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 赵晓力】作为文化事业的通识教育

2007年7月26日至7月31日由中国文化论坛和清华大学合办的“全国首届文化素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是经过了关于通识教育的几年讨论之后，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第一次向全国各高校推广。2005年6月，中国文化论坛、清华大学，和汕头大学在香山举办了“首届中国文化论坛：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研讨会[1]；2006年3月到4月，香港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甘阳教授在清华大学尝试性地开设了“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2]；2006年4月号的《读书》杂志发表了关于“通识教育”的一组文章[3]。这一系列的努力都在国内教育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引发了政府有关部门和全国各高校对通识教育的兴趣。2007年夏天的这个讲习班是这些努力的一个自然结果和进一步深化，试图以集中培训、密集授课的方式，将通识教育的理念向全国高校推广。

这次讲习班面向全国招生，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96名学员，包括各地高校的教师、干部、研究生，和部分本科生。讲习班的主要内容，是由甘阳、刘小枫、李学勤、汪晖、彭林五位知名学者以核心课程的方式，主讲五个主题、十次课，每次课三个小时，其中每个主题配以相应的小班讨论或座谈。这六天的安排如下表所示：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7月26日	开幕演讲	彭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	座谈会：通识教育与小班讨论制
7月27日	甘阳（香港大学亚洲中心研究院）：索福克勒斯《僭主奥狄浦斯》（上）	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座谈会：中国文化通识教育课
7月28日	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史记·五帝本纪》（上）	甘阳：索福克勒斯《僭主奥狄浦斯》（下）	小班讨论：索福克勒斯《僭主奥狄浦斯》
7月29日	汪晖（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鲁迅《破恶声论》	李学勤：《史记·五帝本纪》（下）	小班讨论：《史记·五帝本纪》
7月30日	刘小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尼采《敌基督》（上）	汪晖：鲁迅《〈呐喊〉自序》	座谈会：大学鲁迅课（特邀嘉宾：钱理群）
7月31日	刘小枫：尼采《敌基督》（下）	小班讨论：尼采《敌基督》；闭幕式

在几年以来关于通识教育的大讨论之后，这次讲习班全面展示了理论讨论的成果。但它并不是简单地把此前讨论中的思想转化成实践而已。即使在理论上，这次讲习班也是对通识教育讨论的一次深化。在几年以来的讨论中，对具体制度的改革和教育理念混杂在一起，很多讨论者更多看到的是制度上的调整，而未能深入思考这些制度背后的教育理念；而即使注意到了教育理念，也常常仅将它当作相对鼓励的教育问题，而没能注意到它与更大的思想文化背景的紧密关联。甘阳在2006年《读书》上的文章“大学通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中就曾提到，“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中心任务，实际是要把我们从民国以来就断裂的文化传统重新作现代整理”。本次通识教育讲习班集中反映了这样一个理念，在讲习班的课程设置上尤其能体现出这一点。

我们看一下上表当中列出的几个主题，其课程设置背后的文化理念就会自然呈现出来。除了彭林教授两次关于中国文化的两次概论性的讲座之外，另外四门课分别选取了中国古代、中国现代、西方古代、西方现代的四个文本，其用意在于以国内最强的教授阵营，在课程中体现出“古今之争”与“中西之争”这两条核心线索。仅这样的安排就足以体现出，通识教育并不是简单的教育制度改革，也不只是空洞的道德教条，而是要以读书带动思考，通过进入最根本的学术问题培养人文素质。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和澄清贯彻了讲习班的始终。

在7月26日晚上的座谈会上，很多学员在自由发言的时候表达了他们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和期待。颇有一些在地方院校任教多年的教师指出，他们看着很多大学生不懂礼貌、缺乏基本的素质而忧心忡忡，举出了学生不知道给老师让座之类的很多例子。这些学员因而认为，以通识教育的方式改变大学生的道德状况非常必要。他们的这种担心无疑反映了当前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道德素质问题，但问题在于，究竟通过怎样的教育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道德问题？是通过道德说教，还是通过礼仪培养，或是以别的什么方式？

与此同时，也有些学员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传统教育制度中的问题，在于过于专业化，学生们的知识体系过于单一和闭塞；通识教育，就是让学生们得到更多的知识，变成跨专业、跨学科的通才。

强调道德素质培养和和强调跨学科的两组学员所关心的问题截然不同。那他们能从这个讲习班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吗？

这次讲习班虽然要从改革现有教育体制入手，对这两方面的具体问题也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但并不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制度改革。其更深层的考虑，是要把思想学术界最关心的问题，乃至大范围的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问题，与教育制度的改革勾连起来。归根到底，教育是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对教育的思考也应该和对思想文化变迁大势的思考联系起来。如果教育制度不能够应对、加入，乃至推进思想文化的探讨，而只是制度上的调整，其意义就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将思想学术界几十年来思考的重要成果纳入到教育体制的设置当中，才能使教育制度成为应对时代问题的、鲜活有力的教育实践。因此，这次讲习班的最大特点，是既不简单针对道德素质问题，也不局限于专业之间的谐调，而是将对古今中西问题的探讨纳入教育实践当中，通过引导学生进入对思想文化中根本问题的思考，使他们能够在更高的层面安排自己的学习、读书、思考、生活，而学员们提到的那些具体问题，也将随着这些根本问题的探讨而得到解决。

这次讲习班的设计者甘阳教授不仅是八十年代文化大讨论中的主将，而且在二十多年以来，都一直在关心中西文化中的大问题。他将当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概括为“古今中西之争”[4]，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现状的一个重要判断。而甘阳近年来对通识教育问题的关心，并不表明他将自己思考的领域从思想学术转向了教育，而只是说明他试图在教育领域中重新推动和深化对古今中西问题的探讨。如果说古今中西问题是中国文化面临的根本问题，那么，中国教育制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切问题，都只不过是这个根本问题的种种反映而已。要解决教育中的问题，就必须牢牢抓住这个根本问题；而要深入对古今中西问题的思考，也必须将它贯彻到教育实践中来。学术思考与教育实践，归根到底是同一个问题。没有深入的学术思考，就不可能理解教育问题的实质；而没有切实的教育实践，学者们的思考也无法推动思想文化的实质发展。将教育与学术结合起来，才是在研究性大学中推动通识教育，将教育当作大的文化事业的一部分的正路。

因此，在考虑课程设置的时候，甘阳在中国文化方面选择了古代的《史记·五帝本纪》和现代的鲁迅，在西方文化方面分别选择了索福克勒斯和尼采。古代的两个文本都尽量早和经典，以期能体现出古典文明的内涵；现代的两个不仅都尽量近，而且都充满了张力和冲突；加上鲁迅本来就受到过尼采的很大影响，它们相互呼应，与两个古典文本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只要认真阅读了这几个经典文本，认真听了几位教授的授课，学员们自然可以进入到古今中西的问题当中。

大概在课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些学员找到甘阳教授说：“甘老师，我刚来的时候对通识教育一无所知，现在才明白了您的真正意思；您是希望学生们读书，从这些经典中来思考和解决问题。”

当然，这种教育方式究竟能否使人们都接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还是有很多学员觉得，他们更希望开展明确的道德教育。在7月30日晚上举行的关于鲁迅的座谈会上，这种分歧就充分暴露了出来。座谈会上邀请来的嘉宾钱理群教授更主张以精神领袖的姿态为学生培养一种精神气质；但汪晖教授的鲁迅课却呈现出一种极不相同的风格，主张以对文本的细致分析和冷静理解，来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双方都拥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但到讲习班结束的时候，多数学员接受了经典阅读的主张，虽然能否具体实施还要取决于很多具体因素。彭林教授也表示，他希望能够在以后的教学中更多开设原典阅读的课程。

除了经典阅读，这次讲习班想强调的另一方面是小班讨论，即在课程讲授之后，将学生分成十五人以内的小班若干个，由助教带领，对文本内容进行细致讨论。小班讨论，是美国通识教育中普遍采取的方式，也是中国此前的通识教育讨论和实践中都非常强调的一个方面。不过，小班讨论的首要条件是，无论每个小班的助教还是参与讨论的学生，都需要一定时间的准备，应该对所讨论的文本有相当的熟悉。这么短时间的集训很难满足这个要求。在所讲的五个主题中，只有三个主题实行了小班讨论。在讲习班开班很长时间以前，学员们就在网上下载到了这三门课的阅读材料；讨论班的助教（或从工作人员中选取，或在学员中找），也较早安排下了。即便如此，因为学员和很多助教都并不熟悉小班讨论，因此，讲习班中的小班讨论只能是模拟性的。

之所以要强调小班讨论，并不是为了盲目学习美国的教育模式，而是与上述的经典阅读密切配合的。上面说了，经典阅读是为了把学生更好地带进对古今中西之争中的实质问题的思考；为了能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学生不仅将所读文本读得非常熟悉，而且要对文本中的问题反复辩难和思考。小班讨论的根本用意，是辅助教师的讲授和学生的阅读，将文本中的思想问题更细致地呈现出来。

这样，小班讨论的设置，就能够使学生不得不积极阅读和思考文本中的内容，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灌输，在学生和老师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也使核心课程具有相当分量的压力和难读，而不是像现在很多学校设置的通选课那样，被师生都认为轻松容易，甚至带有娱乐和敷衍性质的选修课。

因为小班讨论使每门课都有相当大的阅读量，都需要学生认真对待，相应地，就必须减少需要修的课程数目。按照目前很多学校的设置，一个学生一学期上十多门课是很正常的事，这么多课的压力使学生哪门课都很难认真学，而只能敷衍了事；但在美国比较成熟的通识教育体制中，每个学生一学期只需要修三到四门课，每门课都要认真阅读、严肃对待。要进行通识教育的改革，就必须减少课程数量，强调课程质量，以小班讨论的方式带动学生对文本的深入阅读。

在7月26日晚上关于小班讨论的座谈会上，甘阳教授组织了在美国、香港等地高校有过小班讨论经验的几个学员，以及在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大学的通识教育试验中做过助教的学员，向大家强调了小班讨论的重要性及具体实施方式，并指出，通识教育的目的不是自由放任，而恰恰是以课程质量来强化学生的学习，使他们在一定范围的经典中必须认真阅读，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学术素质，把握一些基本的文化问题。

从7月28日开始，讲习班就三门课分别开展了三次小班讨论，每门课分成六个小班，每个小班20个人左右。由于多数学员在此前没有小班讨论的经验，也由于时间仓促没有时间阅读，在进行小班讨论之前，大家都比较担心讨论的质量。但在三次共18个班的讨论中，多数小班进行得非常好，出乎组织者的意料之外。相对而言，参见讲习班的年轻学员，包括在校学生和一些刚毕业的年轻教师，由于对通识教育的观念比较能接受，而且对所阅读的文本也比较有时间阅读，参加讨论就非常积极。在每次讨论的六个小班中，前三个小班是由较年轻学员组成的，因而大多可以按照小班讨论的本来要求，进行得非常好。后面的三个小班一般是由年纪比较大、从地方院校来的副教授以上的学员组成，也包括一些政工干部。这几个班的讨论就很难围绕所读文本深入进行。不过，其中多数班还是能够就通识教育本身和一些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气氛仍然很活跃，应当说，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只是在年龄最大的第六个班的部分学员，由于对通识教育的理念不很接受，在一两次讨论中产生了一些抵触和不同意见。

总体上看，小班讨论是这次讲习班的亮点；不管学员们是否都能理解和接受其中包含的教育理念，他们对这种教育模式都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很多人也表示回去之后尝试这样的教学方式。不过，多数人也会承认，通识教育中这最关键的一步，同时也是最困难的一步。要以小班讨论开设有相当难读和阅读量的核心课程，就必须在整体上减少课程数目，同时也要在师资配备、研究生培养、教室安排等相应的制度上作大规模调整。但在目前的高校教育体制之下，恐怕暂时还很难作出如此大规模的变动。

在六天的讲习班之后，中国文化论坛在香山卧佛寺召开了第三次年度论坛，主题是“孔子与当代中国”，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来教授主持。甘阳没有把讲习班和论坛当作两个不相干的事情，而是邀请参加讲习班的学员到卧佛寺旁听研讨会，其用意非常明显：既然通识教育讲习班是围绕古今中西之争展开的，而“孔子与当代中国”的主题正是这一争论中的核心话题，那么，让这些学员们参与到会议的讨论当中，当然是对讲习班主题的继续和深化，也是对学员们的进一步教育。

在参加了六天的讲习班和两天的研讨会之后，大部分学员有很大的收获，对通识教育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对于未来的教育改革和实践也有了很多新的想法，而且希望这样的讲习班能够继续搞下去。有些参加讲习班的地方院校的政工干部表示，希望下一年的讲习班能够在自己的学校举行。学员们的思考大体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理念上，如何把握尊德性和道问学之间的关系，成为学员们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很多学员是抱着对大学生道德素质低下的担忧，来参加这个讲习班的；在学生中塑造朴实敦厚、积极上进的精神气质，当然是通识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不过，参加了讲习班之后的学员们普遍感到，只有通过更深入的文本阅读和学问思考，围绕着更实质的思想问题，才有可能在根本上解决这种道德问题。澄清这个问题，应当说是这个讲习班最大的成果之一。

第二，参与授课的几位著名教授将古今中西问题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来，随后在卧佛寺召开的研讨会又帮助学员们深入思考了相应的问题。这样，名教授的授课并不只是为各高校的老师们作一个很好的示范而已，而且使他们在对实质问题的思考中进入对教育根本问题的理解。学员们被经典文本中呈现出的丰富涵义和彼此之间的思想张力所震撼，多数人深切感受到，教育问题就是文化问题；脱离了思想文化上的讨论，仅仅空谈教育，是没有意义的。

第三，基于上面两个方面的理论思考，人们也逐渐看到了通识教育中与国际接轨和文化自觉两方面的张力。之所以要借鉴美国的通识教育和核心课程的制度，主要并不是出于与国际接轨，一切都向美国标准看齐的目的；恰恰相反，经典阅读和小班讨论这种来自美国的制度，都必须牢牢地铆在中国的文化问题当中，否则就没有意义。所有这些制度和形式上的改革，都只是实质的文化反思的制度外壳而已。因此，只有在进一步深入思想文化探讨的基础上，这些制度上的调整才有意义。

第四，同时，围绕着具体的制度改革，人们在看到了改革的方向和希望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巨大的困难。无论就人们的思想状况而，还是就现有的制度框架而言，这种以经典阅读和小班讨论为核心的核心课程的设置，距离真正实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这种改革并不是简单的制度调整，而是涉及到一整套配套设施的根本变革。如果这套变革中一两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可能完全颠覆通识教育的意义，使教育改革走向自己的反面，变成画虎不成反类狗的尴尬局面。目前国内一些正在施行通识教育改革的高校已经呈现出这样令人担忧的局面。 

 

 

（原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