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人】中西现代性论纲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未完成的谋划”。他的这个观点，用通俗的说法，不过是指现代性乃是一个处于动态的过程。同时，现代性从其产生到现在，它都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者说，它是现代以来人类生活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基本规定或特征。就此而言，现代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那么，如何理解和把握现代性?或者说，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虽然现代性是动态的，并且在各个领域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并不像有些学者表述得那么光怪陆离，难以把握。事实上，任何处于动态中的事物，也都有相对稳定的质的规定性或基本特征。现代性在“未完成的谋划”行程中，其所具有的基本规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它的反传统性，或者说是扬弃传统的超越性。在这一点上，现代性是既与传统相区别又是相联系的。从一般意义上看，现代性的这个特征，与后现代主义有相似点，两者都反传统。但在实质上，两者对于传统的态度又有原则区别。其二，现代性具有建构性的特征。它对传统的超越，不是完全抛弃传统，而是以扬弃传统的现代建构形式取代传统的建构形式。在这一点上，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尤其明显。应当强调指出，这两种现代性的基本规定性，主要是就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的合理形态而言、而不是就现代性的僵化或异化形态而言的。由此可知，对于现代性问题，也像对待任何人文领域的问题一样，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观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在解构中加以完全否定，恰恰是由于缺乏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

　　　　一、西方的现代性

(1)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历史时期。首先是“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个时期，主要是张扬“人性”，以此来反对“神性”的专制统治。其次，是启蒙时期。在这个时期，主要是张扬“理性”和“人权”，进一步深入地反对“神权”和封建专制统治。第三个时期，是从19世纪末至今现代化凯歌行进和现代性发生异化的时期。

(2)把现代性看作是一个完全消极的和应当消除的概念，或者认为现代性无可挑剔，都是片面性的观点。“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张扬“人性”、“理性”、“人权”，不仅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思想需要，而且也是推动资本主义全面发展的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即使在今天，这些思想理论武器，也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扫荡封建主义所需要的。但是，从19世纪末以来出现了：由张扬“人性”而导致“人类中心主义”；由张扬“理性”而导致工具理性至上，唯科学主义思潮泛滥；由反对“神性”专制统治而导致最高价值观念失落后的无信仰或信仰危机，等等。这些现象，都是现代性异化的表现，也是西方学术界关注和批判的重点。

(3)在理解现代性时，其关键是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如何的问题。对传统的常识理解，认为传统是已经过时的东西，属于完全过去时，这是肤浅的皮相认识。传统绝不等于过时的过去时，而是从古流动到今的东西，例如各民族的文字及其文化。当然，传统的这种流动性，在一定时候会僵化。这时就必然出现反传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打破僵化而使传统超越过去，继续向前流动。因此，可以说，从“文艺复兴”诞生的现代性，正是打破中世纪传统的种种僵化而继续流动到现在的传统(就现代性发生异化前的合理形态而言)。就是说，现代性的新建构总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不能凭空建构。当然，基础需要扬弃，但决不是取消。体现现代性的经济、政治、哲学、伦理、美学、艺术、文学、建筑、绘画、音乐等等，无一不是对传统的扬弃所作的建构。例如，资本主义工厂制是对中世纪手工作坊的扬弃，君主立宪制是对君主专制的扬弃，资产阶级共和制又是对君主立宪制的扬弃。至于哲学等人文领域，这种对传统的扬弃关系，就更不待言了。例如，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或野兽派绘画，正是他前期已经获得深厚的传统功底并对之一步步扬弃和超越的成果。

(4)前述现代性僵化或异化的出现，表明传统的合理流动在这里停滞了。历史的发展需要打破这种僵化或停滞。于是在西方，从尼采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兴盛起来。它以更彻底的反传统姿态出现。后现代主义以解构形式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在暴露现代性僵化和异化的同时，也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的德国古典哲学等，都宣布为“虚构的神话”加以否定了。不难看出，由于缺乏历史主义观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包含着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

(5)现代性异化形态，诸如“人类中心主义”，理性至上、唯科学主义思潮泛滥，信仰和理想失落的精神危机，以及在物质层面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等等，都是相互联系和因果相承的。当西方人从中世纪神性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时，人性和理性脱颖而出，在改变世界和改变人本身方面确实大放异彩。特别是经过启蒙运动，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的普遍建立和迅速的殖民扩张，这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所创造的财富比此前人类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正是在资本主义这种凯歌行进中，西方人就把自己膨胀起来。人在神圣的信仰和自然面前，都成为“天之骄子”。工具理性的发展和科技发明所取得的日新月异的成就，使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妄为更加肆无忌惮，以至于在科技失控的今天，不仅使人类饱受环境破坏的生存危机，而且在破除宗教神学统治之后，又迎来了工具理性和科技这种“新上帝”对人的统治。

(6)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功绩在于揭露了现代性的僵化和异化。但是，当它通过解构把作为过程的现代性不加区别地都宣布为“虚构的神话”而加以否定时，从理论层面看，它直接指向了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即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基础。形而上学是以各种实体论出现的。实体作为本原、作为始基，在建构理论体系时，是一种设定。后现代主义通过解构宣布其为“虚构”，确有道理。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虚构”或假设对于理论的建构，是不是一种具有合理性的需要?再具体地说，“虚构”是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需要?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在中西哲学种种形而上学体系中，确实都能发现这种“虚构”。柏拉图的“理念”，斯宾诺莎的“实体”，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中国老子的“道”，朱熹的“理”，等等，都具有虚构性。但是，他们正是在这种以“虚构”形式所作的体系建构中，蕴含了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之精华，并且具有启发后人的永恒价值。至于宗教的虚构作为信仰而为世人所需，至今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7)如果把传统看作是一种从古至今的流动，那么，在解决现代性僵化和异化问题时，如何面对传统仍然是关键。现代性的僵化和异化，本身就是从扬弃传统走向抛弃传统，或者说与传统断裂。这样，现代性就失去了合理流动的资源与动力，而陷入平面化和单向度的僵化建构之中。现代伦理学只谈种种正义规则及其体系的建构而忽视人的德性培养和重铸，就是这种僵化的表现。对此，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中所作的批判和对古希腊美德论的反思，是值得重视的。传统可以扬弃，而绝不可以抛弃或断裂。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批判，揭露了现代性的僵化和异化却不能克服之，其批判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对传统的态度与现代性僵化和异化的态度一样，都取断裂和决裂的态度。由此可知，反思传统并从中吸取资源和动力，乃是克服现代性僵化和异化的一种必要条件。

(8)对于现代性的哲学基础，不能笼统地谈。例如说，主体性哲学，构成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因为主体性哲学，有着不同的学派。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发端，经过英国经验论、大陆理性论和法国启蒙哲学，一直到德国古典唯心论，都属于从本体论转到认识论的主体性哲学。如何看待这些主体性哲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现代性的合理意义而言，这些哲学也有与之对应的合理内涵。例如，笛卡尔的怀疑精神，培根破除幻象的实验精神，莱布尼兹的逻辑斯蒂精神，洛克到休漠对经验性质的分析精神，法国启蒙哲学家继承英国经验论对人权与合理社会的建构精神，特别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不仅在人权与合理社会建构方面继承和发挥了启蒙哲学的革命精神，而且以整体辩证的精神把主体性哲学发挥到极点。不难看出，上述粗略所列主体性哲学的内涵，都对现代性的合理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主体性哲学又怎样成为现代性僵化和异化的思想基础?这就是，在主体性哲学中共有一种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方式，也即理性的概念思维方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在理性论那里，而且特别是在法国启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已经明确把理性至上或用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准绳提出来了。这是一种打败神学和征服自然的基本思维方式，也是由现代性僵化和异化所发挥到极点的思维方式。或者说，现代性僵化和异化，乃是与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方式僵化和异化互为表里的。

(9)应当说，从古希腊开始建构的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方式，或者说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乃是西方人对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促成了现代性或现代化的成功。所以，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产生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工具理性以及维护人权和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就其合理形态而非异化形态而言，一直到现在都是解决现代发展问题的根本手段和方式。如果在批判现代性僵化和异化时，不注意保护这些根本手段和方式，那将是离开现代发展正道的绝大错误。

(10)现代性的出发点，是解放人和人性，是高扬理性和对自由、平等人权的追求。但是现代性的僵化和异化，却走向反面。在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方式下，由于片面地强调主体性，使之直线性的外在征服欲恶性膨胀，从而就导致工具理性至上，唯科学主义思潮泛滥，科技失控，最终使人又在物化中沦为科技统治下的工具。因此，在现代性僵化和异化中，“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关于人和人性解放的问题，又以新的形式重新被提出来。为了克服主体性的偏执及其导致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生而被抛”和“无家可归”，胡塞尔提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以及“生活世界”的理论；海德格尔提出“在世”和“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境域构成之说；哈贝马斯提出超越语义学而建立在语用学基础上的“交往理论”。虽然这些理论的构想对于克服主体性偏执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主体性理论动摇的“彼岸世界的真理”所形成的价值空白，或者说，由“上帝死了”所造成的最高价值的失落，并不能由上述种种理论构想得到弥补。同时，如果在否定理性话语的统治性时，把人类几千年培育的理性也加以否定，在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又宣布“理性也死了”，那么，对于人类的正常生活，就更加不堪设想了。然而在当今世界上，这种不堪设想之事，在全球大霸权者那里，以及在地方小霸权者那里，正在我行我素。这种情况，似乎是在呼唤信仰和理性的回归，或者说是在呼唤新的信仰和新的理性的重建。

　　　　二、中国的现代性

(1)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经历了三个最初的阶段。这就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是从追求物质层面的现代性到追求制度层面现代性的过程。洋务派把中国的落后看成是中国缺少西方的坚甲利舰和洋枪洋炮。因此引进西方的科技，使中国拥有西方现代的军事装备。这就是他们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要目的。但是，有了先进的军事装备，照样打败仗。于是，有试图实行君主立宪的戊戌变法，实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但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者的腐朽没落，已经到了惧怕任何变革的地步。维新派没有强有力的上下支持，变法只有百日就失败了。这时，只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之路可走。这样，最终由孙中山领导和发动的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

(2)像任何推翻帝制的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必然要有反复一样，辛亥革命后，就有张勋的复辟和后来的封建军阀割据。但是，这时中国走现代化之路已经不可逆转。应当说，前述中国追求物质和制度层面的现代性，还只是为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开辟道路。因为，没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物资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因此，1919年在救亡中发生的五四运动，作为新思想新文化的革新运动，才是中国真正开始进入现代的标志。

(3)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思想观念革新和真正进入现代的标志，不是偶然发生的。实际上，在这之前，五四运动诸多领袖人物的老师们，例如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都在思想观念革新上作出铺垫。梁启超的影响最大，特别是他不仅全面地引进西方主体性哲学思想以推动中国的启蒙，而且提出，只有有了“新学术”，才可能有“新器物”、“新道德”、“新政治”、“新世界”，令国人振聋发聩。当然，在五四运动之前，主要是解决制度现代性问题，思想观念的更新也主要限于制度方面。只是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引进各种新的思想观念以推动思想观念的革新才成为主流。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源头，也即中国现代性源头，对于一直到今天的思想文化都发生重要影响。所以，对于五四运动在中国所引发的现代性，最值得深刻反思。

(4)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性的源头，其反传统的特征特别明显。所谓“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等激进的主张，足以说明这种反传统的性质。就是说，不是对传统的扬弃，而是简单否定，带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中国这种现代性也不缺乏建构性。但这种建构性，却缺少此前如在王国维和章太炎那里看到的中西会通或融合的建构性，而是“拿来主义”的西化甚至“全盘西化”的建构性。如果说，这是反对封建主义所需要的“矫枉必须过正”，那么，这种“过正”，却在几乎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再回到应当回到的“正”上来。这种对传统简单否定所造成的与传统的断裂，由于缺乏经过扬弃的传统根基，使得中国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在现代性追求中，不是实行“一边倒”的苏俄中心论，就是实行西方中心论。现在，在我国人文科学领域缺乏民族文化独立话语的“失语症”，就是这种与民族传统文化断裂的必然结果。

(5)现在，认真反思五四运动，可以看到，那时“矫枉必须过正”所作的，无论是反传统，还是全面引进西学的西化，对于反对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对于领会与西方接轨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观念，都具有巨大的历史功绩。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中间毕竟存在“过正”的问题。然而，当时引导思想文化潮流的领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及其后果的严重性。现在可以公正地说，这些领袖人物，其所以能作出开风气之先的创新成就，首先是因为他们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和功力，其次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勇于借鉴西学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例如，鲁迅具有深刻批判性的杂文创作，就是因为他具有对传统文化的深沉理解和体悟，而又能借鉴尼采“重估一切价值”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另如胡适，之所以对中国哲学和一些中国历史问题能作出开风气之先的创新诠释，以及对《红楼梦》等所作出的开风气之先的创新研究，也首先因为他以没有自己民族文化修养为耻辱，而终身对传统文化孜孜以求，并能把实验主义方法与中国汉学的考证方法相结合。当时其他许多领袖人物，也都莫不如此。但是，这些领袖人物在给后人指引方向时，却把他们建功立业的传统文化这个基础忽视了。不仅如此，他们中有些激进者，甚至主张挖掉这个基础，“废除汉字”、“不读中国书”。就是说，不仅不反思“过正”问题，而且所作的引导，就是要在“过正”的路上一直走下去。

(6)“过正”的路是一条怎样的路?“过正”之“正”又当如何理解?在五四运动过去八十多年的今天，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反思，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种反思涉及到中国文化正确发展方向的确立。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过正”的路，就是一条与传统文化决裂和断裂的路，它已经使我们整个民族正在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集体地失去记忆”(唐逸语)。同时，这还是一条使我们与外来文化会通或融合失去基础的道路，从而只能作外来文化的“留声机”(毛泽东语)。历史已经证明，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只能靠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会通或融合。这是单靠“拿来主义”所作不到的。弄清楚“过正”之路，也就明确了“过正”之“正”的蕴含了。这就是要用长期艰苦的努力去填补与传统文化断裂的鸿沟，并在这个过程中扬弃传统文化使之与外来文化真正会通或融合。

(7)以“西化”来实现现代化，或者说取得与世相通的现代性，乃是发展中国家的共性。但是，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其“西化”的重点也应当适应自己的需要。对于中国，即使近20年来，在现代化事业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仍然处于前现代的阶段。对于他们的大多数人来说，西方在“文艺复兴”阶段关于“人性”的解放意识，和“启蒙运动”阶段关于“人权”的意识，都还十分缺乏。甚至在城市中，许多市民对于“人性”解放和自己的“人权”也缺乏应有的现代意识。即使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些人在自己的生活待遇有所改善之后，对于“人性”解放和维护“人权”的意识，也有所淡薄。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性的僵化和异化形态，理性万能和唯科学主义思潮，也以混同为正当理性与科学的面目在中国肆虐。凡事都以理性与科学一把尺子衡量，就是表现。这种现代性的僵化和异化形态，与同时涌入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一起，在中国也像在西方一样，加剧了理想与信仰失落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

(8)现代性的僵化和异化，主要是指它的建构性，表现在整体性、统一性、确定性、稳定性、平衡性等等。针对这些僵化和异化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将其解构。就此而言，后现代主义，确实具有打破僵化和异化，从而对开辟多元创新有其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已经有所表现。但是，后现代主义解构的动力，却是生命本能的非理性冲动，其中包括弗罗伊德的“力必多”、柏格森的“生命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拉康的“潜欲”等。这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即使在西方，除了上述积极意义之外，由于其缺乏历史感和建构性，也存在导致虚无主义的消极意义。对于正在建构合理现代性的中国来说，后现代主义很容易与中国固有的非理性思维方式通合起来，不利于中国弥补缺乏理性、科学、统一、平衡、秩序等现代课程的有效进行。

(9)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在努力实现合理的现代性过程中，正受到现代性僵化和异化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如何保持住自己的正确方向，并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陷入现代性的僵化和异化，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问题。应当看到，全球化带有强烈的现代性僵化和异化的倾向。就是说，它带有取消民族个性的倾向。在我们看来，全球化应当打破民族的壁垒，使全球各民族都广泛地联系起来，在平等互利的交往中，以求得共同发展，而不是取消民族个性。相反，只有各民族个性的充分发展，才有生命活力和内容丰富多彩的全球化。因此，当代中国应当特别重视自己民族文化的保持和发展。在这里，对于洋务派当年所提出的“中学为体”，应当加以扬弃。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学”，必须抛弃。但是，作为具有五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学”并不等于“封建专制主义”，而且这种文化积淀的精华，乃是中华民族的魂魄或精神的基础。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的“中学为体”是必须加以坚持的。

（原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