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利民】当代文化哲学建构何以可能与路径展望

在当今全球化大行其道、西方文化话语强势扩张的背景下，面对当代人类所共同关注的文明发展问题，立足于世界发展视野来检视中国传统的文化哲学资源，做出富有启示性的回答，无疑是当代文化哲学建构的重要主题。基于这一共识，由清华大学哲学系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同时还得到了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大力协助）“2008全国文化哲学论坛”于4月26~27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本次论坛的主题“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国资源”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审视“文化哲学研究的中国资源”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文化哲学研究兴起于西方，中国文化哲学研究在经历了引进、消化与吸收之后，有必要开启“中国化的文化哲学”研究时代，从而切实解决现实的文化问题。对此，清华大学邹广文认为，全球化时代要求我们以一种整体意识去关注世界、关注人类文化的发展，而中国的整体有机文化观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中国传统哲学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绝的，即肯定彼此的对话、包涵、相依相待、相成相济。另外，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极大地拓展了人的物质技术空间，人类的精神空间却不断地被物欲所填充，如何保持物质技术与精神情感之间的平衡协调，日益引起世界思想家们的关注。而中国传统文化在维持人的心灵和精神平衡、人格的内省与修养上，有着显见的优势；这种强调整体性、保持技术与精神的文化价值诉求，无疑对于今天的世界具有启示意义。西安交通大学张再林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思辨形而上学为原型的西方知识文化独霸天下，这在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的同时，也给我们人类文明带来了严重危机：第一，它使我们的文化和生命同生活世界相脱节；第二，这种独白主义导致对生命对话原则的否定；第三，它以还原论为原则，以原子主义的追求为尺度，必然导致对现实社会中多元化的原则的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身体型文化，中国文化资源呈现出的最根本的价值和结构，就在于其从内在于人的身体生命中实现文化的超越，为消解西方的意识型文化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鹏程则分析了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及其对当代人类思想文化的意义，从文化的本土性和普遍性的关系角度阐述了文化哲学的中国文化资源问题的合理性，指出中国文化或者说文明传统作为中国人的生命历史和范式谱系，在中外文化交流融合中呈现出强大的的内聚力与吸引力。华北电力大学蔡利民着重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文化中“性自命出”、“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等命题，由此引申到中国人的终极关怀问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人的终极依据，追求“天人合一”这种终极的归宿。人和天的关系是人和天通过道德的一个互动关系，这就给中国人提供一个凭借道德实践以达到最后的终极的至真至善至美的统一。这种文化资源对当前中国人的生命根基的确立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文化哲学研究吸收中国资源的方法论

　　从方法论角度探讨文化哲学研究如何恰当地对待和吸收中国资源，是当代文化哲学建构的重要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霍桂桓认为，正确解决、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的方法论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被吸收利用的资源本身的历时性、生成维度和“共时性”现状维度？如何解决我们自身所处的现实情境与我们所要吸收探讨的那个资源的所特有的情境之间的时空差异？如何在吸收和利用中国资源时达到正确理解？由此，必须做到真正面向社会个体的主观世界及其生存变化过程，真正面向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要做到将“历时性”的生成视角和“共时性”的现状视角有机结合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河指出，如果想要推进文化哲学研究，就得摆脱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地缘概念“中国”和“西方”，在使用的时候要非常谨慎。第二个就是“科学”与“文化”。另外，他还从哲学理论角度出发谈了翻译对哲学理论、当代西方哲学观念提出的挑战，以及近代以来翻译语境中的中国文化资源所处的境况，指出了在文化、思想研究过程中，争取获得原本的主体性和自主性的重要性。邹广文认为应该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的中性智慧，立足于建设，强调事物对立双方的互养相成、共生共存。“中庸”、“中道”、“中和”这些范畴在今天的文化实践中仍然具有基本的价值参照意义。

三、从中国文化实践语境出发检视文化哲学资源

　　与会学者强调，建构当代中国文化哲学，不能把中国资源仅仅局限于传统中国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有很多变化，因此要从中国文化实践语境出发去反省这一问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邴正认为，当代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板块，至少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外来文化、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化以及当前的大众文化。这四种文化形态给我们提出一个挑战：当代中国文化的内部结构是一种矛盾性的、冲突性的结构。当我们讨论中国哲学理论构架的时候，不得不考虑中国资源的这种矛盾与冲突性。同时，在寻求消解它们之间的予盾、进行文化整合时，面临着几大基本矛盾：一是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文化冲突；二是普适主义和我们自身文化特殊性方面的矛盾；三是文化的理想主义和文化的功利主义的矛盾。蔡利民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五四”、“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的冲击，受外来文化尤其是“西化”和“马化”的冲击之后，传统文化中所有古典的东西被严重窒息，带来了文化传承过程中沉痛的教训。当务之急是确立中国文化资源的绝对价值，找到我们自身安身立命的一个有力的尺度。大连理工大学洪晓楠指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哲学就必须认真检视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缺陷和不足。从文化哲学的研究方式来看，整个20世纪中国哲人对文化哲学的探求是以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研究这种特定的话语言说方式来进行的，其主流是一种文化的哲学，而尚未真正达到文化哲学这样的高度。从文化哲学理论尤其是文化比较的方法来讲，普遍存在着主体迷失与价值错位的状态，导致对中西文化与哲学进行随意比附、牵强附会等现象，使原本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哲学在文化哲学的处境下变得更加漂浮不定。

四、中国文化哲学建构的可能出路

反思是为了建构。文化哲学研究是从哲学形而上的价值理想预设出发，去审视和研究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和文化世界的，从中探求人的现实文化实践背后的人文精神，并展示个体生命存在的多样化特征。对于中国文化哲学建构如何可能，李鹏程指出，我们寻求资源的根本问题，实际上是在对当代中国文化动力学的研究。中国寻求的是有活力、有生气的文化，因此这种文化就不是一种机械主义的、外力的推动，而是自己内部资源的激活问题。邴正则认为，近30年来，功利文化处于强势支配境地，一味采取移植西方的现代化经验，导致中国的文化没有客观载体，传统中国文化的再创造在现代生活中没有载体，下一步的关键应该是文化创造的问题。霍桂桓指出，如果把经济全球化等同于文化全球化，或把经济的强势等同于文化的强势，这是一个误区。当前，我们需要提升自己的问题意识。邹广文强调，中国现阶段传统文化资源中，如何开启一种民间信仰，比如把儒家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的传统有效地转化为一种信仰并成为社会共识，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拓展的问题。

 

（原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7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