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
综合创新和文化自觉
由
文化问题，自近代以来始终成为知识阶层的重要论域，最基本的动因在于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表现是多样化的：有时候体现为理智和情感上的冲突，即如列文森等人所说的理智上要接受西方文化，但是在情感上要接受中国文化。有时候则体现在政治和道德生活之间的冲突，即在道德上接受中国传统的观念，而在政治运作和社会管理上采用西方的方式。更广泛的则是体现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有时候更多地被称为激进与保守的对决。
民族主义者珍惜文化传统在社会认同中的独特作用，而激烈的自由主义者反而认为只有清除了文化的束缚，自由的观念才能得到真正的接受。
然而，到了21世纪，这些促使文化成为社会发展主题词的原因是否因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消失了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仅如此，在一个以全球化为背景的社会里，文化已然成为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都反映了文化问题的重要性。这些理论促使我们思考：应如何定位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未来的政治社会生活和国际竞争中的作用。
综合创新文化观及其现实意义
不同时期的文化讨论虽然从立场上看，其基本阵营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但是口号则形式多样。从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看，由于立场的差异，分别提出了“全盘西化”、“东方文化论”、“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不同的观念。而张岱年先生和其兄张申府先生则在分析哲学、辩证唯物论等思想的综合因素下，提出了文化综合主义的主张，并逐渐成熟为综合创新文化观。
综合创新文化观建立在辩证思维的基础上，认为文化要素之间具有离析性和可相容性的特点，不同的文化之间可以取长补短，这样便提出了建设一种新型的中国文化的可能性。
综合创新文化观并非是否定文化的主体意识，张岱年先生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阐述，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以马克思主义观念为指导的新文化，他称之为“中国文化的新统”，这种文化观越来越被人所了解、接受，并可以为未来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对中国的发展而言，如何吸收外来文化的优越性，又充分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这不仅是个文化认同的问题，还有制度创新的问题。综合创新文化观念的提出不仅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同时也是对于文化发展规律的总结。
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念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自从明代后期徐光启提出“会通以求超胜”的文化观念以来，主张融会贯通中西文化的优秀部分，以建立中国文化的新形态的看法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在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主张中独树一帜。这种文化思潮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张岱年先生。在1980年代经张岱年先生系统地阐述之后，这一文化观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尽管由于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对于这种文化主张的态度呈现出多样性。
综合创新文化观，得到了以方克立、刘鄂培等人为代表的许多学者的支持，他们不但从立场上支持，而且不断地丰富和加深了对于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内涵和认识，这些学者可以说已经在逐渐向一种学派过渡。
文化自觉和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发展
综合创新是一种文化思考的方法，实践中也不断在发展。比如，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普遍性和地方性之间的深刻矛盾。这需要我们有一种全新的思维来思考文化问题，而费孝通先生等提倡的“文化自觉”和“超越东西”，便是对建构新文化观的尝试。
现有的文明体系，无论如何表明其普遍性的立场，均是某一民族或区域利益的宣扬者。但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面临真正的共同利益。生态环境、核武的危险、经济的高依赖性、能源等问题的出现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这样一种态势——人类需要有一个大的智慧来解决建立在各自利益基础上的目标追求。尽管现实的状况似乎并不如我们所希望的，亨廷顿甚至认为，民族之间的互动和贸易增长导致的是更大规模的分裂和战争，而贸易和通讯也没有产生和平与认同感。从心理学的角度，全球化让人们对差异性有了觉醒式的认知。这些判断或许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亨廷顿由此推出的冲突论，而是相信，对于冲突本身的认知是人类避免冲突的第一步。
我们需要一种真正的普遍主义立场。在全球化话语中普遍主义和多元主义所对应的是西方文化和各地方性文化，这种普遍主义与多元主义的不同不如说是中心与边缘的不同，这种观念经常会成为西方利益对于各地区利益压制的工具。现在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由几个强势文明所制定的，这些规则是建立在这些文明的基础上，而不是全人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从制度类型来看，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一种代表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利益的组织，现有的国际组织只是各国寻求利益的组织，进而难以超越国家本位的立场。
那么如何才能建立起一种超越了种族利益并为实现“人类”的利益而努力的国家间、民族间的关系呢？
这首先要建立一种超越现在的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超越利益的秩序不能只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而是必须有“道德文化的修养和理智来教化塑造”。文明之间的理解是文化创新的第一步，但还不是关键的一步，因为文明之间的理解只是达成对于各自利益的肯定，但各自利益的肯定并不足以解决人类目前所面对的困境，因此新的在人类利益基础上的文化需要一种想象，因为这样的文明状态还未曾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这种创造要求在文明对话的基础上创造比以前文化更多的内容。
由此而来，我们确定了综合创新作为当下中国文化战略的两步原则：
第一，在文化民族主体性原则下，对于中国文化本身的创造。这种创造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广泛吸收世界上的各种不同文化的营养，从而促成自身文化的创新。
第二，是以人类的视野，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建立一种以人类利益为载体的新文化。如果失去理想，人类必然会失去生存的方向。（今年是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