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伯崑】谈传统与创新

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和哲学，是近年来人们经常争论的问题，大陆学术界称为遗产继承问题。此问题所以长期争论不休，因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临新时代，即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特别是面向二十一世纪，是否还有其生命力，的确是十分尖锐的问题。大陆学术界和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学者，经常开展讨论，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所谓现代化，就其本质说，就是传统文化如何适应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我想.就此问题.结合学术界、文化界研讨的情况，谈谈我个人的看法，以下讲三点:

一 弘扬传统文化贵在创新

有一种意见，认为传统的东西，已属过去，不再适应现代的需要，或者说，适应农业社会的思想文化体系，不能适应于工业社会，因为两种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因此，研究传统文化的目的和任务，是将传统的东西，整理清楚，所谓“整理国故”，展示给现代人，如同开博物馆一样，说明我们的民族，曾有光荣的历史，在文化上有过伟大的贡献，以此教育青年一代.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增强爱国主义意识。这种意见，基于民族的情感，看待传统文化，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整理文化遗产，也是一场十分艰巨的任务。但由此将传统与当代文明一刀两断，则难以苟同。因为传统是割不断的，而且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看，任何新文化的诞生，都同传统有着密切联系。如“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改革，提倡白话文，可谓创新，但没有文言文，特别是民间流行文学，不能有白话文。又如西方近代的文艺复兴，亦非凭空而降.而是在古希腊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的创新。传统与创新，并非水火不相容。那种依据生产方式的差异，从而否认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创新并不脱离传统，所以传统文化和哲学，也只有走创新或更新的道路，方能获得生命力，否则，只能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的文化史和哲这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如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通过宗教改革，方成为与近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宗教。印度的佛教，经过从小乘教到大乘教的更新，方成为影响世界文明的宗教。宗教如此.哲学亦是如此。就中国的儒家学说说，宋明儒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儒学的一大转变或更新。正是经过这次更新，从而影响到亚洲，如日本.韩国的文明。传统哲学的更新，也是哲学发展的一条规律。欧洲哲学史上有许多冠以“新”字的流派，如新柏拉图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新实在论等，也是在传统基础上的更新。否认更新，哲学也就停止了发展。王夫之有一句名言:“推陈而致其新”，既是宇宙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教条主义是否认更新的，将传统的东西，看成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墨守家法.不敢有所异同、如汉代的经师们，依样画葫芦.只有走向衰亡。

目前，在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研究中，有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挑选传统文化中可利用的东西，用来医治现代生活中的弊病，以此解决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这种对待传统的态度，可以称之为“拿来主义”。所谓“拿来”，即不需要加工、改造，如同购买进口的名牌汽车，拿来就用。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如哲学、社会伦理等，不是搬过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如针对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因素，如个人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以及社会道德败坏等现象，从宋明儒学中拿来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公私之辨、义利之辨、理欲之辨，要人们存理去欲，为公去私。又如针对遗弃父母的现象，拿来传统文化中维护家长制的孝道，甚至从二十四孝中找范例，教育青少年。又如，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将古老的礼节仪式，也搬了出来，要人们遵守。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反而成为建设新的工业文明的障碍。“拿来主义”不是更新，是没有生命力的。另一种倾向是，对传统的东西作了新的阐发，但不敢承认自己的新解释，是对传统的发展，反而宣称是真正符合传统的本义。这种态度，可以称为“卫道主义”。卫道主义在儒家文化中最为突出。唐朝的韩愈提出了“道统”说，排斥异端，企图维护孔孟之道的纯洁性。此说影响深远，从二程到戴震.再到近代的康有为，都认为他们对孔孟学说的阐发，才是正确的，符合孔孟的本义。当代的一些儒家学者，解释儒家典籍，明明是引进了近代的概念，但却声称是恢复了孔孟的正统。这种卫道主义的精神，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将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传统经学时代形成的“正统”观念早已失去了生命力。对传统的东西，有所异同，既是势之必至，也是理所当然，要勇于承认这一真理，无须再打出卫护“圣人之道”的旗号。

二 创新要面向现代与未来传统

文化必须更新方有其生命力，但向什么方向更新，这也是人们经常争论的问题。

由于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有不同的理解，对此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点是大家所共识的，即二十一世纪，将是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信息广泛传递.经济上实行全球合作，文化上进行频繁而深入交流的时代，任何形式的锁国主义，一去不再复返。弘扬传统文化，如果脱离这一走向，仍旧不能获得新生。谈更新，如果脱离这一走向，其所谓“新”，也只是昙花一现，是不可能持久的。

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此种更新的方向，是一种实用主义，着眼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污染了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主义、人文主义的传统，使传统文化和哲学成为追求物质文明的奴仆。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大系统，其精神，都是要人们从物质生活的追求中得到解脱。面临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弘扬传统文化的目的.不是适应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而是纠正其偏向。这种面向未来的传统文化观.早在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儒家学者.迎合欧洲文明破产的论调.便提出来了。即以东方的精神文明，医治西方物质文明的没落。本世纪八十年代中，一批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发表了宣言，其中说:“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再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其所要寻找的智慧，是如何挽救道德危机和生态危机。这一宣言，并不同于二十世纪初欧洲文明破产论，但赞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则是一致的。不可否认.东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丰富多彩，应当发扬光大。问题在于发扬这种传统，是将人们引向过去，回到农业社会宁静的田园生活方式中去，还是面向未来，推动工业文明的健康发展。如果是前者，则是重弹东方文化派的论调，这是难以苟同的。任何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如果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向背道而驰，理想则流为空想，不可能在生活中产生实际效果。

传统文化中，究竟有没有适应二十一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东西，或者通过变异和更新，将其纳入现代和未来的文明的轨道?这是一个新的课题，要认真研讨。就儒家文化系统说，有许多具有永恒价值的观念和命题，通过更新或变异，可以成为人类未来文明的组成部分。如孔孟倡导的富民政策，繁荣经济的学说，政治上的民本主义，文化上尊重知识和教育的传统，道德上倡导的义利合一、情理合一、仁礼合一，儒家倡导的大同理念，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以及真善美并重的思维方式，通过更新，都可以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内容，有利于经济和科技的健康发展。对儒家文化的评估，不能局限于倡导人格自我完善一条，就这一条说，也要通过变异或更新，吸取其中尊重个人尊严的精神，而不是恢复维护等级差异的修养经。

总之，面向现代和未来，是传统文化更新的立足点，否则，就要走向复古主义的道路。复古是没有前途的。

三 创新是一巨大的文化工程

传统文化的创新.不是喊口号，谈感想，可以解决的，要付出艰苦的努力，长期耕耘，方能见其成效。印度佛教从小乘教到大乘教的转变，宋明儒学的形成和发展，都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而实现的。就此而言，一种学理的更新，是一巨大的文化工程，不是一墩而就的。

我们现在面临传统文化的大转变时期，进入二十一世纪，更为突出。如何实现这一转变，也是值得争议的问题。

关于传统文化和哲学的更新，有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种是引入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概念，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此种倾向，可称之为“中学西释”。中学西释，只是中西文化比较的初步尝试，还不就是传统文化的变异和更新。另一种倾向是，借题发挥，即借用传统的东西，或历史的事迹，谈论现代人生活相关的问题，从中吸取教益。这种古为今用，也不是传统文化的更新，而是以古为鉴。所谓更新，是在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抛弃其中陈腐的东西，引进新概念和新知识，并且加以消化，创建新的理论体系。宋明儒学的更新，就是这样，抛弃了传统儒学中意志的天，从佛老二家中引入新概念，作为养料，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今天处于科学昌明的时代，谈更新，不同于古代，要从现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中引进新概念，新知识，实现传统文化的大转变。也就是说，走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道路.传统的东西，方能获得新的生命力。

更新传统文化，使古老的传统，适合于近代工业化的进程，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家，作过多种努力和尝试。如启蒙思想家谭嗣同，写了《仁学》，引入自由、平等、博爱的概念，解释儒家的仁爱学说，引入西方近代物理中的以太概念，解释传统哲学中的元气论，从而建立了自己的仁学体系。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当代儒学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对传统儒学的阐发。他晚年写了《人性与人心》一书，从近现代的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进化论和历史科学的成果中，引进新概念和新知识，来论证儒家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是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指南。他引入近代平等观念，解释孔孟倡导的五伦说，以互以对方为重，解释“君臣有义，父子有亲”等命题，企图将传统儒学纳入现代文明的轨道。居住在港台的儒家学者，也写了大量著作，探讨儒学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道路。这些例子表明，面临新时代，更新传统文化是海内外中国学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就个人说，要尽毕生的努力;就学派说，要经过长期的探索，不断地积累成果，方能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更新，我想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近年来在大陆学术界经常讨论的“夭人合一”的话题。针对科技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引起的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日增，许多中国学者基于优患意识，倡导“天人合一”这一古老的命题，作为中华文化和思维方式的特色之一，纠正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这种用心是好的，说明中国传统哲学进入二十一世纪，仍有其价值和意义。但是，就“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内涵说，哲学家们对其作过多种解释，其中含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意义。积极的意义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消极的意义是抹煞了人与自然差别，如宋明哲学中心学派的夭人观，强调天人不分，宣扬生机主义。从整体上看“天人合一”这一思维方式，是古代农业社会的产物，人改造自然的意识较为淡薄。这一命题，必须加以更新，对科技思维的发展，方有积极的意义。明末清初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如王夫之和方以智，就做过这种努力，将天人合一引向天人合用，认为人与自然是合中有分，人类应运用自己的智能和德行，控制自然，使自然为人类造福。我们处于科技高度发展的工业化时代，对这一命题更应加以变异，清除其中不利于人改造自然的消极因素，使其中合理的因素发扬光大，并且从当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成果中，引入新概念和新知识，建立一种合乎时代需要的新天人观。天人一本，甚至将董仲舒的“人副天数”都搬出来，加以赞扬，如此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我看，难以应付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原载《江淮论坛》1995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