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军】学术自由与体制之困

学术自由也是消极自由，它是否定性的，就是没有外在的强制。有了外在的强制，学术就没有自由。只是这个学术自由针对特殊的知识群体，或者说知识分子，当然尽管学术自由并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权。没有外在的强制却是一个更宏观的框架分析图式，它包括制度是否强制，文化是否强制，社会是否强制的问题。文化强制构成学术自由的思想障碍，文化强制通过制度推进得以实现，社会强制类似于社会的专制，严重的可称多数人的暴政。一般说来，社会的强制是弱强制，社会的强制也只有通过制度强制才变成强强制。所以，学术自由的强制主要是制度强制问题，没有制度强制，学术自由还是能够健康发展的。

理想的状态是，学术自由没有任何的外在强制，现实的状态则是任何外在的强制都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学术自由面对什么样的强制才是合理的？或者什么样的强制才是不太坏的强制？一般来说，从经验和理论层面上，或者从效果层面上，学术自由与民主的制度有巨大的关联性，一个保护自由的民主制度，一定也是一个保护学术自由的民主制度，因为学术自由本来就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学术自由与非民主制度，诸如专制制度、独裁制度、威权制度、集权制度、世袭专制制度等存在着对立性，这些制度里的学术自由，总是显得那么不伦不类，学术自由的程度取决于这些制度的允许程度。

对于中国来说，意识形态认可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制度，这种制度由苏联而来，或者是照抄照搬苏联的制度。苏联的制度与中国战争中形成的体制对接，并以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作为底色，就有了邓小平所说的旧中国急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集传统文化、战争体制、苏联制度于一身的中国体制，对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大学有了巨大的发展，学校的基础设施、学校的规模、学校的经费、教师的队伍、学生的数量增加等都在不断地扩大和增加。高度集权的制度逻辑是通过暴力夺权、意识形态整合、经济绩效得以拓展，所以制度的强制在大学里也充分体现出来，学校的大发展是依附在经济绩效的战车上，通过意识形态凝聚发展共识，学术自由被绑在经济发展的战车上，它只有促进经济发展才有意义，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就通过意识形态宰制学术自由，从而使学术自由成为经济发展的婢女。

高度集权的体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显示了自身的弊端。这种弊端有如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就提出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官僚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也有在市场经济发展不健全的过程中出现的权贵资本主义、裙带主义新特征。老特征加上新特征，使得中国的制度不但发生了量的变化，也发生了质的变化。高度集权的体制可能进入了新的制度形态，这种新的形态可以暂且称为党国体制。党国体制以经济的绩效带动政治的强制，又因党国体制秉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奉行以人为本的理念，坚守科学发展观，并以经济的绩效把意识形态的强制覆盖面无限拓展。

学术自由面临着宏观政治制度和大学制度的逻辑之困和现实之困。从宏观上说，一方面，大学成为经济发展的产业后备军，经济发展的逻辑制约着大学发展的逻辑，制约着大学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制度应该是宪政民主制度，宪政民主制度才能保护自由，并让所有的权力都处于分立和制约状态。权力不分立且不受制约就没有自由，权力不分立最自由的是权力。从微观上说，一方面大学的发展事实上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也就是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体制又是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制度的改革，在政治制度改革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也许真如人大教授张鸣所言，中国只有一所大学，那就是教育部大学。即使不是一所大学，大学也被现有的政治制度套牢。更为主要的是，在宏观制度缺少自由的外在保障的前提下，大学内部的学术自由就成了摆设。

大学的权力也是高度集中的。学院的权力集中于院长，院长财务一支笔，人才的引进、学科建设由院长说了算，院里的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成为院长的工具，梯队建设也由院长领导。一个基本情况是，院长学什么专业，院里的学科点建设、梯队建设就围绕院长进行，院长的权力不受制约。院里高度集权，校级也同样是高度集权，更由于校长、党委书记不是由本校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组织部任命，所以教师对校长、党委书记的监督形同虚设，校长集财权、物权、人事权于一身，权力缺少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对大学校长了解比较清楚的教师没有办法监督校长，对校长有监督权的上级主管部门又没有精力监督校长，在这种情况下，校长一个人就可以决定大学的发展前途和命运，校学术委员会成为校长的御用工具。其结果是，院里的学术由院长主宰，学术为院长服务，学校的学术由校长主宰，学术为校长服务，如果说有学术自由，那也是恰好符合了院和校的学科点建设，否则学术自由就成了个别教师自娱自乐的方式。

大学的党政不分、人浮于事更加明显。虽然说大学是党委领导下的党委负责制，但大学的党委书记与大学校长并存取决于二者的政治手段和政治博奕。如果大学党委书记势能强，校长听命于书记。如果大学校长势能强，书记听命于校长，正所谓一山不能容二虎。大学书记与校长示弱的一方往往无所事事，变相养老。与此相适应，大学存在书记、副书记、校长、副校长、党办和校办、组织部、人事处、宣传部等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一个学校，正书记一个，副书记两三个，一个校长，四五个、六七个副校长，还有五花八门的校长助理，把大学搞得鸡飞狗跳。如果再加上大学院一级的官员，一个院长，一个管科研的副院长、一个管教学的副院长，一个书记，一个管学生的副书记，再加上若干办公室人员。如此众多的人员，仅经费一项就给大学的发展带来沉重的包袱。

大学里也受一定程度的封建主义影响。表现在大学治校上不是教授治校，而是行政治校；表现在教授与行政部门的关系上，等级秩序严重，教授依附于权力，张鸣把这种教授讽刺为“臣教授”；表现在学派上，不同门派画地为牢，学术霸权取代学术争鸣，不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而是以追求门派为目的；表现师生关系上，师生关系缺少应有的道德秩序，一些教师甚至成为学生告密的对象；遵守潜规则重于明规则，学校的规章制度对位高权重的人来说形同虚设；表现在制度上守人治而弃法治，大学里的文件规定高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表现在学校政策上，学校因人而兴因人而衰，一任校长一个想法，学校的发展缺少稳定性和长远目标，大学的发展成为现任校长政绩的组成部分；表现在校际关系上，师资力量不能正常流动和有效配置，导致教师资源的巨大浪费等等。大学里的封建主义对于学术自由的破坏是无形的，是破坏学术自由的文化传统因素。

权贵资本主义体现在大学里就是大学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权力与资本的勾结表现在校庆上就是校庆变成了“富豪庆”。现在，哪一个大学都搞校庆，校庆的目的不是那些有学问之人回校，而是有钱之人回校，为学校投资。投资并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更豪华的建筑。中国校友会网与21世纪人才报发布了“2010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其中，北京大学造就79位亿万富豪，连续3年问鼎中国高校“造富摇篮”。榜单显示，北京大学造就亿万富豪79人，连续3年高居榜首，2010年最富有的校友是百度的李彦宏，财富达360亿。清华大学造就亿万富豪70人，名列第二，2010年最富有的校友是嘉鑫控股的吕慧，财富达115亿。浙江大学造就亿万富豪66人，名列第三，2010年最富有的校友是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财富达230亿。[1] 所有的大学校庆，无不以富豪回校为骄傲和自豪；表现在权力上，就是学校以出去的学生当官的大小为衡量标准，权权交易，权权相惜；表现在研究生的扩招上，研究生招的不是质量而是数量，扩招以金钱数量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大学与资本的结合，构成权贵大学。学校本应该培育的是人，人才是母校培养的意外收获。结果却是母校把培育人置之度外，而把培育人才放在第一位，人才主要变成权力人才、商业人才两部分，学术人才只有获得院长的尊重才获得相应的而不是足够的尊重。因为权力人才可以相互利用，商业人才可以为母校投资，而作为既不是权力人才、商业人才的普通人，很少在母校的关注之列。

大学的裙带关系表现在大学就是近亲繁殖，这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大学的可持续性发展，影响了学术自由。对此，刘道玉在2006年就指出：近亲繁殖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和学术研究中，基本不存在。因为他们早已建立了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民主管理、公开公平地招聘竞争、人才自由流动等原则和管理制度。他举例说，美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教育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好最多的研究型大学，全球70％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中在这些大学。在教师队伍中，拥有本校博士学位的比例都不高。“远缘杂交”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特征。许多著名大学有不直接留任本校毕业生的习惯做法，优秀本校毕业生必须先到其他大学或机构工作一段时间后，才能回校任教。相比较而言，近亲繁殖在我国高等学校和学术研究中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教师队伍基本上是近亲繁殖的，而且越是重点大学，近亲繁殖现象越严重。许多重点大学的教师大都是本校毕业留校任教的，为数不少的单位是三代同堂，甚至还有四代、五代同堂的。例如，我国某重点大学法学院有 40名专任教师，其中获得过博士学位的有37人，占整个教师比例的92％。在获得博士学位的37名教师中，有34人是从本校毕业的，所占比例也是 92％，这实属偶合。”[2] 他不无痛心地说：“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地阻碍着一流水平大学的建设，正在窒息着学术研究中的民主自由学风，最终将影响到学术批评与学术创新。”普通大学近亲繁殖速度比重点大学要快得多。

制度之困的实质是大学权力的自由化。权力自由化表现在教学上，不在一线上课的老师可以评全国教学名师、省级教学名师，实际上在学校的基本课时都完不成；表现在科研上，一个把精力用在行政上的官员竟然硕果累累，实际上论文基本上由别人代写代发；表现在奖项上，评奖会变成了分赃会，主要的奖项都给了领导；表现在课题上，官可以通过非学术手段获得国家课题，申请下来之后由研究生去做，课题质量难以保证；表现在职称评定上，官员可以降低标准评教授、博导；表现在开学术会议上，学术会议变成了各个大学领导的碰头会、茶话会、拉关系会；表现在学科点的建设上，通过钱来买学科建设的选票，现在的学科点建设不是建设出来的，而是跑出来的，有人非常形象地称之为“跑点”；表现在评估上，公开造假已经成为大学的明规则；表现在对大学教师的态度上，不是示以人文关怀，而是以恐惧原则来进行管理，动辄解除合同，调离工作岗位，通过学生监督教师；表现在思想上，以抽象的道德监控代表具体的学术监督；表现在论文上，官员的学术造假畅通无阻；表现在大学的论文GDP上，追求数量而不追求质量；表现在大学的定位上，以近乎乌托邦的方式建世界级的超一流大学，而不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办大学；表现在建筑物上，以建大楼以代替求大师。

在权力自由化的同时，学术也权力化了，学术变成了升官之术。大学的学术已经失去了独立性，成为官术的阶梯。一部分人搞学术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另一部分人当官的目的是为了搞学术。对于前一部分人来说，学术从来不是他们的生命，把学术做大的目的是得到领导的重视，以期领导能封个一官半职。对于后一部分人来说，他们本来就不是搞学术的料儿，发文章很困难，如果让他们从学术起步，那么他们就会一直在起步点停滞不前。他们也会分清形势，先当官，后搞所谓的学术。当上官以后，认识的人多了，求他的人也多了，发文章的渠道也多了，一些杂志也愿意投怀送抱，相互利用，所以文章也就发了。中国是论文大户，但论文的学术影响、学术论文引用成了实实在在的论文小户。论文的数量代替不了论文的质量，论文的质量因为权力的介入而急剧下降，论文也变成了官文。

阿克顿说权力导致滥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腐蚀人的心灵，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的心灵。大学的绝对权力在滥用、腐败、腐蚀人的心灵方面绝不逊于政治。因为大学权力自由化不但会腐蚀人们的物质，而且会腐蚀人们的心灵；不但会控制人们的现在，而且还控制人们的将来和希望。权力一自由，学术就不自由，教师就没有搞学术的自由，学生就没有搞学问的自由。权力一有尊严，学术就没有尊严，只有当奴隶的份儿，或者给权力者充当个脂粉。权力一有尊严，大学老师就没有尊严，甚至会给权力者舔靴子。就是学生，也失去了本该有的青春美丽年华，成为权力者的奴仆。一句话，权力的自由就是对学术自由的强制，追求学术自由，就要摆脱权力自由化的强制。

权力自由化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权力自由化的后果是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心灵。以大学的学术论文造假为例，大学的权力部门才是真正造假的、学术不规范的、抄袭的重灾区。道理很简单，大学里的行政部门忙于事务，没有时间和精力搞科研，大学里的行政思维与学术思维是两股道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行政思维是事务性思维，是强求一致性的思维，学术思维是自由的思维，它更着重于长远，着重于学术本身的价值。如果按着行政思维去搞学术，论文就会成为向上级领导汇报的经验总结和报告，这样的论文在学术期刊是发不了的，而这又是行政官员不甘心的，所以抄袭或者让别人代写就成了行政官员的唯一选择。正因为权力者本身这样做，他们才不敢打假，因为一打假重板子就会拍到自己屁股上。正是因为权力者不敢打假，所以他们才默许、容忍、纵容教师造假，权力者是大学老师的学术论文造假泛滥的第一推手。学术自由是所有搞科研的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不可冲破的底线，因为权力者的参与，冲破了学术自由的底线，使大学造假成了一条产业链，一条没有道德的风景线。

权力者腐蚀教师心灵的同时，也腐蚀了学生心灵。大学的书桌不是学术的书桌，而是权力者的书桌，进入社会的通行证不是学问而是权力，权力本位的观念通过社会的影响，通过大学权力者的言传身教让权力者富有尊严，让教师斯文扫地，学问成了连学生都可以随时痛打的落水狗。学生认为读书无用，学习无用，当官才有用，只有给自己具体利益的人才有用。大学生一入学，就知道谁是院长、副院长，而不是校长、副校长，因为院长、副院长与他们的直接利益相关，能决定他们就业的未来。值得一提的是，大学辅导员制度在如何让学生当官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有限的经验观察，一些学生上大学之后，就开始和辅导员拉关系，个别学生为了和辅导员搞好关系给辅导员干活可以不上课，家长还给辅导员送礼，个别辅导员甚至因此成了每年的十万元户甚至更多。众所周知，当学生干部、入党都是到社会找工作的重要通行证。结果是，大学生尊重院长、副院长、辅导员而不尊重老师的风气逐渐形成，教师节也因此变成了院长、副院长、辅导员的教师节。这种情况，至少是地方院校的普遍现象。

不是说文化不起作用，而是说文化与制度相比，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决定性。文化影响制度，影响学术自由，制度决定文化，决定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如想成功，必须建立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制度。从宏观上说，就是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保障自由，从微观上说就是建立学校规则，学术制度。受到宪政民主和学术规则的双重保护，学术自由才能摆脱滞后制度之困、体制之累，学术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来源：学术批评网。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