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孔丛子》“孔子论诗”与上博《诗论》
在人们的期待中，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抢救购回的竹简，终于在2001年底开始与读者见面了[1]。第一册中收录的首篇《诗论》因为关涉到《诗》学的传授而格外引人瞩目，学者们立即进行研究，大家各抒己见，就该篇的释文、简序、分章乃至在《诗》学史上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但是，由于竹简是从香港辗转购得，不同于郭店竹简那样从墓中直接发掘得来，竹简散乱损失在所难免，这给分辨编联带来了困难。大家在《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的基础上继续研究《诗论》的排序与分章，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分歧依然较大。
不言而喻，对简文进行调整系联，确定章次，应当首重竹简的文字与形制。但复原简文毕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应当综合运用各方面的学术信息，这有助于对竹简文义的理解，以不致于在学术方向上有大的偏离，也有利于在学者们提供的众多的可能性中把握最大的可能性。
《诗论》现存诗篇，有54篇之多。[2]《诗论》之外，现在我们看到的资料中，孔子、孔门弟子论诗的材料很多，其中与《诗论》相互对应的诗篇也有不少，这对研究《诗论》提供了较好条件。《孔丛子·记义》中有一段孔子论诗的话，它就很可资与《诗论》比较研究。这段话是：
孔子读《诗》，及《小雅》，喟然而叹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考槃》，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也。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于《鸡鸣》，见
《孔丛子》此处的记载是可信的。该书旧题孔鲋撰，共二十一篇，记述了孔氏家族从孔子到孔鲋数代人物的言行。由于《汉志》不著其书，加之书中有些明显的舛误，故宋代以来很多人不信其真，今人更多认定其书为汉魏时期的王肃伪造。实际上，孔子后裔采择既有资料，记其先人善言法语，并不是有意作伪。特别是前面有关孔子的那部分材料，将其与其他的相关记载认真进行比较，会发现其决不可能出于后人的杜撰。有学者对《孔丛子》进行研究，结果也发现该书是所谓“伪书”之说并不可靠，认为其中记孔子、子思、子高的部分均有原始材料，其文字基本上是采集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子顺以下的材料则基本上属于直接编撰。[3]将该书的每一部分与相关资料认真比较研究，不难发现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孔丛子》所记孔子之论，《周南》、《召南》以外，涉及古诗20篇。其中《羔羊》见于《召南》，但我们怀疑此处《羔羊》应为《小雅·鸿雁之什》的《無羊》之误。[4]另外19篇均见于今本《诗经》。而这20篇诗歌中，有6篇篇名直接见于《诗论》。两相对照，可以从不同方面给我们提供启示。
一、关于《诗论》的作者问题
人们研究《诗论》，对它进行初步整理后，首先想到的是它的内容主旨，想到它出自何人之手。整理者题其名曰《孔子诗论》，很明显是以该篇出于孔子，通篇为孔子论诗之言。应该说，该篇主要在于传述孔子论诗之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它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不少学者在审视琢磨后重新排列释文，也提出不同看法。诸家之见，胜义纷现，可以启人继续思考处很多。
《诗论》中论及的诗篇，也有与《孔丛子》相同者。我们不妨将《孔丛子·记义》孔子所论诗篇与见于《诗论》者进行对照，看看其间的联系与区别。
《孔丛子》《诗论》
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也。《木瓜》有藏愿而未得达也。因木瓜之保（报），以俞（抒）其（悁）者也。（第十九、十八简）
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蟋蟀》知难。（第二十七简）
于《鹿鸣》，见君臣之有礼也。《鹿鸣》以乐司而会以道，交见善而学，终乎不厌人。（第二十三简）
于《节南山》，见忠臣之忧世也。《节南山》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第八简）
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蓼莪》有孝志。（第二十六简）
于《裳裳者华》，见古之贤者世保其禄也。《裳裳者华》则……。（第九简）
《木瓜》属《卫风》，《毛序》以为“美齐桓公也”，因为卫国有狄人之败，齐国救卫而封之，并遗之以车马器服。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孔丛子》所记，言孔子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所谓“苞苴之礼”，即相互赠答之礼。孔子发掘温柔敦厚的教化之旨，从诗中看到博施厚报之义。《诗论》所言，表达了该诗得投欲报的愿望，既可以视为对孔子之言的直解，也可以看作对《诗序》所述事实的另种表述。只是《诗论》更像对孔子言论的解说，这几句话似乎出于撰述者对孔子所论的理解。《鹿鸣》的情况与《木瓜》相类，前引《诗论》中有关《鹿鸣》的句子可能同样出于孔子弟子的解释。从《鹿鸣》和《木瓜》两诗的几项材料看，《孔丛子》、《诗论》与《诗序》虽不相同但却相通。
《蟋蟀》一诗，《孔丛子》和《诗论》所记都明确是孔子的话。《孔丛子》言于该诗见陶唐俭德之大，《诗序》则谓晋本于唐，其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唐尧遗风。朱熹《诗序辨说》云：“河东地瘠民贫，风俗勤俭乃其风土气习有以使之，至今犹然，则在三代之时可知矣。……独其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者为得之。”《诗三家义集疏》引齐说曰：“君子节奢，刺俭。俭则固。孔子曰：‘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从后人的解说，知《诗论》所谓“知难”与《孔丛子》“见陶唐俭德之大”说的应该是同一问题。
《节南山》、《蓼莪》二诗，《孔丛子》与《诗论》的一致更是显而易见。关于《节南山》，《诗序》仅言“家父刺幽王也”，而《孔丛子》的“忠臣之忧世”与《诗论》的“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却是表述的同一个意思；关于《蓼莪》，《孔丛子》、《诗论》与《诗序》都有孝子思养之义。《裳裳者华》简文不全，无法比较。
除了上述各诗，《诗论》还论及《周南》、《召南》中的一些诗篇，如《周南》有《关雎》、《葛覃》、《卷耳》、《木》、《螽斯》、《兔罝》、《汉广》，《召南》有《鹊巢》、《甘棠》等。细玩文义，《诗论》于各诗所见皆其教化意义，诚如《诗大序》所言：“《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孔子十分重视二《南》，仅仅《诗论》就论及《周南》大部诗篇，究其原因，无非如《孔丛子》所记，孔子“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
《诗论》与《孔丛子》的比较，反照出《孔丛子》的较高价值；孔子诗论与《诗序》的密切关系，更体现出孔子诗论对后来《诗》学的影响。从《诗论》到《诗序》，其间的联系是十分直接的。
虽然《诗论》不一定存在像后世“作者”那样意义上的撰人，但它出于孔门后学的记述是可以肯定的。孔子十分重视《诗经》的传授，他编订“六经”，以之作为教材传授弟子，其中尤以《诗经》最为重要。[5]从《诗论》的文句中，不难看出该篇性质是孔子弟子对孔子论《诗》之语的记录、引申和发挥，其中主要记述孔子的话，也有孔子弟子后学的议论。前面的比较中，《诗论》中《木瓜》、《鹿鸣》的似可看出其解说出于孔子弟子。此外，以下例子也可说明这一点：
《关雎》之改……《燕燕》之情，曷？曰：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第十简）
……[ “帝谓文王，予] 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谷（欲）也，得乎？此命也……（第七简）[6]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诗论》的性质与《孔子家语》中的一些篇章极为相类。孔子授学之时，弟子各有所记，《诗论》应该即出于孔子弟子们的记录。
《孔子家语》传本附有三国时期王肃注此书时所附汉代的孔安国后序，其谓：“《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按这里的叙说，《孔子家语》的价值不言而喻。但由于《家语》出现于王肃“夺易”郑玄之学的特殊时期，尽管王肃称此书得自孔子的二十二世孙孔猛，但后人还是认为出于王肃的依托。颜师古注《汉志》，说二十七卷的《孔子家语》“非今所有《家语》”，后世指斥今本的学者更多。不过，这种看法也有人并不赞同，提出了有力的反驳意见。近几十年来的地下考古发现也为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简牍中有类似《家语》的材料，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中被定名为《儒家者言》的著作，李学勤师认为也应属于《家语》的原型[7]，王肃伪造《家语》的说法已经很难令人相信。
《论语》出于孔子弟子的“辑而论撰”，它与《孔子家语》的不同，基本都不是成篇的论述，而是一段一段的语录，这与孔安国“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的说法相应；《家语》则不然，它基本上都是独立成篇的记述，又显然如孔安国所说的，它是在《论语》别出之后，将孔子弟子所记“集录”的结果。
正由于《孔子家语》为孔子弟子笔记的汇编，所以它不像《论语》那样有弟子摘编的痕迹，明显地带有笔记的特征。孔子弟子遇到孔子谈论“嘉语善言”之时往往随时加以记录，这在《家语》的一些篇章中有所体现其中，不少篇章中出现了孔子弟子“志”、“识”、“记”的语句，“志”、“识”也有“记”的意思。如《礼记·礼运》篇中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中的“志”，在《孔子家语》的《礼运》篇中作“记”。《礼运》篇中，不论“记”还是“志”，都是作名词用，有“记载”、“记录”、“志书”之义，朱彬《礼记训纂》引刘台拱解此字曰：“识也，识记之书。”孔门弟子有做笔记、记录的习惯，《家语》正是弟子记录的汇编。该书可能有后来增加、整理的成分，但其基本的、主要的内容还应当是原始面貌的保留。[8]
与《论语》、《孔子家语》二书相比，《诗论》与《孔子家语》更为接近。从专家们拼合后的《诗论》看，该篇肯定有一定的结构，各部分内容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它应该不是孔子语录的简单汇编。在《家语》中，也有的篇章虽然篇题撮内容之要，却没有总合各个部分。如《执辔》篇，该篇前面所记乃是孔子以驾车喻治国而回答闵子骞，如果全文至此为止，篇题就显得十分恰当。但是，后面还有子夏与孔子谈论《易》理的记述，这段记述显然与《执辔》的篇题不类。如果硬性找出其间的联系，恐怕只有后面子贡和孔子议论子夏论述的一句，即“微则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意思是子夏所谈《易》理虽然细微，却不是治理国家所需要的。这样与篇题进行联系有些牵强。虽然这样的编辑显得不伦不类，但它却显示了该篇的古朴风貌，透露了《孔子家语》的编辑者在将众人“咨访交相对问言语”采撷编成《论语》之后，遂将“其余则都集录之”的实情。
《诗论》与《执辔》相类。据介绍，上博简中，与《诗论》前后相连的还有《子羔》、《鲁邦大旱》两部分，它们不仅字形、简长、两端形状一致，而且只有《子羔》篇第三简的背面题有《子羔》篇名。《子羔》篇纯属子羔问孔子“三王者之作”的内容，而《鲁邦大旱》是孔子评论鲁国大旱乃是当政者刑与德的问题，他们与《诗论》的分别十分明显。将其与《家语》的《执辔》篇比较着看，说《诗论》与《家语》的篇章性质相类，就更加容易理解。
那么，《诗论》的传述者是谁？这位“传述者”其实应该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诗论》的“作者”，他大量引述孔子论《诗》之语，并能够深入理解和引申、发挥，他自然一定曾经亲受夫子之教，并于《诗》学有较高造诣。在孔门弟子中，具备如此条件而最有可能传述《诗论》者应当首推子夏。
我们曾经对子夏及其传经之学进行过探讨，发现他虽然对诸经皆有钻研，但也明显有所侧重。子夏于《诗》《乐》之学、于《春秋》微言大义、于孔子所见的《易》学之理尤其见解独到。他修习儒经，擅长发掘经文大义，这一点，在《诗》学方面特别突出。孔子以后，《诗》被注入了政治性、功利性的内容，出现了强以附史、勉为教化的倾向。如果稍稍研究《诗》学历史，便不难发现子夏又强化了这种倾向。[9]
传统上认为《诗序》出于子夏。子夏受《诗》于孔子，从而对《诗经》各篇旨意有所研究。将《孔丛子》与《诗论》、《诗序》比较，可以看出《诗序》的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里孔子《诗》学思想的承传人应该就是子夏。李学勤师曾经说：“《诗论》为亲闻孔子《诗》学的弟子所作，对照文献，最可能是子夏。”[10]这个推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二、关于《诗经》的次序问题
《诗经》中《风》、《雅》、《颂》各部分的顺序向无异议，但《诗论》发现后，人们却产生了新的看法。据说，《诗论》中展现的诗篇顺序与今本有明显差别，今本《诗经》以《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为序，《诗论》中的“序列与此恰相反，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夏》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邦’改为‘国’）。《诗论·序》中的论次也和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11]。
《诗论》中论及的诗篇很多，而且总论各个部分，有各部分的很多具体篇名出现。那么，在早期的《诗经》定本里面，到底这些诗篇孰前孰后，似乎还有必要进行一些观察，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我们对该书结集、整理、流传等问题的认识[13]，也关系到对竹简《诗论》的理解与编联。
学者们认识到，如果《诗论》中的《风》、《雅》、《颂》编列顺序不同于今本《毛诗》，那么《诗经》在先秦时期的流传过程中，也有可能存在着不同于今本《毛诗》的编列次序。学者已经指出，依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的第二、三简释文，确可看出简文“先概论《讼》，再论《大夏》”，“论《少夏》的简仅存末句，最后是概论《邦风》”，但它却忽略了原书第四、五两简在论述《风》、《雅》、《颂》各部分的总体特点时，仍然按照今本《毛诗》的《国风》、《小雅》、《大雅》和《颂》的编排顺序。[14]从不少学者对《诗论》的重新分章释文中，可以看出大家并不同意整理者对其中所涉《诗经》各部分顺序的理解。
既然《孔丛子》中孔子论诗与楚简《诗论》所反映的情况一致，《孔丛子》的材料十分可信，那么《孔丛子·记义》所反映的孔子所见《诗》的顺序，应当即是《诗论》中孔子所见《诗》的顺序。
我们先来看《孔丛子》所记孔子所论诗篇的顺序，用列表的方式指出它们在今本中的位置：
《柏舟》经文第四十五《鄘风》第一
《淇奥》第五十五《卫风》第一
《考槃》第五十六第二
《木瓜》第六十四第十
《缁衣》第七十五《郑风》第一
《鸡鸣》第九十六《齐风》第一
《伐檀》第一百一十二《魏风》第六
《蟋蟀》第一百一十四《唐风》第一
《下泉》第一百五十三《曹风》第四
《七月》第一百五十四《豳风》第一
《东山》第一百五十六第三
《狼跋》第一百六十第七
《鹿鸣》第一百六十一《小雅》第一
《彤弓》第一百七十五第十五
《羔（無）羊》第一百九十第三十
《节南山》第一百九十一第三十一
《蓼莪》第二百零二第四十二
《楚茨》第二百零九第四十九
《裳裳者华》第二百一十四第五十四
《采菽》第二百一十九第六十二
《孔丛子》这里所记，开头明确说是孔子读《诗》至《小雅》时发表的议论，而后又先说“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然后才接着对各诗一一评说。这20篇分别见于《诗经》的《国风》和《小雅》，没有涉及《大雅》和《颂》。但不难看出这里谈到的《诗》是《国风》在最前面，《小雅》次之。《国风》中也是《周南》、《召南》在前，而后是其他部分。足见孔子所读的这部《诗》，诗篇顺序与今本没有什么差异。在研究《诗论》的分章编排时，这是应当加以充分考虑的。
（原载《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2002年。录入编辑：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