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强】20 世纪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历史反思

20 世纪回族的伊斯兰文化教育经历了两次高潮,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回族以兴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出版刊物、建立宗教和学术团体、开展伊斯兰学术研究活动等为主要内容;第二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1982 年党中央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在宗教工作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制定并颁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中发1982 年19 号文件) ,重申并系统地阐述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回顾20 世纪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所走过的路程,对其进行理论与现实的反思,并进行客观的评价,对于认识当前这种教育的现状和发展水平,研讨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未来的走向,加强对这一教育活动各种形式的引导,使之在贴近于穆斯林大众生活需要的同时,又不违背国家对宗教的管理原则和精神,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宗教和民族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益处。

一、兴起原因分析

总体来说,当前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形式多样①、内容丰富,已形成实体教育和非实体教育双管齐下、多头并进的教育规模,反映了我国近20 年来宗教文化事业的繁荣。

第一,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的兴起,是一种文化自救行为,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基础。建国以后,我国理论界受前苏联理论误区的影响,形成了宗教迷信论、宗教鸦片论、宗教残余论和宗教渗透论的观点,导致人们对宗教的极端片面和全面否定的看法,脱离了中国宗教状况的实际,因而在宗教政策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误。在宗教教育上,我国规定禁止18 岁以下儿童入寺念经(其实在少数民族聚居区,18 岁以下儿童念经的情况仍然存在) ,禁止普通学校中开设有关民族宗教方面的课程,导致民国时期回族知识分子创办的各类具有很强民族和宗教特征的中小学校都变成普通学校,回族努力了半个世纪的学校制宗教教育由此搁置。尤其是1958 年以后经堂教育受到批判,宗教中反封建特权和反压迫剥削制度扩大化的影响,“经堂教育实际上也和宗教活动一样,有的转入地下而继续存在。随着的是三年困难时期,回民的普通文化教育也大大地后退了。十年内乱时又受到空前大的摧残,是回民教育的大倒退阶段,回民文化教育基础差,受到的摧残又更大一些,除了受‘四人帮’反动文教政策摧残外,还受到他们反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摧残和打击,这就使解放后同汉族等先进民族已经逐渐缩短的回族文化教育,同他们的差距又加大了”[1 ] 。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广大穆斯林经过了80 年代落实宗教政策的过渡阶段,国家允许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从而激发了信教群众长期压抑的宗教活力,人们的宗教热情得到了释放,开办了许多宗教活动实体。这一热情可以看做是对1958 年以来反封建斗争扩大化和文革时期对宗教压抑的反弹,这种反弹随着宗教政策的平稳贯彻落实而逐渐散失。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对人们的宗教观念、宗教行为等都形成强烈的影响和冲击。人与人的交往,增添了更多的经济因素,市场经济快速的节奏也对人们的日常交往和宗教活动提出了挑战,许多过去曾经恪守伊斯兰教的家庭,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忙于个人或家庭生活,很难一如既往地完成宗教的戒律和要求。宗教信仰意识淡化的情况非常普遍,出现了宗教“老年化”的现象。年轻人中忽视信仰,甚至完全放弃信仰的也大有人在,这一点与历史上回族的几次文化复兴高潮的背景如出一辙。回首历史,无论是明末清初“学人寥落,经文匮乏”(胡登洲语) 、“慨道不大著,教恐中湮”(王岱舆语) 背景下经堂教育的勃兴、汉文译著的开展;还是民国初期国势飘摇、民族精神萎靡条件下兴起的回族新文化运动,都与回族伊斯兰教信仰的衰微有一定的关系。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也有人提出“以教门救心,以文化救族”[ 2 ] (58) 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回族的历史上并不算什么新观点,历次回族伊斯兰文化势衰之时,也就是办学之风兴起之机。

第二,清真寺文化传播功能的降低或丧失,促使人们寻求伊斯兰文化充电的第二课堂。清真寺经堂教育远离普通穆斯林的精神生活,文化的传承只在阿訇和满拉之间进行,严重阻碍了清真寺社区文化传播功能的发挥。城市中,都市化进程打破了原来的穆斯林社区,改变了穆斯林“围寺而居”的格局,严重影响了穆斯林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清真寺的文化传播功能丧失,人们不得不求助他法去学习宗教知识;农村社区虽然保存完好,但也有欠缺。农村外出流动打工人员较多,加上繁重的农业负担,许多农村出现了清真寺闲置,没有满拉念经,阿訇只在“主麻”、大型节日和婚丧嫁娶等活动中来坊上料理一下的情况。

第三,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兴起反映了世纪末人类对信仰的关注和回归。这种情况,既是文革时期对宗教信仰压抑而产生的必然反应,也是宗教作为有神论信仰,其自身社会功能(宗教的心理调适功能、社会认同功能、群体整合功能) 在现代社会中的发挥。信仰宗教是对身处激烈竞争中的人们的心灵安慰,是对现世人间存在的不公正、不平等而造成的心理失衡的调节和补偿。加强了同一信仰群体之间的认同和整合,促进了信教群众之间的联系和团结。

第四,国家普通教育中民族特色课的缺失、经学院教育的不成熟性,是导致回族民间文化教育兴起的主要原因。据了解,在我国现有的回民中小学中,基本上都没有阿拉伯语和民族常识课程,所谓民族中学,只是把回族学生集中起来进行普通教育,在教育经费和饮食习惯等经济方面予以一定的优惠和方便,似乎这就是民族特色。诚然,这些措施对提高回族的文化素质,改变回族落后的社会面貌,培养民族人才等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与旧中国的回族普通教育有很大差别。然而,回族在历史上积淀了很深厚的宗教感情,又由于伊斯兰教的“入世性”特征,使穆斯林关注今世生活的同时,也关注人生的终极。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制的实施,一方面提高了回族穆斯林的汉文化知识,另一方面使许多广大穆斯林家庭的子女失去了学习伊斯兰文化的机会,因而不得不另辟它途,因此,文化补习课堂应运而生。其实,回族学子由于对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天然亲和性,有些蕴涵了特殊的才能和智慧,如果在这一方面加以引导和培养,对我国加强对外交往,为高校输送高层次的语言人才有许多好处。这一点,我们只要了解一下马坚、纳训、纳忠等回族前辈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贡献的学者,就可以肯定。各地教育部门,尤其是民族聚居地区的教育部门,应该从本地区、本民族的实际出发,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案,在贯彻国家基本的教育政策的同时,也要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应该考虑在回民中学或普通中学的民族班,每周开设具有民族特色的课程,这样不但能调动回族学生的积极性,而且对提高入学率也会有帮助。

第五,我国普通教育,尤其是普通高校实行交费上学、自主择业以后,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那些仅以低廉学费就可以获得所渴求知识的民间办学的发展,也给贫困地区的广大穆斯林学子以极大的吸引力。同样是学习阿拉伯语,在我国高校中学习,每人每年所需学杂费、住宿费、教材费、生活费等约8000 元,而在大多阿拉伯语学校,每人每年只交纳500 —1000 元的伙食费就可以了。此外,现代社会选择人才和重视人的真才实学,为那些在各类阿拉伯语语言学校中品学兼优的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遇和发展空间。

第六,延续至今的教派分歧和斗争,以及回族中大大小小的教派门宦分支,一方面容易引起现代人的宗教逆反心理,出现疏忽或放弃宗教的现象;另一方面也促使想探明其究竟的人,有了学习伊斯兰文化知识的渴求,进而求助于各种教育方式和教育手段,这一点突出反映在阿拉伯语学校学生的问卷中。由于接受现代学校制教育,文化基础良好,思路开阔,反而抛弃了门户之见。打开校门办教育,对消除教派门宦纷争的不良影响,促进回族的团结有好处。

二、当前教育与民国时期教育的对比研究当前的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相较于民国年间教育的复兴有所突破,但在整体思路和模式上仍未超出其大体框架。这种教育经过百年沧桑,在教育目的、教学内容、人才培养等许多方面仍停留在20 世纪初的水平。

与教学实体的数量方面相比,近代回民新式教育始自清末。从20 世纪初到40 年代,一大批新式回民小学在全国各地兴起,这一时期,先后兴办的新式回民小学不下四五百所。以宁夏为例,从1917 年到1921 年,马福祥捐资并动员回族各阶层人士出钱出力,在宁夏灵武、吴忠、青铜峡、中卫、同心等地,兴办了60 余所回民高、初级小学[3 ] 。从1907 年到1949 年,回民在全国所办主要回民中学达25 所,著名的如北平成达师范、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昆明明德中学、兰州西北中学、西宁昆仑中学等。甘肃在1913 年便成立了“兰州回教劝学所”,开办回族学校5所,及至1927 年扩大为“甘肃省回教教育促进会”，“据统计,截止到1949 年,该会计有分会40 多个,办学179 所,包括中学数所,学生共计19 565 人。”[4 ] (46)

从教学内容上讲,近代新式回民小学的课程,一般有国语、算术、历史、地理、卫生、劳作、体育、音乐等,另有20 %的宗教课程。近代回民的中等教育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如北平成达师范学校为宗教教育的学校;一类如兰州西北中学以普通教育为主,但每周开设一定课时的宗教文化课程,以满足回民学生的需要。建国以后,这些中、小学都被改造为普通学校,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部分回族聚居的地方才兴办了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但主要是对回族学生开设清真灶,进行集中教育,教学内容同普通中学并没有什么区别。

就教学目的而言,近代回民新式教育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发轫于对传统经堂教育改革的呼声,为改变回族落后的面貌,提高本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培养既懂得伊斯兰文化知识,又能掌握一定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和现代生活技能的民族人才为目的。如北平成达师范学校以培养“三长”(即教长、校长、回族团体会长) 为目的,同时也是学生毕业后的三条出路,实际上就是从事宗教、教育及回族团体工作。相比而言,现代回族学校制教育目的不是很明确,而且各种不同的教育形式,有不同的教育目的。经堂教育和经学院教育主要是培养宗教人才,阿拉伯语学校的目标重在培养具有一定伊斯兰文化知识,并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的综合人才。

近代新式回民教育培养了大批有文化、有理想、爱国爱教的民族人才,其中不乏知名学者和阿訇。近代著名的回族四大“抗战阿訇”(哈德成、王静斋、马松亭、达浦生) 以及王宽、庞士谦、马以愚、虎嵩山、马坚、纳训等人,都与新式教育的培养有着很重要的关系。这些人中,有些在建国以后仍然为我国同阿拉伯国家的交流和合作、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开展、阿拉伯语人才的培养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代学校制教育则刚刚起步,经学院由于属于政府办学,在前几年为政府管理部门培养了部分民族干部,但近年来由于就业压力增大,培养的学生同各阿拉伯语学校的毕业生一样,学生就业也被推向社会,参与社会选择和竞争。有些毕业生继续在国内外高校就读,部分人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这些学子,如果能在国内加强中国文化的学习,必将赶上或超越前辈学人,在各个行业中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贡献。

从出版的图书刊物来看,近代回民教育团体印行了大量有关教义教规、历史人生等方面的书籍,同时还刊印了明代以来行世的伊斯兰教作品。这一时期整理出版的作品为现代回族和伊斯兰文化的学术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发行方面,全国各地均有专门机构,成立了经书局、经书流通处、书报社等。回族报刊最早的创办人丁宝臣,1906 年就在北平创办了《正宗爱国报》,二三十年代是解放前回族报刊业最兴旺的阶段。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出版的回族报刊达85 种左右[5 ] (957) ,仅从数量而言要比现在尚存的回族报刊多得多。但从伊斯兰文化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今日之学术研究绝非昔日可比,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伊斯兰文化学术研究专著一项就多达150 余种[6 ] 。

当代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的特殊和超越之处就在其非经院制教育方面。尤其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现代高科技产品的出现,使实施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各种设想成为可能。穆斯林读书社和图书馆、伊斯兰或穆斯林网站、穆斯林出版物、伊斯兰教音像制品等非教育实体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教育的时代气息,而且为这一教育的现代化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一变化,说明实施教育的主体——穆斯林大众本身的变化和现代化。经过普通学校的教育和培养,一批民族意识较强,关注伊斯兰文化教育良性发展的知识青年投身其中,有些人成立了个人的电脑工作室,以制作和销售大型宗教节日活动、苏非学派的“尔麦里”(功修) 仪式、穆斯林风情、穆斯林婚姻家庭生活、伊斯兰歌曲等传播伊斯兰文化的录音、录像磁带以及CD、VCD 产品和电脑软件。也有人利用电脑制作了个人网页,宣传伊斯兰文化。非教育实体如一股巨浪,不仅推动了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开展,而且对业已形成的传统教育观念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使闭门造车的寺院教育观念困守在少数清真寺内,多数清真寺的经堂教育也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并开始采取新的教育方法和手段,这种变化是天翻覆地的,且有不可逆转之势。网络化教育、远程教育、多媒体教育,必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探讨的重要课题。

三、教育特征分析

1. 淡化门派意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特征。既对穆斯林开放,又对非穆斯林开放;既招收本地学员,也招收外地学员;同时不分教派和门宦,对促进不同教派之间的了解,消除历史上遗留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以及不同教派门宦之间的分歧与矛盾都有一定的好处。

2. 教育更加理性和中国化。这种教育具有很强的回族文化特点,处处体现了回族重视教育和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具有双重文化性。从教育的核心内容来讲,它是以伊斯兰教的宗教文化为根本的,同时又兼及现代文化知识,体现了中阿兼授、阿汉并重的特点。

3. 是一种文化自我保护运动。当前的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从表层来看,是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的教育自觉,其实质与回族伊斯兰文化衰微、信仰群体内部分化,进而导致对伊斯兰文化的轻视、歪曲、诋毁、放弃有关,因而这种教育是一种文化自我保护运动,具有一定的护教色彩。

4. 有社会的互动性特征。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与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人民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说,当一个地区回族文化素质滑坡,信仰出现危机,传统与现代之间冲突的张力达到一定的限度,教育的话题就会应时出现。同时,这种教育也与当地的普通制教育形成一定的互动,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教育的这种互动性,反映了教育是人与社会的一种双向选择行为。从教育选择人来看,普通教育还是处于首选的地位,然后由其它教育进行第二次选择。然而,从人作为选择主体来看,打破了过去选择普通教育的惟一性局面,这是这种教育兴起以后出现的一个很大变化。随着交费上学、自主择业政策的普遍实施,民间办学会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处于强势。

四、伊斯兰文化教育中的困惑

当前回族的伊斯兰文化教育也存在着种种困难和缺陷,应该引起各地教育部门、民族宗教管理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关注。

1. 经院制教育方面,除了缺乏教学经费之外,各种办学形式层次不齐,教学方法、内容、手段、模式、规模、质量等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既有取得国家承认学历的大学本、专科生,也有接受了多年经堂教育,经学知识丰富的“尔林”(学者) ;既有清真寺或民间兴办的业余阿拉伯语学习班,也有建立了教学基地,实行学校制教育的阿拉伯语学校。传统与现代并存,教育正处于转型时期,进行着新的整合。如果仅从普及伊斯兰文化的角度而言,各种教育方式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但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而言,多种教育形式并存对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有一定的限制,势必分散了人力、精力和财力,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各地教育部门应该协同民族宗教部门对阿拉伯语学校开展相应的管理工作,比如对教学设施、质量、内容、师资等的检查、评估、考核等,使其办学逐渐走向规范化,同时,阿拉伯语学校要加大汉语、历史和国情教育的力度,把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爱教的青年。因此,加强各教学模式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探讨教育发展的模型,在教育层次、招生对象、学校规模、学制、教材、学生的管理、考核等方面,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制定规划幼儿教育、女子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使其全面发展,培养德才兼备、爱国爱教、阿汉兼通的新一代伊斯兰文化事业的接班人。走教育与现代化、教育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

2. 非经院制教育方面,各种媒体制作中心都是各自为阵,没有形成强强联合,开发出的产品缺乏精品和科技含量,因而失去了市场竞争力,很难参与国内大市场,市场的占有率非常低。如各种伊斯兰文化网站,大多都使用二手服务器,严重影响着网络的浏览速度和资料的更新。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媒体软件,基本上都是对国外同类产品的简单拷贝和编辑,缺乏自己的智力劳动。穆斯林书刊方面,精品和赝品鱼目混珠。尤其是内部刊印资料中,既有史料参考价值极高的经书典籍,亦有互相攻歼,宣扬某派思想而贬低它派的攻击性材料,这些材料在社会上流传日久,势必会造成穆斯林之间的不团结。此外,各种资料从纸张、文字、印刷、语言风格、流通方式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差别。各地伊斯兰教协会应该成立类似“经书出版管理委员会”和“媒体制作管理委员会”的专门机构,注重回族穆斯林普遍遵从大伊玛目艾布·哈尼法教法学派的实际,尽量避免宣扬教派观点,组织写作和翻译班子,进行大部头著作的写作或翻译,提高欲出版书籍的质量,最后争取以合法的手段出版图书资料,以便将来查考和使用。同时对流通的各类音像制品、软件产品进行鉴别和深加工,组织力量,开发反映中国穆斯林生活状况和生活实际的民情、国情教学片。这一方面有待挖掘的题材非常丰富。

3. 教育有待创新和提高。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也有待创新。首先,在教学内容方面,不妨借鉴世界著名国际伊斯兰大学的教材,结合中国国情和回族穆斯林的实际,制定教学内容丰富、学科建设齐全、设置合理、专业面较宽、切合实际的教学体系。使各种教育实体由培养单一型人才向培养复合型人才转变。经学院应该在教学创新中起带头示范作用,按照大学教育的思路,把经学院尽量办成人文社会科学门类齐全,教义学、教法学、阿拉伯语言与文学、历史学、外语、汉语言文学等专业齐头并进的高层次宗教和语言人才培养基地,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与互补,促进经学院教育的良性发展。其次,改革教育方法。现代教育中将教学方法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教师用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如讲授法、问答法、讨论法等;第二类是教师指导学生通过直观感知获得知识和技能,如实验实习法、演示法、参观法等;第三类是教师指导学生独立获取知识和技能,如自学指导法、练习法等[7 ] (267) 。根植于寺院经堂教育的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目前教学中完全实行讲授法,即“填鸭式”的教学,缺乏对其他教学方法的运用,忽视了对学员个体思维能力的培养。因而,在了解和掌握学生的知识基础、年级差异和专业特点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教学条件,加强多种教学方法的运用和优化组合;注重发挥媒体教学的作用很有必要。

20 世纪以来,现代电子、光学技术及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并渗透到学校教育教学中来,使现代教学方法和手段日趋多样化,多媒体教学、远距离教学、电视系统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相继出现,为教育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在具体教学中利用现有的光学媒体和音像媒体,诸如幻灯机、投影机、录音机、电影放映机、电视等教学媒体,都可以在教学活动中使用,增强学生学习的趣味性和积极性;此外,利用计算机进行辅助教学,开发具有教学功能的软件,并以此为基础,向多媒体教学法迈进。照此思路发展下去,教育的时代性特点才会逐渐表现出来。

鉴于目前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的水平和现状,我认为应该对其进行合适的定位。经院制教育是系统的学习伊斯兰文化知识的场所,无论是清真寺、阿语学校,还是经学院,都应该定位在传播伊斯兰文化,培养遵守教义,适应社会的合格穆斯林的水准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众教育阶段”。对那些在各方面都成绩优异、学识渊博的高年级学员,可以按照“英才培养”的要求进行重点关注,使其能够成为适应社会发展,宗教操守严谨,经学汉学贯通的阿訇。非经院制教育只是在传播伊斯兰文化的手段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和提高,因而其目的和水平仍未超出造就合格穆斯林的范围。

五、对焦点问题的认识及对策

1. 关于阿拉伯语学校传播内容的调查。部分人士认为,阿拉伯语学校是受兴起于18 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半岛瓦哈比教义的影响而产生的,并传播瓦哈比思想。此说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客观。首先,各个阿拉伯语学校的学习科目主要以北京外国语大学所编《基础阿拉伯语》四册为主,另外采用部分认主学、经注学、教法学、语言等方面的初级教材作为辅助教学。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属于信仰方面的基础教材,并非瓦哈比派的专用课本;其次,从办学的主体来看,主要是回族文化界开明人士,不会以某派观点强加于人,而失去穆斯林大众的支持;再次,阿拉伯语学校中的学员来源广泛,融合了各个教派和门宦,而且都已成年,具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因而其教学内容就不得不照顾到大众的利益。

2. 完全否定传统经堂教育的弊端。由于民间办学的兴起和清真寺教育功能的低下,有人主张完全放弃传统经堂教育,漠视经堂教育在现代社会的作用。这种力图打碎一种旧模式而建立一种新的教育模式的想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经堂教育在中国已存在了400 余年,在传承伊斯兰文化、培养穆斯林学者方面功不可没。经堂教育严谨的学风、务实的态度有目共睹,连国外学者也惊叹于这种教育扎实的基本功,尤其是在词法、句法方面,具有独到之处。否定经堂教育就是否定几百年来穆斯林的教育传统。对于传统,我们还是应该运用辩证的方法看待,既要继承,又要发展。对经堂教育,我认为主要是改革,而不是放弃,关于这一点,已有许多学者作过论述。

3. 伊斯兰文化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问题。回族作为两种文化的载体,对两种文化都有青睐,许多学习伊斯兰文化的学员,都已经具有一定的汉文化知识,多数为初中毕业,因为种种原因辍学,转而学习伊斯兰文化知识。如果没有经学院、阿拉伯语学校、清真寺等学习场所,他们可能就此走向社会,成为新的就业大军。这种人既没有谋生的本领又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对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也缺乏了解,势必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能让他们学习一门语言,掌握一定的谋生技能,了解一定的社会和法律知识,无论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

4. 民间对经学院教育的偏见。回族民间长期以来认为经学院主要培养政府部门的民族宗教干部,没有经过系统的经堂培训,对于经堂教育的传统经典了解不多,功底不扎实,在处理穆斯林日常宗教事务方面缺乏经验,因而不能担负伊玛目的重任;也有人认为经学院传播新思想,如果搬请他们的毕业生出任一坊的教长,必将带来混乱和纠纷;还有人认为经学院的学生从年龄、知识结构等诸多方面都不太成熟,有待于在社会中进行锻炼和实践。这些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表现出民间对经学院教育的陌生。经学院实行全日制、封闭式课堂教学体制,采用现代阿拉伯语教材,在语言的学习方面自然有自己的优势。尤其是现代青年思维敏捷,反应快,学习中借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掌握知识的能力较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理思维接近当代社会,容易接触到青年人,在宣传伊斯兰文化时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民间对经学院教育的偏见固然有合理的一面,但在看待问题时,不应该带上教派观点和有色眼镜,用传统和守旧的观念维持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本身就是不可取的。经学院学生正值青年时期,如果能够在社会中加以锻炼,必将给积贫积弱的穆斯林教育带来一丝新意和希望。

5. 协调爱教与爱国的关系。圣训言: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热爱自己的宗教,也热爱自己的家园,这是每个穆斯林的天职。爱教不忘报国,爱国不能忘教;既做合格的穆民,又做守法的公民,这应该成为每一个穆斯林的做人理想。爱教与爱国是相辅相成、不可分隔的。没有国家的繁荣,就没有中国穆斯林的繁荣;没有中国两千余万穆斯林的发展,就谈不上祖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进步。无论身处何方,我们都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穆斯林,是中国的穆斯林。国家的发展有赖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应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回族当然也不能除外。

六、当前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的总体评价

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兴起是对回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多读书即远教之由”观念的否定。文化知识阶层的自觉变革,通过发展教育来振兴民族和宗教文化,有助于改变部分回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抵制和排斥汉文化的观念,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回族文化教育应该从两方面去考虑,既要学好用好中国文化,又要对伊斯兰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和学习,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两种文化的载体,否则只偏重于某一种文化,必将造成另一文化的缺失而导致群体内部的分化和矛盾,也容易造成个人思想的偏狭和极端。

当前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的昌盛,也反映了和平时期回族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宗教意识的复苏,回族人更加关注自己的文化,有了表达自己声音的需要,无论是文学刊物、学术期刊,还是综合性杂志、报纸,表达的都是这种民族的心声。

教育的昌兴,是回族文化自觉程度提高的表现。这种文化自觉,既有宗教的一面,也有世俗文化的因素。教育实体的创办和教育媒体的出现,使回族的伊斯兰教文化教育在朦胧中萌芽和发展,是传承、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主要方式,其价值和意义已逐渐凸显,有助于西部大开发中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这种教育突破了空间和时间限制,对普通大众了解和掌握伊斯兰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有很大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技术的发展、传播和介绍伊斯兰教的书刊典籍,终于变成了任何人都可以随时点击的网络文件,可以改变历史上汉族学人由于对伊斯兰教的曲解而造成的误解、矛盾、甚至冲突,实现了许多回族学者多年来进行族内外“释疑”工作的梦想。对加深民族之间的理解和交流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综上所述,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的现状喜忧参半,回首民国时期各地的办学,对照今日教育的勃兴,两者之间竟然如此雷同。回族教育在辛亥革命前后即开始改变经堂教育的单一制教学模式,向以国民普通教育为主兼有宗教教育的多元型转化,而后又经历了建国以来政教分离政策原则之下,宗教不得干涉教育的突变,加上1958 年以来的反封建斗争扩大化及“文革”的摧残,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又转向清真寺一隅。直至20 世纪80 年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贯彻和落实,回族才冲破了思想意识上的守旧和禁锢,至此历史的车轮已滚动了大半个世纪。从单一到多元,再到单一,而今又转向新的多元,这一点正好说明了事物运动过程的螺旋上升式特征。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的话题谈了整整一个世纪,至今仍然徘徊于前人的认识水平上,并且很多认识仍然未超越前人。其中自然有诸多因素的限制。然而民族对教育的自觉程度较低,群众之间往往因为教派之别和门户之见互相排斥、隔膜;教育基础差,底子薄;穆斯林文化水平低,对外交流少,眼界不开阔,思路不敏锐;缺乏高层次教育人才和宗教职业者;经济贫困、思想保守等等因素,都制约了伊斯兰文化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向更高水平迈进,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还将在长时期内摸索前进,已成为广大穆斯林日益关注和争论的话题。

 

①本文认为这种教育方式可分为两种类型:经院制教育(包括清真寺、经学院、阿拉伯语学校、穆斯林幼儿园等) 和非经院制教育(包括穆斯林图书馆或读书社、伊斯兰或穆斯林网站、穆斯林民间出版物、伊斯兰软件及音像制品、各级伊斯兰教协会等) 。

（原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