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茂堂 李伦】中西价值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在哲学的全部问题中，没有哪一个问题像价值问题那样与方法论紧紧地关联在一起。价值问题在西方首先被提出明显是出于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批判；中国当代价值哲学在兴盛之后一度陷于低迷明显是因为方法论的局限；未来价值哲学的深度发展只有寄希望于研究方法的重构。
一、西方价值问题的提出与方法论的自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洛采、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试图将价值与评价问题置于哲学的中心地位。以价值作为最高范畴，认为哲学本质上就是关于一般价值的学说，并且只有作为价值的学说才能存在。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价值问题在那个时候被凸现出来的呢？我们认为，那个时候价值问题被凸现显然是一种方法论的自觉。
西方哲学一直有一种源远流长的科学崇拜传统。西方哲学一开始，就与科学紧密交织在一起。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古希腊哲学一开始就以“爱智”为目标，“爱智”就是“爱真的知识，爱真理的知识”。近代是自然科学的时代，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和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促使科学成为一切学术的范式。近代哲学力图在所有知识领域贯彻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看成是真理和智慧的惟一合理形式与统一所有知识部门的基础，形成了物理主义的世界观。自近代以来，哲学研究以自然科学主客体关系模式为典范，越来越趋于技术化、专业化、理性化，以至严重脱离人的现实生活、脱离时代所面临的那些激动人心的问题，并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导致了人与社会关系的破裂，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西方哲学的发展逐渐暴露出自身的方法论弱点。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越来越不能满足哲学深入发展的需要。这是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严重危机和困境。
反思这场危机，人们发现，在客观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价值世界。于是，“是怎样”的问题就变成了“应当怎样”的问题。“应当怎样”的问题就是价值问题。这是哲学经历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分离。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是价值哲学的基点。价值哲学的出现，意味着知识论框架内言说价值的不可能性，也意味着传统形而上学的全面失败，是西方哲学发展的逻辑必然。哲学的根本问题乃是人本身的存在问题，它所关切的只能是那种未定型的开放的作为价值性存在的人自身，因而它只能是关乎人的生存和意义的价值论。价值概念所统摄的问题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域在19世纪末期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西方哲学在向前发展的艰难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面对事实的自然科学和面对价值的人文科学的区别。简单地说，这意味着人的世界不再被当作僵死的空间化的存在，而是被看作活泼的创造之流，因此不能用研究物的方式研究人的世界。研究价值问题有一个逻辑前提：人的世界是自由的，具有选择的可能性，选择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价值选择。冯平指出：“这一逻辑前提的高层理论背景是：人类活动不同于自然界的运动，不能用研究自然界的方式研究人类活动，不能用研究物及其运动方式研究人的活动。”①显然西方哲学关于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的讨论完全是从方法论上提出的。事实的判断是关于“是如何”的认识，价值的判断则是关于“应如何”的认识。关于事实世界的知识是事实知识、理论知识，属于自然科学；关于价值世界的知识是价值知识、实践知识，是超科学的。西方哲学价值问题的提出表明，科学的主客关系模式已经无法容纳对人类生活价值问题的研究，不是可以说明任何问题的普遍有效的方法论模式，不具有一般价值论方法的意义。事实上，此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就是要把哲学从科学的主客关系模式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怀特海说：“把哲学和科学截然分开是大多数20世纪重要的哲学的特征。”②正因为有了这种方法论的自觉，现代西方哲学便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和突破。
二、中国价值哲学的低迷与方法论的困境
建国以后，我们哲学的基本定位应该说是拟科学的，是典型的根深蒂固的知识论、真理论体系。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变革推动了人们去反思原有的认识论、真理论体系，于是有了价值论在当代中国哲学界的兴盛。价值论的兴盛给困惑中的中国哲学带来了新生与希望。关于价值问题的研究甚至成为1980年以后我国当代哲学领域发展最快的一个方面。
但我国学者研究价值问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切入的，进一步说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切入的。不少人把价值范畴作为认识论范畴，在认识论范围内进行研究，着重研究价值与认识、价值与真理的关系问题。如刘奔、李连科
客体本无所谓价值，客体最多只能借助于主体本身的尺度来“显示”出某种价值。价值也不能说是客观的。如果不注意这一点，不但人作为主体的价值会消失，而且人本身也会消失。价值关系原则上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彼此以对等的主体身份相交往，彼此都保持自身的主体地位。在这个意义上，人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具有绝对的价值和内在的价值。并且价值从严格意义上说一定是绝对的而不能是相对的，一定是内在的而不能是外在的。否则，人的价值就变成了效用价值或工具价值。这是人的价值的贬值。康德说过，人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必须永远把人作为目的来看待。作为价值主体的人是无法用主客体关系模式的方法来说明和把握的。从赖金良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的《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的方法论特点及其缺陷》可以看出他已经比较自觉地意识到中国当代价值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但很不彻底。这表现在他在文章中认为，在客体与客体相互关系的较高层次上，尤其是在有机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客观上已经存在着价值关系的原型结构，我们应该摆脱以人类为中轴来理解价值关系的狭隘思路。后来他在《价值原理的性质》中还提出：“价值思考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价值科学原理与事实科学原理，应视为科学原理的两种形态”，“无论是事实科学的原理，还是价值科学的原理，都是对于客观现象（事实现象或价值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的一种理论把握。”
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经过一度的兴盛后出现如今的低迷，应该说与这种方法论相关。对价值问题进行主客二分的科学处置在中国当代价值哲学研究中几乎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当代价值哲学研究普遍热衷于给价值下定义，本身就是一种主客二分的科学处置。差别只是在于有学者主张，从主体的角度定义价值；有学者主张，从客体的角度定义价值；有学者主张，在价值哲学研究中既要重视主体的作用，重视价值的主体性，又要重视客体的作用，重视价值的客体性，因此坚持要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全面的彻底的关系思维中定义价值。有学者还直接指出：“要确立科学的方法论，以深化价值哲学研究”，“价值哲学基本理论的科学化是深入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价值、价值观问题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是21世纪价值哲学的首要方面”④。然而问题全都出在这里。既然事实与价值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就不能简单地利用科学方法去解决价值论的问题。价值之为价值，而与事实相区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价值本身不可定义。中国当代价值哲学的研究由于缺乏一种方法论的自觉，所以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和突破。
三、价值哲学的深度发展与方法论的重建
在科学认识论的框架中为价值问题的研究留下一小块地盘，是决不可能赢得价值哲学的深度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价值问题在科学方法的统摄下变成了技术性的单纯的语言分析。哲学在科学的解剖刀下迷失了感性的生命。对科学理性的迷恋瓦解了哲学的人学品格，作为人学的哲学不仅缺乏对人的关切，而且越来越远离人类生活。然而，哲学的深度发展一定是走向价值哲学的。因为哲学对人类生活最独特的作用在于构建引导人类未来生活的价值理念，在于为它的时代创造出具有根本性的能引导好生活的价值理念。为人类的好生活提供价值理念，本来就应该是哲学的最高信念和崇高使命。随着价值问题在当今世界的日益凸显，事实上，当今世界哲学正经历着价值哲学的转型。而价值哲学的深度发展就是批判这种禁锢我们思维范式的技术化哲学诉求。今天，价值哲学的深度发展，关键在于方法论的重建。如果价值只能被理解为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如果价值就是人类所赞赏、所希望、所追求、所期待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必须确立一种新的方法立场：价值不是经过科学“研究”出来的，而是一个“去蔽”、“开显”的过程。为此，我们必须寻求一种超科学的方法。既然价值是对事实的超越，既然价值哲学是从区分事实与价值、是与应该开始的，那么，价值哲学研究的方法就一定是超越科学方法的。超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截然不同。科学方法的出发点是客观世界，超科学的方法的出发点是实际活动着的人；科学方法追求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普遍知识，致力于建构某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超科学的方法寻求变革世界的理想、信念；科学方法执意要设置一种主客对立，超科学的方法不相信主客可以二分；科学方法的目的在于描述世界、解释世界，证明现存世界的合理性，超科学方法在于反思、变革和批判现存世界，建立理想的人文的世界。不区分事实与价值、是与应该，就不会有价值哲学；而要把事实与价值、是与应该很好地区分开来，就必须重构价值哲学的方法论。
（原载《江汉论坛》2008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