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慧子】管理哲学的问题域

一

管理哲学在我国的兴起和研究只是近几年的事情,但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管理哲学的研究对于促进管理科学的理论进步和提高实际管理活动的有效性,都会产生实质性的作用。然而,管理哲学在当前的研究状况,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我看来,在管理哲学的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管理哲学看成是哲学的一般原理在管理科学和管理活动中的应用;二是把管理哲学等同于一般的系统科学。这是两种错误的理论倾向。

对于前者,它是那种长期以来人们所形成的具体科学加哲学原理的思维方式的产物。那种所谓的管理哲学同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哲学没有任何的联系,我们不能把哲学的一般原理作为事实上的公理,去教训具体的科学,或者是使具体的科学去附会哲学的一般原理。那种做法不仅不会促进具体科学的进步,相反,常常会使具体科学的研究受到不必要的伤害,至少那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对于后者,则更是不足为训的,如果把管理哲学看成是系统科学,那么管理哲学就毫无存在的必要了。因为,那样一来,管理哲学就被转化成了系统科学,就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此外,在学术界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模糊认识,比如对是否存在有一门管理哲学这样的学科表示怀疑。可以说,这种怀疑在一定程度上与现有的研究状况是有某种关联的。

是否存在着一门管理哲学,这是管理哲学研究中所面临的一个紧要问题。这个基本问题不解决,管理哲学就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发展。本文的目的是,试图通过管理哲学的研究主题的明确,进而给出作为一门学科的管理哲学的问题域的划界。

二

是否存在着一门叫做管理哲学的学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管理哲学是否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主题存在着。这个问题一旦得到明确,就不仅可以从根本上为管理哲学的存在提供合理性的辩护,同时,也将使管理哲学的性质和研究的范围即问题域得到确立。

我们知道,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是近代的事情。这种分离的结果是使整个科学部门由此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这并不表明科学研究活动及其发展与哲学之间不再有任何的联系。其实,在科学的实际发展过程中,科学的思维一刻也没有真正脱离开哲学的支持,科学所表现出的理论进步总是有哲学的思维伴随在其中。虽然,科学工作者一般地总是在他们的正常的研究活动中与哲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然而,当他们的研究由于科学发展的需要,而不得不涉及他们那个科学的基础的时候,他们就必须依赖某种哲学分析作为思想的先导,他们需要哲学分析所独有的那种批判的功能,为自己的研究提供合理性的辩护和研究方向上的价值判断。

我们需要的正是科学与哲学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这种连接方式。对于科学而言,这种哲学显然不是外部强加于任何一门具体的科学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的一般原理在科学研究中的一种简单的应用。如果是那样一种性质的哲学,在许多情况下都会遭致科学家的漠视和反对。因为,那种做法惯常是以一种预设的观念框架去教训具体的科学,而不是根据科学中存在着的那种基本问题去进行实质性的哲学分析,而我们所需要的恰恰是根据哲学提供给我们的那种有效的明确把握事物的思维方法,去分析科学研究中的问题。事实上,对任何一门科学来讲,都有或都存在着属于它自己的这个学科之内的哲学问题。这些哲学问题总是与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以及它的未来的发展取向有关,或者说,有关一个学科的基础问题就是这个学科的哲学问题。一门学科的理论发展和进步的状况,直接与它内部的那些基本问题被明确的程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科学哲学,这样的科学哲学同样适用于管理科学,是管理科学所需要的。管理科学是关于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而管理哲学则是管理科学的哲学。管理哲学与管理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管理科学是通过对管理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概括出管理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管理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管理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管理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管理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管理哲学考察的则是管理科学的基础,管理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管理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这是我们首先需要加以明确的问题。

一般而言,管理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管理学者以及实际管理者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管理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管理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管理学者为的是管理知识的不断增长,而实际的管理者则是把管理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管理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管理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管理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管理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管理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管理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管理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管理”。管理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管理”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管理哲学的研究主题。

三

如果说管理科学的元问题就是管理哲学所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便可以由此界定出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围即问题域。具体地说,我们可以从四个基本的方面实现对管理科学的元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并大致勾画出管理哲学所关注的主要的问题范围。

1.关于管理的知识论的本体论考察关于管理的知识论的本体论主要考察的是管理的空间属性,也即管理作为一种存在的空间属性。换句话说,这种考察关注的是“管理”在一个确定的空间中的存在状态或形象,研究者通常是在这种方式下去明确管理的本质属性的,即使如此,还是存在着一个如何去明确管理的方法问题。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给管理一种确定的界说,并且不产生过多的异议或是无意义的争论,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这种界说预先给出一个清晰而且确定的前提,这个确定的前提我们称之为明确一个事物的系统背景,即我们首先应当为作为一种存在的管理选择一个合适的界限和明确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用来明确管理属性的系统背景。

事实上我们只有在一个确定的系统背景中,才有可能对一个事物的特征作出比较确定的说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明确事物属性的方法规定,同时也是一种系统地理解事物的科学方法。因为,我们常常见到这样一种普遍的研究现象,这就是一些研究者在对管理问题进行讨论时,总是先不厌其烦地罗列出一大堆关于这个问题的定义或概念,然后逐一批判它们所谓的不完备之处,最后再给出一个自己看来更为合理的定义或概念。照此做法,我们总会得到一个长长的定义或概念的清单,这样问题似乎得到了说明。然而,事实上它总是给人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这种做法给我们带来的所谓的清晰总是要远远小于它所带来的混乱。究其根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未能明确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空间或系统背景下进行这种讨论的,所以,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讨论成为一种无意义的讨论或争论了。

2.关于管理的生存论的本体论考察关于管理的生存论的本体论主要考察的是管理的时间属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时间,指的不是管理作为一种存在的时间,也即不是管理作为一种活动或过程中的那个内部的时间,或者说,这种内部的时间它在本质上只是属于一个确定的空间中的时间,是管理的知识论的本体论中的时间。管理的生存论的本体论所对应的时间,指的是管理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或过程出现之前的时间,也即管理从无到有的时间过程。对于管理的这样一种时间属性的考察,其意义和目的就在于从根本上为管理活动作为一种存在提供合理性的辩护,而这种辩护恰恰是在前一种考察方式下无法实现的。因为,关于管理的知识论的本体论考察,从根本上讲,所涉及的时间是一个内部的时间,这个内部的时间当然不能为管理活动本身提供任何可能的有效的合理性的辩护,而且,这种考察也只是明确了一个管理“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在我们的社会活动中为什么会有管理这个问题存在,却是“是什么”本身所无法回答的。所以,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关于管理的生存论的考察,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对管理本质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为什么有”和“是什么”两者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对管理的一个完整的本体论的考察,管理的本质正是在这样的考察中才真正得以明确的。毋庸讳言,以往对管理的本质的考察,一般来讲,总是毫无例外地属于知识论的本体论的范畴,而对于后者则常常为研究者所忽视。由于缺少了对生存论的本体论的考察,因而,管理的本质事实上没有得到真正的和全面的明确,这是需要引起管理哲学的研究者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3.关于管理作为一门科学的整个发展进程的考察对管理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进程的考察,是管理哲学研究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管理哲学的研究中,研究者的问题来源并不是自己随心所欲地确定的,它们深深地植根于管理科学和管理活动的历史发展之中。历史是我们进行管理哲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可以说,没有管理科学的发展史作为基础,管理哲学的研究就是空洞的,甚至是无法进行的。对于管理哲学而言,管理科学的发展历史为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材料和问题的来源。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管理哲学对管理科学的整个发展进程的考察,明显地不同于历史学的考察方式。历史通常是一种编年史,从根本上讲,它是对在过去的时间中出现的各种人物及其思想,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及其变化的一种尽可能精确和全面的记述和解释,这是历史学家的事情,而不是管理哲学的任务。管理哲学家并不去过问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提出了什么管理理论或者是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应用于管理活动之中。管理哲学进行历史考察的目的在于,以此作为基础或经验材料进行抽象和概括,从中抽取出历史发展和变化中的某种持久不变的特征。因此,我认为,在对管理科学整个发展进程所进行的考察过程中,管理哲学关注的问题应当是诸如管理科学的研究主题的发展脉络、管理思想的变化、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更迭、管理理论和方法的评价、管理科学发展的结构和模式,以及管理科学的进步等方面的基本问题。

4.关于管理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取向的价值判断这是建立在前三个方面考察基础之上的一种必然的结果,是管理哲学的目的或终极关怀的表达。管理哲学的终极关怀并不是研究者的思辨的产物,它是我们根据对管理本质的缜密的分析和明确,以及对管理科学的整个发展进程的经验材料的批判和抽象力图给出的一种最符合事物本质的理论建构,是一种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理性选择。管理哲学所给出的价值判断或表达的终极关怀,将主要通过这样几个方面反映出来:一是在我们实现对管理本质的明确和把握之后,应当给出与之相适应的最基本的科学假定;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管理理论的建构;三是给出高效而合理的管理方法以及管理原则;四是对管理研究的问题走向作出价值判断。

总的说来,这种价值判断是我们在对管理的本质以及管理作为一门科学的整个发展进程有了全面系统的明确和把握之后,所给出的一种规定性。管理哲学最终关注的是人们在实际的社会活动中应当依据怎样的思想、理论、方法和原则进行管理。管理哲学所追求的这个目的,其意义是明确的和显在的。我们知道,人们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科学的,还是其他的各个方面,毫无例外地都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目的的存在,使得管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需要,因此,人们为达到某种预设的活动目的,寻求更加科学、更符合人性,同时也更为高效、更具有普适性的管理思想、理论和模式就成为一种必然。管理哲学的终极关怀及其规定性就是对这个目的的一种明确的表达。

综上所述,通过上述这四个方面的考察,我们就可以对管理科学的元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深入的准确把握。这样一来,对管理科学的元问题的明确,将通过下面的一组问题即问题域而显示出来。

1.管理的本质及其分界问题。管理究竟是什么?明确管理本质的方法是什么?为什么有管理?为什么需要管理?管理是中性的吗?管理的对象是人还是系统?是否存在着管理与非管理的区分,如果有,分界的标准是什么?2.管理科学发展的结构问题。管理科学活动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什么?管理科学的发展是有结构的吗?管理思想和概念的变化是渐变的还是不断革命的,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3.管理理论及其评价问题。管理理论的结构是怎样的?管理理论是否可以形式化?有普遍有效的管理理论吗?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管理理论是否具有特殊性?管理理论是经验性的吗?不同的管理理论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一个理论怎样才被视为是好的理论?理论评价的标准是什么?

4.管理方法及其评价问题。有普遍有效的管理方法吗?不同的管理方法之间是否具有优劣之分?评价管理方法的标准是什么?管理科学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5.管理的进步问题。管理科学及管理活动的发展是进步的吗?进步的机制和形式是怎样的?进步的标准是什么?进步的标准是否具有逼近真理的性质呢?

6.管理的基本假定问题。管理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本假定基础之上的?管理的基本假定究竟包括哪些方面?管理的基本假定具有经验基础吗?管理应当建立在什么样的基本假定之上?

7.管理的原则问题。管理的原则应当包括哪些?管理的原则是怎样形成的?管理的原则与管理的基本假定是什么关系?

8.管理的目的问题。管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管理的终极关怀究竟指向什么?管理的终极关怀与人性解放的关系怎样?等等。

四

管理哲学是对管理的本质以及管理科学的整个发展进程的考察和反思。管理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管理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础性的支持,使实际的管理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管理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在管理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管理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管理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管理哲学的研究主题及其问题域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错性的,尤其是关于问题域的界定会是不完善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管理哲学的精神实质,问题域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