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达淮 贾礼伟】普世价值研究述评

一、研究背景：问题的提出

关于普世价值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也不复存在。在此背景下，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他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象征着自由、民主制度对极权专制制度所取得的全面胜利，共产主义将不再成为可能，“历史就此终结”。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所隐含的思想就是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的普世性。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掀起了国内学者对普世价值讨论的热潮。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现实中又表现为美国政府在全球大力输出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价值观，并且用“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来干涉其他国家，来实现自己一些政治上的目的，由此也给普世价值蒙上了一层不光彩的色彩。一时间，对普世价值的批判也成了对美国进行文化扩张、建立全球霸权批判的标靶。现在国内不少学者仍然认为，普世价值带有很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必须警惕。“这种‘普世民主’的价值，乃是对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价值。”[1]很多学者都认为，普世价值观是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分化、西化图谋的集中表现，必须予以坚决批判与抵制。“在苏东剧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在我国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力图使我国发生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和平演变。其中一个重要手法就是在我国宣传和推行美国价值观，进而按照这种价值观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内那些把美国的价值观当作普世价值，并使劲加以鼓吹的人，其作用和目的就是适应西方的垄断资产阶级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需要”[2]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普世价值的批判可以说是对上世纪“历史终结论”美式民主输出、人权高于主权的批判的继续。

也有学者认为，伦理道德是最典型的价值现象，它充分符合价值的特殊本质和规律，因此，目前国内学界对普世价值问题的研究是对上世纪90年代普世伦理研究的进一步延展。[3]普世伦理最早是由德国神学家孔汉思提出的，孔汉思在1990年他的《全球责任》一书中提出了关于世界普遍伦理的构想，并且在1993年的世界宗教大会上以宣言的形式通过。普世伦理或全球伦理以共同的人性为假设提出了全球伦理的准则，最有名的就是普世伦理的“金规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一来，普世伦理（universal ethics）也成了国内外学者热议的焦点问题。应该说，普世伦理与普世价值在内涵上具有通约性，普世价值与普世伦理都建立以共同人性为假设的前提上，但普世价值显然引起了比普世伦理更多的争议；对普世伦理的讨论更多的是在学术层面，而对普世价值的争论如有的学者所言，涉及到“大众话语、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这三个层面。”[4]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普世价值的概念本身不够精确，它的指向也十分的宽泛，使用这一概念的主体不同就会对它赋予不同的内容。所以，普世价值引发对其热烈的争论也就不足为奇。也难怪有学者认为普世价值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概念，是一个伪命题。

 

二、普世价值概念的内涵

普世价值的内涵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但是无论是对普世价值持肯定或反对态度的人都认为就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与效用而言，普世价值实际上是指适用于所有主体的价值观，因此，对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与研究实际上应为对于普世价值观的争论与研究。汪亭友认为“时下一些人所讲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指的是普世价值观”[5]李延明也认为，当前对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争论。[6]

对于普世价值观的概念内涵学者们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郭明俊认为普世价值是指“为了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通过不同价值主体或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文明对话（商谈）而达成的共同价值观念体系，即具有全球一致性的基本理念和共同原则，并在实践中普遍采用的价值观念体系”。[7]

李延明认为，普世价值“顾名思义，应该是指普天下的人的共同追求的价值，而不是只有一部分人追求，甚至只有个别人追求的价值”[8]

李战奎用普世伦理的概念来界定普世价值，认为普世价值就是普世伦理、全球伦理，它并不是一种全球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指一种超越现存宗教的单一宗教，而是指“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9]

周新城认为，普世价值就价值的普世性来看应该包含二层含义“第一，这种价值观念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哪个阶级、哪个个人，都赞成并实践这种价值即它具有普遍适用性；第二，这种价值观念适用于任何社会，不管哪种社会形态，都存在并适用这种价值，即它具有永恒性。”[10]

程广云、韩璞庚对普世价值的内涵做了分析，他们认为，普世价值从其普世性来讲包含三层语义，“第一，这种价值的的普遍适用性（普适性），即这种价值不是适用于个别人、少数人甚至大多数人，而是适用所有人。第二，这种价值具有普遍永恒性（不变性），它不是仅仅适用于一时一地，而是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第三，这种价值是以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命题（普遍必然判断）来表述的。只有符合以上三个基本条件，才能称为普世价值命题。”[11]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对于普世价值所持态度不同，但是学者们都认为普世价值就是指所有主体，包括不同社会、阶级、文明，所有人的，在任何时候都接受的价值观念系统。在不涉及普世价值概念所指向的具体内容时，对于价值主体的不确定性、对于是否存在适合所有主体的抽象价值观念正是学者们对普世价值争论的焦点所在。

 

三、可能性假设：是否可能存在普世价值？何种价值观才具有普世性？

是否存在普世价值也是学界目前争论的焦点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必然引发的问题是：如果存在普世价值，那么何种价值观才具有普世性？对此问题的争论，学者们的观点也见仁见智。

对普世价值持否定态度的学者援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道德的论述，从人的阶级性、价值观的属性对普世价值作了否定的论述。

侯惠勤认为，“价值论意义上的共性必须要以利益共同体或社会生活共同体为支撑，否则就不能存在。” [12]而在存在着阶级对立和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社会，就全社会而言，是不存在这样的共同体的。在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之前，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体，当然也就谈不上“普世价值”。

周新城认为，价值观的内涵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价值观的内容是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不断改变的。价值观是历史的，不是永恒的、不变的。在社会生活中，即使是公认的行为规范，不同的人也赋予其不同的内涵。因此，并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所谓的普世价值只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的工具，并且认为“国内那些把美国的价值观念当作‘普世价值’，并使劲加以鼓吹的人，正好适应了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13]

冯虞章援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永恒道德”的剖析认为，恩格斯对杜林“永恒道德”的剖析为我们今天看待普世价值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他认为，“在历史和道德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侈谈普世价值没有根据、也站不住脚。对普世价值应该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14]

汪亭友认为，“普世价值”是个伪命题，因为“在有阶级与宗教的社会里，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者对具体的价值认同与评判有很大的差异，自然也就没有适用于一切时代与一切人的‘普世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普世价值”或“普世价值观”其实是虚假的概念，是一个伪命题。”[15]

也有学者对普世价值持肯定态度的。他们从价值主体的共性，即人性中的共性，从全球文化交往的背景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中肯定了普世价值的存在。而对于何种价值观具有普世性的问题，学者们也做了不同的回答。

杜光从人性的共性出发肯定了普世价值的存在，并且认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就是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他认为，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性的群体共性外，还存在超越一切差别的共同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性”，正是人类的共同本性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这些价值观是人类社会直到几百年前的近代才终于发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 [16]杜光还从马克思对自由的论述中得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只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所规定、所容许的范围内实现，它的实现也在民众从无产向有产的转变中逐步实现的。

李延明认为，“价值观念体系作为社会现实价值取向的观念形态是历史地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念，在历史的发展中，通过研究、宣传、协商，还包括斗争，以及潜移默化，在人们的共同活动下逐步被大多数人接受就是普世的了。”[17]他进一步认为，当代的普世价值观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长期实践和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自创造的，没有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不同国家与民族不但难以相处，而且难以交往。

程广云、韩璞庚对普世价值可能存在的前提即共同人性做了界定。他们认为，作为普世价值存在根据的共同人性并不是与人的恶性相对立的善性或神性，而是“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实践普遍化或普遍社会交往实践的历史性过程中，在人们的社会共同体生活中，逐步生成着和发展着的普遍理性即公共理性、契约理性或交往理性等等。”[18]

罗归国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认为，文化的全球化使人们社会、文化趋同，当今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全球化实质是人类世界对普世价值认同的过程，参与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接受和遵循普世价值。”[19]

郭明俊通过对普世价值基本特征的分析，肯定了普世价值存在的可能。他认为，普世价值从价值主体上看具有全人类性，从价值基础看具有利益共同性，从价值内容看具有底线性，从价值功能看具有权威性与淑世性，从价值形态看具有实然性和应然性，从价值态势看具有开放性。[20]

建立在肯定共同人性的假设前提，承认文明交往使不同民族、种族、人群对共同价值观作出贡献的基础上，学者们也对何种价值观可能具有普世性进行了不同阐释。

有的学者认为，作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儒家伦理诸如仁、义、礼、智、信，以及儒家文化中“和”、“合”的理念和“中庸”的思想都具有普世价值性，都可以成为全球伦理的一部分。如余和平通过对儒家思想中“和”的理念的剖析认为，儒家思想中“和”的理念反映了儒家文化天人和一、社会和谐、修身养性的思想。“儒家治身与修身的理念在现代社会里仍散发着灿烂的光辉。” [21]“和”的理念甚至对于出现在现代社会中种种问题都具有解决问题的参考价值。

单纯认为，儒家的“天人合一”的“合”的理念从人的生命价值、社会制度及生态环境方面都可以和当代全球价值和谐地融合起来,具有普世伦理的生命情怀特性。他认为“儒家关于全球价值或普世伦理的谈论,更多的是与“天下”及其诸多衍射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22]

也有学者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观的普世性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可能性论证。如苗贵山对人权普世价值的研究与杜光对民主普世性价值的研究都具有代表性 。一些学者认为在宗教思想中也有普世性价值。如马明良通过对《古兰经》中伊斯兰教的阐释认为，宗教虽然有差别，但也要尽力求各宗教之同，寻找全人类公认的普世伦理和共同价值观，“为构建一个既有特殊性，又有共性，既有多样性，也有同一性的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和而不同”世界文明而努力。”[23]

 

四、可能性论证：普世价值的存在依据

肯定普世价值存在的学者们必然要寻找普世价值存在的依据。如前所述，大部分都是从普遍人性或者说共同人性的前提下来进行可能性论证。但是有学者也对共同人性这一依据提出了疑问，陈家琪认为，普世价值与普世伦理的根据都只能在人那里寻找,立足于人性中的普遍性情感要求。但是,多样性、差异性就是生活本身,探求多样中是否存在某种一致、差异是否可能达成某种统一尽管是哲学追问的不懈动力,但实际上这种“一致”、“统一”可能只是经验性的假设前提。[24]

意识到人性普遍性的抽象与难于确证性的学者对普遍人性进行剖析指出，普世价值的存在是普遍人性，然而这种普遍人性不是“善性”或“神性”而是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生成和发展着的“理性”，即公共理性、契约理性或者说交往理性。[25]

交往理性其实就是哈贝马斯所提出来的商谈伦理，即在承认文化多元性的前提下，通过文化对话方式 使参与伦理商谈的各方能够建立起一种“交互主体性”的理解，最终达成公共理性。通过商谈伦理来建构普世价值观也为国内不少学者所赞同。万俊人主张通过多元文化对话建立一种“弱伦理模式”的普世伦理。[26]李德顺也认为，在尊重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保持理解、宽容、合作促成道德“内生”是实现普世价值的根本途径。[27]

对普世价值或普世伦理的实现方式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认为，普遍人性、商谈伦理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建构普世价值的方式应该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式来实现。他认为，普世价值的建构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式，即以人类生存的客观现实为基础，这才是一种合理可行的真实的途径。“普世价值不能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上,他应当回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世界,以人类生存的客观现实为基础。通过实践方式去建构才是一种合理可行的真实的途径。” [28]

结语

在今年5月昆明举行的第七次全国应用伦理学讨论会上，普世价值问题依然是一个引起普遍热议的话题。焦国成认为普世价值或普世伦理如果在一定政治语境下尤其在文化冲撞中，很可能陷入意识形态斗争的阴谋之中，没有凌驾于一个民族尤其是像中华民族这样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之上的普世价值。但是古人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普适的价值和伦理规范是有的，也是需要的，关键是如何解释这种普适性在多元文化中的意义、作用和限度。甘绍平认为，共同性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基本追求，道德的共同性就是道义，道义的指向是将不同文化共同体的人群互相联系在一起，并且为各种族群、民族与国家所认同的普世价值。然而，不论是在学术理论还是在实践经验层面，我们都会面临着一种道德相对主义与普世价值之间的对立与冲突。[29]

普世价值的问题，或许也可由其他哲学命题给我们一些启示。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很机械地设定了九个命题，第一个是预设理性前提，所谓“一个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秉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30]；被创造物，比如人，出生并被发展，是由于人的秉赋的宗旨在于使用理性，这是第二命题；而大自然使人的秉赋得以发展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第四命题）。康德认为，这种对抗性导致的方向是人类的合秩序性。其实，这里康德就涉及了历史的普世价值问题，在社会性中，人类最终因为理性的光辉还是要形成某种共同秩序，这种共同秩序就是普世伦理的东西。在另一篇论文，即《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中，康德也表达了他的普世价值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非三种：一是前进，一是倒退，一是停顿。康德认为，第一种为幸福主义，第二种可称为道德的恐怖主义，第三种则可以称之为阿布德拉主义。第一种幸福主义的历史观其立论就是人类认同普世价值，既然人们都渴望幸福，那就应该遵循彼此认同的共同的道德，这是毋庸置疑的；道德恐怖主义则是认为人类不可能有共同的价值准则，而是都有自己的准则，所以会在斗争中让人类毁灭。第三种以古希腊原子派哲学中心地命名的主义，就像那句“阿布德拉的空气使人愚蠢”一样，其实指的是愚蠢主义；但是康德想要指出，大多数人可能更同意这种主义，就像我们并不能摆脱西斯福斯的命运一样，人类历史善与恶交替着，我们无法逃避，必须忍受着；也就是说，或许有人类的共同的价值与道德准则，但时有时无，或似有似无，人类很难真正操守。

不论普世价值承载着什么样的内容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面前，就普世价值与普世伦理所涉及到的为世人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如在全球文明相互交融与冲突的时代背景下人类有没有面对共同的难题达成共识的可能？在现代性文化背景下当人的生存境遇遇到挑战时，有没有一种使人得以从现代性的沉疴中解脱出来的文化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普世价值、普世伦理的追问显然已没有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争论的语境内，它更多的反映了人类在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探寻的答案。

 

（原载《中国应用伦理学》。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