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后哲学的哲学问题
“后哲学”的第一层意义当然是对“哲学”的超越，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的终结”。因此，所谓“后哲学”即“后形而上学”，就等于“后存在学”和“后神学”的二元结合体。但另一方面，“后哲学”也意味着“哲学”的全面胜利，它的根本标识是由技术组织起来的全球世界文明的形成。从这个意义讲，“后哲学”时代就是一个“最哲学”或“泛哲学”的时代了，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就全都具有了“哲学”特性。这样一个普遍“哲学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何种思想课题呢？
“后哲学”的第一大主题是哲学批判或形而上学批判。“后哲学”的前提性使命仍旧是解构性的，因为我们正处身于一个“哲学完成”即“哲学全面胜利”的时代，因为“哲学”传统无所不在的巨大板结作用规定了人类的实存状态和形势。在“后哲学”时代里，“哲学”本身最成问题了。“后哲学”的思想的一个基本主题就在于“哲学”本身，即在于“后形而上学”或者“形而上学批判”。在这个处于“后哲学”之“转向”的时代里，“哲学”本身前所未有地受到追问。如我们所知，现代欧洲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批判起于19世纪中期的基尔凯郭尔和马克思等哲人，在20世纪蔚然成风。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形而上学批判多半与形而上学重建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是以形而上学重建为目标的，因此带有不彻底性，那么，20世纪下半叶的形而上学批判就有了更纯粹的“后形而上学”意义了。可以预期，“哲学批判”仍旧是新世纪世界哲学的思想任务，同样又是一个交互文化的课题了。
“后哲学”的第二大主题是文明对话或交互文化沟通。20世纪，全球市场－经济共同体日趋成熟，全球化进程的步伐日益加快。“哲学”越来越渗透和扩张到全球范围内。世界已然成为“这一个”为“哲学”所规定的世界。人类走向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同”。人已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了。另一方面，世界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日益剧烈，并成为一个根本难题，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呼声日益高涨，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愈演愈烈，基于种族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暴力日益升级。因此，在“这一个世界”里，如果有一种全球哲学（世界哲学）的话，它的首要任务当是交互文化沟通和对话。必须看到，“文明对话”这个主题首先要落实到“哲学”面上，它根本上就是一个哲学的课题。当代德国哲学家赫费在把“交互文化商谈”（interkulturelle Diskurse）确立为全球化时代哲学的第一任务之后进一步指出，在这种“商谈”中最根本的课题是哲学的性质问题，即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是否哲学不仅起源于希腊，而且也维系于希腊文化的特性？除希腊－欧洲哲学外，是否还有非欧洲的哲学，如亚洲的、非洲的、伊斯兰的哲学？
“后哲学”的第三个主题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可能性的筹划。人（个体、集体、共同体）如何可能自为而互为地过上一种美好的和公正的生活？人的问题，人的美好生活的可能性问题，固然是任何时代的哲学或思想都要关心的，但在“后哲学”时代里这个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和尖锐了。今天，个体认同（同一性）成了最大的现代性难题。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局面：一方面是通过现代技术的人类“普遍化”（世界化）趋向，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性平均化和普遍化，而另一方面则是日益加强的“个体化”（个体认同）的诉求。人如何可能过上一种美的、好的、公正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乃是题中之义。然而，也许我们同样得记取尼采给出的一个警示：正是对幸福生活的过度关怀（尼采讥之为“可恶透顶的幸福要求”）败坏了早期希腊哲学，毁掉了悲剧时代的希腊文化。尼采的意思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于人类美好生活的可能性问题，仅有政治－伦理层面的关注是不够的。需要有一种“后哲学的思想”关照后哲学的人类文化的困局。后期海德格尔一直在寻求一种既非理论的又非实践的、而是超出两者之分的本源性“思想”。但这种“思想”到底具有何种品质？它的严格性何在？它的非理论性质如何担保它的自律和意义？它的非实践性质又如何可能为它提供对于人类实存的有效性诉求？凡此种种，按我的理解，正是后期海德格尔的最大困惑所在。
后哲学的“思想”虽然是非形而上学的，但仍旧必须取得一种高位或深度，一种“准形而上学的”高位或深度。因为其一，一种美好生活的可能性的筹划不能仅仅取得或仅仅具有政治－伦理的基础。其二，这种“思想”面对的是一个被“哲学－形而上学”所规定的普遍技术化的现实，对此现实的反省和把握不能仅仅是政治－伦理维度上的；更准确地说，对此论题的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的探讨是完全必然的，但又是不够的。其三，也许最重要的一点，人类今天面临的危机可能是极端的、终结性的——人类可能正处于“完成”阶段，必需有一种透彻的、全局的、深沉的思想。
对于现代文化和人类实存的形势，我在此试图借助于尼采，提出一个“文化失控”的命题。现代人类早已处身于一种“文化失控”的状态中了。所谓“文化失控”意思就是说：现代文化失去了应有的节制，或者说，已经失去了自控的能力，不再有均衡协调的发展。现代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放肆无度的文化。毫无疑问，现代文化的“失控状态”是由现代技术工业带动起来的，它是现代欧洲技术工业文明的一个本质后果。它在20世纪得到了全球性的展开。现代技术借助于工业－商业构成了一种不断加速的社会刺激。一切都在技术的强力激励下飞速运转起来。而一种制衡的力量付诸阙如。
无论如何，后哲学的思想的前景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直面技术困境和价值虚无这两大现代性难题，或者说，在文化失控的时代现实里，它是否能够构成一种下降的、低沉的、持守的、节制的、坚实的力量。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