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新 徐慈华】隐喻语句的真值条件
真值条件是意义中一个很小的部分，但它却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Vogel, p.60）作为隐喻逻辑研究需要探讨的基础性问题，隐喻语句的真值条件虽然不是隐喻理解的全部，但它却是构成隐喻意义分析的重要内容。随着人们在语言哲学层面上对隐喻现象的深入思考和隐喻理解形式化的快速发展，隐喻语句的真值条件已经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将从符号学的角度厘清真值条件分析涉及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并在深入比较目前两种真值条件分析路径的基础上，结合可能世界语义学，对隐喻语句的真值条件所具有的相对性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符号学视角中的真值条件
何谓真值条件？波兰逻辑学家塔尔斯基(A.Tarski)在真之符合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具体语句为真的条件（简称为真值条件）”，并以“T等式”的形式加以精确的表述。具体公式为：X是真的，当且仅当P。其中，X是代表语句名称的变项，P代表任一语句的变项。以“雪是白的”这一语句为例，如果雪是白的，语句“雪是白的”就为真；如果雪不是白的，语句“雪是白的”就为假。代入T等式可得，“‘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等式中，前一个“雪是白的”加上了引号，后一个“雪是白的”不加引号。这里就涉及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区分。所谓对象语言，就是“被谈论”的语言，是整个讨论的题材；所谓元语言，就是用以讨论对象语言的语言。（参见塔尔斯基，1998年，第93页）这种区分对于真值条件的表述而言尤为重要。
为了更好地理解塔尔斯基的“T等式”，笔者认为，需要对符号的三元结构和两组二元关系作一个初步说明。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S.Peirce）提出了符号三元论，他认为符号由符形、对象和符释三部分构成。其中，符形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对象就是符形所代表的那个“某一事物”；符释也称为解释项，即符号使用者通过符形所传达的关于对象的讯息，亦即意义。（黄华新、陈宗明，第3页）在符号的三元结构中，符形与符释的二元结合被称为意指关系，符形与对象的二元结合被叫作指称关系。
对于一个实词而言，符形就是语词；语词指称的对象就是某个事物，语词意指的符释就是反映某个事物所具有的特定性质的概念。同样，符号的三角关系也可以拓展到对语句的分析中。“和语词的情况类似，一个抽象语句表达一个命题。抽象语句所表达的命题，是由抽象语句中的语词所表达的概念构成的有机整体。正像一个概念描述事物一样，一个命题描述一个事态。”（周礼全，第17页）因此，关于语词和语句的符号三角可表示为：
在塔尔斯基的“T等式”中，用对象语言描述的“雪是白的”，在符号三角中对应的是语句和命题的结合体；而用元语言描述的“雪是白的”，所对应的则是事态。在人工语言中，语句和命题几乎是等同的。（塔尔斯基，1963年，第1页）因此，“T等式”可以转化为，当一个命题符合事态时，就为真，否则就为假。也就是说，真值是命题与事态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是命题最基本的属性。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隐喻语句的真值条件分析与非隐喻句的分析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两者都是建立在对命题与事态之间对应关系的判断基础上；但隐喻语句与命题之间复杂的意指关系，决定了它与非隐喻语句之间的差异所在。
塔尔斯基的“T等式”也被称为真之定义，早期主要限制在完全形式化的人工语言。到了20世纪60年代，哲学家戴维森(D.Davidson)开始把塔尔斯基的真之定义用于自然语言的意义。他认为，“没有必要掩饰在塔尔斯基已表明其构造方式的那种真理定义与意义概念之间的明显联系。这种联系就是：那种定义通过对每个语句的真实性给出充分必要条件而起作用，而给出真值条件也正是给出语句意义的一种方式。知道一种语言的语义性真理概念，便是知道一个语句（任何一个语句）为真是怎么一回事，而这就等于理解了这种语言”。（戴维森，第135页）塔尔斯基的真之定义是针对形式语言的，其语句内容不受语境影响。但戴维森从自然语言的角度突破了这种限制，将真值变成了语句、说话者和说话时间三者之间的关系。戴维森指出，“我们能够把真理看作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语句的特性，而是话语的特性，或言语行为的特性，或关于语句、时间和人的有序三元组的特性，而恰恰把真理看作语句、人与时间之间的关系，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同上，第146-147页）戴维森在分析语句的真值时，考虑到了自然语言所涉及的语境。语句的真值受到语境的影响：某语句为真，指的是该语句在某一情境中为真。隐喻语句真值的确定也离不开特定的情境。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文第三部分结合可能世界语义学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隐喻真值条件研究的两条路径
大多数隐喻从字面上看是假的。例如，“John is a fox”（约翰是狐狸）用一阶谓词逻辑可以形式化为：fox(j)。其真值条件为：[fox(j)]=1 iff [j]∈[fox]。公式fox(j)是一阶谓词fox对常元j（John的一阶谓词逻辑转写）进行述谓。这个公式的意思是，j有fox的属性。从真值条件的角度看，上述解释为真，当且仅当个体常元j的外延是一阶谓词fox的外延的一部分，即 {[j]}n[fox]≠。事实上，这种解释不能成立，因为个体John是人，并不包括在对fox述谓的属性所确定的外延中。(Genabith，p.44)也就是说，从字面上分析隐喻语句的真值条件是不可行的。因此，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必须先通过隐喻的理解机制寻找隐喻语句所意指的（一个或多个）命题，再以命题与事态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基础，对隐喻语句的真值条件作出判断。
吉纳比(J.Genabith)从标准类型论的角度探讨了隐喻语句的真值条件问题。他指出，“标准的类型论是一种建立在λ演算基础上的高阶逻辑。这里需要用到高阶逻辑，是因为我们需要对属性（或一些属性）进行量化，而不仅仅是个体。而且高阶逻辑也正是蒙太格传统中形式语义学进行形式化表征的标准选择。”（ibid,p.45）根据现代隐喻理论，例句“John is a fox”可以解释为：
John has some of the properties of foxes.（约翰具有狐狸的一些属性）
John has some of the typical properties of foxes.（约翰具有狐狸的一些典型属性）
这样，例句就可以在兼顾句法与语义的情况下，用标准类型论转写为：
P（Pj∧x(fox x → P x))
上述公式可解释为，存在一个属性P，并且这属性是j具有的，而且是所有的fox都共有。从外延的角度看，如果存在（简单或复杂）属性P，P指称一个实体集合，其中包括了j的外延和谓词fox的外延成员，那么上述解释就为真。语句的真值条件就可以表示为：
[P（Pj∧x(fox x → P x)）]=1 当且仅当 存在一个P， 并且[fox] ∪ {[j]} . [P]
在此基础上，吉纳比进一步探讨了复杂述谓的形式化问题。例如，“My car drinks gasoline”（我的汽车喝汽油）可解释为：
My car and gasoline stand in a relation that is a property of all drink relation.（我的汽车和汽油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并且该关系是所有“喝”关系所共同具有的）
我们将名词词组“My car”改写为常元c，名词“gasoline”改写为常元g。上句可形式化为：
R（Rgc∧xy (drink yx → R yx )）
吉纳比的上述分析路径是先找出隐喻语句“John is a fox”所意指的命题“P（Pj∧x(fox x → P x)）”，然后从概念外延之间的关系来判断隐喻的真值条件。吉纳比的这种处理方法与心理学家格勒克斯堡（S.Glucksberg）等人从心理学角度提出的用于解释隐喻理解机制的类归属理论，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格勒克斯堡认为，隐喻的理解是一种非常基本的类归属判断，而不仅仅只是比较。如果说某人的工作是在监狱，那就意味着将“监狱”这个类的凸显属性赋予某一特定的工作。这样一来，“工作”也就包含在以“监狱”为典型成员的一个共同的、更为抽象的类范畴中。动词性隐喻的理解也是如此。例如在“He hopped on his bike and flew home” （他跳上自行车，飞回了家）一句中，动词“fly”在字面上蕴涵了“在空中快速运动”的意思。“fly”也就成了一个典型成员（或原型），用来代表一个更高层次的类，即“快速运动”。（Glucksberg, p.536）吉纳比在上述分析中所提取的属性P，实际上就是比本体和喻体都更高一个层次的类的属性，而本体和喻体都真包含于这个具有P属性的抽象类范畴中。因此，隐喻语句的真值条件也就是本体和喻体真包含于一个抽象的类范畴。
与吉纳比的分析路径不同，斯坦哈特（E.C.Steinhart）采取了另外一种处理方式。斯坦哈特认为，“找出隐喻的真值通常意味着找出某事物的存在。真值条件要求我们必须确定某些事物的存在，而在许多隐喻中却没有提供任何有关这些事物的信息。”(Steinhart,p.161)隐喻语句的真值条件就是有关存在的问题。为了确定隐喻的真值条件，斯坦哈特首先区分了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他认为，“每个隐喻都具有模糊性：它同时具有字面的真值条件和隐喻的真值条件。如果U为句法上合格的话语，那么（1）U字面地为真，当且仅当ULIT中的某个命题L为真；（2）U隐喻地为真，当且仅当UMET中的某个命题M为真。并且，L和M是在逻辑语言中为真的句子。”（ibid,p.164）
例如，隐喻句“My car guzzles gas”是有歧义的；其深层结构包含两个命题：（My car guzzles gas）LIT和（My car guzzles gas）MET。因此：（My car guzzles gas）LIT为真，当且仅当我的汽车狂饮汽油。假设我们说（My car guzzles gas）MET为真，当且仅当我的汽车迅速消耗汽油。基于该理解：
“My car guzzles gas”字面地真，当且仅当（My car guzzles gas）LIT为真；（My car guzzles gas）LIT为真，当且仅当我的汽车狂饮汽油；
“My car guzzles gas”隐喻地真，当且仅当（My car guzzles gas）MET为真；（My car guzzles gas）MET为真，当且仅当我的汽车迅速消耗汽油。
从符号三角中看，话语U就是语句，ULIT和UMET都是话语U所意指的命题，只不过ULIT是从字面上理解而获得的命题，而UMET是从隐喻的角度理解所得到的命题。这样一来，对于语句真值条件的判断，就转换到对语句所意指的命题的真值条件的判断。隐喻句的真值条件所关注的就是UMET为真的条件。
那么，UMET为真的条件又是如何来定义的呢？斯坦哈特认为，应该用类比性情境（analogous situations）和对应体（counterparts）来定义隐喻的逻辑真值条件，理由是：“隐喻为真，当且仅当它们基于真的类比。隐喻的真值条件即类比的真值条件”（Steinhart，p.165）。以“A is C”这样一种简单形式的隐喻为例，它的真值条件可用二阶谓词逻辑表述为：
((A)T (is)MET (C)S)MET为真，当且仅当(B, D) (R)(R(A, B) & R(C, D))。
意思是，命题((A)T (is)MET (C)S)MET为真，当且仅当存在个体B、D和关系R，并且A和B之间的关系与C和D之间的关系均为R。如果用类比性情境和对应体来理解，那么((A)T (is)MET (C)S)MET的真值条件就可以表述为：((A)T (is)MET (C)S)MET为真，当且仅当存在情景S和T，从S到T存在某个结构匹配函数f，并且A＝f（C）， B＝f（D）。其中，情境S和T都在逻辑空间之内。
在此基础上，斯坦哈特区分了个体－个体等同、类别－类别等同、个体－类别等同、个体－属性述谓、属性－属性述谓、带目标域论元的源域关系、带源域和目标域论元的源域关系等多种不同语法类型的隐喻，并结合可能世界语义学给出了相应的真值条件。（ibid,pp.170-172）其中，对个体－个体等同和带目标域论元的源域关系的隐喻所作的真值条件分析如下：
（1）个体－个体等同隐喻的真值条件分析：
“((x)T (is)MET (y)S)MET”在世界W中为真，当且仅当
（S，T，a）（（S，T，a）在W中是类比&（T中的x为S中的y的a-对应体））
（2）带目标域论元的关系隐喻的真值条件分析：
“((x)T (V)S (y)T)MET” 在世界W中为真，当且仅当
（S，T，a）（（S，T，a）在W中是类比&（W，F，G，H，K，h，k）（（T中的x为S中的h的a-对应体）&（T中的y为S中的k的a-对应体）&（x是T中的G）&（h是S中的H）&(T中的G是S中的H的a-对应体)&（y是T中的F）&（k是S中的K）&(T中的F是S中的K的a-对应体)&（T中有W（x，y））&（S中有W（h，k））&(Ving是Wing的一种方式)&(S中有V（h，k））））
上式中，S和T是世界W中的情境，a是它们之间的类比函数，x、y、h和k表示个体，F、G、H和K表示类别。斯坦哈特用情境类比和对应体来定义隐喻的真值条件，同样也有认知机制上的依据。在当代隐喻研究中，“隐喻”一词意谓“概念系统中的跨域映射”。（Lakoff,p.203）布莱克也曾提出过相似的想法。在“Marriage is zerosum game”（婚姻是一场零和博弈）这个例子中，“隐含复合体（G）可能会有这样一些陈述，如Pa，Qb，…，和aRb，cSd，…，等。而隐含复合体（M）也会有相应的陈述，如P′a′，Q′b′，…，和a′R′b′，c′S′d′，…，等。这里的P与P′，a与a′，R与R′等等之间的关联都是唯一的。两个系统从数学的角度看，它们是同构的。”（Black, p.29）但是，这些用于阐释隐喻理解机制中的映射思想是从概念系统的角度提出的，它只说明了隐喻句子可能具有哪些意义，却没有告诉我们一个隐喻句是否为真。斯坦哈特则从两个情境对应的角度给出了隐喻语句的真值条件，这既符合从概念系统角度对隐喻的理解，又在很大程度弥补了它对隐喻语句意义分析的不足。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吉纳比和斯坦哈特在隐喻语句真值条件的定义上虽然分别采用了两种看似十分不同的分析路径，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也有很大差异，但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其一，两者的分析步骤是一样的，均是先考虑找出隐喻语句所意指的命题，然后对命题的真值条件作出定义。其二，两者都涉及了隐喻的本质属性，即跨域性和相似性。不管是吉纳比所说的两个类之间的包含关系，还是斯坦哈特所讲的情景之间的对应，都涉及了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跨域性。两者只是在相似性的表述角度上有所不同：吉纳比的定义是以隐喻理解的结果为分析出发点的，而斯坦哈特则是以隐喻理解的过程为分析基础的。但两者在本质上具有共通性和可转化性。
三、可能世界与隐喻真值条件的相对性
通常情况下，一个命题不可能绝对为真，也不是必然为假，其真值总是相对于某个可能世界来说的。在一个可能世界中为真的命题，可能在另外一个可能世界中为假。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命题看作是从可能世界到真值的映射。可能世界语义学认为，现实以其最小限制的形式填充了逻辑空间，而逻辑空间又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可能世界。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是诸多可能世界中的一个，其它世界则是相对于现实世界的可能世界。（Steinhart,p.3）可能世界观念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于已知世界现实性逻辑的一种超越，即对于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但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具有认知意义的内容的一种追求、描摹和把握。（安军、郭贵春，第102页）
引入可能世界可以拓展我们对语句真值条件的分析。例如，在隐喻句“朱莉叶是太阳”中，朱莉叶这个人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一个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话，那么不管我们对朱莉叶这个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个体作何种述谓，它们都是假的。但是，我们知道，朱莉叶是莎士比亚的剧作《罗密欧与朱莉叶》中的人物。从可能世界角度看，莎士比亚的剧作建构了一个可能世界。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个可能世界中判断上述例句的真值。
斯坦哈特对“可能世界”概念在隐喻语句真值条件分析中所起作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他1994年写的一篇名为“隐喻的类比性真值条件”的论文中，他虽然已经提出了从类比的角度定义隐喻语句真值条件的思想，但没有提到“可能世界”这个概念。而在他2001年的著作《隐喻的逻辑》一书中，开篇就讲该书旨在用可能世界语义学来处理隐喻，并在“类比与真值”一章中，详细讨论了隐喻语句在可能世界中的真值条件。斯坦哈特将“可能世界”概念引入隐喻语句真值条件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斯坦哈特仍有困惑之处。他说，“我们不禁要问：要使得UMET在世界W中为真，源域和目标域必须在同一个世界W中吗？抑或，目标域取代世界W是否就足够了呢？思考如下隐喻：（飓风是来自太空的真空吸尘器）MET。既然在我们的世界里并不存在来自太空的吸尘器，该话语在我们的世界里就隐喻地为假。但是我并不能确定这是正确的：或许只有飓风（目标）必须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中。对于隐喻的真值条件来讲，或许只要求目标域是世界W的一个子情境就可以了。但是这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加以确定。所以我将S和T保留在同一个世界当中。”（Steinhart,p.169）斯坦哈特所提到的问题是我们在分析隐喻语句时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隐喻句，它的本体是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而喻体则是一个虚构的事物。也就是说，源域具有假设性。（徐慈华，第99页）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根据目标域所在的某一个可能世界来判断隐喻语句的真值条件，而应该在分处于不同可能世界的两个情景S和T之间的对应关系中来判断。将S和T限制在同一个世界当中的做法有不妥之处。因此，将隐喻语句意指的命题定义为从可能世界到真值的函数也不甚严密。正如斯坦哈特所说的那样，“由于可能世界由情境构成，类比又涉及情景之间的配对，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将类比的意义视为从情景配对到真值的函项。这样似乎更精确、更自然。”（Steinhart,p.182）
还有一个问题仍需讨论：涉及现实世界中本体状态的隐喻语句是否存在绝对客观的真值条件？我们知道，塔尔斯基真值条件意义理论的基础是他的真之理论，而他的真之理论又建立在符合论的基础上。可以说，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是古典符合论的现代翻版，是一种实在论的真之理论。该理论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存在着一个完全为我们所知的客观实在，而不用考虑人们的认知能力。哲学家达米特(M.Dummett)则从反实在论的立场出发，主张把判断陈述的真假与人们的认识能力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一个陈述只有当人们可能认识到它为真时，它才为真，它的真假和意义是与我们对它们的证据密不可分的。（徐友渔，第109页）
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G.Lakoff)同样深刻地指出，“真值是基于理解的”（Lakoff & Johnson，p.179）。当我们对某一陈述的理解能有效满足我们根据我们的目的对某一情景所做的理解时，我们可以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认为某一陈述为真。在莱考夫看来，隐喻可以通过一个连贯的衍推网络（coherent network of entailments）帮助我们界定现实。该网络并不是客观世界的一面镜子，而是有选择地将现实中的一些特征凸显出来，同时又隐去了另外一些特征。如果我们接受了某个强迫聚焦于体验的某些方面的隐喻，那么该隐喻就会引导我们把该隐喻中衍推出来的命题看作是真的。当然，这样得到的“真值”只是“可能为真”，它仅仅是相对于由隐喻所界定的现实而言的。隐喻建构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概念系统，同时也建构了一个可能世界。在这个可能世界中，我们可以判断关于现实世界的隐喻衍推出来的命题的真值。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隐喻语句的真值条件总是相对于可能世界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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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