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历史回顾与理论反思

今天,我们回眸30年前发生的那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需要真正读懂其真实的历史含义。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在西方启蒙时代,“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就像当年恩格斯说的确立理性法庭一样,实践权威的恢复也意味着理性对盲目信仰的拒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了实践的权威,从而把一切都纳入实践的法庭重新估价,使人们确立起一种批判性地反省态度和姿态。如果说在西方历史上,蒙昧主义是以神学面目出现的,那么中国在极左年代存在的现代蒙昧主义,则是以教条主义面目出现的。对于教条主义来说,实践的至上性无疑是一副真正有效的解毒剂。因此,确立理性的至上地位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任务,而确立实践的至上地位则构成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主题。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次政治与理论的“联姻”，也可以说是以往政治与学术之特定格局造成的一种路径依赖。表面看来,真理标准问题在理论或学术上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因此,这场讨论的意义主要是政治的和历史的而非纯学术的。在思想史层面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作用怎么估价都不过分。它一方面确立了清算和重估过去那个时代一切价值的衡准;另一方面又在学理层面上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提供了合法性。这直接关乎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中国社会的治理方式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历史、选择未来的问题。

如果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逻辑上是彻底的话,就不应该回避自我批判和自我拷问。它的纯学理意义不同于其思想史意义,后者是启蒙维度上的,前者则不然。在直接的意义上,它是有限的,至少表面看来不过是重申了以往已经非常熟悉的一些哲学结论而已。但在潜在的意义上,它又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这才是它在学理维度上的真正贡献和开启性所在。从学理上说,实践之优先地位和至上地位的确立,潜在着两种可能性的开启:一是知识论维度,一是存在论维度。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2条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这里说的“思维的真理性”是指“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或“思维的此岸性”,而“思维的此岸性”应该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联系起来考虑。显然,马克思所谓的“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是“历史的任务”,它不是一个知识论问题,而是一个历史观问题。同样地,马克思所说的“思维的力量”,不过是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如何才能“掌握群众”呢?在马克思看来,这归根到底取决于“理论”的“彻底”,即“抓住事物的根本”。“理论”一旦获得“彻底性”,就内在地具有“实践能力”。马克思所谓“实践能力的明证”,只能来自实践所塑造的历史本身的实际展现。倘若对《提纲》第2条做狭隘的知识论的理解,就将完全遮蔽其历史观含义。但很遗憾,成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标志和肇始的那篇《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引证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依据就是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但却是在知识论意义上援引的。应该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显在的层面上主要体现的是知识论维度的含义。承认实践是认识之真理性的标准,不过是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传统说法,这在学理上不具有真正的启示价值,甚至有可能强化以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实质的误读。

现代本体论的进展,使“Being”不再沿着本质主义路径(以essence为视角)被阐释,而是沿着实存主义路径(以existence为视角)被阐释,这同对时间性信赖的恢复相一致。在马克思那里,实存同人的在场性有关。毋宁说,实存的维度就是人的存在的维度。这正是我们为什么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的一个重要理由。所以,在马克思哲学语境中,“Being”是沿着人的生存的路径被阐释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诠释中,马克思开辟的这一新向度被遮蔽了。确立实践在逻辑上的终极原初性,有可能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转向”。但它只是一个不期然而至的客观后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的在场性在存在论的建构中的复活,是近3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讨论所取得的一个最重要的突破和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这个“存在论转向”,使一些最基本的范畴被放置在全新的维度上加以阐释和建构,从而更真切地体现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如实践、真理、自由等等。它改变的不是个别的结论和枝节问题,而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初基础、建构原则和视野选择。因此,其意义是革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客观上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存在论转向”,为它重新亲近人的存在提供某种启示,从而使其回归自己的本来立场和视野。

真理的实践标准之权威性的恢复,有没有潜在的局限性?回答似乎是肯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将会越来越表现出来。一是拟化的实证主义，二是拟化的实用主义。对于理论的教条主义而言,真理的实践标准无疑是一种剪除的力量。但对于作为另一个极端的实践的机会主义,它就不再具有足够的免疫力了。实践作为经验标准,往往使人过于直观地看待历史行为的客观后果,而难以从长时段来预期未来的潜在风险,从而犯过于短视的错误。

总之,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后果而言,并不是所有可能性都可以接受，关键在于通过对这场讨论的潜在意义的深刻反省,把其中最具正面价值的维度最大限度地展现出来,抑制其消极意义的维度,尽可能地消除其负面影响。这是我们今天必须反思这场讨论的原因,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无法回避的任务。

（选自《理论学刊》2008年第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