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程】文化相对主义的意义和问题

随着当代全球化势态的日益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文化全球化”问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形成了谈论文化间关系的几种话语形式，“文化相对主义”就是其中的一种。

最初的文化相对主义，是对“欧洲文化中心论”在理论学术逻辑上的蒙昧观念进行的校正。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一种与文化相对主义正好相反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者“文化绝对主义”理论。欧洲人曾经认为，世界上只能有一种文化（文明），那就是欧洲文化（文明），其余地方只有被欧洲同化，才能有文化（文明），不然就会一直处在野蛮之中。历史主义学派的“发展论”和“进化论”加强了这种论证，它们杜撰了精致的“文明历史进化的地理转移理论”。这种理论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十分严格的逻辑化表达。

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博厄斯通过对多个文化（文明）区域的大量文化调查事实的研究证明，人类有很多种不同的文化（文明），它们都是“自我”生长起来的，都是完整的文化结构，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制度建构和意识形态。所有这些文化（文明）互相之间在最初并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独立发展的。博厄斯以这种文化多元论反对了欧洲中心论和欧洲人的自我种族优越论，在理论上为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存在于世的自然合法性进行了学术论证。这就是最初的文化相对主义。

在当代，文化相对主义发展为关于“文化多样性”学说。这种学说从理论逻辑上来说，实际就是博厄斯理论的现代版。但由于时代不同了，它的意义重点就在于对抗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帝国主义对于第三世界的殖民主义统治基本上土崩瓦解。但是，在“后殖民”和“后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仍然保留着诸多的“文化权利”，包括理论话语权、社会制度话语权、日常生活话语权和精神状态话语权，等等。这些文化权利已经或正在现实中形成对发展中国家本身的“自主的良性发展能力”和“民族文化的自我完整性、完善性”的明显的或者隐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强调本民族的文化，认为它与包括着上述“内容和作为”的西方文化相比，应该对自己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同等的甚至更有效的功能和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和思潮，对于以本民族传统话语形成地方现代性阐述方式的兴趣的（甚至带有明显的地方狭隘性的）文化执著，就会有一种正面的理解。

当代文化相对主义虽然有着上述正面意义，但它也有自己明显的局限和问题。

首先，从哲学的角度看，“相对”与“绝对”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两者相对而存在：无此即无彼，有此即有彼。哲学的逻辑完满性要求人们相对地看待和分析这样的具有“辩证法”意义的成对概念和范畴。也就是说，在研究文化相对性的时候，既要研究多个文化的相对差异和它们各自的特殊性，也要研究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和“普照”它们的普遍性。只有这样，我们的哲学思维才算是成熟的。不然，我们就会走向把文化相对性绝对化的“文化相对主义的绝对主义”。

其次，把文化相对性绝对化的所有话语，一般来说，如果不是无知的幼稚，就是有意要把相对性强调到荒谬的地步，以便为某个特殊事物和特殊事件的非理智性、非善性、非美性、非生产性和非成长性等等非文化特性进行辩解，从而成为相对性的遁词。在对文化相对性和文化特殊性进行阐述和研究的时候，如果把相对性绝对化，那就是陷入了思维方法的反理性的陷阱和泥潭。因而，我们必须承认，任何相对性也是有底线的。某种普遍性作为底线从底下“托着”它，才能使它成立。这种作为底线的文化普遍性，应该是人类的文化意识发展到目前时代“公认”的一些概念和观念，它们已经涵化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类的共同的文化财富和“日常文化意识”（即“常识”）。人类共同的“文化认可和文化觉悟”意识即“文化普遍意识”，也即“文化真理”，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质的”差异和“量的”积累程度，因而作为文化相对性的底线的这个文化普遍性的水平“高低”，并不是永远恒一的即绝对的。

再次，当代学者在“文化间性”的概念上讨论问题，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尝试性探索。但间性概念的平面性，使得文化间的普遍语义学和文化间的语际解释学遇到了空前的难题，甚至无解。从而，对文化相对性和文化绝对性两者的绝对化趋势均无法“辩证地消解”，也就在根本上使得对文化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合法性及其生存空间的定位，不能得到有效的知识论证和话语解释。所以，对文化相对性和文化绝对性两者各自存在的和共同存在的合法性的认可，是当代文化哲学需要研究的大课题。

最后，需要在对文化间关系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中，形成立体性图式。文化间的个别性存在、特殊性存在、相对性存在在一个平面上表现出来，这是文化间“差异”的、特殊性的层面。而文化的共同存在、普遍性存在、绝对性存在，则是在特殊性层面与高一级的形成为综合性文化、同一性文化、普遍性文化的层面的“上下关系”中表现出来。这种图式是对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有机的综合，从而是对两者的合法性的论证和解释，也是对两者“向无”的消解。也就是说，从对文化相对主义的研究的个案问题性的角度来看，这是对文化相对主义的一种可能有效的学术破解。

（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