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郁】中西哲学真理观比较：孰是孰非？
在进入话题之前，我想澄清一下，很多人在谈论中西哲学特点时有一个错觉：认为中国人不讲逻辑思维，西方人则擅长逻辑思维。这个错觉一直笼罩着中国学术界。我想，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缺乏在对中国思想史上的文本进行语言和逻辑的分析，特别是缺乏对其中的概念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我想通过这个题目，分析西方哲学史关于真理问题的一些逻辑论证，以及中国哲学史上的有关文本（主要是庄子《齐物论》），探讨一下中西方的相关文本是怎样处理真理问题，提供了什么样的论证。我认为，西方思想史关于真理问题的逻辑论证，和中国思想史上的相关论证，在处理方法和论证结构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双方的论证结论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西方思想史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欲罢不能；而中国思想史在庄子之后就完全搁置了这个主题，销声匿迹。这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我要追问的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我想指出，搁置真理问题对于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能的；但同时，真理之争所引导的逻辑困境却是不可跨越的。我们就从这样一点谈起吧。
我们先来追踪一下中西方思想上的真理问题起源。西方思想史上系统地讨论真理问题的哲学家是柏拉图。柏拉图的《美诺篇》中有一段苏格拉底的话，其中，苏格拉底提出一个命题：人莫求善。意思是说，每个人的生存都是追求善的，而且是不可能不追求善。苏格拉底提出这个命题之后，别人反驳说情况不是这样的。反驳者指出，实际情况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在追求善，有些人在追求恶。为此，苏格拉底进一步给出了自己的推论。他分析到，人无非有这几种类型。一类是追求善的，这部分人符合人莫求善这一命题。一类是追求恶的，做坏事。对于这类人，苏格拉底认为他们在做坏事时分为两种情况：第一，他们对所做坏事认识不清，以为是在做好事，把恶的东西当作善来追求。这种人在他们的意识中仍然是在追求善。第二，他们明明知道是恶的，还在追求。对于这种人，苏格拉底问，他们为什么要去追求那个恶？——原因是他们以为他们那些恶的东西对他们有好处，因而追求。比如，贪污不好，可仍然有官员去做；他们在做之前也知道不好，但做的时候觉得这样做对自己有好处，只是后来因此而被捉了以后才认为做了坏事。苏格拉底认为，这类人混淆了善与恶。在决定做贪污这件事情时，他们认为是在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所以，这种人还是属于追求善的那类人。还有一类人明明知道做的是坏事，对自己也不利，可仍然会选择去做。苏格拉底认为这类人是不存在的，是空项。通过这样的划分，苏格拉底认为所有人都是追求善的。（顺便说一下，这一个论证跟孟子关于人性本善的基本想法是直接相通的。孟子用“如水向下”这一比喻来说明人的生存都是向善的。）
顺着这样的思路下去，柏拉图说，对于中间那类人，他们之所以不分善恶混淆是非，是因为他们头脑中的“善”出了问题，因而解决办法就是：他们应该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善”。这句话里出现的两个词很重要：“真正”的“善”。我们这样看，关于“善”，从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界定；在此为善，在彼为恶。柏拉图分析说，如果是这样，岂不是没有所谓好坏善恶了？在《理想国》里就有人责问苏格拉底：什么是好？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应当遵循哪些原则才算是善？比如，有的人认为应当遵循强者原则，谁厉害谁说了算。这种说法听起来不好听。但是，尽管不好听，却也是一个说法，而且似乎还是一个不错的说法。苏格拉底回话说：如何定义强者？如果强者只会欺负弱者，最后搞的自己只剩下光杆一条，那么，他还是强者吗？强者需要弱者来陪衬，没有弱者就没有强者。所以，为了保证强者的地位，强者就应该顾及弱者的地位；否则的话，强者就没有办法维持自己的强者地位。这样一来，柏拉图认为，弱者的利益才是强者所要考虑的，因为没有弱者的利益，就没有强者的利益。（顺便指出，这个论证所要表达的和孟子谈到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究其思路而言，如同一辙。）于是，柏拉图指出，即使在强者原则中，被统治者利益也高于统治者的利益。
柏拉图的这个论证是想告诉读者，我们不能陷入一个想法的视角中，仅仅从这个视角出发来说明什么是“真正的善”。显然，不同视角有不同的善恶判断，固执己见的结果没有定论。但是，我们必须把握“真正的善”。如果不从真正的“善”出发，人就会走向以恶为善、善恶不分，当然也就无法实现对善的生存追求。追求“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指向。在以恶为善、善恶不分的生存状态中，人不可能追求“善”，因而也就得不到“善”，无法满足自己的生存。所以，既然每个人想得到的都是“善”，那么，只有当满足了对“善”的追求，并得到了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
这里的关键点是从“真正的善”出发。没有“真正的善”，人就不能生存下去。这是一个生存事实：人是追求“善”的，得不到“善”就意味着他的生存没有实现。对于一个“以恶为善”的人来说，他所拥有的“善”不是“真正的善”，而是在“善”的外衣下的“恶”。因此，当他追求“善”时，得到的却是“恶”。这样的生存是走向生存的反面，是在破坏自己的生存。从这个角度看，“真正的善”是一个人的生存前提。“真正的善”即真理。换句话说，没有真理就没有生存。
由此看来，西方思想史上的真理问题是从柏拉图开始的。柏拉图关于“真正的善”和人的生存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把真理问题提升到思想的核心地位。对于一个人来说，得不到真理，他的生存就无法从善出发而走向自我损害，乃至灭亡。对于整个人类来说，缺乏真理，人类就只能在“以恶为善”的错误观念中追求恶的事物，破坏社会，走向毁灭。摆在希腊人面前的问题是：真理在哪里？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是从孟子开始的。孟子实际上也是在谈“善”的问题时涉及真理问题的。孟子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里，没有一个稳定的秩序。社会到处都在尔虞我诈；每人都从自己的善观念出发而做各种恶事。孟子将其比喻为一座烧光秃的山，没有一棵树在那里。这是一个看上去不可救药的社会。然而，孟子就是要在这样的荒芜中寻找人的生存出发点。孟子认为，尽管这个社会到处都充满恶，但是，在出发点上，每个人都愿意过一种善的生活的。因此，人的生存出发点是善的。他用“水流向下”来比喻，指出，人顺着自己的本性出发，如同水往下流那样，是只能向善的。向善是人的生存方向。如果能顺着本性生存，我们就能达到“善”。当然，从观察上看，追求恶是一个普遍现象。孟子说，那是人不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恶，是受到了恶的事物的蒙蔽，违背了自己的本性。其实，只要他回到出发点上，就能发现自己也是向善的。他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揠苗助长。在他看来，人们做事往往是违背本性，破坏生存。
那么，什么才是我的本性？本性问题也就是生存出发点问题。孟子谈到，人在生存出发点上（即顺从自己的本性）是追求善的，因而回到生存出发点上就能认识自己的善。生存出发点和自己的本性同在，因而认识自己的本性就能够认识善。只要认识了本性，就对自己的“善”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读孟子的著作有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他一直在谈论“善”，却没有对“善”进行具体规定。像“真正的善”这种说法始终没有出现。但是，孟子反复提到“端”，要求人回到自己的本性，回到生存出发点：只有在这里才有真正的善。可见，孟子强调人性本善时，所涉及的其实也是真理问题。
我们讨论真理问题时，谈到，对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观点乃至立场。这些“不同”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各方都觉得自己的说法正确，给出了“真正的善”。但是，究竟谁说的才是真理呢？这里，如果仅仅是一个思辨问题，我想，不会引起太多讨论。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不是纯思辨问题，而是人在生存中无法逃避的问题。尽管在现实观察中可以看到有人不断地追求恶，但只要回到出发点上，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没有人向往恶的生活。这是一个生存事实。柏拉图和孟子都注意到了。也许，如果没有人指出这一生存事实，人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以恶为善”的善观念去追求“善”，由此而走向自我毁灭。在人类没有毁灭之前，我们也许能够观察到人类仍然在忙忙碌碌，虽然不知道自己正在毁灭自己。现在，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柏拉图的分析把“真正的善”的问题提升到意识水平；于是，真理问题成了生存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孟子要求人们回归自己的生存出发点，感受自己的本性之善。这种感受同样把“真正的善”呈现在人的意识中。正是因为柏拉图和孟子的工作，希腊人和中国人都不能不面对真理问题。当然，人可以不读他们的书。这样，人还可以忽略真理问题。然而，只要进入他们的思想，真理问题作为生存问题就呈现在读者的意识中，持续地驱动读者追求真理。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这句话：“吾爱我师，但更爱真理。”这是柏拉图的真理问题一种表达。亚里士多德深深感受到，没有真理，人就走向毁灭，无法继续生存。但是，真理在哪里呢？亚里士多德发现，他的老师柏拉图有很多地方说的不对；不对的东西当然就不是真理。同时，他觉得自己想法才是对的；对的东西就是真理。没有真理就没有生存。因此，他爱真理就不能不反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雅典思想界出现了两大学派，即：学园派〔柏拉图学派〕和逍遥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各自都认为自己拥有了真理。这种争论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两学派的说法不一，却头头是道；对于后生来说就不得不面临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所以，在西方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死后出现了三大流派：怀疑主义、斯多亚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这三大流派都想解决真理问题。
我们知道，柏拉图给出了“没有真理就没有生存”这样一个论证。这个论证对当时的哲学家是有深刻影响的。这个论证的核心是，真理问题就是生存问题。于是，哲学家们都在寻找真理。可是，真理在哪里呢？面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争，真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解决。当然，归根到底，真理问题是生存问题。人能够活下去才是关键。根据这一点，伊壁鸠鲁提出他的快乐主义哲学。看来，伊壁鸠鲁对真理问题之争有点不耐烦。在他看来，活着才是关键。现在真理问题困扰人的生存。怎么办？伊壁鸠鲁提出，放弃真理问题之争，回归生存本身。这便是他的快乐主义哲学：不管什么学说思想，只要有利于生活快乐就是好的学说。
柏拉图把真理问题引入生存，同时也把真理问题引入困境。伊壁鸠鲁要求回归生存，回避真理问题。在临死的时候，他对弟子们说，我死后我的学说一个字也不能修改。这个遗嘱说明，伊壁鸠鲁没有完全摆脱真理情结，因为在他看来，他的快乐主义提供了真理，只要按照他的快乐主义，人就能活下去。他在坚持自己的真理。因为这条遗嘱，他的学生不敢修改他的学说。然而，在奉行快乐主义原则时，学生们因为对“快乐”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各自追求的快乐完全不同，有些追求精神快乐，有些追求物质快乐，等等。显然，一旦他们讨论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时，不得不提及“真正”两字，重新遭遇真理问题。“真正的快乐”这种说法实质上还是真理问题。看来，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哲学未能逃避真理问题：对“真正的快乐”问题没有搞清楚，就会把那些假快乐而真痛苦的东西当作“快乐”来追求，其结果就是没有办法享受“真正的快乐”。
斯多亚派的做法就比较精致了。在真理问题之争中，他们发现真正的善这个问题是永远也搞不清楚的。同时，他们也注意到，真理问题和生存问题息息相关。他们也希望找到一条出路，既避免陷入真理问题之争的困境，同时也为人的生存指出一条生路。按照斯多亚学派的说法，关于“善”我们可以区分为“大善”和“小善”。“大善”可以归为真正的善，是普遍的人人共有的。因为“大善”的普遍性，所以无法避免真理问题。对此，我们可以放弃讨论。但是，这种放弃并不影响人的生存。除了“大善”，每个人自己都有内在的善（“小善”），只属于自己，不涉及他人，因而不存在真理问题。对于这个“小善”，因为只属于个人，所以可以凭着自己的内在修养就能把握。在这个思路中，斯多亚学派强调个人道德上的反省，节制和自我约束。斯多亚学派流传很久，一直到公元2世纪都还有一批出众的斯多亚主义者。不过，一直困扰他们的问题是：虽然我们都有自己的“小善”，但我们怎样才算真正地把握了自己的“小善”，从而不至于在节制和约束中毁坏自己的生存？实际上，当失败的斯多亚主义者越来越多时，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看来，生存无法回避真理问题。
在真理问题上，只有怀疑主义学派敢于正视它。怀疑主义关于真理问题有两个很重要的论证。他们认为，真理问题的困境来自独断论关于真理的判断。人们往往站在独断论的立场上谈论真理问题，认为自己完全把握了真理。独断论就是在宣告真理。独断论的真理宣告是以判断命题形式给出的。判断命题要求真理内涵；否则就是假命题。但是，怀疑主义认为，任何判断命题都有它的反命题，正反命题具有同等的真理性。为什么？怀疑主义者为此提出了真理问题的两大论证，在西方思想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简单来说，第一个论证称为循环论证。这个论证指出，任何独断论命题都自说自话，其真理宣告只在本体系内有效。尽管在本体系里面是自圆其说的，但一旦超出本体系，即丧失其真理性。从独断论的角度看，出路只有一个，即：提供一种共同的真理标准（第三者），让各独断命题在这个标准下加以判断，谁符合这个标准谁就是真理。然而，逻辑上，人们可以追问，这个第三者的真理性是何以建立的？凭什么说它是真理？于是，我们需要另一个共同的真理标准（第四者）。这个过程是一个无穷后退的过程。这个论证称为第三者论证（又叫做无穷后退论证）。根据这两个论证，怀疑主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独断论的真理宣告是不能成立的。然而，没有真理就没有生存。怎么办？怀疑主义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悬搁真理判断，继续追求。怀疑主义在真理问题上的论证是很有力的，同时也让人绝望。
我们回到中国思想史。我们指出，孟子的性善论把真理问题呈现给读者。庄子对这个问题上有很深的体会。我们指出，孟子认为“善”的问题只能在生存出发点（本性）意义上解决，这样才不至于陷入不同的善恶观念之间的冲突中。然而，一旦“真正的善”被提到意识水平上，人们就不能不追问真理标准问题，即：谁谈论的善才是真正的善。庄子提到“儒墨之是非”，正是针对这个问题。儒墨是“百家争鸣”中的两家，各说各有真理，谁为标准？庄子的《齐物论》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使用了“正之”的论证：两家争论，需要第三者来“正之”；然而，这第三者如果和争论双方之一方立场相同，它作为标准就是多余的；如果和争论双方之一方的立场不同，它作为标准就受到抵制。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第三者都无法确立其真理标准的地位。既然真理标准无法确立，我们就无法给出真理判断。这个论证和怀疑主义的“无穷后退论证”在思路上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儒墨之是非”问题？我们读到，《齐物论》还有一个“朝三暮四”寓言。庄子感受到了当时思想界的真理问题之争，对真理问题的困境有清楚的分析和认识，希望借助这个寓言把真理问题复原为生存问题。在他看来，无论人们采取哪一种思想或学说（“朝三暮四”或者“朝四暮三”），其实都是对人的生存的一种说明；但是，生存本身并不因为人的思想和说法而改变。因此，关键的不是这种或那种说法，而是如何生存。人们在真理问题上的争论归根到底是一个生存问题。柏拉图的“人皆求善”和孟子的“人性本善”并不是纯粹的思辨问题。他们关心的是，如果“真正的善”这个真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的生存就陷入危机，因为我们可能正在毁灭我们自己的生存。即使在怀疑主义那里，他们对独断论的批评和攻击也是出于对生存的深刻关注。从这个角度看，庄子要求在真理问题上回归生存是一种自然冲动。实际上，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都是在这一冲动中寻求走出真理问题困境的出路。我们指出，伊壁鸠鲁、斯多亚学派和怀疑主义这三派的努力自身很快就陷入困境。那么，庄子要求我们在真理问题上回归生存会把我们引向何处？
我们注意到庄子在《齐物论》中的两个重要说法。第一个说法是“无竟”。这里，“竟”是“境”的通假字，指的是一个不受限制的境界或环境。在庄子的用法中，它指称着一个各种可能性都开放的生存世界。庄子认为，只要我们进入“无竟”，我们就不受任何单一方向的制约，从面向各种可能性。儒家或墨家的说法都只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因此，在“无竟”中，人回归到自己的生存的起点状态，不会被某一种宣称或独断的“真理”所制约。在这种生存起点上，真理问题之争消失了，但生存没有消失。这便是庄子所谓的“寓诸无竟”的生存状态。
也许，我们可以说，在处理真理问题的困境上，庄子比怀疑主义高明。怀疑主义指出真理问题困境之后，认为只要我们放弃真理判断，就可以继续追求真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追求真理是一个悖论。我很快就要谈到这一点。
我们还是先来分析庄子。我们跟随庄子的思路而“寓诸无竟”，首先遇到的生存问题是：我们总不能停留在“无竟”中，只和无限可能性打交道。比如，你在谈恋爱时是有各种可能性的，摆在你面前的有很多能打动你的心的人；但是，你不能总是这样和这些人保持同等的恋爱关系；你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其中一个或几个的亲密关系。对于一个在生存起点上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你不能停留在“无竟”中；你得走向一个可能性。一旦走向一个可能性，你就必须放弃其他可能性，从而离开“无竟”。于是，你面临这样的问题：你凭什么走向某一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真的好吗？真的能够给你带来你想要的吗？真的能够给你带来幸福吗？这些问题都要求你面对真理问题，进行真理判断。但是，如果真理判断是不可能的，我们如何走出这里的困境呢？
庄子因此使用了另一个词：“物化”。庄子当然注意到人不可能总待在可能性中；可能性都会变成现实的。在“无竟”中进入那一个可能性呢？——庄子认为要顺其自然。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过程是一个“物化”的过程。关于“物化”，庄子在《大宗师》中通过描述“真人”的生活来诠释。这里的“真人”在“寓诸无竟”面对全部可能性，任凭造物者的造化。比如，其中一个关于意而子和许由的对话。许由听说帝尧请求意而子出任官职，职责是“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认为这样一个官职会影响意而子的“真人”生活。意而子回答说，无论做什么，如果是自己的执着，那就必然陷入“何为真正的好”这样的困境；他接着说，其实，没有什么不是在“炉捶之间”。可见，庄子的“物化”是一种放弃执着顺其自然的运动。关键在于，庄子认为，人在“无竟”中不要执着，而要顺其自然，顺从物化。这样，人的生存就可以避免真理问题之争。
庄子也把这种生活称为“逍遥”。我们看到，这种处理对于读者来说，从欣赏的角度看，会产生很美的感觉。物化过程是一个不做选择的过程；可能性把你带到哪里就到哪里。不过，这种不做选择顺其自然的生存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一种奇怪的生存。比如，一个人要死了，妻子感到悲伤。这里的“悲伤”便是一种判断选择。一般人都不可避免做诸如此类的判断和选择。然而，在“真人”看来，“悲伤”是违反“物化”的，因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样一种“真人”的生活方式是要引导人们学会放弃判断选择而顺其自然。
这种关于真理问题的处理方式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很深远的影响。尽管读者也许不愿意像庄子的“真人”那样来生活，毕竟没有人愿意自己的身体变成“鼠肝”或“虫臂”；但是，“真人”生活还是有某种深刻的寓意的；人们甚至可以深深地欣赏这些“真人”的生活而形成“真人意识”（即放弃判断顺其自然）。“真人意识”告诉人们，没有真理也可以生存下来。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意识极大地冲淡了孟子“性善论”所激发的真理问题意识。我认为，这个冲击是中国思想史在庄子之后真理问题不再成为主导问题的主要原因。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庄子的通过“无竟”和“物化”这两个概念给出了一种让人捉摸不透充满神秘并带有某种美感的生存方式。在他看来，避免真理问题之争需要回归生存的起点，即：“寓诸无竟”。这里，人的生存面对全部可能性，放弃所谓的真正的好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对于“真人”来说，他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和可能性同在，并完全顺从可能性的带领，顺从“物化”。“真人”不会追问“哪一个可能性才是真正的好”这样的问题，因为这种追问只会破坏造物者的工作，并给自己的生存带来诸如“朝三暮四”这样的无谓之争，损害自己的生存。因此，真理问题就不是人的生存必须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按照庄子的思路，没有真理，照样生存。
回到西方思想史。我们指出，怀疑主义提出“悬搁判断继续追求”的说法以摆脱真理问题困境。在他们看来，真理问题是不能放弃的；同时，真理问题不能独断。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说的是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占领雅典之后，雅典派一个代表团去罗马访问，主要目的是外交性的。但是，代表团中有一位哲学家，即当时的柏拉图学园园长，名叫卡尔内亚德，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到了罗马之后发表了不少的公开演讲。第一天提出一个正的命题，第二天就提出一个反命题；每一个命题都有正反方面。令罗马青年着迷的是，卡尔内亚德可以同样充分地论证正反命题。从论证的角度看，正反命题都是真理。罗马城的青年在听了他的演讲之后几乎都要疯狂起来：原来哲学有这等魅力！当时的元老院十分担心这样下去罗马青年会变成像雅典人一样好坏不分，损害罗马人的高贵气质，所以就开展了一个清除雅典哲学毒害的运动。这场运动有点像我们80年代搞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当时也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
然而，怀疑主义的“悬搁判断继续追求”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我们发现，追求真理其实是不可能的。中国有一句成语，“背道而驰”，强调人做事情必须明确方向。如果方向出了问题，追求的走向与自己想要的东西正好相反，那么，越是追求，就离目标就越远。同样，在追求真理这个问题上，如果不知道真理在哪里，漫无目的的追求是在追求真理，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怀疑主义要悬隔判断，从而也就放弃了“真理在哪里”这样的问题。然而，在悬隔判断中如何能够继续追求真理？或者，我们问：当我们在追求真理时，我们是越来越靠近真理呢？还是离真理越来越远？因为我们不拥有真理，我们根据什么说我们的追求离真理越来越近呢？追求真理的基本前提是，我们拥有关于真理所在之处的知识，至少知道真理在哪个方向。可见，追求真理是一个悖论，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悖论。我想，任何人，如果在严格意义上追随怀疑主义，他一定会犯神经病的。我们常听到有同学说，学哲学就是追求真理，觉得学哲学很辛苦，很绝望。这种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其实都是同学们对真理问题的困境的感觉。西方思想上自从柏拉图激发出真理问题意识之后，“没有真理就没有生存”这一意识就一直推动并主导希腊人的哲学思维。然而，在怀疑主义语境中，这个命题带来的不光是痛苦，而且还是绝望。实际上，对真理问题的认识越深，绝望也越深。
在怀疑主义流行了两百多年后，西方思想史上出现了一本很特殊的书，即：《约翰福音》。由于各种原因，这本书现在一般被当作宗教经典。然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约翰福音》是西方思想史上真理观的重要文献。这本书的出版，我们发现，阻止了怀疑主义者走向自杀，开辟了一种新的真理言说。
我们来分析一下《约翰福音》关于真理问题的处理。有意思的是，《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把怀疑主义所揭示的真理问题困境推向极端。我们知道，在怀疑主义的“悬搁判断继续追求”中，人们对真理还是抱着不放弃的态度。在这个态度中，人们总是希望，只要继续追求，总有一天会达到真理。在希望中的“真理”是什么样的真理呢？在《约翰福音》看来，这种谈论方式是回避问题。追求真理不能回避真理判断，因为真理追求者最终还是要面临判断作为追求结果的结论之真理性问题。因此，为了使问题简洁明了，我们可以问：如果真理就站在真理追求者面前，他能否辨认出它就是真理？如果无法辨认，那么，所有的追求都归于徒然。《约翰福音》用了“光”（真理）和“黑暗”（真理追求者）来说明其中的关系，认为，人作为真理追求者立足于“黑暗”，当“光”来到他们中间时，他们无法认识它，而且一定是不接受它，拒绝它。
为什么即使真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无法认出来呢？这个论证很有意思。可以这样看，当我们辨认一种学说或说法是否为真理时，我们所依据的是我们的现有思想观念。比如，我去过美国，我知道洛杉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当有人对我滔滔不绝地谈论洛杉矶时，我发现他说不对啊，因为我在洛杉矶的十几年好像都不是像他说的那个样子。这里，我是根据我在经验中积累起来的知识背景进行判断。再如，我没去过俄国，而有人和我大谈俄国的事情；那么，不管他说什么，我都没有资格来判断他是否说对了，因为我的知识背景没办法对他的谈论进行判断。关于真理问题也是如此。面对一种真理宣称，我们只能在现有的思想观念中进行判断；但我们的思想观念是缺乏真理的（所以我们才去追求真理），因此，我们是在一种缺乏真理的思想观念来判断它是否为真理的。一般来说，如果我想做一个诚实的人，那么，我只能这样判断：符合我的思想观念的就是对的，不符合的就是错的。我的思想观念是缺乏真理的，所以我在判断时就一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里的关键是我的判断根据乃是一个缺乏真理的思想观念体系。因此，《约翰福音》认为，对于人来说，即使真理站在他面前，他也无法辨认。这是彻底的怀疑主义。
怀疑主义关于真理问题的论证在逻辑上是严密的；彻底的怀疑主义必然拒绝真理；但是，没有真理就不能生存。这是一个深刻的困境。我想，对这个困境的认识越深刻，人就越绝望。在这个思路中，除非放弃生存，否则无法摆脱真理问题。《约翰福音》在呈现了怀疑主义的绝望困境之后，话头一转，提出了一种新的真理观。我称这种真理观为“恩典真理论”，因为它把“恩典”和“真理”连在一起使用。
恩典真理论有两条基本思路。首先，我们考虑这种情况，真理来到我们中间，并主动地向我们显示真理，即真理作为一种恩典呈现在我们面前。人们一般称此为“启示真理”。对于这个“启示真理”，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对它进行判断，而判断的根据只能是我们现成的思想观念。由于我们的思想观念是缺乏真理的，所以我们必然颠倒黑白，做出错误的判断，并拒绝它。因此，即使真理站在我们面前，我们只能拒绝它。如何才能和真理发生关系呢？——当真理来到我们面前时，我们在判断中只能拒绝它，因而不能判断真理。然而，《约翰福音》认为，我们可以放弃判断而相信这一真理宣告，并在相信中接受真理的给予。这便是其中的第二条思路：在相信中接受真理。
“相信”这个词总是让人有点不放心，比如，我们相信的可能是一种错误的东西；我们的信任可能被人欺骗和利用，等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相信”在我们的认识中是起非常重大的作用的。比如说，你对你的老师要是没有一点点的信任感的话，他说的话你就听不进去，从不可能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东西；你的朋友骗过你之后，你就不会再相信他；如果一个人说他到了外星球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我们会认为他是神经病，因为我们不相信他；但如果他真的在外星球待了十几天呢？如果他说的都是他亲眼所见呢？——我们因此就失去了一个了解外星球的机会。再如，我们假设这种情况：一个人来自美国，而我们都没去过美国。对于他关于美国的说法，如果我们不相信他，那么，我们就无法获得关于美国的知识。可见，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都是通过“相信”来扩展我们的知识。我们不可能只是根据我们的亲眼所见来扩展我们的知识。这样的话，我们的知识就太有限了。没有“相信”，教育也是不可能的。在接受教育时，信
《约翰福音》的基本思路是，真理来到你面前，即：耶稣来自真理，见过真理，并传达真理；对于真理追求者来说，在怀疑主义的语境中，除了相信耶稣的这种特殊身份并接受耶稣的宣告之外，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和真理发生关系，因而只能相信耶稣。这一点对于真理追求者来讲是很难办的一件事。我们会问：凭什么相信耶稣所传就是真理？《约翰福音》回答说，不相信没有关系，但你的代价是无法得到真理。因此，我们面临的困境是双重的：怀疑主义的真理论证在逻辑上无法反驳；而柏拉图关于“没有真理就没有生存”的说法也具有深刻力量。在这种绝望中，《约翰福音》提供的出路就成了唯一的希望。于是，“相信”成为追求真理的出发点。
人在绝望中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小小的希望的。我想讲一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公元2世纪的时候，雅典有一个年轻人，聪明好学，在柏拉图的真理情结中立志追求真理。这个年轻人后来很有名，称为殉道者查士丁。他在雅典求学就走向了怀疑主义。据说他常常在海边上徘徊，深深地为真理困境所困扰。后来有一位老人问他为什么如此徘徊。他回答说他在找真理，但就是找不到。这位老人劝他去了解一下希伯来人关于真理的说法。于是，查士丁便开始观察并了解基督徒。大约在公元150年，他饭依了基督教，写了大量为基督教辩护的文章。在他看来，《约翰福音》所揭示的真理困境也就是他在寻找真理时陷入的困境。走出困境就必须相信耶稣的关于真理的宣告。像查士丁这样的人在当时是相当典型的例子，比如，奥古斯丁也是在怀疑主义中阪依基督教的。
《约翰福音》的真理观我称之为恩典真理论。我在去年的《哲学门》上发表了一篇论述恩典真理论的文章，主要是对《约翰福音》的有关讨论进行注释，对恩典真理论的基本思路进行了梳理。各位可以参考那里的讨论。恩典真理论接受了怀疑主义关于真理问题的论证，但进一步指出，人在判断中只能拒绝真理，因而无法和真理发生关系。然而，耶稣宣称他从真理那里来，并要把真理告诉人。对于这样一种真理宣告，人在判断中是不可能接受的。当然，拒绝这一真理宣告的结果是使自己和真理隔绝。考虑到人们仍然在柏拉图关于真理—生存论证所传递的真理情结之中，《约翰福音》指出，我们相信耶稣的真理宣告就成了唯一走向真理之路。于是，信心成了真理之路的出发点。
恩典真理论不在判断中谈论真理，因而怀疑主义关于真理不能断言的论证并不适用于恩典真理论。但我们也注意到，没有判断，人就无法拥有真理。这是恩典真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它要求人在信心中领受真理的给予。“信心”是一种情感依赖关系。在信心中，人放弃判断，完全信任真理给予者的白白赐予。这是一种给予和接受的关系，而不是一种追求而占有的关系。于是，人和真理在信心中发生了一种给予和接受的关系。这是一种张力关系。我们看到，在信心中是没有判断的，因而能够向真理开放接受真理的给予；一旦给出判断，就无法在信心中向真理开放。但时，每一次接受都是一种判断，并且只能在判断中谈论真理的给予。我们称此为理性和信仰的张力关系。正是由于《约翰福音》的这种真理谈论方式，西方思想史摆脱了怀疑主义的真理问题论证，在信心中继续谈论真理间题。当然，这是一种充满张力的真理言说。
简单总结并比较庄子和《约翰福音》的真理观。庄子说，我们要和可能性同在，“寓诸无竟”；面对可能性，我们不能进行判断选择，只能顺其自然，任其“物化”，自然无为。庄子要求完全放弃判断，因为任何判断都是没有根据的。没有判断，当然也就没有真理问题。因此，庄子关于“无竟”和“物化”的说法消解了真理问题。《约翰福音》则认为，真理是给予我们的；只要我们相信，就能够接受真理的给予。因此，我们对真理没有判断权，不能进行判断。但是，真理是给予的，我们作为接受者对于真理的给予是要进行判断的。也就是说，恩典真理论并没有剥夺人的判断权。这样一来，在恩典真理论中，真理问题就转化为一个信仰与理性的问题，充满张力，推动西方思想史的真理问题讨论。我想，在真理问题上，这个区别需要我们的特别重视。（原稿为笔者在
（原载《原道》2009年。录入编辑：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