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英】论早期道教的传播方式
道教是我国本土宗教，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始创于东汉末年的蜀地，之后，向全国各地传播和发展。及至六朝，道教已播及大江南北，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化产生巨大影响。道教何以迅速传播发展？这与早期道教的传播方式不无关系，本文试论之。
一、以符水和药物治病传道
东汉末年，种自然灾害诸如水灾、旱灾、蝗灾、风灾、火灾、震灾、霜灾纷至沓来，更为严重的是，与自然灾害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疾病的流行，《后汉书》多有相关记录：如《冯衍传》云：“疾疫大兴，灾异蜂起。”《桓帝本纪》载：“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申屠刚传》称：“百姓困乏，疾疫夭命。”人们生活在疾患和死亡的边缘。
道教以超越死亡病痛、长生成仙为目标，以救世度人为己任，面对疾疫横流，及时伸出援救之手，从初创开始，即以符水治病传道。所谓符水治病，是道术符法的一种，其做法是在水中画符或烧符灰溶于水中，然后让病人饮服，如是“不但疾愈，兼而度世”[1]。在早期道派中，无论是“五斗米道”，或是“太平道”，都公开施用这一方式，如“五斗米道”教首张道陵要求“疾病之人，不胜汤药针灸，惟服符饮水”[2]。面对疾病流行，死亡枕籍，张道陵教人饮服“符水”，为人治病，传道布道，《魏书·释老志》称：“张陵受道于鹄鸣，……化金销玉，行符敕水，奇方妙术，万等千条。上云羽化飞天，次称消灾灭祸。”结果，“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3]。太平道也不例外，《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云：“太平道者，……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其教首张角，用“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4]。早期道教这种以“符水”治病的传道方式，在科学不发达的东汉后期，颇得民心，它使受尽疾病折磨的民众得到一种虚假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寄托以及心理上的平衡。及至魏晋时期流行的几个道派，也是以符水治病的形式进行传道，如流行于吴会地区的于君道，《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记，琊人于吉跑到东吴“制作符水以治病”，“请吉水辄差”，故“吴、会人多事之”。又如流行于吴越地区的李家道，《抱朴子内篇·道意》称：“有一人姓李名宽，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许。”可见，以符水治病，收到良好的传道播道效果。
早期道教除采用“符水”这种精神和心理疗法外，还广泛运用各种汤药、针刺和熨烙等民间医术为民治病，如葛洪《神仙传》卷四《张道陵》载：“陵语诸人曰：‘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又如《太平经》卷五十详细记载了一种叫“灸刺疗法”：“灸刺者，所以调安三百六十脉，通阴阳之气而除害者也。三百六十脉者，应一岁三百六十日，日一脉持事，应四时五行而动，出外周旋身上，总于头顶，内系于藏。衰盛应四时而动移，有疾则不应，度数往来失常，或结或伤，或顺或逆，故当治之。灸者，太阳之精，公正之明也，所以察奸除害也。针者，少阴之精也，太白之光，所以用义斩伐也。治百中百，治十中十，此得天经脉谶书也，实与脉相应，则神为其驱使；治十中九失一，与阴脉相应，精为其驱使；治十中八，人道书也，人意为其使；过此而下，不可以治疾也，反或伤神。”明确“灸刺”可以调脉通气，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病方法。同卷还有使用动、植物药物为人治病的记载：“草木有德有道而有官位者，乃能驱使也，名之为草木方，此谓神草木也。治事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过此而下者，不可用也，误人之草也。是乃救生死之术，不可不审详也。”又“生物行精，谓飞步禽兽行之属，能立治病。禽者，天上神药在其身中，天使其圆方而行。十十治愈者，天神方在其身中；十九治愈者，地精方在其身中；十八治愈者，人精中和神药在其身中。此三者，为天地中和阴阳行方，名为治疾使者。”从《太平经》的记述可知，早期道教在创建和传道中，已经普遍使用草木和禽兽等植物和动物药物为人治病，实践其救世活人的教旨。
此外，道教还有济医赠药的举措。《后汉书·钟离意传》称：“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死者万数，意独身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在灾疫降临之际，道士钟离意为人送医赠药，其医德是何等高尚和感人。
据上，由于早期道教在创教和发展中，采取符水和药物治病以及送医赠药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迎合了广大贫民的生理和心理需要，也多少解除了他们的疾患和病痛，这对疾病横流，饱受疾病苦痛的人们来说，无疑是输进了一股暖流，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人们自然感激它，崇拜它，信服它，结果“民、夷信向”[5]，纷纷入道,“竞共事之”[6]。可见，以符水和药物治病，带有明显的救世度人的现实性，成为早期道教传道播道、罗致徒众的一个重要方式。
二、以善道教化天下
“以善道教化”是道教的宗旨。早期道典《太平经》指出：“教以善道，使知重天爱地，尊上利下，弟子敬事其师，顺勤忠信不欺。”[7]明确要以重天爱地，尊老爱幼，敬事师长，诚信不欺等善道教民。早期道教在创建和发展中，各教派首领都自觉将“以善道教化天下”作为己任，表现在：
首先，教民思过。早期道教认为，人所以生病患疾，多是由于患者犯错引起，治愈的关键在于令患者静心思过，因此，无论是太平道或是五斗米道都以“跪拜首过”、“叩头思过”等善道施教于民，如太平道的张角，《后汉书·皇甫嵩传》说他“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蓄养弟子，跪拜首过”，《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亦称他“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又如五斗米道的张道陵，葛洪《神仙传》本传称他“邂逅疾病，辄当首过，一则得愈，二使羞惭，不敢重犯”，对“疾病者，但令年七岁有识以来，首谢所犯罪过，立诸仪章符，救疗久病困疾，医所不能治者，归首则差”[8]。张道陵还教民内外修治，“使民内修慈孝，外行敬让。佐时理化，助国扶命”[9]。张陵之子张衡也以善道教民思过，《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云：“光和中(公元179——184年)，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文中的张修实际上是张衡，这在裴氏注中有明确说明：“臣松之谓张修应是张衡，非《典略》之失，则传写之误。”张衡教民叩头思过，以设静室、诵经文、敕符水、隐小过等善道施教于民。张陵之孙张鲁，也秉承先辈做法，《典略》称：“(张鲁)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可见，道教在创立之时，就积极从事“以善道教化天下”的宣传鼓动工作，影响不断扩大。及至南北朝，道经也有这一教民“首过”、“思过”思想，如《老君音诵诫经》云：“病家昼则向靖叩头，夜则北向，向天地叩头首过。”[10]《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也载：“观视百姓夷胡秦，不见人种但尸民。从心恣意劳精神，五藏虚空为尸人，命不可赎属地官，为鬼伍入黄泉，思而改悔从吾言，可得升度为仙人。”[11]文中的“秦”是指汉人，“夷”、“胡”都是指少数民族，表明无论是汉族或是少数民族，只要“思而改悔”，即可升度为仙人，结果，大受欢迎，“民、夷便乐之”[12]，纷纷加入道教行列。其时，不少道团也倡行“首过”方式，如流行在江南一带的杜子恭道团，《道学传》卷四云：“杜炅，字子恭。及壮，识信精勤，宗事正一。少参天师治，以之化导，接济周普。……为人善治病。人间善恶，皆能预见。上虞龙稚，钱塘斯神，并为巫觋，嫉炅道王，常相诱毁。人以告炅。炅曰：非毁正法，寻招冥考。俄而稚妻暴卒，神抱隐疾，并思过归诚，炅为解谢，应时皆愈。神晚更病，炅语曰：汝藏鬼物，故气崇耳。神即首谢曰：实藏好衣一箱。登取于治烧之，豁然都差。”杜炅利用符禁咒等受过方式，教人思过，为人治病，从而达到吸纳信徒、扩大教团的目的。
其次，教民抗争。道教不仅治病救人，还教人起来摆脱现实苦难，反抗朝廷黑暗统治。东汉自和帝始，君道秕僻，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政治腐败，经济不景，《后汉书·安帝本纪》称，其时，“灾异蜂起,变异并见”。在生存受威胁、社会不太平情况下，民众纷纷叛乱，其范围之大，次数之多，人数之众，形式之多，是前所少有的。就其范围而言，东起山东之琊，西至甘肃之凉州，南达交趾，北抵幽冀，几及全国；就其次数而言，自和帝永元四年至献帝建安十四年(公元92—209年)的100多年间，多达100多次；就其人数而言，从几百人、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就其形式而言，抢米、夺粮、扰乱、攻城,无所不有。其中，有不少人自称“将军”、“真人”，身穿道服，手持印券和符，口吐玄言，他们利用民众对现实生活的不满，组织和发动民众暴动，如和帝永元四年冬(公元92年)“零陵蛮羊孙、陈汤等千余人，著赤帻，称将军，烧官寺”[13]；又如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徐凤、马勉等冠皮冠，黄衣玉带玉印，称皇帝，“攻没合肥”[14]，民众和道徒的暴动，此伏彼起。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更是打着“以善道教化天下”的旗帜。《后汉书·皇甫嵩传》称：“(张)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接郡国，自青、徐、幽、冀、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15]在善道教化之下，信徒归之如流，遍布青徐幽冀兖豫荆扬八州，甚至旁及并凉，并于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参加了全国性的黄巾大起义。同样地，五斗米道也教民造反，《后汉书·灵帝本纪》载：“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及至魏晋，道教依然以善道教民抗争，如《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记三国吴琅琊道士于吉“立精舍,烧香读道书”，结果，被孙吴以妖妄“幻惑众心”之罪处死。又如《晋书·孙恩传》载：东晋时期琅邪人孙泰奉行五斗米道，他以“道术眩惑士庶”，“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煽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后被朝廷以“诳诱百姓”罪流放广州郁林郡，他又利用当地“风俗好杀”，以道术煽动人们闹事，结果“南越亦归之”。其侄子孙恩更利用孙泰“以左道惑众被戮”为由，联合卢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政府行动，《晋书·孙恩传》云：“恩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复仇。……恩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结果，“三吴皆响应”[16]，岭南土著也有参与，《宋书·杜慧度传》曰：“李弈、李脱等引诸俚帅众五六千人，受循节度。”“始兴溪子，拳捷善斗”[17]，道徒视死如归，从江南打到广州，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据上可知，早期道教有同情和拯救民众苦难，以及抨击时弊和宣扬变易的言行，它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因而，赢得了民心，争取了民，“以善道教化天下”成为早期道教传道播道的一种有效方式。
三、以教团组织行道
早期道教主张以教团组织行道布化，《太平经》卷八十八明确指出：要“得天地人及四夷之心”，就必须“并合为一家，共成一治”，“一家”、“一治”就是要将天下之人聚集起来，形成教团组织。在早期道教创建中，“治”成为发动和团结徒众的教团组织，如五斗米道在创立时，张道陵就明确将教民分成二十四治，《三天内解经》卷上云：“立二十四治，置男女官祭酒，统领三天正法，化民受户，以五斗米为信。”[18]《陆先生道门科略》也载：“授天师正一盟威之道，禁戒律科检，示万民逆顺祸福功过，令知好恶。置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庐，内外道士二千四百人。”[19]所谓“治”，或称庐，又或称靖，是致诚请祷之所，也就是各地的教务活动中心，始无区别，后有不同，据《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引《玄都律》所记载：“民家曰靖，师家曰治。”[20]“二十四治”就是在各处分设二十四个行道布化的机构，把二千四百道徒分布于二十四个教区，其位置近在益州，远及长安。后增为二十八治，合二十八宿，《云笈七签》卷二十八称：“太上以汉安二年(公元143年)正月七日中时下二十四治。上八治，中八治，下八治，应天二十四气，合二十八宿，付天师张道陵奉行布化。”[21]及至东晋，师家传教之所仍称“治”，如天师道杜子恭一派的传道之所就称“治”，《异苑》卷七云：“谢灵运生会稽，其家以子孙难得，送杜治养之。”可见，各“治”实际上是一个个教团，其主要活动有：第一，付天仓、设义舍。《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引《太真科》云：“年年依会，十月一日同集天师治，付天仓，及五十里亭中，以防凶年饥民往来之乏。”[22]所谓付天仓，就是奉道之人必须在每年的十月一日向天师祭酒交纳信米五斗，以解决信民的饥饿问题。张鲁时，还设立义舍，“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23]，确保信民的足食。第二，三会日。《犹龙传》卷五引《旨要妙经》云：“又三会日，以正月七日名举迁赏会，七月七日名庆生中会，十月五日名建功大会。此三会日，三官考核功过，受符契令经法者，宜依日斋戒，呈章赏会，以祈景福。”[24]又《赤松子章历》卷二曰：“三会日，……上章受度法，男女行德施功，消灾散祸，悉不禁制。”[25]很明显，三会日就是每年有三次朝会天师的聚会，目的是为教民消灾祈福，实际上是道官联系信民，向信民宣讲科戒，传播指令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也是加强道官和信民之间的统属关系的重要桥梁。各“治”的活动，解决了信民的生活和疾患问题，起到团结教民，组织教民的作用，便利了道教的传播和发展，因此，早在张陵时，五斗米道已传播于巴郡，正如日本学者福井康顺所说：“以治馆为中心，教团以二十四块地域分开，扩充于全蜀。”[26]
在早期道教传播中，“方”也是发动和团结徒众的教团组织。如太平道就是以“方”为单位进行传教活动的，《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将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方”，袁宏《后汉纪·灵帝纪》作“坊”，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李善云：“《声类》曰：‘方，别屋也。’‘方’与‘坊’古字通。”又按《国语·吴语》称：“万人以为方阵。”可知“方”乃古代的一种军事编制。张角将数十万信徒，分成三十六方，大方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有将军首领，道徒四出散布谶言，可见，“方”实际上是大小不一的军教合一组织。各“方”在黄巾起义中表现相当出色，《后汉书·皇甫嵩传》云：“诸方一时俱起，皆着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能够令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足见“方”这些教团组织在传道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之大。及至南北朝，寇谦之倡导的新天师道，也是以“方”为教团组织进行布道，《魏书·释老志》云：“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师李谱文来临嵩岳，云：‘老君之玄孙，昔居代郡桑乾，以汉武之世得道，为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有奇，盖历术一章之数也。其中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统广汉平土方万里，以授谦之。作诰曰：‘吾处天宫，敷演真法，处汝道年二十二岁,除十年为竟蒙。其余十二年，教化虽无大功，且有百授之劳。今赐汝迁入内宫，太真太宝九州真师、治鬼师、治民师、继天师四。修勤不懈，依劳复迁。赐汝《天中三真太文录》，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中的“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方”，表明他们的“宣教”是以“方”为组织单位，通过寇谦之“百授之劳”的教化，结果，“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27]。
据上可见，无论是“治”，或是“方”，都是早期道教的教团组织，它们在早期道教传播中起到组织和发展道徒以及开展活动的作用。
四、以壮大神威布道
早期道教还到处收集神灵，扩充其神灵体系，以壮大神威布道。如道教的护卫神卒就来自周边少数民族的神灵，据《太上三五正一盟威》卷五载：它吸收了“东方夷老君除逆部伏卫兵，南方越老君扁鹊伏卫兵，西方氐老君官死伏卫兵，北方羌老君及甲错鳞兵，中央秦老君将领黄兵。”[28]又《太上三五正一盟威阅箓醮仪》记：它“出东方胡老君反甲逆鳞兵九十万人，出南方越老君火营骑吏火烛兵八十万人，出西方氐老君炼杖金精兵六十万人，出北方羌老君乌丸扁鹊兵五十万人，出中央伧老君二十五万。”[29]东方夷老君、南方越老君、西方氐老君、北方羌老君和中央秦老君均是各方神灵，统统变成了道教的护卫神卒。《正一盟威秘录四》还有出动五方神灵前去制服捣乱醮祭仪式和祟人害命之鬼的记载：令“东方夷老君逆部伏卫神，南方越老君扁鹊伏卫神，西方氐老君捍厄铁轮神，北方羌老君及甲逆鲜神，中央秦老君部领黄云神，……斩五方不正之鬼，血食之精，众妖故，见即俱灭。”[30]此外，像《赤松子章历》、《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太上正一解五音咒诅秘》、《正一法文十召仪一卷》等道教经典都有类似的记载。道教吸收各方各族诸神加入道教神灵行列,这些神灵，有道术威力，能劾鬼制魔，也有地方色彩，容易为各地各族民众所接受，“巴汉夷民多便之”[31]，信徒不断增多，如《正一天师告赵升口诀》载：“圣人前敕三阳比，南至大江，北至北滨，东至东夷，西至汜，已逆注十万人，名上太玄紫簿。”[32]很显然，其范围已遍布大江南北，播及四夷之民。可见，以壮大神威方式布道，也是早期道教在各地和各族中传道布道的又一有效方式。
综上所述，早期道教的四“以”传播方式，在道教形成和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使早期道教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弄清早期道教的各种传播方式，对解读道教何以迅速传播发展无疑具有启迪意义和帮助作用。
[注释]
[1] [7]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44页、217页。
[2] [8] [9] [19]《道藏》，第24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版，第779页、第414页、第779页、第779页。
[3]葛洪：《神仙传》卷四，《张道陵》，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7年版。
[4]范晔：《后汉书·皇甫崇传》。
[5]范晔：《后汉书·刘焉传》。
[6] [12] [23]陈寿：《三国志·魏书·张道陵传》
[10] [11] [24] [29]《道藏》，第18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版，第215页、第238页、第25页、第283页。
[13]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14]范晔：《后汉书·藤抚传》。
[1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十八，《光和十年》。
[16]李延寿：《南史·沈约传》。
[1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义熙六年》。
[18] [21] [28]《道藏》，第28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版，第414页、第204页、第455页。
[20] [22]《道藏》，第6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版，第967页、第966页。
[25]《道藏》，第11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版，第183页。
[26][日]福井康顺：《道教的基础研究》，东京书籍文物流通会1952年版，第58页。
[27]魏收：《魏书·释老志》。
[30]《藏外道书》第1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48-249页。
[31]常璩：《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
[32]《道藏》，第32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版，第593页。
原载《北方论丛》2005年第5期录入编辑：方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