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与思：中国哲学的当代视阈——访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
学术传承与中国哲学研究
记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逐渐呈现多样的发展趋向，您在这一领域中也有颇多著述，去年出版的《杨国荣著作集》便汇集了您的研究成果。读您的论著，往往可以领略到一种较为独特的风格，能否就此谈一下？
杨国荣：谈到研究风格或学术风格，我想，这与
记者：从内在学术脉络上看，作为
杨国荣：确实如此。我后来一再提到的“史与思”统一的研究路向，其直接之源就可追溯到
记者：能简略谈谈这一研究路向吗？
杨国荣：概括而言，理解以往的哲学，既离不开历史的眼光，也需要以深厚的哲学理论作为背景。历史的叙述应当与理论的阐释结合起来，由此才能揭示以往哲学的深层内涵，并再现历史上哲学家的智慧历程。同时，哲学史的研究也无法停留于就史而论史，它同时也应当为今天的哲学思考提供深沉的理论资源。
哲学史与哲学
记者：按照您的上述理解，是否可以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哲学史就是哲学？
杨国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理解。早在研究生期间，我已从冯契等
记者：这一点在中国哲学中体现得明显吗？
杨国荣：如果我们从“史与思”相融合的角度考察中国哲学，便可注意到，它既表现为在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渐凝结的不同哲学系统，是一种可以在历史中加以把握、考察的对象，又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形成、延续的智慧长河；前者使之具有既成性，后者则赋予它以生成性。中国哲学的既成性意味着它具有相对确定的意义，中国哲学的生成性则表明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延伸的过程。后一过程在今天依然在延续。就中国哲学的生成性而言，我们现在所作的哲学的沉思、所从事的哲学史研究不仅仅是单纯的“史”的考察，而是同时表现为中国哲学新的形态的生成过程。
记者：按照您的这一理解，中国哲学的研究是不是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双重身份？
杨国荣：可以这样看。从中国哲学是“哲学”这一角度来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可以按哲学家的方式来展开；就中国哲学是存在于“历史中”的哲学而言，则又可以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对它加以考察。所谓“哲学家的方式”并不完全排除历史视阈，相反，它同样需要基于历史的文献，面对历史的实际衍化过程。同样，“历史学家的方式”也需要哲学理论的引导，否则这种研究就不是哲学领域的工作。可以说，历史学家的考察方式中隐含着哲学家的视阈，而哲学家的进路中也渗入了历史学家的工作。在相近的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史的研究同时也就是哲学的研究。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 “史与思”的融合。
“史与思”融合视阈中的中西哲学会通
记者：中西哲学的会通问题是20世纪至今一直困扰哲学界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您也非常关注这一问题，请您从“史与思”融合的角度来谈一下自己的理解？
杨国荣：事实上，中西会通的问题，首先涉及如何对待西方哲学的问题。历史地看，近代以来的社会和思想进程，逐渐终结了中西哲学相互隔绝的历史，西方哲学的存在，已成为中国哲学必须正视的事实：无论是对古典哲学的研究，抑或哲学的重建，西方哲学都已成为一种诠释背景。
记者：但是，学术界有很多学者主张，中西哲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这是否意味着，中西哲学并无会通的可能？
杨国荣：这一问题，与如何理解中西哲学各自特点相关。就中国传统哲学而言，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体系往往更多地具有实质意义，而在逻辑分析、建构形式的体系化等方面则显得较为薄弱。相对而言，西方哲学从早期开始便较为注重概念的界定、命题间的推论等，这种形式化的追求在现代分析哲学系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今天对传统哲学的阐释，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涉及逻辑的分析和逻辑的重建，而西方哲学在这方面无疑可以提供某种参照背景。同时，在一些深层的理念上，中西哲学之间也存在着不少可以相互对话的方面，从这一意义上看，西方哲学作为一种背景，不仅为“形式”的方面提供了某种资源，而且在“实质”的方面亦构成了重要的智慧之源。
记者：您的这一解读，使我们想起
杨国荣：如我在以前一再提到的，
记者：如何理解世界哲学与哲学多样性的关系？
杨国荣：一方面，从宽泛的层面看，在超越知识的界限、从智慧的视阈把握世界之在与人的存在这一层面，哲学无疑体现了其共性的、普遍的品格。可以说，智慧之思构成了不同哲学形态的共同特征。另一方面，每一种具体的哲学系统同时又表现为对智慧的个性化、多样化的追求，这种追求不会终结于某种形态，而将展开为一个无尽的过程。在世界哲学的概念下，哲学的这种品格并没有改变，世界性与多样性、开放性、过程性将在世界哲学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达到内在统一，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也将在这一过程中相互融合并呈现各自的独特意义。
（作者：郑飞 王海锋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