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波】《刘子遗书》及《刘子全书》考
刘蕺山为明末大儒，明亡后绝食而死，可谓明季完人。但在他殁后，其遗书的编纂、刊刻过程却颇漫长、曲折，日本学者冈田武彦 先生曾就《刘子全书》及《遗编》的成书过程进行过梳理，但冈田 先生的有些观点尚值得进一步探讨。[1]
壹
顺治乙酉（1646），蕺山临绝，嘱其子刘汋「弗请作葬文，勿刻文集」。[2]刘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确遵循了父亲的遗训，并没有刊刻蕺山文集，不过他一直在从事父亲遗书与《年谱》的编辑工作。
顺治辛卯（1651）六月，刘汋完成了《年谱》，即《先君子蕺山 先生年谱》。[3]大约在这一年前后，他也将蕺山遗稿整理成文集。[4]康熙甲辰（1664），刘汋去世。直到他去世前，无论是他所编辑的蕺山遗书，还是蕺山遗书的原稿都没有刊刻。一方面，是由于蕺山遗书卷帙浩繁，刊刻需要花费很多钱，他无力支付[5]；另一方面，也跟他审慎的态度有关系。据邵廷采<贞孝先生传>说，曾为蕺山门生、后入清廷做官的王尔禄，在蕺山绝食殉国以后，往吊蕺山，刘汋（同门私谥曰贞孝），拒而不见。王尔禄又赠三百金，「辞曰『梓遗文』，（刘汋）固辞弗受。」并答曰：「出处殊致，无苦相求」。[6]蕺山高弟陈确也曾在一六五二向刘汋请求蕺山遗书的副本,并表达了与同人刊刻遗书的愿望，遭到了刘汋的拒绝。[7]蕺山的另一高弟吴蕃昌（字仲木）也曾有志刊刻蕺山文集，但是由于年寿不永，顺治丙申（1656）年即辞世，所以也未能如愿。[8]直到刘汋临终前的晚上，他还「出箧中稿嘱诸子曰：『大父文，千古圣学所寄，勿漫示人，俟可梓行世。』」[9]可见他对于遗书的刊行是非常慎重的。
贰
刘汋去世后，康熙六年（1667）年九月，在蕺山正命，证人讲席停止后之二十余年，黄宗羲与同门友姜定庵、张奠夫等重开证人书院，并同修蕺山遗书。[10]照黄宗羲的说法，他们同修蕺山遗书应该是在一六六七年，但是蕺山遗书刊刻的确切时间应该是在去年，即一六六六年。其中还牵扯到吕留良与黄宗羲之间的小小恩怨，王泛森 先生对此有专门的考证，可以参看。[11]不过王 先生说：「此书书名不详，目前也未能寻获」，却是未能详考。实际上该书的书名就叫《刘子遗书》。证据之一就是<董吴仲墓志铭>中所说的「修遗书」。其次，《四库全书》收录了《刘子遗书》，[12]其提要说：「臣等谨案，《刘子遗书》四卷，明刘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抄》已著录，是编凡《圣学宗要》一卷，载周子《太极图说》；张子《东铭》、《西铭》；程子《识仁说》、《定性书》；朱子《中和说》、王守仁《良知问答》等篇，各为注释。盖本其友人刘去非《宋学宗源》一书而增益之，加以诠解，改为今名。《学言》三卷，则宗周讲学语録，其门人姜希辙所刻。」其三，据王泛森说，在该书的后面，吕留良被与黄宗羲的门人列在一起，作为校对者，这让吕留良大动肝火。而据今人卞僧慧所作的《吕留良年谱长编》记载：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子刘子遗书》三册，计《子刘子学言》三卷；《圣学宗要》、《易经古文钞义》、《周易古文钞》三卷。每卷之末，有「学人姜希辙校刻」、「后学吕留良同校」。其余同校者有张履祥、姜垚、高閗魁、学人黄宗炎、徐辕缙、万斯选、吴之振、黄百家、吴尔尧。《周易古文钞系辞》卷末「后学吕留良同子公忠校」。[13]
且据卞僧慧说，该书卷首有姜希辙的序，序文末题「其校雠则黄宗炎、高閗魁、吕留良、陆嘉淑分任之。学人姜希辙识。时康熙丙午秋日也。」[14]
由上述内容可以判断，这个六卷本的《子刘子遗书》应该就是<董吴仲墓志铭>中所说的「遗书」。但是姜希辙的序文和卞僧慧的按语中并没有提到黄宗羲参与「修遗书」。明白说出这一点的是吕留良，他在<与姜复高书>中说：「去岁委刻刘念台先生遗书，其裁定则太冲任之」。
不过，四库全书所收《刘子遗书》与清华大学所藏《子刘子遗书》卷数并不相同。清华大学所藏为六卷，比《四库全书》所收《刘子遗书》多出《易经古文钞义》、《周易古文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八·易类存目》著录了《周易古文钞》，共二卷，为浙江巡抚采进本。如此，《刘子遗书》的四卷加上此两卷恰好符合《子刘子遗书》六卷之数。又据前文《四库全书·刘子遗书提要》「周易古文钞已著录」的说法，可以判定《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最初见到的《刘子遗书》应该包括此两卷《周易古文钞》。只是由于《周易古文钞》似乎也有单行本，已经先行著录，故而四库本《刘子遗书》不再重复著录。[15]还有一个有力的左证就是：清人范鼎所辑的《广理学备考》中收录了《刘念台集》，在该书末后范鼎云：「《学言》、《圣学宗要》、《古易钞》三种书为一书，得之魏环溪先生。」而且在该《刘念台集》中收录了姜希辙之序，可证《刘子遗书》最初应包括三种书，当与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本子为同一种刻本。
值得注意的是，今存董玚编次的《刘子全书》在「裒纂」部分收有《周易古文钞》，不过是将其析为上、中、下三卷，并没有将《易经古文钞义》单独列为一卷，而是将其包含在《周易古文钞》上卷之内，且前有<易经古文钞义小引>。这一部分总论河图、洛书及六十四卦方圆图及卦变图等。同时还包括《周易》「上经」经文及其解释，且「上经」前有<周易古文钞序>。中卷为「下经」。下卷则包括《系辞》、《说卦》、《序卦》。根据两个「小引」来判断，将此三卷《周易古文钞》析为《易经古文钞义》和《周易古文钞》也是合理的。而据卞僧慧的叙述，在清华大学所藏《子刘子遗书》中，《圣学宗要》与《易经古文钞义》、《周易古文钞》合起来为三卷。如果说《圣学宗要》为一卷的话，《易经古文钞义》、《周易古文钞》当为二卷。很可能，清华大学馆藏的《子刘子遗书》就是根据「小引」而将三卷本析为两卷，即一卷为《易经古文钞义》，一卷为《周易古文钞》。这样也符合上述「浙江巡抚采进」的两卷本之说。不过，《四库全书》著录的两卷本虽则名为《周易古文钞》，但实际上也包括《易经古义钞义》。笔者未曾见到清华大学所藏《子刘子遗书》，姑作上述推测。此外，今《四库存目丛书》收录了《周易古文钞》，系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初姜希辙刻本，不过为四卷本。这说明，姜希辙所刻《周易古文钞》有两种本子，一种收入《子刘子遗书》，是两卷本；另一种则为四卷本的单行本。[16]
叄
真正开始刊刻《刘子全书》应该是康熙二十三、四年以后的事情，吴杰在〈重刻刘子全书序〉中说：
蕺山刘 先生遗书，自康熙乙丑、丙寅间太仓王公掞始刊于山阴，时蕺山高弟梨洲黄子尚在，与姜、董二子即伯绳原本校而行之，凡四十卷。[17]
这次刻书的确切时间应该在康熙二十六年，即一六八七年。黄炳垕所作《黄梨洲 先生年谱》说：「二十六年丁卯，公七十八岁。王颛庵（引者按，即王掞）督学，刊《刘子文集》。」[18]对于此次刻书，应该没有疑问。问题在于，此次所刻《全书》所用底本是谁编校的？以及这个刻本和今天我们看到的董玚编次的《刘子全书》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日本学者冈田武彦曾写了<刘子全书及遗编的成书>一文，文中说：
其后，太仓王颛庵（掞）始于山阴刊行，即四十卷本，是在康熙二三年间（一六六三－一六六四）（引者按，此处误，应为康熙二十三、四年，即一六八四－一六八五年）出版的，系黄梨洲（宗羲）与同门董无休（玚）、姜二滨（希辙）一起，依据伯绳原本，取其家藏底本、草稿、录本而逐一校勘，有不同之处则以手迹为据而加以编纂。这个黄氏校本，即王氏刊本。嘉庆年间，沉默斋（广宁）（引者按：「沈」误，当为「陈」）在福建重刻之。据说这个版本只是在闽流传而流行不广。
其后乾隆十七年（1752），雷翠庭（鋐）在念台家求得遗书而重刊之，但这是简略本，即二十四卷本。《四库全书》开馆之时，而以十七卷刊行。当时王氏刊本流传范围很狭小，仅雷氏刊本得以传播。现在流传最广的是董无休的重订本。凡语类十三卷，文编十四卷，经术十一卷，附录、行状、年谱各一卷，计四十卷。据说，此本比黄氏校本更为详密。[19]
从这两段话来看，康熙二十三、二十四年间的王颛庵刻本，其底本是由黄宗羲和董玚、姜希辙三人共同编校而成的，这个本子被称为「黄氏校本，即王氏刊本」。（以下我们简称「黄校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嘉庆间，陈默斋的重刻本是以「黄校本」为底本重刻的。其三，董无休另外有一个重订本（以下简称董校本），该本流传较广，比「黄校本」更为详慎。
综合这三点，冈田先生似乎认定：王颛庵在一六八七年所刻《全书》与董氏所订《全书》是两个本子。[20]
冈田 先生的上述结论的文献依据是什么呢？我们检阅相关的文献，发现冈田 先生的这两段文字部分是依据了吴杰的〈重刻刘子全书序〉，部分参考了杜春生的<刘子全书遗编抄述>以及黄宗羲所撰<刘子全书序>。我们可以列一个表来将冈田 先生的说法与这三序的内容作一对比：（表格见下）
冈 其后，太仓王颛庵（掞）始于山阴刊行，即四十卷本，是在康熙二三年间（一六六三－一六六四）（引者按，此处误，应为康熙二十三、四年，即一六八五－一六八六年）出版的，系黄梨洲（宗羲）与同门董无休（玚）、姜二滨（希辙）一起，依据伯绳原本，取其家藏底本、草稿、录本而逐一校勘，有不同之处则以手迹为据而加以编纂。这个黄氏校本，即王氏刊本。嘉靖年间，沉默斋（广宁）（引者按：当为陈默斋）在福建重刻之。据说这个版本只是在闽流传而流行不广。 其后乾隆十七年（1752），雷翠庭（鋐）在念台家求得遗书而重刊之，但这是简略本，即二十四卷本。《四库全书》开馆之时，而以十七卷刊行。当时王氏刊本流传范围很狭小，仅雷氏刊本得以传播。现在流传最广的是董无休的重订本。凡语类十三卷，文编十四卷，经术十一卷，附录、行状、年谱各一卷，计四十卷。据说，此本比黄氏校本更为详密。 | 黄宗羲所撰<刘子全书序>： 王颛庵先生视学两浙，以天下不得睹先师之大全为恨，捐俸刻之。东浙门人之在者，羲与董玚、姜希辙三草，逐一校勘。有数本不同者，必以手迹为据，不敢不慎也。[21] 吴杰〈重刻刘子全书序〉： 蕺 杜春生<刘子全书遗编抄述>： 《刘子全书》四十卷，子之高第弟子会稽董无休隐君（玚）编订。……其本春生向得一故家，间有残蚀，同里沈霞西处士（复粲）亦得一完足本，即嘉庆中吾邑陈默斋总镇（广宁）刻于福建之底稿也，系康熙间王颛庵相国（掞）为两浙学使时鉴定，惜陈刻不着董氏编次姓名，其版留闽，致流传未广。[23] |
在这三个序当中，冈田先生得出上述结论的主要依据似是吴杰和杜春生的序。根据杜春生的序，冈田先生似乎把陈默斋在福建的刻本看成是以王掞一六八七年的刻本（即「黄校本」）为底本刊刻而成的。并据此序文说「当时王氏刊本流传范围很狭小，仅雷氏刊本得以传播。现在流传最广的是董无休的重订本」。问题是吴杰的序存在可以怀疑的地方：根据上面表格内的引文，一方面他似乎并没有见过黄宗羲所校、王颛庵所刻《刘子全书》，因为他说：「盖王颛庵始刊之《全书》，传布未广，而翠庭本乃独行也。杰曩得《南雷文定》，读其序刘子之文而慕之，欲访者有年矣。岁丙寅，家大人自湘楚旋里，得见无休董氏重订本」。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董编本《全书》「视梨洲所校更加详慎」，似乎他又见过黄氏所校《全书》，让人颇为不解。冈田先生大概是根据「视梨洲所校更加详慎」这句话，才说「据说，此本比黄氏校本更为详密」，此其一。其二，吴杰见到的董玚「重订本」，似乎是可以理解成是董玚对「黄校本」进行重新修订后得到的本子，冈田先生似乎是这么理解的。
这三条证据的确似乎都在表明：「黄校本」与「董校本」的确是两个本子。尤其是吴杰所说的「视梨洲所校更加详慎」这句话，更让人感觉无可反驳。但是，照冈田 先生的理解，陈默斋的刻本是依据「黄校本」重刻的，那么按照这种说法：陈默斋刻本与「黄校本」内容是一致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断：如果陈默斋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内容与今存的道光十五年（1835）董玚刻本内容不一致的话，则「黄校本」与「董校本」的确是不同的本子。庆幸的是我们还能看到嘉庆本和道光本。道光本比较普遍，嘉庆本则存本较少，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藏有一个影印本。我们将其与道光本对比，发现两本除了个别容易讹误的字词以外，内容完全一致。那么照此进一步推论：「黄校本」与「董校本」内容也是一致的，这样何来董玚「重订本」「视梨洲所校更加详慎」？吴杰这句话岂不是大有问题？笔者推测：也有可能，吴杰在读了黄宗羲《南雷文定》中所收录<先师蕺山 先生文集序>后[24]，误认为黄宗羲曾另外校过《刘子全书》。他因仰慕蕺山的为人，而多方搜求此本，但是没有寻获。后来他的父亲从湘楚归来，他才得到董玚所辑《刘子全书》，见其中校勘精详，一字一句丝毫不苟，所以推测董玚编次的《刘子全书》「视梨洲所校更加详慎」。也就是说，他也曾以为另外有一个与董本内容有差异的「黄校本」。第二个困难是如何理解「重订本」？一种理解是，此「重订本」是对于「黄校本」的「重订」。这个说法似乎站不住脚，因为董玚在〈刘子全书抄述〉中叙述了他编次全书所依据的底本，其中根本没有提到「黄校本」。其次，上面我们已经知道，嘉庆本是以「黄校本」为底本的，嘉庆本与「董校本」内容完全一致，谈何「重订」？那么，此「重订」只能理解为是对刘汋编辑的《刘子全书》进行的「重订」。
其三，冈田 先生对于杜春生序中的那段话理解也是含混的。照他的意思，他似乎是认为陈默斋的刻本是对「黄校本」的重刻，因为杜春生的序中的确也说了「同里沈霞西处士（复粲）亦得一完足本，即嘉庆中吾邑陈默斋总镇（广宁）刻于福建之底稿也，系康熙间王颛庵相国（掞）为两浙学使时鉴定」。乍一看，这个「完足本」是王颛庵督学两浙时所刻，如果认定那次所刻的本子为「黄校本」的话，自然似乎也有根据。而且，这样也似乎支持吴杰的说法，即，吴杰也可能见到「黄校本」。但是，对于杜春生序中的那段话，我们认为应该这样理解：杜春生从一故家那里得到了董玚编订《刘子全书》的一个残本，同时，他的同里人沈霞西得到了董编《全书》的一个足本。沈霞西得到的这个本子是嘉庆年间陈默斋在福建刻本的底稿，是康熙间王颛庵视学两浙时所鉴定。可惜这个本子没有著录董玚的姓名编次，且其版留于闽，致使流传不广。尤其是「惜陈刻不着董氏编次」这句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翻阅嘉庆陈默斋刻本，其内容与董玚刻本几乎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董本在每卷开始都注有「门人董玚编次」，而陈本则改为「陈默斋校刻」。由此可以确定，杜春生这句话就是指与董玚编次的本子所进行的比较。而杜春生又肯定说，「系康熙间王颛庵相国（掞）为两浙学使时鉴定」。可见，董玚编次的本子应该也是在康熙年间王颛庵督学两浙时候所刊刻。
清人耿文光在《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中，对杜春生此序的理解也与我们相同。[25]这样，就会引出一个结论：「董校本」与「黄校本」都是由王颛庵督学两浙时候刊刻的。那么他们到底是一是二呢？
我们的看法是，王颛庵在一六八七年督学两浙时的刻本，即「黄校本」，就是董玚编次的本子，不存在另外一个已经失传的「黄校本」。
首先，王颛庵在康熙二十六年任满调职，离开浙江。所以他 「鉴定」董玚所编《刘子全书》应该在此之前[26]。既然他在刊刻《刘子全书》时，已经得到了董玚编订的本子，这个本子又很「详慎」，他没有理由不用这个本子，而去采用一个较差的本子（即「黄校本」）作为底本。
其次，除了吴杰序中提到 的「黄校本」以外，其它的刘子遗书序都只提董玚的编订本。更值得注意的是，刘耀麟在《蕺山文粹缘起》中说：「先忠介公遗稿经高弟董无休先生编为《刘子全书》，康熙乙丑、丙寅间，太仓王相国颛庵刻于山阴。」[27]照刘耀麟的看法，王颛庵在康熙乙丑、丙寅间所刻的《刘子全书》就是董玚所编次。这个说法同杜春生的序也是一致的。因此很有可能，并不存在另外一个「黄校本」。
第三，日本学者桑原忱在《刘蕺山文抄序》中说：「《蕺山文集》四十卷，涉经义者十之七。」[28]根据冈田武彦 先生<刘子全书及遗编的成书>一文的叙述，道光二年（1822）年，王宗炎所刻的董玚编订本《全书》曾传入日本，被收入日本内阁文库中。[29]桑原忱的序末云：「文久二年岁次玄默阉茂，冬十有一月，就峰逸人桑原忱撰。」据《刘宗周全集》的编纂者注释，文久二年即一八六三年，此时道光本《刘子全书》已经刊出。[30]由此判断，桑原忱所说的《蕺山文集》，应该就是萧山王宗炎所刻的董氏编本《刘子全书》。按照桑原忱的说法，似乎《刘子全书》又被称为《蕺山文集》。黄宗羲也曾写过一篇〈先师蕺山 先生文集序〉，其内容与今存董玚编订本《全书》所收黄宗羲序内容完全一致。不过在《全书》中，该序题名为〈刘子全书序〉。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先师蕺山 先生文集序〉应该就是黄宗羲为董玚编次的《全书》所作原序，而非后人重新编《全书》时才加进去的。另外，〈刘子全书抄述〉中还记载了黄宗羲给董玚信中的一段话，其文曰：「先师文集，曾订正完否？发刻亦有端绪否？当日阳明《文录》，其弟子皆天下之才，营之十年而后成。今老兄以一人之力，从几番淆乱之后复其真本，有功于师门也大矣。」[31]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也称董玚正在抄录、校勘的蕺山书稿为《文集》。[32]这封信不见于今本《黄宗羲全集》，写这封信的确切时间也难以确定。不过可以肯定，此信应写于一六八七年刊刻《刘子全书》以前。因为，如果此信写于一六八七年以后，此时《刘子全书》已经刊出，除非一六八七年所刊刻的《刘子全书》是董玚一个人编订的，否则就不能说「今老兄以一人之力，从几番淆乱之后复其真本，有功于师门也大矣」。而承认一六八七年的刻本系董玚一个人编订，而该信又写于一六八七年以后，就会与「发刻亦有端绪否」相矛盾。所以，此信只能写于一六八七年以前。我们推测这封信可能写于康熙二十三到二十六年之间，也就是王颛庵视学两浙，刻《全书》之时。如果将此信写作时间定得过早的话，到1687年，董氏编订本应该已经完成，既然董本很「详慎」，黄宗羲校订《全书》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再「依伯绳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了。黄宗羲和董玚关系不错，理应了解董玚所做的工作，但他在<先师蕺山 先生文集序>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黄氏此信可能就是有关一六八七年刊刻《刘子全书》之事的。信中提到的《文集》就是《先师蕺山 先生文集》，它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刘子全书》。黄炳垕在《黄梨洲 先生年谱》的「七十八岁」条中记载黄宗羲「有<刻子刘子全书启>，见未刻稿」，可以证明当时黄宗羲的确交替使用《文集》和《全书》的叫法。[33]
另外，照上面〈先师蕺山 先生文集序〉中这段话的叙述，此次校订《刘子全书》所依据的材料有「伯绳的原本」、「家藏的底草」。而董玚在《刘子全书抄述》中也叙述了校勘的文献依据：
《刘子全书》初止一本，多用故纸背写成册。昔温公日记八九纸，草稿，间用故牍，又十数行别书牍背，往往剪开粘缀。横浦笔用秃，纸用故纸。《全书》稿颇似之。中间多子亲稿，有改抹重复，字几不可认。此底本也。后有两本，一即底本，子之孙子本名茂林授瑞生缉录者；一为录本（名文录、广录），传属子嗣君伯绳氏汋编订，孙子志名士林藏之。[34]
董玚所依据的本子也是「伯绳原本」（即「录本」）和「家藏底草」（即「底本」），同时还参考了一些零散刻本和个人私抄。董玚在编次《全书》时，也是在几个本子不相同的情况下，必以手迹为据。所用文献相同，编订原则一致，编订时间又恰好重合，如果不是指同一次的工作，就不好解释了。
还有一条最有力的证据，即，董玚在〈刘子全书抄述〉中说：「今子辞世四十一祀，徒从所藏锓本及底本、录本与私抄，并搜取旧人私录零稿一二，粗为讨次，其有愧于朱、王之门多矣。」按：蕺山于顺治乙酉（1645）绝食殉国，下推四十一年，即为一六八六年,董玚此时完成了抄述，该时间恰好是刊刻《刘子全书》的前一年。由此可以推断，今存董编《全书》之底稿就是此次刊刻的底稿，这也照应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陈默斋刻本之底稿。据杜春生说该底稿是「王颛庵鉴定」，也就是说，王颛庵刻《刘子全书》时，用的是董玚编订的稿本。后来此稿本或其刻本被陈默斋得到，又在福建重刻，这个刻本即嘉庆十三年刻本。
到此为止，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康熙二十五年所刊刻的《刘子全书》，是王颛庵捐俸，黄宗羲发起刊刻的[35]，姜希辙也参与了此次事件。不过我们认为，这次实际负责编订《全书》工作的是董玚一个人，这也照应了前面黄宗羲信中所说的话：「今老兄以一人之力，从几番淆乱之后复其真本，有功于师门也大矣」。
董玚留意编订刘子全书是很早的事情，据邵廷采《思复堂文集》载：董玚「既国变，遂弃举子业，斲发、假淄衣，雠录《蕺山刘子全书》。」[36]因此，王颛庵刊刻《刘子全书》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了却自己心愿的机会，故而由他来负责《刘子全书》的实际编订是合情理的事情。
肆
以上我们主要考察了《刘子遗书》和《刘子全书》的编辑及刊刻情况，我们得出了两个结论：一、《刘子遗书》并没有丢失，而是被收于《四库全书》中。《刘子全书》最初是在1666年，由姜希辙所刊刻，系六卷本。《四库全书》所收的四卷本只是初刻本《子刘子遗书》去掉两卷《古易钞义》后剩下的部分。二、《刘子全书》则刻于1687年，黄宗羲、姜希辙参与了那次事件，但是编辑《全书》的工作主要是董玚负责的。并不存在与该本不同的所谓的“黄校本”，“黄校本”就是“董校本”。后来，陈默斋在嘉庆十三年刻的本子以及道光年间王宗炎刻本都是以董玚编次的本子为底本的。
当然，刘子遗书的编纂还存在一些其它需要梳理的地方，比如刘汋去世前，他和陈确、张履祥、吴蕃昌修订遗书和蕺山年谱的详细情况，以及蕺山年谱的流传、重新刊刻的过程，都值得仔细探讨，只好留待以后了。
【注释】
[1] 冈田武彦：<刘子全书及遗编的成书>，戴琏璋、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五册，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页814－816。（以下《刘宗周全集》简称《全集》）冈田先生的一些观点，我们在下文将会提到。
[2] 见<蕺山先生行实>，《全集》，第五册，页706。
[3] 《全集》，第五册，第530页，刘汋所辑《年谱》后有「顺治八年辛卯六月上浣之日，不孝汋泣血百拜书」的题款。
[4] 关于刘汋所整理的蕺山遗书的最早记录见于陈确的<别刘伯绳序>，在该文中陈确说：「当事者知其贤而访之，则弗见；闵其穷而馈之以金，弗受；求先生之遗书而梓之，固弗予。确拜而请之，则尽出以示之，洋洋十万余言，已装潢成帙矣。」陈确此信作于康熙癸巳（1653），而上述陈确见到遗书的事情发生在上一年三月，即康熙壬辰（1652）三月。从信的内容判断，这时刘汋已将蕺山遗书整理成帙，但是据陈确说，此遗书只有十余万言，如陈确所言不虚的话，该书当只是蕺山遗书的一部分。刘汋在此后当又陆续补充了很多内容，因为据说刘汋手定后的《刘子全书》尚有百余卷，当不止十馀万言。（陈确：《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235。）
[5] 刘汋曾「手辑忠正公遗书数百卷」 （<世谱>，《全集》第五册，页647），据《四库全书总部提要·子部六·儒家类》中《刘子节要》提要说，刘汋手订以后的《刘子全书》还有百余卷，可见数量的确很大。要刻数量如此众多的文集，的确经济上有困难。汋子刘世林也曾说：「呜呼！惟我先大父蕺山先生所遗言行文章，皆我先考所纂辑，而卷帙浩繁，苦无资斧，未得刊行」，由此可见一斑。（<蕺山先生行实>，《全集》（五），页654。）
[6]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141。
[7] 陈确：《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396，「岁壬辰（1652）二月，确与澉湖吴蕃同受先生遗集以归」。同年在《别刘伯绳序》中陈确说：「确请其副以归而卒业焉，而徐某梓于同人，则弗许。」（《陈确集》，页236）。
[8] 《杨园先生全集》，页295，<与吴裒仲>说：「先师集，仲兄有志成之而竟不及。」吴裒仲为吴蕃昌之弟，「仲兄」指的就是吴蕃昌。吴蕃昌曾参与刘汋编纂蕺山遗书的活动。刘汋完成蕺山遗书的编辑，当在1653年以前，所以此处的「有志成之」，当为有志刊刻蕺山遗书。
[9]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贞孝先生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页141。
[10] 黄宗羲在<董吴仲墓志铭>中说：「先师立证人书院，讲学于越中，至甲申而罢讲；后二十四年丁未，余与姜定庵复讲会，修遗书，括磨斯世之耳目。」（《黄宗羲全集》，第十册，页453。）黄炳垕的《黄梨洲先生年谱》也在丁未条中说：「子刘子讲学于证人书院，正命之后，虚其者二十余年。九月公与同门友姜希辙、张奠夫应鳌复为讲会。」
[11] 见王泛森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页267之考证。
[12] 这个问题，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锺彩均先生在《〈四库全书〉刘宗周著作初探》一文中已经辨明，本文在这里只是基于一些另外的材料做一补充。（见《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三卷，第二期，页75。）
[13] 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页152。同时，康熙丙午即一六六六年，也可证《刘子遗书》刊刻的时间。
[14] 同时在清人范鼎所辑的《广理学备考》中也收录了《刘念台集》，在该书末后范鼎云：「《学言》、《圣学宗要》、《古易钞》三种书为一书，得之魏环溪先生。」而且在该《刘念台集》中收录了姜希辙之序，可证《刘子遗书》最初应包括三种书，当与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本子为同一种刻本。
[15] 四卷本的《刘子遗书》在清初就已经存在，明末清初黄虞稷所著《千顷堂书目》中就著录了《刘子遗书》四卷。
[16] 古人编书、刻书往往为求方便，重新厘定卷数，所以同一书的不同刻本，在卷数上不尽一致。比如，《四库全书》说，刘宗周的《论语学案》为十卷本，而在董玚编次的《刘子全书》，只有四卷。
[17] 《全集》，第五册，页758。
[18]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页51。
[19] 冈田武彦：<刘子全书及遗编的成书>，《全集》，第五册，页814－816。
[20] 衷尔鉅先生在《蕺山学派哲学思想》一书中，也把这两个本子看成是不同的。（衷尔鉅：《蕺山学派哲学思想》，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页370。）另外，衷尔鉅先生称1687年刻本为《刘子遗书》，不知何据。
[21] 《全集》，第五册，页757。
[22] 《全集》，第五册，页758。
[23] 《全集》，第五册，页806。
[24] 该文现在收入《黄宗羲全集》第十册，与今存董本《全书》中所收〈刘子全书序〉内容同。
[25] 耿文光云：「杜春生曰：刘子全书四十卷，门人董玚编订，前有<钞述>一卷，备详辑录之旨。嘉庆中吾邑陈默斋刻于福建者是也。」（《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一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1062。《刘子全书遗编》条。）
[26] 「鉴定」一词的意义颇不容易确定，我们推测可能沈复粲所得本子上有王颛庵的印。王颛庵本人也喜欢藏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内《石渠宝笈》中所收不少书都盖有王掞的印。
[27] 《全集》第五册，页824。刘耀麟序中也犯了个小错误，《全书》真正的刊刻是在康熙丁卯（1687），而不是乙丑、丙寅间。
[28] 《全集》第五册，页828。
[29] 《全集》第五册，页815。
[30] 《全集》第五册，页828。
[31] 《全集》第五册，页797。
[32] 黄宗羲书信中的这段话，钱茂伟也曾注意到了，他说：「从黄氏回信内容分析，董玚当时曾有刊刻之愿。可惜，董玚整理的《刘子全书》直到道光四年（1824）才出版。」（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页162。）钱茂伟的这段话，也认为1687年所刻的《全书》不是董玚编校的，而且认为董玚曾有刊刻《全书》的愿望，但是在他生前没有实现，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
[33] 《黄宗羲全集》，第十二册，页51。
[34] 《全集》，第五册，页760。
[35] 黄宗羲当时已名满天下，又号称刘门的董常、黄干，极力宣扬蕺山学说。他当时与一些清朝的一些官员也有交往（如汤斌、周亮工、姜定庵等），王掞找到他，由他发起刊刻《刘子全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黄宗羲《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载：「王颛庵先生督学浙中，以仁义束世教，表彰启、祯忠节，立『六贤讲院』，而以先忠端公为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页121。）「六贤」当中也包括蕺山先生，所以由黄宗羲来号召刊刻《刘子全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36]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东池董无休先生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页177。
（原载《鹅湖学志》第三十八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