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文：岁月不居 时节如流

杨曾文教授治学严谨，佛学造诣精湛，为我国当代著名的佛教研究专家。40多年来，他坚持史论结合，重视历史、文献与思想的统一，尤以历史考辨见长。在中国佛教史、禅宗史和日本佛教史等研究领域颇多建树，著述宏富，广受海内外学术界好评。

学术研究的使命感与掘井及泉的工夫

纪华传(以下简称纪)：杨先生，您l959年至l964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秦汉史专业学习，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很感兴趣，每逢寒暑假，其他同学都回家了，您还在学校中读先秦诸子和历史专业的著作。能否谈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由中国古代史转向佛教的研究？

杨曾文(以下简称杨)：1964年初，中国内地各个研究机构和大学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当时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五年级的学生，原想报考历史研究所侯外庐先生指导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研究生，可当时北京大学为培养协助汤用彤教授整理研究成果的助手，决定从哲学系和历史系毕业生中各招一名研究生，经系领导和我的指导教师田余庆先牛的动员，我便改报汤用彤教授的研究生。然而不幸在考试后尚未发榜的时候，汤先生因病与世长辞。此时正逢落实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设立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指示，北京大学以哲学系东方哲学研究室为基础成立了世界哲学研究所。我因曾报考佛教学研究生，毕业后便被直接分配到世界宗教研究所，从此便与佛教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纪：中国佛教史和日本佛教史一直是您最重要的两个研究领域，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成果，请问您是如何开始日本佛教研究的？

杨：我1964年9月被分配到世界宗教研究所。当时全所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理论，同时着手编写反映世界各国宗教现状的《世界宗教动态》。由于我在大学第二外语是日语，按照学术分工曾对日本佛教现状进行过调查，这算得是我以后从事研究日本佛教史的一种因缘吧!然而不久，全所成员与北京大学的师生一起下乡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四清”)，接着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学术研究不得不全面停顿，然而我对日语的学习却没有停止。在下放河南干校期间，别人送我的结婚礼物日语版《毛泽东文选》，是当时条件下我学习日语的最佳读物。l972年夏从干校回京，适逢“文化大革命”进入低潮，研究所图书馆半开放。我接受黄心川先生建议，着手翻译日本近代佛教研究的奠基者之一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大约两年后完成。其间参阅了不少中日两国的佛教著作，为我以后从事佛教研究打下了基础。此后“运动”又趋激烈，我只得将译稿藏于床下。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将书稿送到商务印书馆，在1981年出版。此后我每年都坚持日本佛教史的研究，撰写文章。

纪：您在世界宗教研究所40多年的工作中，经历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成立以及此后的曲折与发展，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也没有减少学术研究的热情，一直坚持从事佛学研究。请问是什么力量和信念激励着您矢志于学术研究？

杨：l964年，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过问，世界宗教研究所宣告成立，准备对影响世界广大人口的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理论、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研究。我是第一批分配入所的科研人员，满怀希望和求知欲，经常想到宗教所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怀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认为绝不能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也不能辜负北大对我的培养，应当在研究所作出成绩来，那股劲头很大。即使经历“文化大革命”，下干校，遭遇最困难的时期，都没有失去信心和希望，总觉得研究所是不会停办的，还是尽可能多读一些人文历史的书。我那时坚持读日语版《毛泽东文选》，记一些日语单词，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的日语水平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因为经常怀有这种使命感，所以才能保持研究的兴趣和热情。我过去不是专学佛教的，所以努力学习加以弥补，读书时写卡片、写读书笔记；后来参加《中国佛教史》写作组，也要求自己高质量完成写作任务。不管在为人方面，还是在学业方面，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后来负责研究室的工作，便将做好这一工作作为自己的责任，约束自己“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比如出勤、完成任务等方面，都要带头。

纪：恢复科研业务后，您参与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的撰写，该书被誉为我国佛教史研究的“重大进展”。最近您还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能否再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杨：l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教授决定着手主编筹划已久的《中国佛教史》。他不止一次地与我谈到此事，约我参加，并且希望我在此书正式编写之前先学习，建议先读原始佛教基本经典之一的《中阿含经》，然后阅读《资治通鉴》及其他史书。我按照他的建议做了，不仅读完汉译《中阿含经》，而且通读了其他三部汉译《阿含经》，分门别类地编写了有关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印度外道思想等资料汇编及佛教传入中国的资料汇编，为我以后参加《中国佛教史》的编写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78年开始，直到l990年写完第四卷初稿，我一直将主要精力放在此书的编写工作上。开始编写组只有任先生、杜继文和我三人。《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完成后，经过申请和评定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中的重点项目。到20世纪90年代，前后写完四卷，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写两汉至南北朝佛教的前三卷。第四卷写隋唐前期佛教，有待出版。编写组成员陆续有增加，写第三卷时增加丁明夷同志，负责写佛教石窟和艺术部分；写第四卷时增加李斌城、张弓两位同志，分别撰写隋唐佛道二教关系和寺院经济。

《中国佛教史》前三卷相继出版之后，在国内外获得好评，不仅成为各地宗教研究机构的重要参考书，而且也成为高等院校的重要教材。东邻日本百年来在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对《中国佛教史》也给予高度的评价。1982年日本著名学者镰田茂雄教授给我寄来某报纸(复印件尚存，可惜没有报纸名称)《文化往来》专栏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两种中国佛教史》，对中日几乎同时出版的镰田茂雄编撰、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及两书的编撰计划进行介绍，指出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贯彻“将中国佛教史置于思想、社会的发展中进行考察的社会科学的观点，将是新中国的佛教史的决定版”。在《中国佛教史》前三卷先后出版之后，从l992年至1994年，由丘山新、小川隆、河野训、中条道昭等多位日本年轻学者相继翻译成日文，以《定本·中国佛教史》的书名由东京柏书房出版。应当说，这是当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事。

纪：《中国佛教史》系列著作不仅获得巨大的成功，而且对您此后的佛教研究影响很大，您能否谈谈撰写该书过程中的体会？

杨：回顾自己参加撰写《中国佛教史》的过程，既是学习和研究中国佛教史的过程，也是提高研究能力和积累佛学研究经验的过程。如果没有经历这个过程，可以说也就没有以后研究日本佛教史、禅宗史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进步和后来在研究中取得成绩是与任继愈教授长年的热情关怀和帮助分不开的。我最大的体会就是要下苦工夫，做学问一定要有掘井及泉的精神。我在向研究生讲课中常用打井比喻做学问的方法，确定课题好像选定打井的位置，将一口井打出水来再去打第二口井、第三口井，如此日积月累才会取得成绩。当然选井的位置需要眼光，但一旦选定，就需要下工夫，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在我写《中国佛教史》过程中，每接受一个专题，就以此为中心读书、查找和积累资料，然后梳理综合，完成撰写。例如，在写第一卷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章节时，我利用对两汉史熟悉的条件，对两汉与古印度、西域的交通作了详细的考察。对于《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所引《魏略·西戎传》所载的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及以此作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的可信性；东汉明帝遣使求法说的基本情节虽可信，但只表示是佛教的继续传入等，作出明确论证。在完成一个又一个专题的写作之后，自己便逐渐取得进步，不断充实提高自己。

治学方法与学术成就

纪：您在北大读书时受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的影响，逐渐形成历史、文献、思想三者并重的治学方法。能否请您谈谈这一方法的形成和运用情况？

杨：大学四年级时需要写学年论文，我的指导老师田余庆先生带领我和其他几位学习秦汉史的同学去拜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翦先生将他整理手写的多册关于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官制及农民起义等方面的资料汇编装订本摆在一张长型桌子上，亲切地告诉我们，做史学研究一定要认真读书，掌握第一手资料，并要善于考辨真伪，进而加以梳理概括，做好资料汇编；做史学研究要“史论结合”，应当“以论带史”，而不能“以论代史”。翦先生的谆谆教诲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虽然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但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上大学时还选修过中国哲学史的课程，当时作为教材的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尚未正式出版的征求意见本，四卷)对我影响也很大。这几方面的影响，使我在后来的研究工作逐渐形成历史、文献、思想三者并重的风格。研究问题，首先应理清其历史脉络，其次要最大限度获取、考辨并整理相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然后在历史脉络清晰、文献资料可靠的基础上才能对该问题进行理论概括。我在写论文和写书的过程中，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对涉及佛教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事实进行仔细的核查或考证。例如在写《日本佛教史》过程中，对于日本民族佛教形成的论述主要依据第一手资料，并密切结合日本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来撰写。此后写《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的过程中，除利用传统佛教的史料外，也利用正史、文集，并利用相关敦煌资料和碑铭、地方志等。在研究中把佛教作为社会历史的现象，将问题置于特定历史环境中，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进程以及文化思想界的形势，进行客观的考察，尽力作出符合事实的结论。

纪：您近30多年来勤于笔耕，著述宏富，独立完成的著作就有6部，其中《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三部著作便有180万字之多。其他主编并参与撰写、禅宗文献校勘整理、翻译等著作有20部，研究论文150多篇。您在1995年出版的《日本佛教史》是由中国学者撰著的第一部研究日本佛教史的学术专著，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直到今天仍然是最权威的著作。能否介绍一下您在日本佛教史方面的研究情况？

杨：我国是日本的近邻，在古代与日本发生过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所以应当对日本佛教史及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加强研究。我刚入研究所时曾对日本佛教现状进行调查，后又翻译《日本佛教史纲》，由此对研究日本佛教产生极大兴趣。从1982年开始，我多次赴日考察，先后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日本驹泽大学等学校或研究所的“访问学者”或“招聘教授”，几乎每年都抽时间研究日本佛教，发表过多篇论文。从1990年底开始，我集中主要精力撰写《日本佛教史》，其间到日本研修一年，回国后将此书完成，这是我有生以来下工夫最大的一部著作。此书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日本佛教通史，以论述日本的民族佛教格局基本形成为重点，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佛教传入日本1500年来佛教在日本传播、盛行和发展的全过程，同时介绍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两国僧人，揭示佛教这一文化纽带在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此后与张大柘、高洪合作写出《日本近现代佛教史》，与日本源了圆合编，约请两国学者合作编写了《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三书于1995年至l996年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曾主编《中日文化交流事典》的佛教部分。

纪：在中国禅宗史研究和禅宗文献的整理方面，您都作出了广受好评的贡献，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学术权威。特别是《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两部著作，史料丰富，考辨精微，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在中国禅宗史方面的研究情况。

杨：从1986年至l990年，我先后利用周绍良先生提供的敦煌写本照片，并参考胡适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整理的资料，编校出《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和《神会和尚禅话录》，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在1993年、l996年出版，其中皆载有我写的长篇研究论文。此后，我便集中力量研究中国禅宗史。《唐五代禅宗史》于1999年出版，详细系统地介绍了禅宗从兴起到禅门五宗成立的历史脉络和禅法思想，强调“禅宗的兴起是佛教中国化深入的表现”，并重视考察唐五代禅宗的地理分布及其“外护”问题。《唐五代禅宗史》作为国内第一部禅宗断代史专著，2002年9月获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宋元禅宗史》于2006年出版，全书80万字，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两宋和元代禅宗传播和发展的中国禅宗断代史，对这个时期禅宗各个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事件、禅法思想和著述，以及禅宗与儒、道二教的关系等进行深入研究。

纪：您不仅在当代中国的佛教学学科建设方面成绩显著，而且在推动和增进中日两国佛教学术交流和文化友好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您参与自1985年至2003年10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为促进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作出贡献，并于1999年5月获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颁发的“东洋哲学学术奖”。请介绍一下您所见证的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佛教学术交流情况。

杨：自1980年以来，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迅速发展，佛教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促进中日两国佛教学术的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中日两国佛教研究者的共同愿望。l985年11月，日本《中外日报》社为纪念创刊90周年，经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协商，在日本京都举办了第一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此后，日本《中外日报》社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商定，每两年轮流在两国合作召开会议一次，至2003年10月已成功召开过10次，为促进两国佛教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学术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在参与中日两国佛教学术交流工作中，有幸结识了日本的牧田谛亮、镰田茂雄、福永光司、竺沙雅章等老一辈著名学者。这些学者对中国很友好，对我从事佛学研究帮助很大。我在与他们交往的时候，注重礼尚往来，尤其注意保持国格、人格，不卑不亢，得到他们的尊重，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以说是“忘年之交”。如今，这些先生中有的已经辞世。有时追忆往事，真是感慨万千：他们对于中日两国佛教学术交流和文化友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值得我们铭记，始于隋唐的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应该发扬光大，以增进两国人民乡间的了解和友谊。

中国学者在佛教研究领域的成就和不足

纪：众所周知，佛教研究在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对佛教研究作出显著地成绩，请您概述一下中国学者在佛教研究方面的贡献和不足之处。

杨：中国的佛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前，学术界代表人物有胡适、汤用彤，佛教界代表人物有欧阳渐、吕溦等，主要成绩是对中国佛教史的初步研究和对一部分佛教资料(佛典及部分敦煌佛教文献)的整理；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代表人物有任继愈、石峻等，主要成绩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方向，同时佛教界的法尊、巨赞等法师在佛教研究方面也取得可观的成绩；第三阶段为“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至今，在研究门类、成果数量与质量、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以往难以相比的成绩，下面我想从四个方面谈一下我的想法。

第一，关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界的主流，也包括佛教界学者在内，都认为必须把佛教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把它放在中国历代社会文化环境中加以考察。这种方法学术界称之为唯物史观，教界虽然不这样称呼，但也承认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按照这一方法，就不能孤立地、脱离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地去研究佛教。纯粹为研究而研究，这在学术界中似乎已没有市场了。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我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中国学者的实力，即在把握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既能作微观考察，又善于结合社会背景作宏观论证，得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中国学者在佛教通史和断代史、佛教宗派、人物专题等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第二，就佛教研究成果而言，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新中国成立前要多至少几十倍。佛教历史的研究应是整个研究的基础，在佛教通史方向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尚未完成，然而已出版的几卷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成果。还有郭朋先生的佛教通史著作，在学术界也有重要影响。在断代史方面，成果相对更多一些。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断代史方面的著作，至今没有其他著作可以代替，但毕竟写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今后还应有新的著作问世。中国佛教宗派方面的研究有很大进展，特别在禅宗、天台宗、法相宗、三论宗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较多。在宗派的研究中还包括对某些宗派创始人的研究，如对智颉大师、湛然的研究，禅宗中慧能、神会的研究等。近些年来，有不少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选择一些人物题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文献方面，特别是对敦煌佛教文献的研究和整理，成绩十分突出。除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外，对外国佛教的研究，如对日本佛教的研究较多，对韩国佛教的研究也已经开始。但同时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对于印度佛教、南亚东南亚佛教、欧美佛教的研究；对于佛教戒律及其中国化、中国历代佛教制度、寺院经济的研究，对于地方佛教史的研究等等。我们今后应努力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

第三，关于人才培养。改革开放以来，对佛教研究人才的培养取得的成绩最为显著。从1978年开始，世界宗教研究所开始培养研究生，先后毕业的研究生已在佛教研究领域取得很多成绩，他们已成为所在单位教学和科研的学术带头人或业务骨干。现在，不少大学成立宗教学系，设佛教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点，有的开设佛教的课程或讲座，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佛教界也培养了不少佛教管理、研究等各方面的人才。人才培养方面，是新中国成立前乃至改革开放前没法比的。现在到底有多少专门的佛教研究人才？没有具体统计过，估计副教授以上的至少在50人以上。中青年的学者正在成长起来，是推进今后佛教研究的十分可观的力量。

第四，学术研讨会议和学术交流。一是国内举办的各种佛教学术会议出现前所未有的频繁，既促进了对重要的佛教历史与现实问题、历史人物、佛教名胜等的研究，也推动了地方对人文历史资源、旅游资源等的开发。二是国内外佛教学术交流会议也很多。中日学术交流最为密切，与韩国、与越南的学术交流近年也有扩大的趋势。以我直接参与的为限，世界宗教研究所与日本学术界已举行11次佛教学术会议(其中包括一次敦煌佛教学术会议)。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学术交流会议也召开了11次，马上要开第l2次。各地社科院与各大学也与国外展开各种形式的佛教学术交流活动，这都是过去所没有的。

对青年学者的建议与期望

纪：您在前面所谈的个人的人生道路、学术成就和治学经验，对我们青年学者将有重要的激励和指导作用。但是现在与您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巨大的变化。您对此有何看法?

杨：总的看来，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时要好，中国正在进入盛世，机会难得。你们可以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院里所里各种课题资助和出版基金等，物质条件好了，正可以专心搞研究。但是我个人认为也有不如我们那时的地方，现在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学术界浮躁之风对青年影响很大，如果坐不下来，就难以深入地进行学术研究。另外，社科院的待遇不如高校，物质条件相对艰苦一些。社科院与所里图书合并以后，图书不好找了，一些国外图书进口也不及时。这些都是弱点。但是我认为中青年学者不能把这些作为放松努力的借口，毕竟现在研究条件好多了，关键在自己!

杨：第一，要立志。立志以后，要根据自己的特长，如搞历史出身的，搞哲学出身的，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学科建设需要确定主攻方向，确定学术的路子。要了解整个学术的全局，做佛教学科的，要了解佛教研究的全局，哪些研究需要去发展，哪些研究的空白点需要填补，哪些国外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我们需要引进。所以眼光要远一些。自己在从事某项课题研究之前或过程中，尽可能地搜集并参考国内外的有关成果，注意使自己的研究与国内外的研究接轨。任何学术研究都有前后学者之间的连贯继承性，横向学者之间的互补性。不管是侧重于历史，还是侧重于思想，都应该多发挥出自己的特长来。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就是要下工夫。如汤用彤先生是搞哲学出身的，但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史学工夫是很深的，所以这种著作才能流传长久。中青年在这方面需要锻炼考验。不要指望通过走捷径快出成果。现在上网查找资料乃至别人的成果很方便，有些东西不能图省事拿来就用。做学问从长远来看，还是需要踏踏实实，需要掘井及泉的精神。选取井点，那就需要知识积累和眼光。确立主攻方面或课题，要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国家总体社科规划，这很重要。总之，做学问一定要下苦工夫，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只有付出了艰苦努力才会有满意的收获。

第二，要学会开展学术交流。为了学科的发展，学者不能只闭门读书，还要学会与人交往，要善于与国内外学者沟通联络，组织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我几十年参与组织过很多学术会议，我没觉得给自己的研究带来损失，反而从中受益匪浅。在这方面青年学者一定要学习，要实践锻炼。学术交流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一环。既可促进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认识，也是实现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和扩大影响的重要途径。

 

（原载《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录入编辑：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