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人】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

 

当我们谈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时候，学术自由始终是一个必须涉及的话题。自然科学的研究，是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研究的对象是自然客体。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主要是研究社会一般规律和人类思维、伦理等等，其中哲学也要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规律，但总体上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和社会，相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更为宽泛。因此，学术自由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康乐园是陈寅恪教授人生最后20年治学、教书和生活的地方，在这个校园工作，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学术自由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陈寅恪先生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这“十字箴言”被反复地引用，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因为20世纪前半段国家长期处于战争和社会动乱之中，也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后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包括陈寅恪先生本人也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后人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常常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理解为：学术要摆脱外在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束缚。这当然是对的。但还是有文科的学者们告诉我，如果仔细阅读陈先生80多年前写下的文字，可能对这“十字箴言”的真义，可以有更深刻和融通的理解。

其实，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里，陈先生这“十字箴言”的前面，还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可见，陈先生讲的“思想自由”，可能还有一层更深的涵义，就是讲读书人要“脱俗”。他认为学者要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摆脱世俗的束缚，才能达致真正的思想自由。

我在大学里工作、生活了几十年，也体会到，对一个学者来说，要挣脱自己内心那些世俗的桎梏，做一个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比起只是抗拒来自外部的各种各样的压力，要艰难得多。实际上，真做到这样，精神的境界也要高得多。内心越是能够“脱俗”，思想就越是能够自由，精神也就越是能够独立。不但文科这样，其他学科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学术环境已经相当宽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社会，一个文科学者只要做的是合

乎学术规范的研究，他做什么课题，得出什么结论，在哪里去发表，再也不会受到什么外来的限制或者束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强调学者自己心灵要“脱俗”，可能对达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有更加重要的价值。

有文科的教授对我说，当一个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不时讲几句“出格”的话，出出风头，其实是没有任何代价的，只是浪得虚名，其实是很“俗气”的。我不能完全赞同这样的说法，但以为，一个真正严肃的学者，在学术的场合是不应该故作惊人之语去哗众取宠的，在课堂上更不应该这样做。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我们要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才能够坚持对真理的追求。

作为大学的管理者，我们都知道学术自由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对于一所好大学学术发展的重要性。但我以为，在当代中国，大学管理者对“学术自由”的倡导和保护，更重要的，应表现为在大学内部培植宽松的学术氛围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关注相对弱势的年轻学者和边缘学科的成长，理顺校内各种学术组织和学术机构的关系，鼓励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而不是去助长“走偏锋”、“搞极端”的风气。

我还想多讲一句，一个真正有“学术自由”精神的学者，一定是一个有社会良知的学者。在中国目前的社会背景下，强调学者的良知，强调对社会、对学生的责任，非常重要。有位广州市的主要领导曾对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他最讨厌的就是某些专家，官员和老板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对一些问题不甚了了，凭印象就说，说话不负责任。我们也看到，常常有这样一些专家，临时被邀请参加一个论证会或座谈会，遇到不是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也敢临时发挥，信口开河，变成了“万能专家”；再比如，有的专家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报告从技术上看似合理，实际上是甲方要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些都是对学术不负责任的做法，绝对不是“学术自由”，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更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讲，学者的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是一致的。缺乏社会责任感，丧失了学术立场，甘愿充当权力和金钱的代言工具，其实也就是一种未能摆脱内心世俗的桎梏的表现。一位杰出的人文学者，应该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他们富于学术批判的精神，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同时以积极的理论建构和思想贡献，来表达自己对学术和社会的责任。

来源：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