个饱含“隐蔽的激情”的总序带有某种宣言的性质，较为充分地说明了“五四”与现代中国这一问题的性质及其指向，表明了“五四新论”的一种所谓的“范式转换”，最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思潮的思想倾向。
然而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把“五四”作为中国现代性的开端或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构思，抑或“五四”能否“反思”或“重评”，而完全在于如何评价“五四”和如何认识所谓中国现代性或现代化道路。这是“五四”研究的“范式转换”的核心问题。事实上，“反思”不过是一个隐喻，它的真正含义是“颠覆”。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开始盛行反思：反思文革、反思反右、反思“十七年”、反思延安整风、反思左联、反思太平天国、反思义和团、反思洋务运动、反思戊戌变法；90年代又开始反思辛亥革命、反思五四。在不足2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被“另一种语言”重新书写。这是引人注目的。然而，从这些标志性的事件来看，这个一百多年的历史，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抵御外侮、奋发图强的整个革命的历史，这是更加引人注目的。
“范式转换”也同样是一个隐喻，它所实际要求的是一种否定性评价。在《五四与现代中国：五四新论》中，有一篇论文《忙中出错 —— 说五四精神之弊》，出自某著名大学马列所的一位教授之手。这位教授把“五四精神”概括为一个“忙”，说“五四精神之弊”就是“忙中出错”。这位教授告诫说：“从五四时代种下的‘忙’的观念，害了我们几十年。可我们在反思五四精神时，多注意长处，忽视短处，或把当时的某些缺陷视为五四精神以外之物，盲目提倡发扬五四精神。这很不利，一定要深入研究，不仅使五四精神的长处得到发扬，而且找到五四精神之短处，努力克服。本文所说五四精神之弊，联系实际，不是很值得人们的深思吗？抛弃‘忙’的观念，稳一点，只有好处没坏处。这不仅是中央领导集团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干部以至群众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同上，第61页）
如果说上述评论是一种粗陋的形式，那么“学术的”或精致的形式则是所谓“革命”到“启蒙”的转变之说，这是20世纪后期中国学界一项最具魅惑力的发明。
“革命”到“启蒙”的转变之说，要告诉人们的不仅是革命与启蒙相对立，而且是启蒙的价值及其对中国历史的极端重要性要远在革命之上。然而，这并非什么新观念。上个世纪50年代，被称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就宣称，五四运动是与“革命”相对待的一场兼摄“清除”和“光照”二义的启蒙运动，着意清除“部族思想”，光照“科学与民主”。殷海光同时认为，这样一个启蒙远远没有完成。70年代，微拉·施瓦支继续弹唱这个调子，认为“五四”的实际情况就是“救国”和“启蒙”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冲突”。（《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 —— 西方学者论五四》，第71页）“1949年，在共产党胜利前夕，文人罗常培有充分的理由对五四运动的老调公开置疑。1919年爆发的这场事件，即将脱离其参与者 —— 知识分子 —— 的控制，而载入在意识形态上截然对立的‘革命历史’中。”（同上，第69-70页）与“五四之子”殷海光有所不同的是，微拉·施瓦支的价值观念及其政治立场更加淋漓尽致。
然而，说革命或救亡与启蒙相对立并最后压倒了启蒙，也同样是一种“老调子”，只是上述意见的一曲世纪末的回响。与其原本一样，它对革命与启蒙的关系的断言是臆想的，它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叙述是虚构的。事实上，革命与启蒙之间根本不存在他们所谓的对立，相反二者是统一的：没有革命、救亡、图存，还能有什么启蒙？不仅如此，而且革命本身就是启蒙。这是中国的历史状况决定的，而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五四”是伟大的启蒙，那么，这一启蒙的历史和逻辑的开端就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是时代和历史的任务。中国历史的这种独特性决定了革命与启蒙的内在一致性。这一点，五四运动中的人物看得很明白，而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先驱者严复也看得很明白。甲午战争的炮火又一次打破了“埃及的肉锅”，泱泱大国的惨败以及丧权辱国的条约，使“时局愈益坠坏”，严复痛感国家已是“如居火屋，如坐漏舟”而“心惊手颤，书不成字”。严复的忧患并非革命与启蒙之间的对决，而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焦虑和关切。而巴黎和会的分赃也使“五四”人物觉醒，丢掉了对于“公理”的幻想，使他们认识到世界永久和平和人类真正幸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正如刘奔所指出的：“丢掉对资本主义的幻想，懂得世界和平问题‘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乃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刘奔文集》，第429页）在这里，人们看明白了：革命或救亡压倒启蒙论者所说的启蒙，并非五四运动中的启蒙，亦非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启蒙。不仅如此，人们还看明白了：即便在所谓“恢复五四的真实情况”、“回到历史的现场”方面，他们也没有做得成功。
当然，“恢复五四的真相”并非“革命压倒启蒙论”的真实目的，它的真正旨趣是要告别革命。“告别革命”论由学者发起，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纯粹学术，然而“在学术的玫瑰花底下”却不是学术。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
“告别革命”论着力揭示革命的“弊病”，视革命为“祸害”。它认为：“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我们注意得很不够”；“革命则一定失败”；“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谭嗣同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罪魁祸首，他的激进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极大，不仅影响到维新派和革命派，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辛亥革命搞糟了，它完全是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清王朝虽然已经腐朽，但在形式上它仍有存在的意义，完全可以通过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它走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辛亥革命痛快地把它搞掉，打断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使国家失去重心，其结果必然是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是1949年的革命。因此，不能盲目崇拜革命，因为不是任何革命行动都是好的，包括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值得重新研究和评价……康梁的改良或改革，有可能成功；而辛亥革命则注定是要失败的。根据以往革命史观的评价标准，“革命”是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是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评价标准颠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应该“告别革命”。
在“告别革命”论看来，之所以要“告别革命”，不仅是因为革命压倒了启蒙，而且是因为革命破坏社会稳定、制造社会动荡，打断了历史的进程，使作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唯一要求和唯一主题的现代化发生了偏离，受到了阻碍。慈禧太后在上世纪初推行“新政”，又搞了“立宪”，如果没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和孙中山的革命，“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同样，如果孙中山不革命，照这样慢慢进行下去，不仅军阀混战的局面不会出现，而且中国可以走上民主的富强的道路，中国今天也就现代化了。告别革命，就是要从“革命思维”转向“现代化思维”，重新探讨中国现代化的新的途径。
“告别革命”论作为国际政治风潮的一种回响，在与国内“告别乌托邦”、“告别主流意识形态”思潮的唱和中，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盛行一时，为“反思历史，走向现代”这出中国现代性戏剧奠定了基本情节和价值取向。
这出“现代性戏剧”或这个“历史中的现代性”是什么样的呢？
有人说，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终于打入了封建主义禁锢着的神圣天国”，是中国良好的机遇，应当“大恨其晚”。如果鸦片战争来得再早一点，“我们中国就远不是如此了”。因此，“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无论是清王朝的抵抗，还是农民自发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己的斗争，而在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对先进，保守对进步，封建闭关自守孤立的传统对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变革的抗拒”。有鉴于此，过去“只是更多地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这个正义与非正义的道德立场出发去审视，因此，见到的只是血与火的悲惨场面，想到了爱国保家，维护的是独立与尊严，表现的是愤怒与声讨，最终便是对‘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做出消极的、片面的、情绪化的彻底否定”。
有人说，要重新评价蒋介石，他是中国现代性的另一种选择。蒋介石个人的日记已经出版，这部内容广泛的日记“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过去有关国共两党的斗争、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叙述，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说成是“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等等，是“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的结果，是“荒唐、谬误的观点”。要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找寻并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蒋介石”，“重写中国近代史”。而如果不按照这样的要求，不以蒋介石的日记为根据重写中国近代史，则是“还想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拖回到上世纪50年代”，则是“保留了‘土匪史观’这样那样的影响”，则是“历史服从原则”的假马克思主义。
有人说，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的革命是最坏的，而“五四”时代胡适提倡的自由主义，“代表一种自由、民主、繁荣、进步的创举”，则是最好的。这才是当今中国应当继承发扬的“五四”传统。这种自由主义，“曾有90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在“1949”年以后才被“持续地、彻底地、大规模地‘肃清’”了，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复兴这种自由主义，推进政治民主化和开放改革，形成一个新的趋势、一个新的方向，即自由主义的方向，以使“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只有把这种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实现，才“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自由主义是“历史的潮流”。
这就是所谓“现代性思维的转换”及其中国现代性的“重新叙写”，它在不少时候都像是穿着燕尾服的冬烘先生谄媚西方列强的谀词。它至少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首先，它对现代性的讨论采取了一种政治话语的方式，而且是一种粗陋的方式；在不少情况下，都很像一种政治宣言，这与它们所谓“去政治化”的强烈主张明显不符，它要表达的不过是以另一种政治代替一种政治。其次，它以一种现代性观念反对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它的现代性建构空洞无物。不仅如此，它在“谁之现代性”这个关键之点上也闪烁其辞，晦暗不明。这个“历史中的现代性”实际上只是一种想象中的现代性，它没有任何真正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从它的提出和展开来看，它在任何地方都不啻一种理论陷阱。
当然，除了那种以为一声榧指就能震坍血与火的历史的轻佻之外，“告别革命”论以及“重写中国现代性”之说真实地折射出复杂而深刻的现实和历史的因素（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和非学者或语义含混或语义丰富地强调这种因素，并把它作为“中国学术侏儒化”、“知识分子动物化”的直接根源），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否定民族自身的历史及其历史成就的理由。莫里斯·迈斯纳说：“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在完成其不朽的多卷本苏联史时曾告诫说：‘危险不在于我们避而不谈十月革命史上的巨大污点、那场革命使人类付出的痛苦代价、以那场革命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总想全部忘记并且在缄默中忽视那场革命的巨大成就。’”迈斯纳认为，“卡尔的话适用于俄国，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不幸的是，人们不容易对革命做出公正的评价。社会大变动总会激发起人们对未来的、伟大然而达不到的期望，一旦希望破灭，长期的幻灭感和愤世嫉俗的态度便必然接踵而来，而实际的历史成就却被抹煞或被遗忘了。真正看清历史的画面往往需要远离那个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用几代人的时间。现在深深铭刻在当代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中的是毛泽东主义记录上的污点，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人们不能也不应该遗忘：那些事件是大失败，而且使很多人丧生。然而，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一定在不忽略那些污点和罪过的情况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可能对这一时代作出其他什么判断），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作为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时代载入史册。”（迈斯纳，第489页）迈斯纳的话是发人深省的，是值得我们在思考中国现实和历史时认真借鉴的。
三、走出观念论的文化沼泽
在“反思五四”、“重评五四”思潮中，调门最高的是对“五四”激进主义和反传统文化的批评：从“文化热”到“国学热”再到今天，源源不断；其范围之广泛、声势之浩大，前所未有，在中国学界构成一幅独特的文化景观。这种批评几乎来自方方面面，声音驳杂，情绪昂扬，其主旨却简单而清晰：激进主义作为“五四”的基本特征，对现代中国产生了深刻而灾难性的影响。由于缺乏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制衡（与西方保守-自由-激进的三分局面不同），“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不断激进化的”历史；“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是受激进主义所主导的”文化；整个20世纪中国的政治地图，就是由文化激进主义这支重彩笔描绘出来的。
在这种批评看来，“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思潮使“五四”不是在学理上认真分析后接受更有恒久价值的俄国人本主义文化，而是热衷于吸收有严重激进主义倾向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以俄国革命为中介，在尚未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情形下，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以阶级斗争学说为主的历史唯物论。“旧民主”被否定；“新民主”突出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民主，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含有的超阶级的共通性和传承性受到践踏。
此外，“五四”反封建专制主义被等同于全面反传统，充满生气的自由精神也就一变而为乖谬的民族虚无主义，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使现代中国人不识古字、不通古文、道德传统沦丧、人文精神失落；以致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惨剧。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等口号所代表的思潮，正是使中国现代与传统文化断裂达七、八十年之久的始作俑者；世界上任何大的文化系统走向近代和现代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遭逢中国这样全盘地革文化命的厄运；这是“五四”以降中国启蒙思潮的又一条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20世纪中国文化危机与思想危机的严重性，乃在于整个地践踏了这个民族源远流长的内在精神。不仅如此，而且五四运动的“科学”、“民主”、“爱国”也受到了质疑：这三者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反复变化，经常是有“爱国”而无“科学”和“民主”；“新文化”的远旨则早已销声匿迹，夭折中绝。
然而，所有这些也并非什么首创性的意见。早在1974年，林毓生就强烈提出了这种意见，他说：“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和持续”，其“直接历史根源”则可以“追溯到1915—1927年‘五四’运动”。他批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全盘反传统”，导致中国文化“断裂”了，后来的灾难都与此有关。林毓生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又重新出现‘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口号，而且发展成非常激烈的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这绝非偶然。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疾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林毓生，第2-3页）显而易见，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股把“文化大革命”和20世纪中国的文化、政治失序都归咎于“五四”的思潮中，始终闪动着林毓生的背影，而那些“檄文”中的不少关键词也只是拾其牙慧而已。
所谓“五四”的“火气”或“怨恨”，则为余英时所诟病。上个世纪70年代初，余英时对“五四”文化精神“反省”之后，深感“怨恨”乃“五四”之弊所在。他说：“笼统地说，‘五四’的缺憾在于：它虽触摸到中国问题的文化根源并表现了中国民族文化的觉醒，可是它对文化问题本身的认识却并不深切，而且其中还夹杂着一片强烈的怨恨之情，阻碍了人们的正确视线！原因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一直处在外有强敌内有国贼的交迫之下，‘五四’运动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已足以说明这种怨恨之情之所自生。文化运动需要长时期客观条件的培育与冷静的理智的指导；而这两点都是‘五四’运动所缺乏的时代背景。因此，我们虽很难有确凿的证据，但却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出这一个具体的结论：‘五四’乃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不但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 —— 西方学者论五四》，第43页）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所谓“五四”激进主义的批评却完全采取了一种激进主义的方式，并且带有某种相互传染的集体躁狂症的特征。虽然任何反思都不会对反思对象保持一种绅士般的温文尔雅，但是这种近乎集体躁狂症的介入却使反思本身变得十分可疑，而且，当这种反思被冠以“学术”或“学理”之名时，它就更为可疑。正因为如此，在这样的“反思”下，“五四”几乎成了一座“奥吉亚斯的牛圈”。然而，透过语词的密林，人们看清楚了：并不是五四运动是“奥吉亚斯的牛圈”，而是某些研究者的观念以及他们的研究才真正是那座牛圈。
因为“五四”对于传统文化的批评无论多么强烈，都不是一种“怨恨”或情绪的宣泄，而是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深刻反映。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严重时刻，传统文化的安魂曲变得软弱无力，无法满足时代的需求，必须另寻出路，而这种出路也绝不取决于文化投资商精明的小算盘上拨出的成本核算。离开这个历史的基地，文化也就脱离了它的社会内容，成为一种空洞的想象和推论。事实上，关于“五四”的许多文化评论都属于这种空洞的想象和推论，一种隔岸观火的轻浮之言，无论如何哗众取宠地卖弄事后之智，其实都不过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一锅“朗福德式的淡而无味的杂碎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页）。
当然，这些对于历史的评价其真实兴趣并不在于历史本身。这股思潮中的一位文化评论者揭示了其中的秘密，他说：改变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态度，是为了改变对现实状态的评价态度。这就很清楚了：历史不过是某种近切的政治寓言；他们不过是借传统文化复兴的契机，通过文化观念的批判，完成对历史的清算，以为自由主义开辟现实的道路。对激进改革与革命的否定和对渐进改革的肯定以及对自由主义的那份钟情，恰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种自由主义将会如何呢？可以从“五四”以后的自由主义那里找到答案。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说：“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没有抓住为他们提供了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于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都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标准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用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格里德，第37页）有鉴于此，这种自由主义最终可能会以“笑剧”的形式出现。
四、五四运动：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
1969年，在五四运动50周年之际，本杰明·史华慈曾说：“自1919年至今，‘五四’已逝去半个世纪，但是把握五四运动的真实意义并未变得更为容易。”（《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 —— 西方学者论五四》，第1页）2009年，在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将近半个世纪又已逝去，史华慈的上述论断仍然具有意义。这是因为，五四运动既是一段历史，又是一种现实；它的意义既来源于那段历史，同时也来源于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历史不断进入现实，现实也不断回望历史；历史与现实、现实与历史，就是这样走到一起，共同决定着一个民族的高度和空间。
“五四”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个思想运动，也不仅仅在于它是一场文化运动，而完全在于它是中华民族认识自己（从“天朝”的迷幻中警醒）、把握世界（从“公理”的美梦中觉悟）的开端，是中华民族从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这个双重坐标中确立自己、发展自己的开端。形势已经认清，任务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辟，而科学、民主、爱国、自由、思想解放、文化创新等等，不过是这条道路的具体展开。它是多义的，但从来都不是含混的。历史和现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这个伟大的转变，用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的话说，就是：“中国改换了方向。”（《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4页）这也是中国思想、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伟大转变。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同上）怎么办？“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并逐步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创建新的革命政党，与群众结合，使近代以来救亡与启蒙的时代主题获得了新的展开。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过程，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它使中国近代思想有了归宿，使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立足点，也使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有了方向、动力和现实的内容。（参见近藤邦康）中国人真正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自己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新世界观来考察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探寻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推进了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正如《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总序”所言：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先行学术、思想、文化的重新估定。每一次重新估定不仅带来社会科学一次大的飞跃，而且带来一场普遍的思想解放，更带来民众素质的一次广泛提升。第一次是对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内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传统经学乃至传统儒学的重新估定；第二次是对中国人曾经热切憧憬过的17、18世纪以来的西方学术、思想、文化以及西方主要国家发展模式的重新估定；第三次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并成为国家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一百年来的三次重新估定，每一次都为中国构建起一个新的知识系统，新的概念、范畴、话语乃至范式体系，给中国的救亡图存，给中华文明的转型，给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方案。中国社会科学也由此走向社会，走向民众，渗透到人们的整个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之中，渗透到社会制度的全面变迁之中。（尹继佐、高瑞泉主编）这三次转型中，“五四”都起到了巨大作用。在每一次巨大的历史变迁以及对于这些变迁的思考与选择中，都能看到“五四”精神的光辉。这就是“五四”的伟大传统，也是“五四”最伟大的精神遗产。
纪念“五四”，就是要消化和继承这笔遗产，发扬“五四”的伟大传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争。正因为如此，人们说，“五四”并不是悠远的历史回声。但是，纪念“五四”决不能忘记重温历史。尤其是当这段历史遭受新的磨难时，就更加应当如此。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而“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2页）因为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淘空了历史等于毁掉了一个民族的根基；而一个民族的根基毁掉之后，它就会漂泊无定，无所适从。苏联解体的一个诱因或序曲，就是有人颠覆了一段悲壮的历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在一次演讲中泄露了天机，他说：“……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转引自雷日科夫，第3页）杜勒斯的自白与前引迈斯纳的告诫一样发人深省。先哲告诫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对手，他们最善发现我们的弱点。所以，我们要守护自己的历史：守住了历史，也就守住了未来；不要再轻视历史，自我践踏，变成庸人或儍子。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这个时刻与90年前的“五四”时代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我们仍在路上。在这个时候，纪念“五四”，重温“五四”，尊重并珍惜我们的历史，认清世界和我们自己，就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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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 —— 西方学者论五四》，1989年，王跃、高力克 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五四与现代中国 —— 五四新论》，1989年，丁晓强、徐梓 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尹继佐、高瑞泉 主编，2005年：《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策纵，1996年：《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