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1978—2008）：学术回顾与反思
新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依据其研究主题、研究取向、研究方式及其所形成的总体风貌，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发端于新时期影响深远的两次大讨论，主要成果体现在认识论研究、价值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和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等方面；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问题意识”充分凸显，研究重点发生转移，主要成果体现在领域（部门）哲学研究迅速崛起，同时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进一步向哲学观层次跃升；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形成了马克思文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研究等多个热点领域，同时研究路径进一步分化，预示着新的范式转换的前景。
一、从真理标准讨论到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
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从两次大讨论开始的，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虽然这两次讨论的结局不同，人们对它们的评价似乎也大相径庭，但它们都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前一次讨论及其所蕴涵的理论问题的充分展开，催生并形成了上世纪80年代的认识论研究热，进而引发了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后一次讨论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被迫中断，但其所遗留的理论难题却成为价值论研究和人学研究兴起的思想酵母。
1．两次大讨论的开端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另一场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大讨论，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它既是对“文革”期间践踏人的权利、蔑视人的尊严、贬低人的价值的历史悲剧的抗议与沉思，也是对当时“伤痕文学”的一种理论呼应；同时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范围内兴起的强劲人本主义思潮作为支援背景；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译本的公开出版，则为之提供了经典文本依据。从1980年开始，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并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几乎所有报刊都卷入了这场讨论，有的还开辟了专栏。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出版的文集达20余种，发表文章700余篇。此外还举办了各种类型的讨论会、报告会、座谈会等，真是盛况空前。
讨论中涉及的问题很多，基础性的问题是人性和人的本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而核心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一个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能否用异化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和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消极现象。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
这场讨论使中华民族在长达十年的灾难和浩劫中所蕴藏的思想能量得到了一定的释放，讨论虽然被终止，但问题却留了下来，而只要问题没有解决，它就一定会以新的形式重新顽强地显示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场讨论中涉及到的人的价值问题，至少从一个特定的层面促发了80年代后期的价值论研究，而人的问题的凸显则直接启导了90年代以来的人学研究；随着“以人为本”口号的提出，关于人的问题的理论争鸣又在新的形式下复活了。
2．认识论成为热点和价值论研究的兴起
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开启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个研究热点，那么这个热点非认识论莫属。随着讨论的展开，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实践检验的过程和机制、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以及实践的要素和结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认识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认识过程中反映与创造、选择与建构、反思与重构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引发出来了，认识论也就自然成为那个时期哲学研究围绕旋转的轴心，“主—客体关系”即“认识论”架构，成为人们重新理解哲学及其全部理论问题的切入口。我们只要把那个时期代表性的哲学论著列举出来，事情就一目了然了。这种热潮一直持续到90年代乃至21世纪，重点转向思维方式研究。从认识论研究整体情况看，夏甄陶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代表了新时期认识论研究的学术水平。
在认识论如日中天之时，价值论已蓄势待发了。我国的哲学价值论研究是从认识论研究中逐渐独立出来的。随着认识论研究中主体性的凸显，价值论也就呼之欲出了。正如有学者所揭示的，“在价值问题和主体性问题之间有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简单说来就是：在理论上，价值问题是主体性问题的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而主体性问题则是价值论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随着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1985年）、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1987年）、王玉樑的《价值哲学》（1989年）、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1991年）等的出版，价值论逐渐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生长点。其中李德顺的《价值论》一书受到较高评价，被认为代表了这种研究的学术水平。
价值论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不衰。进入90年代以后，更有众多中青年学者纷纷加入价值论研究领域，出版了一批有一定学术水准的著作。它们与前面的著述一起，奠定了我国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学术范围和学术地位。
3．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和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
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要完整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地重现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经过诸多单位学者的联袂努力，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终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981年）， 该书基本建立了马哲史学科的框架结构。随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课程在综合性大学哲学系普遍开设，标志着马哲史学科建设步入正轨。
从那以后，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多部通史和专题史著作，还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如陈先达等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1983年），孙伯鍨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1985年），陈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1987年）等，它们都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此外，还出版了几部研究经典著作的著作，如黄枬森的《〈哲学笔记〉与辩证法》（1984年），王东的《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1989年）等，它们可以被看作是今天的文本研究的先驱。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稳步推进，各高校相继出版了一批新教材，而专题和个案研究则更加广泛而深入。值得一提的是由黄枬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它作为国家“六五”和“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历时13年才告完成。该书总字数超过400万，作者队伍多达57人，囊括了我国马哲史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大部分专家学者。本书以其规模浩大、内容翔实，代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整体水平。
在马哲史学科建设起步的同时，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也蓬勃开展起来。我国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集体编写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1961年）。改革开放以后，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哲学专业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1981年）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1983年）相继出版；李秀林、王于、李淮春等又将其内容简化，主编了高校文科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1982年）。它们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采用和推广，代表了当时教材建设的最高水平。但是毋庸讳言，这些教材都打上了明显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烙印。真正开启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先声的是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下册，1985、1987年），但是这部教材并没有能够普遍推广开来。
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理解，因此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继续展开是与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的。这场讨论在1989年风波后经过短暂的沉寂，旋即继续开展起来，纵贯整个90年代，直至21世纪，至今未休。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几乎所有专家学者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为建国以来各次哲学论争所仅见。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即如何看待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学者们大致分化形成了四种看法，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几个派别，即“辩证唯物主义”派、“实践唯物主义”派、“（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派、“实践人本主义”（或“实践人道主义”）派。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性影响。其积极作用是打破了传统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独尊地位，形成了90年代以后日益活跃的多样化研究格局；消极后果是导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内部的自我分化和自我瓦解，以致今天人们很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上达成共识。
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各种不同理解，也就是不同的教科书体系改革方案，但实际上并不是每种方案都付诸实施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成果，实际上主要体现在90年代以后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编写的几部新教材中，如辛敬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实践的唯物主义》（1991年），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合著的《现代唯物主义导引》（1996年）等。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1982年第1版；1984年第2版；1990年第3版；1995年第4版；2004年第5版）是一部多次修订不断再版的高校文科教材，虽然书名一直未改，但从第4版开始，无论在体系结构和内容叙述上都作了重大调整，比较彻底地贯彻和体现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主张。
在教科书体系改革的理论探索方面，高清海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1988年）最有深度；而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论述，则以肖前等主编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1996年）和陆剑杰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分析》（1994年）为代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肖前任主编、黄枬森和陈晏清任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 1994年）。它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的最终成果，由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点共同承担，历时近10年才告完成。它的作者有20多人，包括了当时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因此该书代表了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整体水平。但是毋庸讳言，正因为它的作者囊括了各种不同主张的代表性人物，所以该书无论在体系结构和内容叙述上都带有明显的调和折衷色彩，并不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不过正如该书前言所说，“哲学教科书体系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解释系统”。作为一种解释系统，教科书当然不能等同更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但是不断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和学术研究的进展，通过体系调整、内容更新以及话语方式改变，适时编写出既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又能适应时代要求并为广大受众所欢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教科书，并用它们来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不能回避的一项重要工作，至今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问题意识”凸显和领域（部门）哲学勃兴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上发生的苏东剧变和中国的改革向“市场经济”转变，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外部条件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自觉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换，实际上是从“体系内部提问题”到“体系外部寻找生长点”的转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领域（部门）哲学研究迅速兴起；同时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哲学观的重新思考趋向哲学研究的前台。
1．“问题意识”的凸显和研究重心的转移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取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这种概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90年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实际状况，因而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很多，除学术界长期不能在体系改革上达成共识，因而难以产生整体协调一致的方案外，主要是因为经过体系改革的讨论和尝试，多数学者都认识到，单纯就体系谈体系，仅仅把既有的理论内容像堆积木那样重新排列组合一番，并不能真正解决教科书落后于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的问题。要解决哲学体系陈旧与时代发展新要求之间的矛盾，关键还是要从问题入手，着眼于哲学内容上的更新。诸如改革开放中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社会转型、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可持续发展及其代价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利益和价值冲突问题、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文化问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等等，所有这些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问题”，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对象和理论探索的兴奋点。其中，发展问题、文化问题、价值问题和人的问题，是90年代哲学界集中研究的四大相关重点问题，并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比“问题意识”的凸显更深层次的变化是研究重心的转移。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如果说50至60年代的基本主题是唯物论和辩证法，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基本主题是认识论，那么进入90年代以来，其研究主题或研究重心则发生了从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转移。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如何有效地克服和避免西方工业化的弊端，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势必涉及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各民族独特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而市场经济及其负面效应的暴露，则关系到如何看待“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社会形态及其历史作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问题的突出以及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制约，则要求重新认识社会的有机整体性。因此，诸如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发展“三形态”和“五形态”理论、马克思晚年书信中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和人类学笔记中的东方社会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所面临的挑战等等，所有这些都被推向了哲学研究的前台，并且不再停留于一般性的抽象议论，而是与怎样理解这个变动的时代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历史观成为研究重心，至今不衰。进入21世纪之后，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些研究课题，诸如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东方社会理论、生产理论、交往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仍在继续深入进行，而现代性、全球化、公共性等则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可以预见，由于其强烈的现实性，这方面的研究今后仍将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2．领域（部门）哲学研究的勃兴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问题意识”凸显最直接和具体的表现，就是领域（部门）哲学研究的兴起。这里所说的领域（部门）哲学不同于通常所谓的哲学二级分支学科，而是指以某些特定的领域为对象和范围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部门（不同于分支），诸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人的哲学（人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日常生活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等等。90年代以来领域哲学研究发展迅猛，其中社会哲学、人的哲学（人学）、文化哲学是成果最为突出的几个领域。
（1）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哲学研究。这种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通常是与现代化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发展是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的重要主题，随着发展进程的加速、发展矛盾的暴露和发展代价的突出，9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在这个领域，孟宪忠等有开拓之功，而庞元正、丰子义、刘森林等的研究成果则较有代表性。在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社会哲学应运而生。吴元梁的《社会系统论》（1993）、王锐生等的《社会哲学导论》（1994年）是这方面较早的专著，而陈晏清主编的“社会哲学研究丛书”则最具系统性，初步奠定了我国社会哲学研究的规模。但是，社会哲学由于对象不够明确、定位不够清楚，面临着如何与理论社会学和历史哲学区分的难题，可能会影响到这种研究今后的发展前景。
（2）人学理论研究。人学理论研究孕育于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 9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回应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哲学中所谓“人学空场”的责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要求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也就相应突出了人的权利、人的品质、人的能力、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发展等问题。哲学界把目光聚焦于这些问题，逐步形成了对人的宏观综合研究，即人学研究。虽然关于“人学”名称和学科性质，从中国人学学会酝酿之初到2001年正式成立后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但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且有众多研究者参与其中的研究领域。代表性著作主要有：郭湛的《人活动的效率》（1990年）、韩庆祥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微》（1992年）、陈新夏的《人的尺度——主体尺度研究》（1995年）、袁贵仁的《马克思的人学思想》（1996年）、黄克剑的《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1996年）、黄枬森的《人学的足迹》（1999年）、夏甄陶的《人是什么》（2000年）等。中国人学学会成立后组织编写出版了一套“人学理论与历史”丛书，其中陈志尚主编的《人学原理》（北京出版社，2005年），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国人学理论研究的成果。
（3）文化哲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普遍开展和冷战结束后文化（文明）冲突的凸显，文化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80年代曾经出现过全国范围的“文化热”（主要是中西文化比较），90年代以后又兴起了“传统文化热”或“国学复兴热”。在这种背景下，哲学界一部分学者也开始把目光投向文化问题，逐渐形成了文化哲学这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既有文化的本质和特征、文化的类型、文化传统及其变革等基础性研究，也有我国文化发展方向等战略性问题和文化体制改革等对策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文化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对策性研究，而哲学界则力图通过基础理论研究来引导和促进当代中国的文化变革。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个领域外，余源培、孙承叔、张雄、鲁品越、刘敬鲁等的经济哲学研究，欧阳康等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衣俊卿等的日常生活哲学研究，韩立新、徐春等的环境哲学研究等等，也都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韩庆祥主编的“哲学理论创新丛书”，对我国领域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比较集中的展示。近年来，政治哲学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总之，领域（部门）哲学的勃兴，是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研究中最值得瞩目的现象。
关于90年代的哲学研究状况，人们曾有一种较普遍的看法，即认为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科学的繁荣相比，哲学受到了“冷落”，出现了“危机”。但是，赵敦华却从西方哲学史的观察中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哲学危机”实际上只是“纯哲学”的危机。从历史上看，“纯哲学”处于“危机”之际，正是各种文化思想极其活跃并相互碰撞之时。“哲学危机”只是“学院哲学”的危机，至于应用哲学、跨学科哲学、各个领域的“准哲学”，形态之丰富，范围之广阔，是前所未有的。近年来，他又倡导打破学科壁垒，淡化哲学二级学科的区分，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甚至认为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领域（部门）哲学”——他使用的术语是“分支哲学”（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考古哲学、生物哲学），还有跨哲学（Philosophy）、政治学（Politics）和经济学（Economics）的综合学科PPE，都是最有活力、最有发展前景的新的理论形态。
总之，这是一个“纯哲学”相对沉寂而“准哲学”相当繁荣的时代。在当代世界哲学图谱中，虽然哲学中那些古老的分支仍保持着自身的位置，但与当代社会发展相关联的问题则被提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哲学存在形态的变化。领域（部门）哲学是联系哲学与具体科学的桥梁和纽带，虽然目前的相关研究中还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哲学味不浓、理论层次不高的弱点，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今后仍将是我国哲学研究非常有发展前景的方向。
3．重思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
20世纪90年代，在领域（部门）哲学成为显学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继续稳步推进，除了在辩证法、历史观、价值论等具体理论方面的进展外，研究逐渐聚焦于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这是80年代以来围绕“实践唯物主义”讨论而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学者们普遍认为，哲学观是哲学的元问题，历史上哲学理论的重大的或根本性的变革，总是集中地体现为哲学观的变革，体现为“哲学理念”的更新；要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及其实质，也必须从哲学观的视角切入。基于这样的认识，原来处于哲学思考后台（背景）的哲学观问题，一下子被推到了哲学研究的前台，综合性大学哲学系也普遍开设了“哲学通论”、“哲学概论”或“哲学导论”之类课程。当然，从事这方面教学和研究的包括了众多哲学二级学科的学者，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范围而言，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是孙正聿的《哲学通论》（1998年）和王德峰的《哲学导论》（2000年）。
关于马克思哲学观的反思一直持续到21世纪。徐长福在《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发表论文《求解“柯尔施问题”》，提出马克思在形成自己学说的过程中，对自己学说的性质及其跟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有过一个较为明晰的看法：哲学是一种抽象的思辨的学问，科学才是真正的知识；哲学随着黑格尔哲学的瓦解而终结了，他所创立的学说是科学而不是哲学。他还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发生了一种知识观的变迁，即从“哲学－知识”观到“科学－知识”观的变迁。该文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根本性变革规划中，他真正关心的决不是思辨的哲学知识与实证的科学知识之间这种知识类型的对立，而是哲学理论的抽象思辨旨趣与干预现实旨趣的对立；马克思要求实现的变革不是从思辨的知识转向实证的知识，而是要放弃旧哲学的抽象思辨而转向对现实的理论干预。这种讨论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理解。
三、从“领域分设”到“路径分化”
进入21世纪以后，苏东剧变的历史后果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效应进一步显现。顺应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为了从历史的挫折中走出来，需要重新到原典中寻找力量和资源，“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遂成为新的研究风尚。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是世纪之交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马克思文本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两个方向；而探索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倍受人们关注的焦点。经过30年的探索和积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多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目前正孕育着新的范式转换。
1．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
2001年，“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创设对于新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马克思哲学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联合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共同主办的一个年度学术论坛，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为常设主办单位，各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作为轮流主办单位。论坛自创设至今，已经连续举办八届，几乎每一届论坛的主题都成为一个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兴奋点。目前，该论坛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创新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对引导和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是论坛首先关注的主题，也是21世纪初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兴奋点。虽然多数学者都充分肯定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但是在如何理解“当代性”的内涵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不同的看法。有学者指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就在于：马克思之提供给我们进行分析和批判的那种叙事传统所依据的社会现实，至今仍左右着我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产生马克思思想的那个时代尚未成为过去，马克思试图解决的问题仍然以变化了的形式延续着。蕴涵在马克思学说中的普适性价值对我们这个时代仍有巨大的意义，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2．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方兴未艾
近年来，由于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出版，以及国内对这一新版本的引进，伴随着“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之说的兴盛，马克思文本研究日益引人注目。MEGA2所做的文献甄别和考证工作及其附卷所提供的极为丰富的学术资料，为文本研究的兴起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文献资源；而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率先引入文本学方法解读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则对国内相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都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或课题组，一些学术著作中也开始积极地利用新版本所提供的文献资料。代表性成果除前面提到的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外，主要还有：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鲁克俭的《国外马克思学的热点问题》、韩立新主编的《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等。
文本研究发轫之初，学者们的注意力大都集中于方法论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我们今天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首先应该有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事实上，从“原著”（work）到“文本”（text），并非只是名词和提法的改变，更意味着研究方式的转换。虽然它们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但研究方式有重大区别。如果说“原著解读”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现成性及其思想的真理性作为自己的立足点，那么“文本研究”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未完成性及其思想的问题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关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的探讨和争论，在研究初期是完全必要甚至是必须的；但是如果长期停留于此，则无法使文本研究真正进入主题，并不断深入下去。令人欣喜的是，最近几年来，学者们在继续进行方法论探讨的同时，已经把重点转到对马克思文本的个案研究及其思想的深入阐发上来。当然，相对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来说，已经取得的成果还只是初步的，真正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
文本研究提高了马克思研究的学术水准，并且促进了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曾枝盛、王东等提出“重建马克思学”和“创建中国马克思学”，以及鲁克俭、韩立新等积极引入并效法欧美和日本马克思学的研究方式，马克思文本研究有可能向“马克思学”方向演化。与此同时，姚顺良、夏凡等则从文献学考证与思想史诠释的关系角度，对“马克思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
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再掀高潮
长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熟悉和接纳的主要是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采取排斥态度。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了解国外思潮的愿望也日益迫切，适应这种需要，在众多学者积极引介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背景下，徐崇温率先开拓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于1982年出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它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奠基之作。自那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却一直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在我国迅速崛起。随着俞吾金、陈学明、衣俊卿等众多学者的加入和相关研究的持续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显学之一。
如果说80年代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次高潮，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再次掀起高潮。因为随着苏东剧变，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其权威和“正统”地位，人们以比以前更加迫切的心情渴望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态，即西方马克思主义。近年来，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直很热，形成了一种颇具声势的学术潮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高潮。首先，研究视野拓宽了，除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外，进一步扩展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的一些新思潮，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等。其次，研究基调改变了，学者们逐渐从以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定性中摆脱出来，承认国外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态。事实上，自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学界以来，它就以各种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且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通过学者们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非常突出的成果。首先，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大都已翻译成中文，除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重庆出版社）外，近年又先后出版了郑一明和杨金海先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段忠桥主编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高等教育出版社）、魏小萍主编的“马克思与当代世界”译丛（东方出版社）、刘森林主编的“马克思与西方传统”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其次，我国学者出版了大量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数量多达几十种，其中既有通论性质的著述或教材，如俞吾金和陈学明合著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陈学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衣俊卿的《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张一兵和胡大平合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王雨辰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等；又有专题、思潮和人物研究，如徐崇温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黄颂杰等对萨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衣俊卿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的研究、郑一明和欧阳谦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研究等。近年来，张一兵在其多卷本著作《文本的深度耕犁》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和后马克思思潮的哲学文本做了深度解读，并对阿多诺和阿尔都塞做了个案研究。一批学术新秀也纷纷加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文本的个案研究中来，如汪行福和郑召利等对哈贝马斯的研究、胡大平对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仰海峰对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刘怀玉对列菲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张亮对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王凤才对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研究、孔明安对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的研究、尹树广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研究等。
此外，张立波、张盾、张秀琴、吴友军、夏莹等众多学者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相关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不专门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现在也比较注意在自己的研究中参考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这说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内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建构。事实上，国外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而且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锻造了一批学养深厚、素质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
4．探索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有不少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其中许全兴、雍涛、安启念、郭建宁等的成果比较突出。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除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研究外，学者们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而把这种研究的目标锁定在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上。许多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建构主要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这也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学术流派本土建构的一项重要使命。
5．研究路径的分化和范式转换的前景
长期以来，我国哲学学科逐步形成了八个二级学科分立并存的体制和格局。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之下，围绕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又逐渐分化形成了如下几个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部门（领域）哲学。每个方向都有一定数量的教学和科研从业者，基本上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科布局。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已成为近年来热烈讨论的话题。回顾3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还很难说已经形成了某种成熟的研究范式，但依托于不同的学术群体，确实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风格，或者说不同的研究进路和研究方式。在现有队伍状况和实际研究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有以下四种：
（1）“文本式”进路。这种进路主要是在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学者倡导下逐步形成的。虽然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有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诉求是相同的，即主张“语境回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思想发生与发展的特定语境中来把握其本真意义。
（2）“对话式”进路。这种进路主要是在一部分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推动下形成的。其基本诉求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沟通与对话，以实现二者之间的“视界融合”。
（3）“形态式”进路。这种进路主要是由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提出的。它脱胎于80年代的教科书体系改革，但又有区别。“体系重建”主要是针对传统教科书的，意在突破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弊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其关注的重点是“返本”和“归真”；而“形态建构”关注的重点是“开新”和“创新”，即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
（4）“问题式”进路。这种进路主要是在一部分从事领域（部门）哲学研究的学者倡导下形成的。他们认为，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发展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哲学研究，反对脱离实际构想各种思辨的哲学体系，因此，从问题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精神的体现。
以上几种研究进路，是改革开放30年来经过长期酝酿，在21世纪逐渐浮出水面的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几种主要路径。它们之间往往有着深层的共同语言和思想基础，并非截然对立。因此它们可能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同时并存，并通过交融互动和比较竞争，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以上几种研究进路都很难单独成为新的研究范式，一种比较成熟或可行的研究范式，必须至少是其中两种研究方式的“综合”。
简要的结语
对于任何一个亲身参与和见证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历程的人来说，他们都有充分的理由为这种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鼓舞。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局相一致，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30年来的马哲研究都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既是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也是人才涌现最多的时期，同时还是对外学术交流最为频繁和最有成效的时期，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学术来建设并且学术水平稳步提高的时期。3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彻底打破了传统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格局，开拓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风格。3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既是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努力、大胆探索、辛勤耕耘的结果，也是切实贯彻和落实“双百方针”和实行学术自由的结果。虽然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尚存在原创性成果不多、国际化程度不高、社会影响力不足等弱点，但只要当代中国哲学家们敢于并善于汇集人民的智慧，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他们就一定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哲学业绩，并与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相互作用。
（来源：人民网。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